“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百年文学史著作整理启动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如今，即便是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文学史的人，大多也能讲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这条脉络。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正是因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作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判断，数千年枝蔓纷杂的文学历程才有了如此简明的归纳。

据学者统计，百余年来，海内外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不下400部，像《宋元戏曲考》这样的专史更是多达两三千部。普通读者或许很少有机会接触这些专业著作，但这些文学史著作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大众对文学的理解，进而影响着人们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认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需要一代的文学史。书写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离不开对过往百余年文学史著作的梳理和审视。日前，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文新和他的课题组开始对中国文学通史著作进行系统整理，他们不仅计划大规模整理出版民国时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而且还将翻译出版多部海外发行的中国文学史，并展开相关专题研究及数据库建设。

文学史中有民族情感

“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1904年，中国首部文学史著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开宗明义，在序言中作出了这样的表述。

尽管林传甲所理解的“文学”与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这部京师大学堂的国文讲义奠定了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史的基调：那些被文学史所铭记的作品，绝不仅仅是因为其文辞华美、技巧纯熟，更浸染着使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情感。

“中国文学史选择哪些作家、作品，如何评价这些作家、作品，不只是文学观念问题，而且涉及价值理念的构建、民族精神的培育。像1915年出版的张之纯《中国文学史》，既不是开创之作，又没有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产生太多影响，但这部师范学校新教科书提出了文学史‘足以供学人之研究，而亦一般国民应有之知识’的理念。”陈文新认为，将文学史还原到当时学校教育的背景之中，就能发现其不同寻常的价值。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各种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既存在一些共性，又因为每部文学史的写作都有其特定的学术背景、历史语境，而各具个性。1928年，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提出，白话文学史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主体，汉赋、六朝骈文、唐代的律诗等非白话文学都被一棒子打死了。1935年出版的刘经庵著《中国纯文学史纲》受‘纯文学’概念影响，这部书只注重诗歌、词、曲及小说，而将古文、辞赋等付之阙如。”陈文新介绍，课题组将考察所有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写始末、出版情况，逐一揭示其个性与特色，检讨得失优劣，使之成为重新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借鉴。

全面梳理文学史著作，是近年来学界共同的期盼。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曾参加过多部文学史的编写。在他看来，当下的文学史写作遇到了瓶颈，亟须大的突破。对百余年来文学史的编纂情况进行回顾，将为后人“再出发”指示出一个清晰的方向。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朱万曙将这种回顾比作是战场上对周围地形的观察：只有把周围地形观察清楚了，新的文学史写作才有突围成功的可能；如果是只凭着一种并不靠谱的感觉，突围往往会事倍功半，甚至以失败告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中国的修史传统悠久绵长，但“文学史写作”却是一种舶来品。1882年，正在英国留学的日本学者末松谦澄出版了《中国古文学略史》。此后30年间，日本学者撰写的十余种中国文学史，对清民之际中国学者的文学史写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中国学者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借鉴了日本的这些著作。”课题组成员、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程芸介绍，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开篇即坦言“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1915年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则称“颇掇拾东邦学者之所记”，“目前，国内已翻译出版了多种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作，但对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重视不足，我们希望选择一部分翻译出版。而1912年后，日本还陆续出版了约30种中国文学史著作，也有必要对其中的精彩之作进行译介。”

除了日本，欧美学者也撰写过一些有价值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880年，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在圣彼得堡问世，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部中国文学史。1901年、1902年，英国人翟里思、德国人格鲁贝分别出版了各自的《中国文学史》，皆是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代表。

“不同于后来一些泛泛而谈的文学史教材，这些著作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其学术意义不容小觑。此后，如美国学者伊维德、德国学者施寒微等当代汉学家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在海外有着广泛影响，同样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在陈文新看来，认真审视海外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可以获得新的思考维度，而且可以从中借鉴失败的教训，让今后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少走弯路，“比如，有一部海外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采用编年叙述的体例，但没有兼顾作家、文体、作品等重要内容，一位读者读完了该书的‘唐朝’部分，并不能全面了解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等文学家，也不能指望这部书教给他关于五律、七律、绝句、歌行、古文、骈赋、传奇小说、词等古代文体的系统知识。这种文学史写作，放弃了作家叙述和文体叙述的系统性、完整性，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陈文新表示，在系统整理研究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学史叙述话语，使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更为彰显，这就是课题组的核心目标。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