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写日记到底有没有“真心话”？故弄玄虚还是要留下点真实干货

撰文|赵立波

由电影《一步之遥》的台词让我想到了清代日记的一些事情。

台词大体是:“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谁能把心里话写道日记里头，写日记那能叫心里话？下贱！”

由此调侃让写日记的人为之一怔，然而细究起来却似是而非。

影视画面

写日记本来是文人记载大事小情的私下看法，由于属于私人物品，因此大部分都未能公开，但是也有许多日记逐渐被公开后，让许多人揣测这是好名之举，是故意为之，为了遮挡历史真相的一种手段。

然而，用一辈子这种手段可谓辛苦，这些人写日记绝大部分都坚持“日更“，而且许多人坚持了一辈子。

晚清有四大日记：《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龢日记》，四大日记的主人分别是李慈铭、叶昌炽、王闿运和翁同龢，或为大臣，或为名士，其史料价值非常高。

近年来随着其它日记的出版，已经不再单纯只有以上几部了。如《曾国藩日记》、《能静居日记》等等不下几十种，他们互相印证，从另一种角度还原了历史。

曾国藩日记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写日记？写日记的目的是什么？难道真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吗？

如果以这样的阴谋角度去看待古人写日记，显然有很大的偏颇。

日记的起源很早，清代学者俞樾指出，唐朝李翱的《来南录》被公认为现存日记中的最早篇章。

到了宋代，日记繁兴。当时的许多文人学者撰写日记，相沿成风，一些社会上的著名人物往往都有日记流传。南宋学者周煇在《清波杂志》中写道: “ 元祐 诸公皆有日记，……书之惟详。” 又如北宋王安石有巨帙日记，蔡京之子蔡鞗曾拿绢十疋，买到《安石日录》 。南宋陆游、范成大的日记流传尤广，其中陆游《入蜀记》在清代已远播国外，日本且有译注本。

能静居日记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未能广为人知。日记在清朝来说，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是空前的。

以著名的《曾国藩日记》来说，早期写日记是他养成“有恒”的一种修身方法。用日记的形式对自己进行思想上的监督，也就是“慎独”功夫，哪怕自己有一个不好的念头闪过也要通过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也算是一种“心里话”。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二年开始学着写日课，“每日有日课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是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显然日记只是日课的一个内容，所以在家书中，曾国藩对弟弟说:“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

因此写日记成了曾国藩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日记中反省自己“老大徒伤，如败叶满山。”

无独有偶，他的幕僚赵烈文身后也留下《能静居日记》彼此交集在日记中都有佐证。

赵烈文从二十岁开始，就开始记日记，后来因为母丧守孝而中断。从二十七岁开始又恢复了写日记，“异见异闻，所获颇多，愚钝之质，旋得旋失。”此后由于成为曾国藩首席幕僚记录了许多湘军和太平军的诸多详实内幕。并且首次提出清朝在五十年内要土崩瓦解，“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周州无主，人自为政。”以至于让曾国藩听后陷入巨大的焦灼与失望。

赵烈文的日记也是坚持记了一辈子，最终成了晚清重要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包括其他同时代人的日记也大多遵循了善始善终，成为了一生的习惯。这种文人传统一直到民国鲁迅时期，写日记在似乎成了读书门第的一种象征。

比如鲁迅一生也不间断地记了数十年的日记，这一点与他的祖父影响有很大关系，鲁迅的日记用毛笔竖写印有丝栏的毛边纸稿纸上，一九二一年以前用的是每张十八行的“乌丝栏”的稿纸，一九二二年以后用的是每张二十行的“朱丝栏”稿纸，共计二十块五本。他的祖父写日记更是在临终前一天“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还在记日记。”而鲁迅也是这样。他们的日记大部分算作流水账，而他的祖父认为写日记主要作用是“所见所闻，关学问者，关家务者，一一记簿 时时细看，切勿怠堕。凡有作为之官宦，成家立业之士民，无不有日记账簿。平生阅历，逐年事务，及一切用场了如指掌。”因此，从清代的日记到鲁迅先生的日记，都说明了日记是一种传统和习惯，他是有着实用功能的，在没有任何电子产品记录时代的大背景下，日记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尽管里面的日记不一定都是“心里话“，但是却有着大量的干货在里面，从而为发掘历史真相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