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乱学上北大——读破寒窗 一生心安

题记：《武陵春·戊戌中秋》

落魄江湖又数载，

总欲越围城。

无奈盘桓秉夜灯，

处处防渊坑。

读破寒窗羞夙愿，

守隘作飘蓬。

俗世炊烟渐老翁，

徒有残年增？

（2018.9.23）

这个题记虽然很像李清照那样凄凄惨惨戚戚，无法像苏子瞻那样强欢作乐，但总还有一种力量，能够坚持苦撑，那就是再孤单也有影子陪伴的寒窗青灯苦读！

人过四十，已经开始进入回忆的年纪！在这个人生的历史节点，如果无法逆袭，那就只有读书度余生！不管是四十不惑还是四十仍惑，几乎所有人总会时不时地想象一切是否能够重来！然而一切都是虚妄，一切的希望都是那么骗人！只有读书才是可逆的不断的厚积薄发！于是不免暗自庆幸起来，我这大半生的经验教训总是可以拿到台面上，让大家批评指教，跟大家分享一二！

“赶时髦”的学习

我读过的书，其实有印象的并不多。小时候家里没有书，只有村里熟人和邻居家的连环画，当时主要就是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唐演义、说呼全传，还有就是赵匡胤的传奇故事《飞龙全传》，当然还有杨家将系列。这些书也没有全套看过，因为农村藏书很难完整，加上破四旧和文革的摧残，书在那时候还是奢侈品。也许有完整的，但可能在出租户那边，我们只能路过瞥一眼，永远错过了。

书非借不能读！家中十个兄弟姐妹，使得我们几乎没有零钱去买书，只有不断地向邻居小孩借阅、同阅甚至是偷窥。我们当时的赶时髦就是看连环画，因为学前没有人指导，认字并不多，只能看图片了解大概意思。小时候就是在不断的借阅中、不断的聆听中和不断的接触中，增长一点见识或者知识。这些连环画加上节假日经常上演的布袋戏、地方剧，大概就能把整个情节完善起来，于是便形成了最初的英雄情结，也几乎影响了自己后来的道路。这似乎也印证了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时时处处都有我们学习的内容、对象。

最有印象的还是呼延庆。他孤身奔赴肉丘坟拜祭祖宗，哭声震天地感日月，纸钱火光亮连环，爆竹烟花冲天吼，惊坏官民与金銮，幸好遇到好人相救，后来为整个家族报仇雪恨。我父亲也颇有呼延庆气概，曾经在破四旧时期只身回家杀猪拜祭爷爷。

最佩服的是薛刚。因奸人陷害全家被满门抄斩，他不肯屈服，设法逃跑，三祭铁丘坟，独自逃到西凉，搬来大军，终于起兵反唐，辅佐庐陵王李显，讨伐武则天，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正可谓“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最可悲的就是杨七郎。这本家老兄，先是英雄豪气争夺帅印，失手打死太师潘仁美儿子潘豹，后来却因为好酒常醉而被潘仁美残杀。

最可恶的是赵匡胤。这小子发迹前倒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而且能够跟刘备一样广交豪杰，甚至帮过流浪中的柴荣，但最后却成为窃国大盗，当然后来也是报应，江山被弟弟窃取，子女个个早亡，幸好赵构没有子女又把江山还给了他的嫡系子孙，可惜也是好景不长。

最好奇的是朱元璋。这个乞丐加和尚，原名朱重八，竟然因为参加起义军，最终当上了皇帝。但就是这样一个穷鬼，发迹后竟然大肆杀戮，几乎所有能臣良将都被毁灭，搞得整个国家不得安宁，结果还是出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叔叔夺取侄儿皇位的惨烈战争。真是“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

上述小人书（连环画）和杂书，可以说是我的学前教育。

“旁门左道”的学习

我其实是一个很贪玩的小孩，但我比较擅长模仿和创新，而且我玩什么东西都玩得比较专注和精通。比如，打扑克我是在放牛的时候看别人打，我马上就会了，马上就可以成为三缺一时的最佳人选。到现在，周末节假日有空，我还经常跟一些朋友打打牌。我一直认为打牌是我们经济学最基本的博弈论，博弈充斥于各种人事与关系之中。比如，玩铁片。当时农村有一种小零食，就是爆米花加各种图形的铁片包在软纸里，大概一两分钱一个。我是很难有零钱买这些的，但是我有一次捡到了好几个，然后通过一定的方法赢一些，最后赚得越来越多，于是我很容易就会从一数到几百了，可以说真是比现在的小孩早熟多了。通过打扑克和玩铁片，我比较早地充分掌握了数学加减法。

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接触大自然。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背着我到田地里，然后我就在她的视线范围里自己玩或者与其他小孩耍。后来我自己会回家了，父母也放心让我们自己游玩了，我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放牛、玩弹弓和抓鱼。放牛就是和伙伴们将牛赶到河边或者山上，然后就开始打牌，饭点的时候就一起做饭，一起胡侃。玩弹弓是带着一帮发小，到田地里或山上去射鸟，甚至田鼠和蛇。通过弹弓射鸟，认识了很多鸟类，特别是麻雀、喜鹊、燕子、翠鸟、鸽子、斑鸠、白鹭，有时候还调皮地爬上树掏鸟窝。有好几次还是一石双鸟，因为小鸟老是喜欢挤在一起。有次还有三只小鸟站在一起，我从侧面射过去，三只可怜的小鸟都哀哀叫掉在地上了。物资短缺时代，我经常这样出门打猎，总是不会空手而归，每次都会得到家人的赞许。当时村里也没有环保主义者，自己也没有一点爱护小动物的意识。至于抓鱼，白天的时候就拿着畚箕往水沟或者田埂豁口一放，拿起来就有活蹦乱跳的小鱼，特别是鲫鱼。当然有时候也到河里钓鱼，或者跟着大人去河里电鱼或者炸鱼。最有趣的还是晚上和哥哥们拿着柴火点着放在铁丝篮上，然后到田里或山沟里抓泥鳅、鳝鱼。小时候就是这样不顾风和雨，不断地在大自然里面游逛和折腾。也许，这些人生最早的阅历，接触大自然的那种无忧无虑，现在的小孩都无法体验了。大自然和实践是最好的学校。记得牛顿小时候也是在这种乡村田园中完美地度过，当伦敦大瘟疫的时候，他从牛津大学回到村里，再次在大自然的熏陶下，系统梳理了所学知识，撰写了洋洋洒洒数万字的读书笔记《杂录》，基本完成了一生的理论积累，创立了微积分，碰到了那个苹果，探索了光的奥秘。

玩弹弓起初都是到树林中找开叉的树干，然后砍下来修整。后来，我竟然自己发明了用竹片雕刻的方法，又好看而且可以卖给同学2毛钱。我就这样一直玩到六岁，家里让我去上学，我就说还想玩，让家里人直接给我报高年级，可是家里还是给我报读低年级。

“被动接受”的学习

无论如何，我开始进入学校了，那里有老师也有同学。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就是填鸭式的灌输。但是，我的记忆中，198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还是非常轻松。因为，当时大家似乎很认命，能够考出去就继续深造，不能就种田或者打工，或者子承父业，例如做木匠、铁匠、泥水匠等等。每个人遵守规则，然后安心于每个空间，使得一切都非常和谐。

记忆中，父亲似乎很忙，总是不在家，经常去帮忙朋友做点事，不大关心我们的学习，似乎很放心我们的学习。他有一个很简单的思路就是保证每个儿子都高中毕业，能考上大学就读大学，不能考上就出来赚钱。当然，既然开始学习了，我也不好意思给父母丢脸。当时很简单的对付方法，就是先完成作业再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约定俗成的软约束，现在的小孩都无法实行。一方面可能是诱惑太多，有电视，有手机，有游戏，有动画片，另一方面是大部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隔代宠爱，于是小夫妻们便失去了对于小孩教育的自主和控制。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中出现了6个核心，搞得小孩无所适从，或者可以操控这6个不同的核心，于是一个家庭便开始围绕小孩进行长期的斗争，然后吵架、翻脸、打架、撕裂、离异。

言归正传！现在回忆起来，我从没有感觉那时候老师的教育是灌输，因为我觉得课本知识和老师的讲解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写字、画画、朗读、算术、地理、自然，我都听得如痴如醉。人生第一次期末考，我都不敢去领成绩单。后来大哥帮我去拿了，竟然语文和数学都一百分，全班第一名。这个第一名，得到老师和家人的一致表扬，我开始尝到读书好的甜头，于是便开始认真读书上学了。可见，表扬和鼓励对一个心灵仍然十分脆弱的小孩来说有多么重要啊，有时候就是那一个期待的眼神、那一句温暖的话语，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兴趣迫使”的学习

对于数学的兴趣，应该是因为我很小就懂得算到一两百甚至好几百，所以对数字很敏感，直到现在写经济学文章，我都十分重视数据。当然对于数学能够一直保持学习兴致的是数学老师的一次无心插柳的赞扬。初一年举行书法比赛，我写隶书获得了一等奖。没有想到，数学老师竟然很关注，在数学课上表扬我，并说我未来肯定是个书法家。从此，我更加喜欢数学了，也增加了书法爱好，经常练练字，增加手臂的力量，作为锻炼身体和修身养性的一种捷径。时至今日，我发微信朋友圈的一大部分就是各种书法作品！对于书法，我最喜爱的就是魏碑，隶书就只有喜欢张迁碑，楷书就是颜真卿和柳宗元，草书就是张旭和怀素，行书就是王羲之和王铎。苏黄米蔡，还有赵孟，我觉得很遗憾无法喜欢上。苏东坡和黄庭坚两人的书法，其实他们自己都互相揶揄过了。苏轼说黄庭坚的书法如“死蛇挂树”,遭回怼“石压蛤蟆”，这种互喷互怼非常形象，也本身确实道出了其中缺憾。苏东坡的书法偏向左歪，作字比较尖刻；黄庭坚的书法，线条似乎断断续续，不够顺滑成熟。赵孟的书法就是失之于矮胖，如果瘦长些就好了！米芾则反过来，太过瘦长！如果米芾能与赵松雪克服各自的缺点，再加上怀素的灵气，那中国的书法就更加通透完美了！只可惜，现在厕身政府，没有巨大的办公室可以糅合集成王羲之、米芾、怀素、赵孟、王铎等书法进行实践，北京蜗居也十分局促，难以摆下长条大桌以供挥洒。不然，真的可以如老师之愿，成为一个道地的书法家了！

从数学谈到书法，最终还是落到语文的学习。记得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老师经常来家访，后来还跟我老爹成为好朋友，经常粗茶淡饭还喝点家酿米酒，我弟弟后来也是他的学生。可惜老师十分不幸，有次乘车到县城办事，途中不知何原因翻车了，从此山河两隔。三到五年级的语文老师，经过文化大革命，而且还是红卫兵，全国到处串联，他说当时真是一种舒服享受，只要拿出红卫兵证件，全国都能免费接待。他还因此去过全国很多地方，上课的时候经常讲一些有趣的见闻。他也经常看报纸，经常把报纸上的消息分享给我们。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考了第一名，他竟然奖励我一副象棋，从此我作业做完了就有一个新活动，那就是和邻居或者兄弟下象棋。还有一次，老师布置作文写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就写了我带着小伙伴们上山用弹弓射鸟的“光荣”事迹。当他在课堂朗读范文念到“小鸟哎哦一声从树上掉了下来”的时候，全班都笑了，我自己也笑了。大家从此开始喜欢跟我玩弹弓，有几个同学还购买我的竹制弹弓。当时老师的朗读，似乎帮我插播广告了！这是我一直喜欢语文的最初征兆吧？初一年班主任杨传福是语文老师，记得他也是刚毕业不久，很有才很有激情，经常教我们唱歌，因为他很擅长唱谱。对于我们这些乡下来的孩子，以前只会鹦鹉学舌地唱歌，在老师的指导下慢慢看懂五线谱，一些同学还因此学会了吹口琴和笛子等乐器。最有印象的是，杨老师有一次布置作文写自己的亲人，我回忆了母亲的二三事还有别人的评价，老师在课堂上作为范文念给大家听，我当时强抑制着哭声和泪水，只能任头脑嗡嗡作响。这是我人生第二次范文，让我懂得了为文做事应该真情实感。初二年因为班主任调走了，曾金香老师接任，我当了语文课代表。初三毕业考的时候作文题目是写一件班级发生的事情，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的，似乎神经很敏感。班主任在毕业考前开一次班会选年度三好生，说某某人和某某人就不用选了，其他再选两个。我当时就很发恧，凭什么他们两个人不用选，而我们其他人需要大家投票？于是在毕业考要求写班级往事的时候，我便下笔一气呵成《被民主遗忘的角落》。也不知道，当时我竟然如此愤青，竟然如此鲁莽。结果判卷的其他班的老师便毫不客气地给我批上零分，并且把卷子给班主任看。班主任很是生气，语文老师便代我向班主任解释，几近于求情了。我也不知道当时双方似乎都反应过度了，我当时确实是写班级的真实故事，但是我也没有指名道姓，怎么就成了零分英雄了呢？难道一个班级一个小地方不应该发扬民主，不应该追求公平么？此后发生了另一个奇葩的事情，整个年级几乎都知道我了，竟然时不时跑到我们班的窗户下偷偷看我。特别是当年电影《焦裕禄》发行，全市举行了影评比较赛，我竟然得了一等奖！结果我更出名了，一会儿是毕业考作文零分英雄，一会儿变成了金奖得主！更多的人来我们班级看我，我更是成为毕业生的谈资了。记得我当时的题目是《社会脊梁》，描写焦裕禄带领大家全面调研，发扬最广泛的参与民主，终于获得了治沙的方法，于是不管身体、天气、环境如何恶劣，硬是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泡桐树林，终于使兰考河清海晏，但他却因病溘然长逝。我旗帜鲜明地指出，焦裕禄是社会的脊梁，只要我们培养更多的焦裕禄式的干部和脊梁，中国将不仅造出一片片绿色森林，而且将永远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老师当时非常干净利落地将题目删除了“社会”两字，于是一篇更加具有冲击力的影评便永远地定格在《脊梁》这个滚烫火热的词语上了。感谢曾老师的爱护，感谢曾老师的绝妙删减！

学习语言，我有一个很土的好办法。就是在学习每个生字词的时候，我总是注意举一反三，也就是要清楚这个生字还能跟哪些字构成词，这个词怎么造句，也就是说得弄清楚这个字、这个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后来学习英语的时候，我也是依样画葫芦，因而我总是能够很快地熟练掌握每个生字词，因而语感总是比较好。我甚至还教会了姐姐如何查字典，后来我姐去大城市打工也总是带着新华字典，很快掌握了基本的普通话。初中我当上了语文科代表，参加了《绿地》文学社，作文和书法屡屡得奖，，高三省统考的时候，语文还是第一名，可是高考就歇菜了。不过我后来竟然考上了中文系研究生。

“主动刻苦”的学习

如果说上述的学习还是一种被动的话，看电视和初中的晨读暮颂甚至夜研，则是开启了我自主积极的学习阶段。还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和弟弟形成了一个较好的习惯，也就是放学后马上做完作业再走路到一公里外的熟人家里看电视，每学期放假也是先做完作业才开始到处游玩。1980年代看电视绝对是一个增强知识的很好手段，因为很多人还是无法接触到电视。我们邻居因为植树造林很成功，县里奖励他一台黑白电视机，于是这个电视机变成了全村晚上集体学习的伟大工具。通过看电视，一是很快学会了电视主题曲还有很多广告语，二是学会讲故事。当时的电视剧，就是《霍元甲》《陈真》《西游记》《再向虎山行》《八仙过海》《射雕英雄传》等等。记得那时候一个人走路和在家的时候，经常哼唱《万里长城永不倒》《大号是中华》《再向虎山行》《世间始终你好》《铁血丹心》《星星知我心》《敢问路在何方》等影视剧歌曲，还有至今仍然韵味十足的《我的中国心》《在希望的田野上》《妈妈的吻》《爱拼才会赢》《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天会更好》等流行歌曲。获取知识的途径还有农闲时期和逢年过节时候全村集资请戏团表演芗剧，印象深刻的就是《山伯英台》《陈三五娘》《狸猫换太子》《白蛇传》《孟丽君》《杀猪状元》《穆桂英挂帅》《安安寻母》，后来邻居家买了电唱机也经常播放这些曲目，古人是凿壁偷光我可是隔墙畅听。还有农忙或丰收时节经常连播一周甚至半个月的木偶戏或布袋戏，因为大家白天辛苦劳作，晚上就聚在一起看戏休闲。当然，作为农民的儿子，上山砍柴、下田插秧、收割水稻、种砍甘蔗、种果种菜、培育菌菇等农活，也学到了很多。经典剧目有《薛刚反唐》《呼延庆》《武松打虎》等通俗易懂的老传说。其中，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是《乞丐与状元》。本是状元命的文凤由于备受宠爱，加上自己不争气，结果沦落为乞丐。而原本被视为乞丐命，且被舅舅规劝不要连累老师的文龙，通过不断努力抗争，终于考上状元。受到这个精彩故事的影响，我不管任何时候都十分乐观，总是梦想着能够咸鱼翻身，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要争第一。

总体而言，小学我确实读得很轻松，而且糊里糊涂就考上了县一中。就读县一中，四哥刚考上福州大学，经常来信警告我说县一中的学生都是每个村的拔尖学生，绝不能掉以轻心。于是我经常起早贪黑地努力背书。晚上初一年级是上两节课就可以回去休息，我就到高三年级的教室跟他们一起学习，早上还早起做早操，然后开始念书再去食堂早餐，养成这样的习惯后，我第一次中学期中考就考进了全年级前十名，全班第一名。所以整个初中时代就是这样度过，中考成绩当仁不让地进入全县前几名。

在这里必须着重提起的是，初二年的时候，三哥从部队退伍，带回来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和逻辑学的书。通过阅读逻辑学，我懂得了概念、内涵、外延等界定，还有子集、交集、并列等关系，这也许是我数学比较好和语文、英语一直比较不错的缘故。现在工作讲话、写材料、草文件、看问题，我都一直坚持经济逻辑，尊重常识和规律。

高中的时候我物理学得很吃力，当时总是搞不懂什么是理想状态下，总是搞不懂何时用什么公式，不过我化学倒是不错，而且是化学课代表，我们家族人太多，我想学医为大家分忧，于是分科的时候我便选择了理工科。但是我的物理成绩还是没有长进，当时确实没有找到原因，只是害怕高考失败，于是在高二结束后，我只好学鲁迅毅然决然“弃医从文”了！转学文科，一是是因为理科对我这种愚钝之人，确实是一种折磨，虽然我经过努力还能保持中上水平。另一方面，一向好胜而且好面子的我，不得不寻找自己的优势，果断找年段长和文科班主任。当然，我在高三文科班学习成绩总体上是没有辜负大家期望，因为语数外成绩都是数一数二，所以平时成绩总能名列前茅，但高考我还是莫名其妙地失手了。最近山东、江苏等地的高考舞弊案层出不穷，很多同学和熟人都在朋友圈问我当年是否被顶替了！我说如果我是被顶替者，说明那届苍天不行，说明全国各地皆然，说明当时中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已经烂透了。历史上科举腐败案并非坏事，因为似乎并没有出现这种几十年以后才被挖掘和惩处的，而是大都在出现苗头性、倾向性和潜在性问题的时候，就被严格处理并请重新收买人心，致使天下士子更加崇拜和沉迷科举道路。此次多地高考舞弊案不断浮出水面，山东教育部门的傲慢以及相关部门轻描淡写的处置，实在让人寒心碎裂、恶心作呕、椎心泣血。马克思主义历来相信辩证法，也历来践行辩证法，但是山东方面并没有以此为戒，非常时期没有用重典，没有为其他省市区做好示范。山东人大常委会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将高考舞弊纳入反人类反社会罪或者颠覆国家罪来处以极刑，让所有参与者永不翻身而且终生被监控羞辱，从而为各地清除历年高考舞弊行为做好判例，最终为全国人大立法奠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让全世界从此更加相信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华民族，让全中国人更加相信高考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可靠性，让高考成为为国抡才的最佳路径、个人改变命运的基本捷径、民族复兴的基础支撑。

似乎有点跑题了，还是继续回顾我的书山攀登之路吧！也许是高考失败，让我饱尝了求学之苦，也让我一直想通过考研考博来证明自己。我高考虽然失败，但分数并不是太低，只是志愿仅仅填报了北大、厦大、贸大三个学校，这三个学校没有录取我便去补习了，结果我补习十天竟然发生了生命中的九一八事变！那年的9月18日，老师突然通知我被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录取了，我当即和在县城工作的四哥到教育局招生办写了免予录取申请，因为我根本没有报考这个学校，我的成绩远远超过这个学校分数线。同去教育局声明不接受录取的同学，继续补习后进入了厦门大学。然而，录取通知书已经到达病重的父亲手中，父亲只是说还是先去读了，毕竟是个大学，毕业有统销户口能够跳出农门，于是我便暂时压制自己的北大梦，阴差阳错地进入了电大学习。

整个中学，我已经开始了主动的知识探索，能够有意识地看一些课外书，特别是到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毅然决然转学文科，也是一种更加自觉的主动决定。当然似乎也有鲁迅那样的感觉，中国最需要的还是启蒙与反思！什么高新科技，都是历史的暂时器物，因为可能一时是高新科技，过几年可能就被扔进历史垃圾堆！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最关键的还是基础制度建设。也许是冥冥中觉得制度重于技术，于是便开始了更加穷经皓首的书海泛舟了！

“权宜之计”的学习

高考成绩难以如愿后，又得知父亲重病缠身，突然洞彻了祸不单行的含义。兄弟姐妹们凑足了三万块，可是父亲知道自己不行了，坚决不去手术，要将钱存起来，留给我补习和供弟弟学习。后来，国家突然扩招，因为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诺在1997年达到“两基”要求。两基就是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中学老师基本实现大专化。当时的很多中学老师没有文凭，或者只有中专文凭。因此，那年全国扩大招收教师名额，让很多本来不是师范类的学校也设立师资班，然后就拼命录取那些类似我没有报考师范类院校的学生。我的分数比福建电大当年的录取线高70多分，可是父亲看到我能够获得公职有个统销户口，便坚持让我去就读了。我只好办退了补习手续，带着一本英语词典和两千元到福州开始读大学了。那时候经常感叹的就是一句古诗“当年不肯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福建电大本是一个夜校，孤零零两三栋楼，面积比中学母校还小。所以刚去的时候，我是天天骂电大。后来我还说过一句名言“母校就是被学生天天骂又不得不魂牵梦绕的地方”，也许就是因为电大的狭小与低矮，使得我不断地想走出去。似乎有鲁迅那种样子，在铁屋中呐喊，肩起世界的黑暗之门，让光明照亮大家，照亮世界。电大的课程对我来说相对简单，加上我们毕业必须回去教书，当时“六十分万岁，六十一分浪费”的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加上父亲在我大学第一学期放假回去的路途中溘然长逝，没有等我回去见上最后一面，幸好赶上送葬出殡的队伍，在坟前拜祭的时候那些香支竟然起火燃烧起来，大家都说那是我爸高兴，因为看到子女都回来了。转过年后，失魂落魄的我跟一个同学偶然在福州街头上加入了衬衫传销队伍，可以说我是中国第一批传销人员。当时只是觉得衬衫质量很好，如果能卖出去和发展下线，自己就能够一夜暴富并且建立销售金字塔，也就相当于打造了生生不息的摇钱树了。可惜坚持了半年，没有把衣服推销出去，也没有发展几个会员，还向女同学和四哥的师弟各自借了两百元，于是痛定思痛开始决定还是努力寻找书中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了。当然那些好衬衫只能自己穿在形容枯槁的身上了，也好强增几分精神更好地努力前行。电大的课程相对简单，我就积极备考大学英语四级，没有想到一次成功，并且在第一学年的综合英语考试获得破纪录的99分。这也使得我顿悟学习要想得高分就得居高临下，因为我当时是拿托福、GRE的教材来准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何况电大英语考试呢？过完四级我又趁热打铁过了英语六级，成为电大有史以来第一个过英语六级的学生，因此被评为优秀毕业生，不用下乡并回到了母校华安一中教书。

应该说，我做事情还是能够静下心来，并且能够做好每一件事。教书的时候，我没事的时候就到教室跟学生一起自习，准备考研究生。因为我是大学外语系毕业的，据说考研英语很难，旁边同事很多就是因为英语不达标，结果考研失败才回来教书。于是我便做了一个简单的决定，那就是跨专业考研究生。因为英语我不用太多准备，只需专注备考专业课。而最后选择长线专业和基础专业，那就是中文系。因为中文系就是万金油，每个单位都需要有人写材料，甚至可以去当无冕之王的记者，再不行可以当自由职业者专门写作或者当编剧，当然那时候我似乎有一个比较崇高的理想“向国内翻译介绍国外先进理论和优秀作品，向国外宣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最新发展”。另外，这也受到了我的老乡林语堂先生的影响，他的名言“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那种潇洒与沉静，使我萌发了第一次知识转向的意愿。

考研最早的攻克目标是厦门大学，因为正好有同学在厦大中文系。1998年第一次考研的时候，英语63分，是所有报考厦大中文系考生中第一名，全国英语及格率仅5%，划线才51分；但是文艺理论才59分（两题简答各25分和一题综合50分），我去找林丹娅老师的时候，她说自己没有参加改卷，照说从来不会记59分的，一般会提到60分或61分，或者降为58分。然而因为录取标准是专业课必须及格，于是第一年我以一分之差梦断白沙滩、芙蓉湖、嘉庚楼……这时候林丹娅老师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考试就是这样，有时候一分之差就是永久的遗憾。恰像买彩票，差一个数字就与幸运擦肩而过。有时候差那么一点就是永远的一点”。然而，最糟糕的是厦大宣布来年不再接受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于是我只好寻找其他学校了。幸好，来一中实习的熟人帮忙打听到福建师范大学招生简章明确专科生还可以直接报考。当时北大也是可以招收同等学力和单考生，但是为了能早日走出偏远的小县城，我还是实事求是选择了福建师大中文系。但1999年是我的本命年，农村说法是本命年乃大好大坏之年，就是好运的时候什么都好，厄运的时候什么都差。由于是“二进宫”第二次考研，而且第一年英语考得不错，因此专心准备专业课。可是后来英语仅仅上线，而专业课因为师大注重读原著，很多题目都是考原著，我因为是半路出家总是投机取巧，没有足够时间读原著，只是掌握大部分名著的大概内容，因此专业课成绩仍然不高，虽然都考及格了，但因为英语才50几分，结果总分比较低，只能再次名落孙山了！更糟糕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科索沃战争，猖狂嚣张地把中国大使馆炸了，害死了好多人。而且祸不单行的是，那年天气实在太热了，在同学的怂恿下，我们一起去九龙江游泳，还游了好几个来回。第二天一个老同事碰到我，又骑着摩托车带我去游泳。他一到河边停下车，就跳进河里畅游起来。我也连准备运动都没有做，钻进水里就用力追赶他。不到一会儿，我脚就抽筋了，浑身没有力气，然后就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起来，赶紧一直呼叫老同事的名字，可是他一直没有听见。幸好旁边很多人发现了我，大家一起喊有人快溺水了，同事才转过身来拉了我一把，然后旁边赶来的人扔了一个轮胎过来，我死死抓住轮胎，往岸边游，心里久久无法平静。第二天我赶紧按照农村习俗组织饭局请救命恩人吃红鸡蛋和长寿面，大家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时，我只是觉得还活着就好，能够看到澳门回归就好，不留下邓小平式的遗憾就好！

现在想起来，选择真是一种痛苦，但是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折腾。但是折腾对了，就一帆风顺，折腾错了就是一种煎熬和损耗。如果当时不转文科，我可能先考上一个普通本科高校，也许不会浪费4年时间去当中学教师。如果2000年的千年大考我再次与成功失之交臂的话，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坚持，是否能够继续考研？我想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但是，命运似乎开始垂青我了，虽然只是间歇性的关照。1999年秋天，因缘际会的事情真的出现了。当时县政府要招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来考察土楼的美国人，土楼的材料和接待菜单都得翻译成英语，县委书记打电话给一中校长让他找人翻译。因为我当时是县一中唯一过英语六级的老师，校长当然不会健忘到想不起我入校时的声名，我也是当仁不让地接下任务，三下五除二把翻译稿交过去，似乎很容易就糊弄了那个美国佬，老外就鼓励我们申请世界遗产。县委书记马上让校长组织一中的英语老师考试，想从其中选拔一位老师到县委办工作，负责全县对外宣传和申遗工作。那次考试我毫无悬念地考了第一名，县委书记当即向校长要人，校长就说我还在教初三毕业班，等半年后中考结束即可到县里报到。但是，我最上心最关注的还是考研。这次我全面复习，每一本指定教材和相关教材都一页页精读，都做好读书笔记，真是到了滚瓜烂熟并能够重新出教材的程度，然后每天晚上休息之前就看读书笔记。另外，英语也不忽视，让在北京读书的同学买了好几本历年英语考题集和模拟练习。也许是父母在天之灵保佑，也许是老天爷那阵子突然睁眼看到我在寒窗下苦读的样子，不忍心再次看到我的失败。也或许，当一个人艰苦卓绝地朝既定目标不断奋进的时候，命运会反过来迁就他。在新的千年过了一季度的时候，我以英语第一名、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荣登千年考研榜。英语78分，总分365分，这个成绩当时完全可以上北大研究生，当然北大和师大的专业考卷是不一样的，只有英语和政治是全国统考。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具备了报考北大的实力。真是祖宗保佑，老天帮忙，个人幸运！

应该说刚攻读中文硕士的时候，我是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宝贵机会的。而且当年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几乎跳了起来，心想只要我继续努力，我可能也可以意外获得奇迹。特别是读了他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获奖作品，觉得也是原来如此、不过如此。更激起我加倍努力苦读文学书的是，我在2000年师大艺术节获得了征文一等奖，在大学英语课上老师屡屡鼓励表扬我的英语文学功底。于是，长安山脚下，研究生教室，文科楼，图书馆，老福建师大的一切可以安放下书桌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我的身影。甚至化学系、物理系的教室，我都经常光顾。正是这样的不断研读，加上文学日益边缘化，作为曾经在农村吃不饱的小子，我开始反问我们不是当事人而且已经无法同当事人面对面，我们如何能真正解读作者的作品？特别是鲁迅文章，我们的解读到底是否靠近真实，绝对应该打一个大大大的问号。看到当时同年级的经济学硕士，常常能够跟导师下去调研然后做项目获得补贴，我似乎变得市侩起来。我的觉醒是毅然决然的，就像释迦摩尼在菩提树下突然顿悟了，就像牛顿被苹果砸到头那样灵光一闪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我当时做出一个简单而坚决的决定，那就是跨专业报考经济学博士。记得是2002年，我匆匆过完了五一长假，然后做了简单的调整，开始新的远征。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的理念就是不想读博士的学生都不是好学生。

首先是确定了中央党校作为最低目标，北京大学作为最高目标。但是北大没有参考书目，就以中央党校所列书目为主，同时参考北大研究生上课用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教材。其次是建立兜底机制，既报考经济学博士，也报考福建师大中文系博士。目标一旦确立了，接下来就是倒计时吃透参考书目，并且到图书馆借一些相关教材，也阅读一些学术期刊。对于资本论，真的没有啥高深的，因为那都是研究100多年前的现象，虽然很多情况到了当前仍然深刻。但是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是以资本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例如，资本可以雇佣劳动，资本可以雇佣技术。经过硕士阶段各种论文写作训练，我们对于逻辑的操作更加轻车熟路，对于文字语句的理解也更加透彻深刻，因而资本论也不再是什么高深的令人惊讶的天书了。或许也可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我第一次走出自己的省份，怀着对知识转型的渴望和对北京大学的向往，我背叛中文系来到著名的首都投考经济学博士。2003年应该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关注的一年！面对的事情几乎都是所向披靡，也不知道是天道酬勤还是天公宠傻子，我竟然捷报频传。首先是同届研究生中第一个签约，然后还有好几个单位都给offer了。其次是公务员考第一名。最后是考博竟然三个学校都考上了，北大、中央党校、福建师大都同意录取，这在当时似乎创造了记录。当时也没有太多的思考，一下子就选择北大了。

可以很不好意思地说，学习的前半段，电大英语系和师大中文系都是一种权宜之计，都是为将来打基础。读英语系因为考研获得了优势，读中文系是因为语文底子好容易考上。当然，读英语使得我很快获得了工作，从此有了工资能够自主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攻读中文硕士，是一个长线专业，任何时代都需要写稿子的人，任何时代都需要内容，都需要创作。因此，中文系能够万金油式地相对轻松获得就业机会。

“最高学府”的学习

从九龙江到未名湖，终于实现了半生夙愿！我敢说考上北大的人，都是幸运的人！每一位北大校友，在进入北大之前都不敢说自己能过轻松考上，因为全国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竞争，谁都无法确定自己是分母还是分子。反正我就是一路乱读，三生有幸地进入“京师大学堂”的。

负笈北大，真是人生的一个自我摧残！因为我是从中文硕士，突然直接跨界考上北大攻读商科博士。考试的时候，我竟然通过特例法把其中一道数学题做对了，然后死记硬背的高级宏观模型竟然也套上了，记得当时考的是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和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这样高级微观和高级宏观这两门课一张卷子我就考了60多分，而政治经济学上文谈到因为对资本论已经有足够的理解，加上对于时事政治的较为精准的阐释，这门课也获得了70多分，加上英语超过十几分，这样我的总分就排到了第二名。北大毕竟还是心目中的北大，公开透明而且动作神速，所有环节和程序通过以后便在网上公布了成绩、录取名单。当时看到自己榜上有名，而且是朋友先发现的，真是喜出望外。为此还在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那天，请几个好友小聚了一下，开发票竟然也中奖了。小店老板说从来没有人发票中奖，我竟然得到了50元大奖。

不断地告别，不断地迁徙，不断地重新出发。就这样，2003年秋天，我复印北大录取通知书在父母坟前烧祭后，带着几十箱经济学书来到了北大。攻读商科，其实是骨子里有一种对“随意性计划经济”的反叛，因为孩提时候家里种蘑菇、种甘蔗、种水稻，辛辛苦苦一年又一年，每次都无法拿到自己应该得到的款项，每次都被抵补为各种税费，或者干脆就被打白条。于是每次跟父母去干农活的时候，我总是很不情愿，因为我总会说“干了也是白干，也拿不到钱”。父母总是一句简单的话“有的，会有的”。为了解决这些谜团，我高考的时候报考了当时最热的专业，都是“国”字开头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会计等，我想睁开眼了解一下国外到底是怎么样？！然而，我阴差阳错地高考失败了，补习十天又莫名其妙地被福建电大录取了，不知道是上天对我多年来辛苦问学的怜惜还是命运对我的捉弄，然而我已经无法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了——为了让父亲在生前看到我跳出农门，我不得不接受我从来没有报考的学校去就读英语专业的要约。当时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大学，比我的中学母校还小，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话“庙宇再小，也有会念经的好和尚”，于是我开始振作起来，或许是认命吧，因为“抱怨不如多奋斗”！我那时非常早地过了大学英语六级，于是顺利毕业回到中学母校教授英语。

后来国家政策有所改变，于是便在2000年跨世纪的时候报考研究生，并且成功地以第一名被录取为中文硕士研究生。当时的一个非常幼稚的想法是想如陈仲甫先生和周豫才先生那样光大中国文学，扭转世纪末文学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而边缘化的倾向和恶象，也许是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于国外，又译介域外先进文明于神州大地吧！然而2002年这个我这辈子第二个对称年的时候，我开始又萌发了实现知识的经济学转向的念头，也许经济才是一切的基础吧！也许是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或许是经济学是局限条件下如何最大化的决策科学，或许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并使人幸福的科学？！于是从2002年4月硕士论文顺利开题以后，我开始攻读艰深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然后借助网络学习经济学前沿。当时的我把自己认为好的经济学教科书进行精读，自己做读书笔记，做到几乎自己能够出教材的程度。可谓天道酬勤，我考上了三个博士，最后我选择了北大，因为北大是中国经济学的“黄埔军校”，是中国经世济民治国贫的创新中枢。

我总是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刚愎自用而一意孤行，我信奉“当一个人艰苦卓绝地向某一目标奋进，命运会反过来迁就他”。所以我总是那样地知其不可而为之！负笈北大以来，我选择了经济学中最难啃的金融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因为我觉得中国金融“罄竹难书”，而且金融和科技一样是最高端、最精深、创新最快的领域，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也是日新月异，所以我又一次开始与自己赛跑。在古老而常青的燕园，我疯狂地选修或倾听各大名家的课程或演讲——厉以宁老师富有教育意义的经济学寓言、曹凤岐老师亲身经历的《证券法》等金融法律起草的真实回映、林毅夫老师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深刻解读、刘伟老师关于转轨经济学的宏大叙事、张维迎老师关于企业理论和企业家精神的微观探视、邹恒甫老师的嬉笑怒骂和高深的数学推理、年轻的周黎安老师对于中国政治锦标赛的经济学阐释、龚六堂老师激情四溢的高级经济学课程，还有周春生、史树忠、徐信中、单忠东等老师他们那艰涩难懂的金融专题，所有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并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更加幸运的是，我的导师非常宽容，一以贯之地支持我的选择。在学业上，她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她悉心关怀！她甚至时时关心我的终身大事，可我总是以没有时间或者暂时没有出现合适的人而搪塞之。当然，北大岁月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煎熬，因为自己的能力贫困和精力有限。未名湖畔三载相伴，我已经学会了专心致志地研读，从不为外界的风云变化而动容，对于花鸟虫鱼燕雀都可以视若无睹，对于人世百态可以充耳不闻，对于吃穿用度可以嗤之以鼻。世界上唯有读书，能够躲进小楼成一统，能够隐居规避历史动荡，能够远离繁华与喧嚣！然而，进入北大殿堂，我们已经无法仅仅只是为趣味而读书，虽然没有像周恩来那样高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是内心深处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蕴藏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也因此，我在2005年底曾经连续几个月，每天从早上8点到深夜十点呆在北大图书馆，高强度查阅资料和用笔记本电脑赶写博士论文。于是有一天突然觉得天旋地转，无法起床，同学帮忙叫来急救车，生平第一次打点滴，然后下午又继续到图书馆努力写作。也许，生命就是这样不断地修复，不断地重复，不断地起复！

感谢北大这个“人的集群”最发达的地方，感谢北大给予我较为自由的发展，感谢北大让我实现了知识的经济学转向。在孓民精神相对传承的北大（外国人称为中华帝国大学），每个人充分独立，而又形成不同的团队（例如北大研究经济学的就有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环境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光华管理学院、CCER、国际关系学院，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北大里面大家都非常平等非常普通，追求一种未名境界，而出了北大个个生龙活虎，为校徽增光彩！在北大，每个人都互相“瞧不起”，互相较劲，但出了北大，大家却非常互相认同，每个地方一碰见北大校友，大家便可以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几个小时！也许这就是北大精神，北大文化！我敢武断地说，中美贸易战最后的决胜力量就是中国培养出像北大这样的群体，每个时代都有北大这样的代际人群！

东方剑桥的学习

经过最高学府的淬炼和砥砺，应该说我初步实现了知识的经济学转向。我北大同届毕业生中，我发表了7篇文章，有一篇还是在香港杂志上，这个数量不是第一也是前几名了。当然质量上那可能是各有千秋了，因为大家关注点都十分不同，可谓隔行如隔山。然而找工作根本就不看这些，当然如果去高校可能很看重这些，反正我当时是再也不敢去教书了，因为中学教了四年英语，研究生的时候也教了两年大学英语。当时都是找金融机构，我一直想民国时代，我肯定会被迫是一个银行家。而且当时也没有人指导，以为留在总行好，其实现在大家才知道分行工资待遇更好。

反而北大毕业的时候，我被国家开发银行忽悠了，导致我处处被动。当时笔试面试后，国开行招录人员告诉我，回去好好写论文，必须保证毕业，结果我那年春节都在学校修改论文，领略了春节时北京的荒凉。五月份准备好一切答辩材料后，我就打电话给国开行，结果对方说都已经跟其他人签约了，还甩来一句说“你是不是那个普通话很普通的那个福建人”？我真的几乎崩溃了，我是去竞聘综合管理岗位，又不是去当柜员。我只好开始全网洒简历，接到邮件或者电话就“南征北战”。当时国开行还给了一个折衷办法，问我要不要去地方分行，我十分恼火地严词拒绝了。后来也陆续能够进入四大行的北京分行，但我也很奇怪地拒绝了。当时中国移动也来电说，可以解决北京户口，但是必须先去深圳工作几年。我竟然也拒绝了。还有，当代中国研究所、社科院刚升格为副部级的马院，我都婉拒了。在这里真的得好好感谢一下当时的几个分行，当时的中国移动、当代中国研究所还有社科院。当然，也表示十分真诚的道歉，都怪那时候自己太不谙世事，太不懂得“曲线救国”。

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我便开始再次折腾了！那时候的一个天真的想法，就是北京的学习强度太大了，得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好好休养一下。于是便鼓起勇气打通了浙大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老师的电话，他二话没说让我马上联系院里负责博士后工作的老师。非常高兴的是，2006年9月我顺利到了西子湖畔。因为我博士论文是写民营银行与中国金融现代化，当时忽悠了一个理论叫“中国金融双轨现代化”，即民营银行的直接现代化，因为那时候按照我的界定还没有真正的民营银行；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上市改造的间接现代化。因为这是属于金融制度创新的内容，老师当时的研究重点在法律经济学，我便自告奋勇地说愿意延续金融创新的题目，于是我便开始了法律金融学的自主研究。最后我找了一个切合点，那就是通过研究商业方法专利来研究整个金融知识产权的治理，而且还申请到了国家课题。当时其实已经看到，我们在网络技术方面十分落后，如果欧美金融专利获得批准，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将得支付大量专利费，后面的网络银行、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等都得受制于人。不过美国现在仍然牢牢掌控SWIFT系统，如果我们像朝鲜那样被踢出来，金融脱钩将使得我们的贸易更加恶化。

在杭州的学习，确实很舒服地过了整整三个月。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下午去打篮球。每周参加老师组织的同门谈论，史老师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轮流报告近期研究。有空去听听讲座，看看老乡，周末就去浙江的景点走走。最有趣的是经常晚饭后去西湖走走或者去植物园逛逛，甚至跑到了灵隐寺和飞来峰，真的像当时的小南宋偏居临安一隅了！

但是正因为这种宽松的学习，我确立了在学术中的一点地位。我继续金融创新领域的研究，并逐渐确定了金融发展的法制质量这一焦点问题。1998年，拉波塔（La Porta），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W.Vishny） ，洛配兹·西拉内斯（Lopez-de-silanes） ，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 联袂出版《法律与金融》（《Law and Finance》，我们一般翻译为法金融学），奠定了新的学科“法金融学”。由于他们经常四个人一起发文章，因为号称LLSV组合，他们通过整理多国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和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量化数据，第一次明确将法律因素引入到解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具体研究中。我当时进行了适当的拓展，那就是区域或国家发展受到制度的制约，而制度如何推动或阻碍发展，可以用金融学或数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衡量。同一个地方，不同制度，导致不同发展；不同地方，相同制度，也可能发展不同；同一个地方，相同制度，不同的执行机制特别是不同的行政首脑，导致不同的发展；不同地方，不同制度，肯定导致不同的发展。我进而指出，法律金融学就是用数学、金融学技术研究制度该不该出台，如何出台，出台后有什么后果，出现不良后果如何进行妥善应对和纠正。我后来的博士后报告就是《中国金融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研究》，第一次界定了金融知识产权（FIPR），提出了如何科学治理金融知识产权，特别是金融专利的治理，从而提升中国金融发展质量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大提特提金融科技或者科技金融，实在只是停留在器物和技术上，而没有提高到知识产权等制度上，必须及早实现监管和发展的转向转型，从而真正保障金融核心竞争力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成效。可以说，在浙大的研读生涯中，我偏向了法律、政策等制度研究，也确定了我后来工作的重点内容。博士后出站后，我调到国家某部委工作，主要从事的就是法律和政策的起草，践行的就是一种政策经济学范式发挥的一点作用就是，参与一些政策的指定以及推动一些法律的颁发。

“神谕启示”的学习

我在十六大前入党了，多年来也一直想能够做一名更加的合格党员。虽然说党员应该是彻底的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我一路上的求学深造确实受到了外物“干扰”，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和盘托出，因为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且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我能够坚持学习并且力争上游，除了自身想争气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幻觉中的江湖传说，或者是神谕启示的暗意识。我有一次在路边劳作，竟然听到两个不认识的年轻老师（我猜测应该是老师，反正是年纪比我大的青年人）边骑自行车边讨论我的学习成绩如何优秀，从此我就有一种心理暗示，总是觉得应该对得起那两个匆匆赶路的青年人的赞许。这种无意中听到的江湖传说，不知道是上天的眷顾和指使，还是祖宗的启示和鼓励，反正我是一辈子记住了那一幕，也从此觉得不应该辜负别人的期待，或许这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吧！这无意中的一幕和声音，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不断前行，力争不枉初心，不辱使命！

还有就是上文约略讲到的差点被淹死的故事。俗话一直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家也一直这么说，我也就一直暗下决心不能辜负这个老说法，不能辜负同事和朋友的期许，不能辜负死亡边缘逃脱的幸运。于是我的学习便注入了神谕的启示，也注入了习俗的护佑，当然也使得我不得不用超强的毅力和意志来为自己、为家人、为朋友争一口气！

半生求学的小结

总结我这半辈子的读书生涯，虽然还没有足够分量、惊天动地的著作，但是我一直在坚持阅读和写作。虽然没有什么好的窍门，但是半生乱读到北大，而且跨越四大学科和四大高校，在国外很普通在国内却绝对是可以称为一种奇迹。回顾所读的书，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逻辑学！但是作者却忘了是谁，因为那是三哥参军时部队的培训材料而已。长大以后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各级学校教材。最下功夫啃读的当然是考研的中文系教材，华中师大的现当代文学、北大的现当代文学、北师大的文艺理论，西方现代派理论，其次是攻读博士用的资本论及其解读辅导书，高级宏观、高级微观等专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然后就是厉以宁、吴敬琏、张五常、林毅夫、张维迎、刘伟、韦森等人的经济学文章。然而，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我不知道看了几遍，现代汉语词典在高中时精读了2遍。我上大学随身带的就是英语小词典，因为我考上的就是外语系。至于外国名著，我倒是看得很少，觉得很看不下去，跟《红楼梦》一个鸟样，不堪卒读。真正全部看完的就是《飘》《苔丝》，觉得老外真是会扯淡，特别是电视剧竟然搞了一百多集。当然倒是背了很多外国名著中的名言，例如，“幸福的家庭有同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无论如何，明天总算是新的一天”“胜利者总是不被谴责的”“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当然更多的是政治或修养类名言，特别的老苏联的名著名言。例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学习很关键的是要有好老师引领。我的一年级语文老师同父亲成了朋友，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奖励我象棋，初中数学老师说我是未来书法家，江湖传说我很会读书。所有这一切让我自信，也让我不敢停留，只有不断地出发！教育最好方法就是三点，一是鼓励激励，二是鼓励激励，三还是鼓励激励！只要有一次刻骨铭心的鼓励激励，每个人就会向善向上，从而自觉学习、自主学习、自由学习、创新学习。这也使我形成一个朴素的观点和理念，人活着就是不要辜负亲朋好友，就是要给亲朋好友带来好消息或者带来快乐！

学习很重要的是兴趣和志气。如果一个人对读书没有兴趣，或者说读书对他没有产生足够的好奇与激励，那读书对他而言可能是一种压制与煎熬。如果一个人没有志气，再怎么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他都将会怀疑甚至嗤之以鼻。

学习很关键的是要有自由。我父亲从来不管我的学习，因为他早就定了规矩，考的上中专或者大学就继续深造，考不上就回家种田。我的母亲也从来不管我，记得只有一次邻居小孩竟然骂人，我当即揍了他，他家长告到我母亲那里，她不得不当着邻居用竹条乱打我一顿。我的老师也从来都是鼓励我们多看课外的报纸、名著还有辅导材料。我读完英语，考中文系研究生，再考北大经济学博士，再到浙大做博士后，完全都是自己的自由选择。中国的教育，应该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学习的权益。教育的改革也应该能够使人再免于贫困的前提下，能够使人自由地阅读、研究和创作。

学习很必要的是缘分，也就是说要有幸运的接触。我很幸运，能够接触到逻辑学，能够获得一部现代汉语词典，能够接触到《乞丐与状元》等地方剧。在互联网时代，面对浩瀚庞杂的信息，每个人的接触面还是非常有限，因此每个人能否接触到适合自己或者应该引导自己向善向上的书籍、理论、信息，那就得靠每个人的运气了。

学习有时候也需要别人的刺激。既要有正向激励，也要有反向倒逼。我教初中英语的时候，曾经在英语成绩最好的学生考卷上写到：永远不要骄傲！否则你永远无法超越你的老师，因为老师也一直在继续学习。事实也确实如果，后来我考上了中文系研究生，最后考上了北大经济学博士。当然，我的这位学生后来考上了清华，然后到美国留学。祝愿她事业如意！

学习最重要的是通过考试。考试也是一种能力，考试是对知识掌握的一个基本测评。因此，我总是觉得科举是非常好的制度和机制，只是科考的内容加以科学改变，或者融入全部的前沿知识。我一直觉得中国高考应该不要再分科了，因为高端人才都是综合性人才，所以高考应该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物、计算机、音乐、美术等全部都学习，然后根据报考学校的专业，决定高考考察哪几个科目。我从英语转考中文系硕士，再转考经济学博士，最后再做一个法律金融学博士后，虽然觉得很劳累，但是对于知识结构的合理化很有裨益。

没有写不完的文章，终于到了结尾！我想重申一下古人说的那句大彻大悟的话，那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无用论是我听过的最大最荒谬的谎言！在中国这种人口大国，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里人，最可靠的最佳捷径还是读好书！只要读书足够好，只要获得所有高级认证，只要能获得诺贝尔奖，只要能提出高深理论，还愁工作吗？还愁荣誉、地位和财富么？况且，只要能够安享岁月静好，自由自在地遨游书海，荣誉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且常常包含着许多虚构和失真的东西，恰如里尔克所说的“荣誉只不过是聚集在一个新名字四周的误解的化身或总和”。

学习，就是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读好书，就能做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能做一个有明天的人！但以七绝《论学》赠给所有喜欢持续努力学习的读者朋友们！

《论学》

中华千古一规律，唯有书声洗苍茫。

纵有器物得天下，不如翰墨永留香！

作者简介：

杨枝煌（原名杨杞煌），闽南人，1975年9月生，汉族，福建广播电视大学英语系专科、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法金融学博士后（中国首位法金融学博士后），历任商务部处长、云南贸促会会长助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生产力学会高级战略研究员，多篇研究报告通过《清样》《理论动态》《内部参阅》《经济内参》《送阅件》等内参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在《经济学家》《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国际贸易》《人民日报》等业内一级报刊发表学术文章210多篇，出版专著3部，即《民营银行——中国金融另一种现代化》《中国金融知识产权科学发展战略》《人皆尧舜——杨枝煌国是新论》；多篇文章被中宣部全国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求是杂志《红旗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转载；曾经参与985重大课题“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北大曹凤岐老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WTO与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及创新”，独立承担国家课题“中国金融知识产权治理研究”；长期接受《经济日报》头版专访，《中国县域经济报》《经济时评》《坐而论道》两专栏作者。参与翻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出版诗集《葨迌集--杨杞煌诗词习作选》；参与主编《2015中国发展指数报告》《2016中国发展指数报告》《中国能源展望2030》《国家治理的全球实践》《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与监管》等图书；主编《GMS时代的澜湄合作》《LMC时代的澜湄合作》《澜湄金融合作》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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