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平天山 大兴佛教 灭族准噶尔后乾隆是如何几乎灭绝蒙古族的？

声明：本专栏根据严谨史料写成，并非虚构类小说。

上文书我们正说到，凭借着多年的情报积累，乾隆获悉大清的死敌准噶尔汗国正处于历史上最为空虚的时候。

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乾隆皇帝力排众议，决定趁着此时，出兵西北，从而彻底地解决准噶尔这块儿心病。

经过数年的讨伐，三次平叛之后，乾隆终于将这片土地正式地纳入到了中国的版图之内。

汉、唐、元这些中原历史上强盛的王朝，都曾经将这片土地纳入过自己的版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能够实现真正的控制。

直到乾隆皇帝的时代，这片土地才真正意义上的被征服。

这一点，只有乾隆一个人做到了。这样的伟大的功业，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乾隆皇帝毅然决然下了屠杀令，将准噶尔蒙古的族人几乎是屠杀殆尽。

一将功成万骨枯，帝王的伟业都是建立在白骨堆上的，这点从来都没有例外。

在前面的文章中，笔者曾经将乾隆和希特勒做了一个对比，文章发出后，很多读者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对于笔者的批评表示抗议，同时表达对于乾隆的崇敬之情。

在这里，关于乾隆皇帝的功过是非，并没有太多的谈论的意义。

历史自然会给出论断，任何人都不能单纯地去认可和否定一个人。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那些事情是对的，那些事情是错的，这就足够了。

乾隆的功业是实实在在的，而乾隆自己对于这次战争的胜利，也是非常地高兴，收到捷报后，乾隆立刻连续祭拜了景陵和泰陵，向康熙和雍正汇报了这一消息。

第一是向父亲和祖父交差，两朝的遗愿终于圆满实现了，大清帝国边疆的最后一块儿心病解决了。

第二就是炫耀一下自己的功业，显示自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的功绩，标志着正式超越了康熙和雍正。

对于这一片新归入中国的土地，乾隆赐名：新疆，寓意新来的疆土之意。

但是，在乾隆眼中，这样的结果还是远远不够。

虽然此时最不安分的准噶尔蒙古已经被他灭了族，可是在他眼中看来，蒙古人的存在就是对满清统治的威胁。

满蒙一家，在大清帝国的统治者眼中，其实只不过是谎言罢了。满清统治者，无时无刻不在想的其实是如何的防备和削弱蒙古。

所以为了更好地统治蒙古，乾隆皇帝决定从宗教入手，开始抓精神文明建设。

具体的手段就是：兴黄教。

黄教是中国藏传佛教宗派，该派强调严守戒律，又因为僧人戴黄色僧帽，故又称黄教。乾隆自己虽然不信教，但是却给予了黄教很高的礼遇。

不仅把父亲雍正的故居改成了寺庙，而且对于黄教给予了很多的特权。

对于自己的目的，乾隆从来没有任何隐瞒。

乾隆亲笔书写的《喇嘛说》石碑矗立在北京的雍和宫，其中写道：

“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予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

在乾隆眼里，内外蒙古的安定局面正是“兴黄教”的最大成果。

但是，表面上的稳定，绝对不是乾隆目标，按照他做事斩草除根的性格，这里面其实还有一招更为毒辣的谋划，那就是，让蒙古人彻底地灭族。

由于在乾隆在蒙古大力的推行黄教，使得其信徒众多。

同时乾隆给予活佛的寺庙系统十分强大的庇护，黄教喇嘛不仅可以免役免税，而且还享有各种特权。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蒙古族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了躲避赋役，都纷纷出家当了喇嘛。

到了19世纪，黄教喇嘛人数一度达到蒙古成年男子人口的一半，这使得蒙古的传统畜牧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为了供养不断增加的喇嘛，普通蒙古牧民的负担变得愈发沉重，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的情况屡有发生。

而寺庙则以各种形式从牧民手中榨取财富，高级僧侣成了腰缠万贯的特权阶层，社会矛盾不断积累。

同时，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损失，蒙古族的妇女开始不得不进行高强度的劳作，这使得生育率进一步地降低。

通过大力的推广黄教，清代蒙古确实实现了“长治久安”，甚而至于，在黄教的巨大影响下，部分蒙古人还真树立起了作为大清臣民的崭新身份认同。

然而这些却无法掩盖清代蒙古社会全面衰败的现实。

死气沉沉的寺庙、汉商的高利贷、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肆虐的传染疾病，昔日生气勃勃的蒙古草原逐渐的陷入了贫穷残破的绝境。

在这样的政策下，到了清末，蒙古各部合计人口仅余171万，较清初人口减少了45万。而到了近代当冯玉祥坐镇西北的时候，蒙古各族人口合计只有50余万人。

乾隆的这一政策，不可谓不狠，不可谓不毒！

稳定住了蒙古人之后，另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就是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

这里我们必须要简单地讲一讲乾隆十全武功的另外一件，那就是大小和卓之战。

“和卓”是波斯语的汉语音译，意思是“圣裔”，就是专指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子孙，后用来称呼伊斯兰教学者和大。

而这里的“大和卓”是指波罗尼都，新疆喀什噶尔人，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玛罕木特的长子。

“小和卓”指霍集占，和卓玛罕木特的幼子。

大小和卓之战属于平定准噶尔

之战的一个延续。

准噶尔汗国的国教一直是黄教，其统治中心在天山北麓，而大、小和卓是回部首领，维吾尔人，势力主要是在天山南麓。

准噶尔汗国最强盛的时候天山南北麓、外蒙大部、中亚一带都是其统治范围，那时候大小和卓是屈服于准噶尔人的，

乾隆二十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后，为了收复南疆，清军将被囚禁的大小和卓释放，并派波罗尼都招抚天山南路各城。

不久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和卓兄弟乘机控制了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

乾隆二十二年，霍集占杀死清军副都统阿敏道，举兵自立，乾隆二十三年，乾隆皇帝发兵征讨大小和卓，在库车、叶尔羌、和等地与大小和卓交战。

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兵败西逃，经葱岭进入巴达克山，被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擒杀，叛乱就此被平息。

至此，天山南北全部平定。

但是乾隆皇帝对于穆斯林，有着极强的戒备心理。

他深知这个宗教的扩张性有多强。尤其政教合一的体制，对国家的政权稳定和边疆局势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这片土地保持长治久安，乾隆大力的推行政教分离的体制，一方面乾隆大力的扶植伊斯兰世界世俗贵族伯克的力量，另一方面，乾隆严禁干涉政治。

同时将东干穆斯林从西北引入新疆，对抗突厥语系的穆斯林，实现以回治回。

在乾隆平定新疆之后，首先是承袭穆斯林地区固有的伯克体制，加以一定改革。

所谓“伯克”，是突厥语，意思是“首领”，贵族世袭制，是古代穆斯林地方官员的总称。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乾隆开始参照内地官制，对新疆伯克体制进行改革，废除世袭制。

这使得伯克从贵族转变成各级地方行政官员，配以三品至七品品级，同时规定了各级伯克的职掌、回避、升迁、退休制度，铸成新疆统治的基本行政体系。

在各级伯克中，官阶最高的，是正三品阿奇木伯克。而三品和四品阿奇木伯克，必须剃发蓄辫，穿清朝官服。

但阿奇木伯克只管理穆斯林和西部外国侨民，无权管理满人、汉民、戍边犯人。总的来说，阿奇木伯克，是回疆行政管理的主体。

而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是“阿訇”，“阿訇”是波斯语，原意“老师”的意思，是清真寺主持宗教事务的人。

乾隆统一新疆之前，阿的权力不止在清真寺，只要是穆斯林之间的纠纷，惟听阿訇看经论定，伯克和罪犯从无不服。

乾隆对于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政策，对伊斯兰教采取放任，不加干涉，教民们自由地诵经和礼拜，沿用伊斯兰教历书。

不过，宽容并不是没有底线，乾隆深知，大凡信仰总是力量无穷，而提供信仰服务的人，力大无比，很容易左右信众的决断。

所以乾隆是绝对不允许兼任伯克，也不允许他们干预伯克的行政事务，宗教是宗教，行政是行政，两者是绝对不能混为一体的。

后来，连的任免权也收归中央政府，“凡阿訇出秩，要由伯克向该管大臣审荐，由大臣统一点充”。

所以，乾隆时代的新疆尽管宗教事务是自由的，但是宗教势力对行政体制的影响却被严格的限制了。

同时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乾隆在新疆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新疆最高军行长官。

在伊犁将军下设都统、分驻各地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各级阿奇木伯克分别隶属于各地驻扎大臣。

新疆的司法体系，清朝军府官衙、新疆伯克衙门、伊斯兰宗教法庭并存，是多元化管辖。

但在适用法律上，伯克衙门除了适用伊斯兰教法之外，还必须遵行《清朝回疆则例》。

如果重案需要刑讯，阿奇木伯克不得擅自受理，必须随时禀告本管大臣，听候委员会同审办。

审办之后，还要报伊犁将军复核，然后请理藩院备案，凡遇到死刑案，伯克衙门根本无权处置，必须由军府衙门处理，还要转奏皇帝批准。

最终，乾隆通过种种体系的制定，使得新疆这片形势复杂的土地，终于真正的稳定了下来。

至此，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大清帝国在乾隆皇帝的手中，真正的达到了一个巅峰。

这个巅峰不仅是大清朝的巅峰，更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巅峰。

而这一巅峰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版图空前的辽阔。

平定准噶尔之后，中国的版图北起萨彦岭，南到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东至库页岛，领土面积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比之前朝，疆域扩大了将近一倍。

而且，四方属国更是不计其数，东南亚诸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

第二、经济总量巨大。

在乾隆朝，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强国，据相关学者统计，在当时，中国的GDP可以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远超今天的美国。

同时，制造业也是空前的强大，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是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

可以说，当时的大清帝国就是世界经济中心。

这也使得乾隆朝国库是异常地充实，乾隆二十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4000万两。

第三、人口数量空前庞大。

中国历史上人口曾经有过几次短暂的高峰，但是由于中国的朝代更替频繁，每次改朝换代都会伴随着人口的大量的死亡。

这使得人口想要获得实质性的有效增长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由于农业种植技术的落后，使得新生人口的存活率也很低。

而乾隆在农业上大力地推广红薯和玉米这种高产而且容易存活的食物。

这两种农作物的推广，使得人口的存活率大大地提高，在乾隆6年的时候，中国人口是1亿4341万，而到了乾隆60年以后，则达到了2亿9696万。

这个数字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但是，康乾盛世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结果，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下面两个：

第一、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结果。

我们在前文讲过，中央集权制度作为封建统治的杀手锏，在发展到大清之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雍正创立军机处之后，皇帝的权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乾隆则继承了雍正的风格，延续对于臣子的压制，同时还加强了精神方面的控制。

这使得大清朝的官僚体系是十分有效率的，皇帝的命令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基层，这是原来所不具备的条件。

第二、三代君主的累积。

乾隆时期的盛世，其实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成果的一个累积。历史上的明君很多，但是连续出现明君的概率却很小。

你如果仔细翻看中国历史，你会发现连续两任皇帝都是明君的事情在历史上一共也没有几次。

而在大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素质顶级的统治者接连出现，这是一个概率极小的事件。

三任君主，不仅都是雄才大略，而且都能够纠正前人的错误，并且在自己的统治期间加以创新和改变，从而保持了社会的持久发展。

只是这样的盛世，虽然外表很华丽，但是结构却十分的脆弱。

乾隆构建的国家体系，使得皇权空前的强大，但是也将所有的责任都放到了皇帝一个人身上，皇帝的英明与否，直接决定了王朝的走向。

乾隆自然是世所罕有的奇才，可以担负起这样的责任，但是其后继任者如果没有这样的雄才大略，那该怎么办？

显然，此时的乾隆，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正所谓月满则亏，盛极必衰，这是自然的规律，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

如今的大清，在乾隆手中的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但是这样的巅峰某种意义上也蒙蔽了乾隆的眼睛。使得乾隆的目光开始变得局限了起来。

如果我们横向比较，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欧洲大陆上万有引力已经第一次得到证实，哈雷彗星正式被命名。美洲大陆上乔治·华盛顿辞去了军职，成为了弗吉尼亚的下议院议员，而亚当·斯密则已经出版了《道德情操论》。

此时，西方世界的一只只蝴蝶已经开始震颤翅膀，一个必然的结果，其实也已经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