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读书会｜郑嘉励：我真的不是段子手 而是严肃的考古故事讲述者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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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嘉励无法面对自己。
这半年，他做了几次线上直播，讲考古，讲墓葬，讲他的工作——“上班等于上坟”。他一贯认真，前几天直播前，特意在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字条，写在宣纸上的字：
他想到了某次，回看自己的讲座视频，吓得关掉了。
“我看不了自己，没法战胜自己，观看自己的视频，绝对需要勇气，看47秒是极限，30多秒，我已经有生理反应了。”
如何面对镜像中的自己，这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
30岁出头那会儿，他还没有成为考古界的“网红”(这个词他不喜欢，这里暂时用一下，等下会细说)，接受过一家电视台的采访。他觉得发挥不错，早早候在电视机前等播出，结果一看，完全是一场灾难。
这个人真的是我吗？他觉得这个人的形象很猥琐，挤眉弄眼，摇头晃脑，声音也不对，“语速疾如炮弾的家伙”，“多么令人生厌啊”，完全看不了自己。
“这个意外的灾难，让我照见了自己。”
但是，听过郑嘉励讲座的人，应该会有共同体会。不管是一席，还是各种考古分享会，新书讲座，他总是能把考古背后的故事和知识点，把冷冰冰的墓葬，讲得有情有味。
但是，朋友们再多的鼓励，他还是不能接受自己。
他把这件事告诉心理学朋友，朋友说，你不敢面对真正的自己，要改变。2015年，他曾发愿要努力接纳影像中的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如今看来，毫无进展。
有次，他陪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邓小南老师考察。回来后，写了一段文字——
邓老师讲课的精彩，在北大是出名的。她有几段讲宋代政治史的授课视频挂在网上，看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
我曾有幸陪同邓老师在金华、丽水考察。我说，＂邓老师，您讲课真好，那些视频精彩极了＂。
邓老师说，＂真的么，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删除网络上的视频吗？我从来就没有勇气看完一次，一个老太太，说话那么急，又絮絮叨叨，哪里像个从容的学者啊＂。
原来如此，一个学界公认的好教师，德高望重的学者，竟然也与我一样的“脆弱”，无法从容面对“镜像中的自己”。这个故事，令人鼓舞。我应该更加自信，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7月25日，本周六下午2点半，晓风书屋·中国丝绸博物馆店，郑嘉励终于不用鼓足勇气面对自己了。
这场【钱报读书会】，不在云端，回到线下，回到现场，“真人”郑嘉励带着他的新书《考古者说》来了。
除了读书，他还要和国丝女科学家周旸带着我们一起“读墓”——浙江古墓葬考古漫谈，以考古工作者特有的“亲临历史第一现场”的视角，从义乌桥头的“浙江第一墓”讲起，历经新石器、商周、汉唐、宋元，直至明清时期温州椅子坟，勾勒出8000年来浙江墓葬的演变概况及其背后的人类观念世界和历史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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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有个年轻的朋友跟他聊天，说起工作没有意义，找不到个人的价值，很迷茫。
郑嘉励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戴敦邦的《红楼梦》画稿。那些天，翻着翻着——何为意义，他有自己的答案。
人活着，只要是一个清醒的人，自省的人，这一辈子都在跟意义搏斗——如何寻找自己。
戴敦邦画《红楼梦》的人物稿，遇到抓不住形象的时候，会急着拿脑袋撞墙。画得不满意，会反复修改。他在画稿旁写，林如海的官帽要不要去掉，是不是披头散发更好，他反复琢磨。最有趣的是，他画了一个好稿子之后，必须把这个稿子藏在枕头底下，生怕丢了——在那个时候，其实他的作品是没有读者的，完全是对自己的死抠，完全就跟自己杠上了，改好改坏，其实并没有标准。
如何在自己的事业里找到意义？
做记者，写散文，做规划，做考古，每个行当都不一样。可以应付，当然，也有人把它当做事业——其实自己并不知道好坏，只是和自己搏斗，调动所有的热情，做到自己以为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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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嘉励和这本新书就是这样。
《考古者说》是《考古的另一面》2.0版，删了近40篇文章，删去了原本大量游离于考古和文保的文字，从“边上”回到了考古工作的中央。
有些墓葬类的文章留了下来——留下来，因为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写不了这些文字了。
“那时候的感觉空灵，我现在空灵不起来了，会写的很实，1000字我至少会写成5000字，往深处去钻。但当年其实是有价值的，我就留下来了，但经过重新组团，成为寻墓、语石、读城、格物，四部分。”
考古发掘的古代遗迹或遗物，大部分就是古人的日常生活，讲起来包罗万象，其实就包括这四类：墓葬、遗址（村落、城市）、地面上的手工业遗存——浙江主要是瓷窑址、矿业遗址，以及地面留下的摩崖碑刻，最大量的还有乡土文物。
而2015年之前，郑嘉励还没有做城市考古，这次新增了这部分内容，如《浙江城市考古漫谈》、《嘉兴子城》 等。
为了让文本看起来丰富多元，郑嘉励经过反复锤炼，每个段落，甚至每一句话，都有具体的信息，和足够的趣味。
为了让读者在集中阅读时不会因为千篇一律感到腻味，他连情绪都照顾到了，沉重的，活泼的，而不是单一的，让整本书耐读。
这是郑嘉励对自己的死抠，读者未必会明白他的用心良苦。
“读者对这本书的反映好坏，并不操之在我，而如何把这件事做好，是操之在我的。要在自己能够把控的地方，竭尽所能，在自己无法把控的地方，顺其自然。”
做一个纯文本，书里不要有一朵花。
他跟缪哲聊过这件事，“他也是一个绝对的文字中心主义者，任何严肃的东西，只有文字才能表达，视频也不行。”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最希望读者说我的文字不错，除了文字本身，其他一切附加的身份都没有意义。像我这样的‘文字强迫症患者’‘文字中心主义者’，真是把大量的精力都消耗在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上了。然而，大家似乎都看不到，可能更关心盗墓或鉴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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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会失去一部分读者，但郑嘉励觉得，自己这些年在“分寸感”上，做得比以前好，这才是他最为看重的。
分寸感，有三个层面。
一是文章本身，也是最低要求——对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的评判。
比如讲到葛洪，金华人，南宋宰相，但他没有子孙。当地有传说，一个人当官当得太大，会把子孙的福报都耗尽了，这就是古人惜福的说法，年轻的时候太快活了，老了要吃苦头——郑嘉励的文章里，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讲述，信息量很大，不枯燥，带着一定的趣味和思考。
最难的还是平衡——科学和人文的平衡，学术和生活的平衡。
《金华四记》里，他调查金华子城，内容听起来相当学术，但他的切入，是自己骑自行车调查——
我骑自行车，绕行子城一周，手机上的实测距离在1393米左右，远不足“四里”之数；我也曾绕行外城一周，手机上的距离，周长似乎又超过了文献记载的“十里”之数。总之，类似的数据出入，在考古调查中，会时刻遇到，就算一座桥的长度，一个城门的宽度，也很少有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的。
何为学术和生活的平衡，这是典型范例。
宁波东钱湖畔，南宋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尚有许多散落于荒郊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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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说，历史学家的美德，是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那么，考古学家的美德是什么？我问。
郑嘉励这样说——
相对文史学科，考古不是一个大门类。史学在中国学术体系里已经很成熟。很多学者写文章，擅长从文本中生发出文本，从话语中生发出话语。李白、司马迁留下了不朽的文本，后代学者研究他们的文本，不断生发新的文本，多数如此。再比如，有很多鲁迅的研究专家，远远超过了鲁迅文本本身，这就是从文本里产生文本——无非是视野不同，思考的基础，本质上来自于前人的思考和话语，不断生发。
我觉得考古最好的美德，就是扎根于田野，从常人的经验出发，去思考古人的知识问题。我们不是从书本出发，去生产新知识、新趣味，这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应该坚守并追求的美德。
比如，我们研究宋人的摩崖碑刻，如果历史学家从文本出发，会怎么说？
北宋熙宁六年（1073）八月，沈括来到丽水的南明山，为什么来呢，因为王安石变法，他跑到浙南来检查水利工程。一通游览以后，印象深刻，又去了雁荡山，在龙鼻洞前留下“沈括”题名——这是从文本里生发文本，从摩崖的文本，结合宋史的文本。
考古人郑嘉励是怎么想的？
沈括到南明山考察，觉得风景太好了，必须要留下“到此一游”，那得请一个石匠来刻，他不可能自己拿个凿子去凿，一定会请当地的石匠，通过什么样的工艺，把字刻上去。那么，石匠在这里刻字，沈括不可能在旁边围观，肯定又往温州去了。那么，石匠在刻字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把沈括的字迹变形了？沈括付给他多少钱……
有趣吧。
这些，都是从普通人的常识和经验问题出发，去思考古人的知识问题——沈括走了后，明代人又到南明山游览，发现显眼的地方都被人家刻过了，他就把沈括的名字磨掉，自己再凿。这样就形成了考古学家说的专业术语“叠压打破”关系，覆在底下的是年代早的，上面的是晚的——
这样的角度，是考古学家才有的趣味。
再说宋墓，郑嘉励着力最深的领域。
夫妻合葬墓，男左女右。如果三个人，怎么排呢？浙江三代人族葬的墓地为什么这么少？因为他们迷信风水，每个人都想去占一个好山头，追求一个独立的墓地。所以，朱熹的子孙清明节上坟苦啊，一家人的墓离得这么远，没有半个月哪里跑得完。
如此荡开去，郑嘉励洞开了一片天地——朱熹和吕祖谦同为思想家，却对风水、生死的态度完全不同，这对丧葬习俗的研究，对礼俗的研究，对家族墓地形态的研究，都有价值，
这样的田野角度，也只有考古工作者才有，独一无二。
在半山腰发掘古窑址，山顶正在建造新坟。
“我们对摩崖碑刻的研究，如果不用这样的角度，那一定研究不过清代人，阮元已经把这些东西都摸过一遍了。读古文，我们也读不过阮元。在文本的阐发上，做不过罗新，那我们考古人怎么办？”
再举一个西泠印社镇社之宝《汉三老碑》的例子。
《汉三老碑》很有名，是东汉初的墓碑，但是，它是从哪里来的？很多人说，出于余姚和慈溪两县交界的客星山，山脚，或者山巅。那里，正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严子陵的故居——客星里。
但郑嘉励去现场一走，发现那边不可能有墓——
据我在浙东地区的考古经验，东汉墓葬多分布于山麓或半山腰，山巅不会有墓，山脚平地处也少有。东汉墓葬多数成群分布，只要发现一座，周边通常还有同期墓葬，然而就我在客星山所见，不仅地形地貌不宜建墓，地表也不见汉六朝墓砖等遗物，当时就对《汉三老碑》的出土地点心存疑问。
唯有从田野出发，从常人的经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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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新书的头一篇，回到开头：《上班就是上坟》。
这句话红了快5年，已经成为这位考古学家的人设标签了——这次直接印在了新书封面上。
郑嘉励不是段子手（虽有潜质），这句话的内涵是相当严肃的。他当年调查吕祖谦墓，那片山有90多座墓葬，今天找吕祖谦墓，明天找他曾祖父的墓，再找他儿子、孙子的，今天不是在这个坟头，就是在那个坟头，于是有了这句自嘲。
《读库》老六发现了如此独特的文本，又在海量的文字中发现了这句话，发在了《读库1602》上。
“所谓标签，这些都由不得自己。我不会炒作。比如，我难道不知道《清平乐》很红吗，我完全可以去写明招山，吕祖谦的六世祖就是吕夷简，他就是狸猫换太子的主角，但我不会去写。”
“为什么我不十分喜欢‘上班就是上坟’的段子，为什么我拒绝网红等一切标签，为什么《考古者说》坚决不用任何插图。其实，我只是希望自己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或纯粹的写作者被人接纳，而不是其他附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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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这6件事，我请郑嘉励为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读者开了一份书单——
今年上半年，我读过的四种印象较深的新书：
1、江弱水《十三行小字中央》——喜欢江弱水的文字以及他对文章的态度。
2、刀尔登《鸢回头》——写杂文的严肃思想者，本来就不多，王小波以后，大概就数到刀尔登了。
3、刘未《鸡冠壶：历史考古札记》——围绕汉唐宋元墓葬、城市、器物的考古札记，在当今绝响已久的无功利的学术写作。
4、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由崔颢、李白的两首耳熟能详的小诗，写成一部书的规模。在“题无剩义”的领域，只有别出蹊径，提出新视角、新问题，才能让读者有启发。该书关于“物质化”名胜与“文本化”名胜的讨论，对我关注的浙江摩崖石刻的调查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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