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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个段子手 也抵不过一个汪曾祺

2020-11-20 22: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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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丹尼尔李 砍柴书院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淡淡翠

最近,汪曾祺上了热搜。

“知书少年果麦麦”读《汪曾祺小说集》,发现汪曾祺在小说里,经常用括号(),进行一番吐槽。

“(不知道是谁定的规矩)”“(他干粮还没吃完哩?)”“(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

“果麦麦”说,汪曾祺就是作家里的内心帝,图书届的bilibili,“真的好爱吐槽一男的”。

微博发出后,立刻引来众多网友热议:

“为什么要一边写,一边吐槽呢?”

“小说界的fleabag”

“哈哈,有点逗哏捧哏的感觉”

……

其实汪曾祺不只是爱吐槽,他身上“毛病”很多,今天我们就来吐槽吐槽汪曾祺,扒扒他的“七宗罪”。

第一罪——吊儿郎当

现在很多人报考大学,都是看学校名气大不大,看专业是否好,看以后找工作是否容易(难得的高瞻远瞩)。

汪曾祺当时申请报考西南联大,考虑的可不是这些。他想的是联大“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

他是冲着“吊儿郎当”去的。

他也确实做到了。“我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

朱自清先生的课,他常逃课。朱老说,“他连我的课都不来上”;

皮名举先生的课,他不爱学。以至于期末考试左抄抄,右抄抄,才蒙混过关。

最让他头疼的莫过于体育和外语了。

体育课是西南联大的必修课。汪曾祺老睡懒觉,不上体育课,也就没了成绩。

他不爱学习外语,总是临时抱佛脚,结果考试的时候睡着了。

汪曾祺怎么就这么爱睡觉呢?

他晚上不睡觉,一只夜猫。

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去图书馆读书,随心所欲,抓到哪本是哪本,看书很杂。

“我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

以至于他和下铺的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

如果老狼看到这里,不知道该如何写《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不是还是那句“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

汪曾祺是幸运的,在开明自由的西南联大求学。如果他在当今这些大学读书,早就被扫地出门了。

大学之大,不应只是面积之大,学费之大,应为包容之大,学术之大。

第二罪——草率婚礼

汪曾祺逃课归逃课,才华却从未落下。

1941年,他的文章《复仇》在“大公报”发表。慢慢的,他成了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西南联大中文系有名的才子。

终有一天,才子遇佳人,施松卿出现了。

施松卿,家境殷实,西南联大“林黛玉”,才貌可见不凡。因自幼居住马来西亚,英文一流,后来成了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

施松卿喜欢吃昆明的胡萝卜。散步时,就会买一把,洗了当水果吃。

听说胡萝卜可以美容,她一面吃,一面看汪曾祺。汪曾祺就笑,说,吃了胡萝卜真的变美了。

才子佳人就这样相爱了,直到1950年,爱情才结成正果,迎来了一场极其“草率的婚礼”。

没有花轿,没有彩车;没有婚纱,没有鲜花;没有彩礼,没有房子;没有亲朋,没有酒席,只有你我。

他们两人商定,这人生的重大节日,它主要属于真诚相爱的两个人,不搞世俗的繁文缛节,不计较物质的铺张。

那一天,他穿着绿军装,她穿着白色的衬衫,早早出了门,拍了结婚照。游故宫,逛北海,吃了两碗面条庆祝结婚。

晚上他们去沈从文家里,告诉沈从文和师母:“我们结婚了……”

有人说,生活有太多的现实,他们太理想化。

生活是现实的,但是现实不应该是欲望累积的现实,而是满足基本物质需要,追求精神富足的现实。

第三罪——怕老婆

或许是因为婚礼办得太草率,又或许是汪曾祺三次被打成右派,施松卿都不离不弃,撑起一个家,汪曾祺颇有内疚,变得“怕老婆”。

前面“果麦麦”说,汪曾祺爱用括号,其实有一处括号,就是汪曾祺被老婆逼着加的。

在小说《陈小手》里,写到妇科男大夫陈小手水平高,别人解决不了的接生问题,凭借他的小手,都能迎刃而解。

汪曾祺写完后,拿给老婆施松卿看。施松卿做过医学报道,看文后说:“你这写得不科学,没听说光靠手,不借助仪器就行的。”

固执汪曾祺向来写稿不改,可是施松卿说的话,他就乖乖地加了括号,里面写上“(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

还有一回,施松卿想写一篇关于遛鸟的文章。

汪曾祺熟悉这事,以前公园遛弯,他就爱和那些遛鸟人瞎聊。

他就乐乐呵呵给施松卿说了很多。施松卿一看,汪曾祺说得眉飞色舞,干脆就让汪曾祺写一篇得了。

汪曾祺一听让他写,说;“唉,你们这稿子算什么呀。”

施松卿一瞪眼,“汪曾祺,你别狂。地无一亩,房无一间,住着我的房子,你还怎么着?”

骂的汪曾祺灰溜溜的走了,过了两三天乖乖交稿。

说好的林黛玉呢?

男人们要以此为鉴,置地买房。

怕老婆不是怕,而是因为我懂,你在我生命里的重要,我愿意这样“卑微”的爱着重要的你。

第四罪——太狂傲

施松卿说汪曾祺狂,不仅是汪不为她写稿,而是汪曾祺真的比较狂。

汪曾祺写完作品,喜欢拿给家人看。

有一次,家人看完文章后,指出这不好,那不好。汪曾祺有点不开心,说:

“咳,咳,你们要对我好一点啊,别老这样,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人。”

小女儿汪朝马上就怼,“老头,就你?别臭美了。”

老头好像有点生气,颠儿颠儿地进了自己小屋。

汪曾祺经常称自己是名家,而非大家。

这看起来好像很谦虚。

汪朗也说,他开始以为这是自谦,后来才发现,汪曾祺除了自己,再并未称呼其他人为名家。

“我父亲其实把这两个标准都定得很高,看似谦虚,实际骨子里还是很要强的”。

汪曾祺看不起杨朔。

汪朝小时候放学回家,背古文,学英语,有时也会开收音机。

有天正好碰上播杨朔的配乐散文,汪曾祺噌一下就窜起来说:“关了关了,配乐散文,一大恶俗!”

还有一回,女儿说起杨朔和刘白羽的散文,汪曾祺一下就来气了,大声说:“中国的散文,一败于杨朔,二败于刘白羽。”

他不喜欢无病呻吟或有意拔高的文章,造作,很不自然。

1991年,汪曾祺最后一次回高邮。有一批文艺骨干拜访他,并拿出文化名人留言簿,让他签名留言。

他看到一知名女作家也有留言,他脱口说道:“什么鸟人!她也配留言?”随后感觉失态,便不再言语。

文人相轻,汪曾祺“看不起”不少人,王蒙、林斤澜都有中枪。

他欣赏的作家,现当代只有几位:鲁迅、沈从文、孙犁。后来他觉得自己和孙犁不相上下,就换成了废名。

他看不起别人,偶有别人也看不起他,可汪曾祺不管这些,在文章里写到: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抖音上有首歌曲《狂浪》,很火,汪曾祺如果健在,一定会踏拍而唱“大摇大摆飘在人海,随着心情放肆嗨,别服输,要爱你就来”。

持才放傲,是很多有才之人的通病,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大多是过过嘴瘾,与人无害。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

第五罪——极度自恋

汪曾祺狂傲除了自信,还有一点就是自恋。

在他的《自述》里,出现很多次“很喜欢我”。

“二伯母从小喜欢我”;

“祖母很喜欢我”;

“父亲很喜欢我”;

“继母很喜欢我”;

仅仅是亲人的喜欢,不足以满足他的自恋需求。

1987年,汪曾祺受聂华苓之邀到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

他给施松卿写信,信中说,“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

他还特意说了一句“当然,我不至晕头转向,我会提醒我自己”。

想来施松卿看到此信,也只是微微一笑:就你,老头?

汪曾祺住在蒲黄榆的时候,家里挂了一张黄永玉制作的,高尔基木刻像,挂了四十年。

搬到福州会馆后,家人原本要继续挂之,汪曾祺嘟囔着说,“也该挂挂我的了吧!”。

于是家人就把那张,在《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一整页的照片,挂了上去。

他得意地笑。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满满的自恋。汪老,矜持,矜持。

汪曾祺自恋是真,有才招人喜欢也是真。但是生活中有些人的自恋,就有点无厘头了。

滤镜PS后的照片,感叹何人如此天生丽质;

一面小镜子,随时随地出现,一睹盛世美颜;

真可谓是:三尺粉底九遍妆,感谢父母生的一副好皮囊。

第六罪——不辅导孩子

汪曾祺是作家,又这么牛气哄哄,没有理由,不把这种才华传授给孩子。

父母是武术家,就培养孩子学功夫;父母是音乐家,就培养孩子学音乐;父母是画家,就培养孩子学习绘画;可他就是不乐意教孩子写作。

汪朗说,老头对他指导很少,也正是因为少,偶尔的一两次,他记得很清楚。

一次是汪朗上了大学。施松卿让汪曾祺给儿子说说写作文,说了好几次,汪曾祺极不乐意。

在施松卿的逼迫下,他拿出《古文观止》,找了一篇《五柳先生传》,给儿子说,结果只说了半天,就再也不教了。

施松卿问:“你这么能写,为什么不教孩子呢?”

“写作这件事情怎么教?都是靠自己,我也没人教过。”

汪曾祺说的也是实话,他小的时候,父亲汪菊生就很少指导他。

汪菊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书画时,就让汪曾祺一边看着,接受熏陶。他对孩子的学习向来关心,却从不强求,更不会每天看着孩子写作业,弄得鸡飞狗跳。

很多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离远点,还能和孩子好好交流;离近了,就想把孩子一顿暴揍。

真可谓是,大国战略小家用,远交近攻各不同。

第七罪——宠溺孩子

娱乐圈里邓超是女儿奴,宠娃狂魔,写作圈里,汪曾祺更是宠娃没原则。

小女儿汪朝在工厂上班,三班倒。她下中班回家已经很晚。

汪曾祺都已经躺下了,他还会起来给女儿做夜宵。

有一回,汪朝不想起床吃饭,汪曾祺说,“要不我给你端床上吃?”

话音刚落,施松卿就火了起来:“在床上吃,像什么样子!”

女孩子大多都有一个天性,喜欢照顾布娃娃,给其穿衣、梳辫……汪曾祺的两个女儿也不例外。

施松卿在家是女王,孩子们从来不敢打她的主意。汪曾祺好说话,理所当然地成了孩子们的“照顾对象”。

“爸,来!”“干嘛呀?”“可以在你脑袋上梳小辫吗?”“行啊!”

汪曾祺答应得特爽快,可没一会,画风突变。

两个小姑娘你一下,我一下,没轻没重地在汪曾祺头上乱揪一通。

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也没遭受此等“虐待”,疼得是龇牙咧嘴,哇哇乱叫。

两个女儿不高兴了,“别乱动!”

不大会儿,女儿的小辫作品出来了,汪曾祺头上扎满了红色绿色的带子。

“好看吗?”“真漂亮,我们妞儿就是能干!”

汪曾祺宠孩子是没原则的,他就像一个孩子,“没大没小”,他和孩子们一起,就是“保持一点童心”,平等相处。

他觉得“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我们一直学习纪伯伦那句,“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我们没做到,汪曾祺做到了。

汪老当年三次被打成“右派”,也未曾怪罪于谁;今天的“七宗罪”数落完,也只是戏谑一番,想来汪老也会原谅我。

汪老逝世二十二年,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或为文字,或为绘画,又或为乐观。

而我喜欢汪老,因为他随心随欲真性情,仿若魏晋嵇康、阮籍之辈,“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他常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即为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纵观汪老的一生,他的那些“罪”,都是在本色出演,做自己,以一个最舒适的姿态,把生活过得有意有趣。

而我们呢?

喜欢玩游戏,想做职业玩家,但最终在亲朋的反对声中放弃;

喜欢录歌曲,想做一个歌者。但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务实,好好挣钱;

过了近30年的单身生活,却在亲人的催促下,仓促选择了婚姻......

我们就这样一次次,放弃兴趣,选择现实;放弃自己,沦为众人。

我们疲于忙碌,机械重复;我们期待英雄,又害怕单枪匹马,面对世界。

其实,生活的精彩,正是因为我们各有不同。

跟着内心走的一生,也许不算多么光辉灿烂,但也未必就比他人的人生更糟糕。

汪老曾画过这样一幅画,只在纸的一角画一丛牡丹,题诗: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坚持所爱,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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