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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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国柱离开家乡，去寻求意义和价值。凭借写作，他成为作家阿乙。
写作是阿乙安身立命的方式。他靠写作挣得目前所拥有的一切，也因写作而废寝忘食、呕吐，直至患病。
父亲曾视艾国柱的出走为冒险与背叛，但他最终为阿乙的成就而高兴。父亲病故后，阿乙回到家乡，作为病人和儿子，他开始重新审视生存与死亡、过去与未来、小镇与远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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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瑞昌人说“掉了”，意思是没办法，不行了，有些事情不可逆转。2016年10月12日，艾宏松躺在急救室，上了呼吸器，脸发紫，眼睛通红，四肢抽搐，体温超过四十摄氏度。医生说，人随时会死。艾宏松再被推上救护车，送回家。屋里聚满人。妻子吴水菊坐到床边，摸着丈夫的手，轻声在耳边安抚。艾宏松已经不能开口。
早在七月，脑干查出三个斑块，医生就说危险。家人隐瞒了他。国庆节，五个子女聚在瑞昌，全家齐整。
其中，次子艾国柱不用上班，一待就是九天。12号早晨他才走。走前他跟艾宏松互相叮嘱身体。他刚做了肾部手术，肺病也患了几年。父子素来交流很少，说话总是匆匆了事，各自病了，反倒多说几句。
儿子走后，艾宏松吃完午饭，坐在特制的椅子上，坚持自己排便。七年前中风偏瘫，犯病时，排便离不开人，这成了他的羞耻。
没一会儿，吴水菊觉得动静不对：这次丈夫喘气吃力，憋红了脸，说不出话，眼神发直。
当晚艾国柱赶回瑞昌。四十年前，母亲吴水菊在下源村生下他时，父亲艾宏松正在外地准备单位的元旦，得到消息，也是着急往家赶。
子孙齐聚，72岁的艾宏松坚持到第二天凌晨咽气。他被拉回下源村。全家早已搬去县城，去年吴水菊回村盖房，就是等着给丈夫摆设灵堂。生前，艾宏松将全部精力投入家庭建设，实现了艾家由下源村迁往瑞昌县城的革命。
道士来了。布置灵堂，道士往墙上贴斜书，查时辰，念经。艾家子女下跪磕头，一遍一遍。
艾国柱重新看着出生的村子，他在这里长到七岁。
传言山上有豹子，但没人见过。野生竹鸡倒是随时能抓，长得鸽子那么大，拔了毛，配上野菜，很快能烧出一锅汤。炒鱼也是常见的菜，母亲拿了虾捞子，捞出一盆，杂鱼常有手指那么长，炒完了，鱼头和鱼身总断掉，漂在油里。旧时房门边习惯留一个小洞，鸡和狗进出。狗睡在路中央，除却见陌生人几乎懒得叫。野鸟飞过天空。蛇蜕贴在路边石头上，迎着太阳，闪着光，那蛇不见了。老鼠最多，有时钻进蚊帐，幼年艾国柱被咬醒，尖叫一声，只见鼠洞里还剩细细一条尾巴。
自东往西，河水倒流。水里的鱼没有名字。竹子比碗口更粗，立在河边，占领荒田，形同屏障。艾国柱想起小时候他叠了纸船放在水面，提着鞋跟着走。纸船搁浅了，他就俯下身，伸出手，移一下。
家门口几步远是数座坟堆，不知哪代人留下，也不知谁总往坟头放纸钱。坟边几步远是个茅房，至今有人不用马桶，它才得以保留。据说村里只剩69个人，几乎都是老弱病残。四五里外的邻村查出矿，可惜不值钱，代价却一直有：每一代人总生出几个傻子。老人们歪着身子坐在家门口，盯着艾国柱，像审视一个闯入者。也只有够老的人，才会打一种符号奇怪的麻雀牌。太阳下，有人弯腰慢吞吞在桥上走过，遇到艾国柱，停下来，看一眼，不说话，回过头接着走。艾国柱心生诡异感，甚至怀疑他们早就死了。
他在路上遇到吉柏。吉柏是老邻居，艾国柱熟知他悲哀的往事：妻子早年饿死，他把女儿卖去安徽，得以建房，接着骑了车外出收破烂。他有夜盲症，近乎瞎子，就强迫自己记住每条路，靠记忆开车。在路上人总让开他。每天花一块钱电费，收入几十块。
“赚你们高级人一包烟钱。”他眯着眼，对艾国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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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灵堂摆起艾宏松的遗像。五个子女里，艾国柱相貌最像父亲。1976年出生时，国家领导人刚过世，他因此得名“国柱”。唐诗三百首，父亲要他每天背一首，差不多背到第五首《登幽州台歌》时，前面已经忘完了。艾宏松抬手就打，吴水菊站在一边，心疼又不敢阻拦。她不怎么识字，又因自己的农业户口拖累了子女而时时怀有歉疚，就习惯了只听令，不发言。
艾国柱印象最深的小学课文是周总理那篇。总理挑灯夜战，批阅无穷的文件。这和父亲期望的奋斗品格一致。艾国柱也熬夜做题，拼时间。但父亲从不表扬他，永远只批评。五个子女负担重，艾宏松一边在药店上班，一边接手了艾政加（艾国柱祖父）开在砖房里的小卖部，以此为起点，投身于不懈的家庭建设。他两次扩大店面都被艾政加反对，但两次，他都顶住压力，完成升级：第一次他将小卖部迁去横港乡，第二次，干脆搬到瑞昌县城，并在火车站旁买下商品房（这里也正是后来他辞世的地方）。
在县城待了不久，艾宏松不满足，还想搬去九江。但这次，面对陌生的城市，他迟疑许久，最终放弃冒险。
艾国柱也从横港乡转学到县城，面对城里同学，他带着乡下人的羞赧，局促不安，直到毕业。上学时，少有的好时光似乎只在放学路上——他从瑞昌二中步行回家，边走边踢球，球踢到墙上，弹回来，踢回去，弹回来，再踢回去。父亲艾宏松则忙于生意，县城省城两头跑，进货销货，日子好似从没停下过。
1989年，一天，瑞昌的天空飘起彩色气球，人们庆祝撤县建市，但火车在瑞昌还是不怎么停，一天只有几班，一停站，艾国柱就听见一群老鼠狂奔的声音。那是汽车飞奔抢客，轮胎摩擦马路。
高考，艾国柱只拿到专科分数，所幸被警校录取，毕业直接能做警察。警校没有学习可言，学生只等毕业。艾国柱身着草绿色制服，流连于游戏厅。一次，艾宏松到南昌进货，顺道去了警校，在游戏厅，他捉住了儿子，大为愤怒，当众咆哮，你拿我的钱都干了什么？
艾国柱低下头。你不过是让我做警察，毕业我做给你看便是。他想。
1997年，警校毕业，艾国柱被分配到瑞昌市洪一乡派出所。之前他从没听说过那里。洪一比下源更偏远。艾宏松尽力鼓励儿子，说那里人口很多。入职报到，艾国柱乘坐一辆仪征吉普，颠簸两个半小时，走进只有泥路的洪一，派出所位于一家餐馆二楼。工作无非就是抓赌，闲下来喝酒打牌。
艾国柱自认遭到了流放。他在省城呆过，向往城市。有时他脱掉衣服，跳进双港河，任凭水泥坝下的水往背上砸，闭眼畅想，离开洪一，去省城，去直辖市，抵达首都。去首都还不够，还要去纽约。
睁开眼仍是洪一。艾国柱忍着，他靠写情书对抗无聊的时间。后来他算过，那段暗恋历时八年。艾国柱始终得不到对方。女孩家在建设银行，而自己曾是农业户口，他觉得对她的暗恋是僭越。直到考了警校他才敢表白。艾国柱总为出身小心翼翼。
在洪一，艾国柱交过两个女友，都是当地乡干部的女儿。但回县城，他从不告诉亲友。半夜上厕所，推开门，天空悄无声息地下雪，屋里，女人在床上熟睡，棉被盖着她丰腴的身体，灯光照着地上丰腴的雪，世界尽头，时间消失了，天地之间好像只剩两个人。后来去了城市，少有这种孤独的温暖了。到现在他仍怀念那个时候，但在当时，他及时结束了爱情。
“女人那里就像木板上的蛋糕 ，如果我不能克服饥饿，跑去吃了，老鼠夹子就把我夹住，我就要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上一生。”（《鸟，看见我了》，2010年）
最无耻的一次，女友吵架，留了纸条跑掉，纸条上写满错别字，意思很清楚：再也不回来了。艾国柱窃喜，收好纸条，留作武器，如果对方回来，他就可以拿出证据，喏，你说过，分手了。
艾国柱担心困死在乡下。1999年12月31日夜里，电视上国外总统发表讲话，零点到了，神秘的新千年来了，艾国柱和女友在床上许愿，永不分开。因为对方是城里人，卑劣的艾国柱就与她纠葛很久。
几年过去，艾国柱先从派出所调到瑞昌公安局，又被借调到县委组织部。铁饭碗越拿越稳。艾国柱几乎连衣服也不用买。单位什么都发。从警校开始，他经历了中国公安三次服装调整，从绿色底换蓝黑底，一共发了三件大衣，三套衬衣，每套衬衣分春秋两式，共六款，算上换洗，一共发了十二件。制服堆成一堆。
整个县城没有多少大案子。仅有一次，有个异乡的疯子在街上砍杀路人，警察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拿板凳腿，全冲出去找他。艾国柱拿的是木棍。
一切自有其边界，一切自有其秩序。食堂圆桌上，位置高低早就固定，但总有人不愿落座，虚伪地推让。最大的官面朝门口坐着。最小的职位——三级警司艾国柱肩扛两杠一星，坐在门口。他穿着草绿色制服和黑色皮鞋，警帽倒扣在桌上，落了灰尘。喝酒很重要。艾国柱一喝就脸红，但求他办事儿的人说，脸红能喝，艾国柱就只好天天喝，天天吐。打麻将也是必备技能。下班就打。一次，从麻将桌上，艾国柱看到了时光的无望，写了下来：
我打了一圈麻将
上桌的时候生龙活虎
嘴里叼着一根烟
假意咳嗽
按照时钟走的方向
我在这个下午
换动位置
我先是坐在了30岁的章副主任的位置
接着又坐在了40岁的曾主任的位置
最后我坐在了50岁的周调研员的位置
我看到我的头发一根根地往下掉
（《明理巷7 号 公安局》，2002年）
借调去组织部，每天早晨艾国柱穿衣下楼，走去市委大楼，提前二十分钟进屋，给领导擦桌子、扫地、清洗烟灰缸、倒热水。人们眼中，公安局来的“小艾”年轻有为，连司机也觉得他前途无量，判断他四十岁前能升到副处级。
父亲艾宏松为此骄傲。在瑞昌，人们孜孜以求，无非是体面地活着。儿子成了国家干部，这是至高荣耀，这也属于自己的建设成绩。艾国柱却焦虑得失眠。表面上他按部就班，其实却与周围格格不入。他只是忍。
一次相亲，坐在公园，艾国柱跟女孩一起看着对面的铁轨。因为母亲生病，那女孩才从城市回了瑞昌，艾国柱看出了她的失落，知道爱情不能发生，两个人的心都不在瑞昌，如果结婚，只会互相埋葬。因此他很克制，两人礼节性地散步，手也没拉过。
夜色里，火车呼啸而过，车内的灯光映入湖水，像一条红色的鲤鱼，穿城离去，开往远方。
艾国柱呆坐原地。他觉得自己被远方遗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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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灵堂上的父亲身着寿衣，脸上蒙着黄表纸。子女整理父亲的遗物。一台橱柜被丢去院子。橱柜上画了仙鹤、工农兵和毛主席题诗，都是年轻时艾宏松临摹的，他那时热衷画画、书法、写诗，也拉二胡。
结婚后，艾宏松扔掉了那些爱好。他也告诉子女，那些东西都没用。在他眼里，世上万物分两种，一种有用，一种没用。艾国柱知道了，课本有用，武侠书没用，词典有用，流行歌曲没用。
在警校时，他沉湎于写情书，还编写故事。在洪一派出所，夜晚总去抓赌，离开现场，艾国柱就心急火燎往回赶。回到宿舍，他就放磁带，拿笔，迫不及待地写起他永不发出的情书，有时他还对着灯光，睁大眼，让眼球发胀，流出眼泪。 2002年，在组织部，艾国柱下了班，回家看球，写球评。他从“红苹果”、“戈锋”等一堆笔名中挑选了较为庄重的“阿乙”（其发音“Ayi”近似于艾的发音“Ai ”，同时也意味着排行第二），公开使用。文章发在论坛被人赏识，有人约稿，发在体育报刊，稿费寄到单位，汇款单上数字比工资还高，传达室老头惊愕了。
世界杯结束，秋天，《郑州晚报》招聘。艾国柱投简历，体育部主任打来电话，说，你过来吧。
艾国柱感受到了诚意，请了三天假，收拾行李。此前他曾偷偷去了一次天津应聘，也是一家报社，面试时屋里坐满了人，艾国柱手心冒汗，支支吾吾，最终落荒而逃。
艾宏松阻拦儿子，理由是外面骗子多。艾国柱坚持要去。奶奶伏在地上，抱住他的脚，一边哭喊，一边威胁说，她也要收拾被子，跟去郑州。
艾国柱毫不理睬，坐进一辆面的，去往火车站。
艾宏松第一次感到无法控制儿子。过去他说一不二，如今他彻底失势，只能独自暴怒。
离开瑞昌，抵达城市，郑州第一晚，艾国柱住在地面潮湿的宿舍，放下行李，递给室友自带的酥糖。室友睡着，他彻夜失眠。假期到了，瑞昌催他回去。艾国柱持续谈判，公安局不愿停薪留职，也不愿保留编制，而报社，迟迟不给合同。艾国柱悬在中间，进退不得，挂了电话，总要喝到大醉。僵持半年，编制被解除，艾国柱就此从瑞昌缺席。
“从此无君无父，浪荡江湖。” (《 模范青年》，2011年)
假期回瑞昌，同事假意夸他有勇气，背地里，却说他脑子有病。外面的人则耻笑他读书少。艾国柱在羞愧中买书读。编辑夜里上班，值班做版，他抽时间在便条上写故事梗概，飞快做版，赶回家，坐下就写。有时睡着了，爬起来接着写。报社工位紧张，艾国柱总要起身让人，这让他羞愤。在得到上海《青年报》的职位后，他果断辞职。无意间又往前走了一步——这次是离开省城，到了直辖市。在上海他没呆多久，不到半年，去了广州的《南方体育》。在广州，他住城中村，吃盒饭，坐公交，作为一个随时离场的打工者，只有持续的写作是他的慰藉。2004年底，提着一箱书和一箱碟，艾国柱离开广州，到《新京报》上班。几年不到，他实现了在洪一乡时发的愿：离开瑞昌，去省会，去沿海，去首都。他离瑞昌已经越来越远了。
在北京，工作也换了几次，报社、网站、出版社，他都呆过。换工作是艾国柱的一种自我证明，也是追求一种安全感。
到了北京，艾国柱希望全力投入写作。上班时间紧张，不到七点他就起床，晚上八点多才回家。等到周末他才能畅快地写。和小时做题一样，他尽可能快速地刷牙、洗澡、上厕所。这些事情耽误时间，吃饭也是。他很少坐下来享受过一顿饭。每天吃肯德基，吃完又吃，吃得发愁。他希望自己一直写，一直写，一刻不停。那时他是亢奋的怪物。
写作也是他少有的寄托，他借之逃离现实。虽然人在北京，他并没摆脱父亲——艾宏松眼见儿子越走越远，渐渐抓不住，自己后来又瘫痪在床，就不停地催儿子结婚。
“我踩灭这根烟，就钻到十一长假里写那个一直没写完的小说。……然后我将去火车站迎接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但坚持直立行走的衰老父亲，……我想在今年搞掂这一切。然后像一名真正的写作者那样桀骜不驯。我以后将叫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滚。”（《致静默不语者》，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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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09年4月，一个季节转换的时间，艾宏松洗澡时中风，就此偏瘫。他顽强对抗。右手失去知觉，为锻炼肌肉，他就握住矿泉水瓶，拿左手捉住右手腕，一遍遍在胸前画圈。他拒绝搀扶，坚持去公园走路。
看见一瘸一拐的父亲，艾国柱立即开始怕死。早年爷爷死时他感触不深，看到和自己长相相似的父亲，他才意识到死神一直存在，像有一场追杀，从远古寻觅过来，一直走在每个人背后。
回了北京，父亲孱弱的样子还留在阿乙心里。无论面貌还是性格，阿乙觉得自己太像父亲。母亲和姐姐此刻也加倍提醒他注意身体：“你和爸爸体质一样，你也要小心。”“我去医院，看见那些中风的，有人比你还年轻。”
她们本意是关切，阿乙得到的却是心理攻击。洗澡时，他常常小腿发紧，站不住，只能倚在墙上。他归结为锻炼太少，就去小区拼命踩脚踏车，有时半夜害怕，就给朋友打去电话。合租室友猛一关门，声音响，他也惊得一阵心颤。他持续地发慌，半夜时常醒来，觉得体内塞满了黏稠血块。走在街头，坐在咖啡馆，他总是突然捂住胸口，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出问题，甚至马上要死，踉跄起身，拦车回家，坐在沙发上，长长地喘气。
连续出版了两本小说，那时“阿乙”两个字渐渐有了名气，知道他的人逐渐增多。名利和虚荣心也吸引过他。阿乙羡慕尼尔波兹曼所著的《娱乐至死》里提到的典故，狄更斯在英格兰到新大陆的轮船上，远远看见群众手捧他的小说，船靠岸时，人太多，岸上发生了踩踏事故。
那几年艾国柱得到了很多荣誉：《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年度青年作家、未来大家top20、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华文作家、《东方早报》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等。又过几年，他有了海外的中文版权代理人，作品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出版，甚至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还没写完时，已有意大利书商提前买下了版权。
2013年年底，因为住院，所在公司停发了工资，阿乙权衡很久，决定不再出去找工作，从此以写作自立。
到2016年，阿乙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中篇小说《模范青年》，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他的每个作品都离不开瑞昌的城镇，那里阴暗湿冷，有人困死，有人逃离。
诗人北岛评价说：“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
阿乙受到的最大鼓舞也正是来自北岛。在散文集里，他几次回味第一次和北岛通话的那天：2010年春节，他正在姑妈家拜年，接到了陌生电话，得知对方是北岛，他忐忑地往山上走，寻找网络信号。北岛告诫他专注写作，不要耽误时间。这个电话令阿乙振奋。他觉得那是一个奇妙的、不可思议的时刻。
后来在北京，阿乙第一次见到北岛。诗人的形象符合他的想象，“与世界没有刻意的关系，既不刻意利用它，也不刻意迎合它。”同行时，阿乙小心地注意步伐，始终走在北岛的后方偏右位置，便于保持聆听。
对阿乙来说，北岛的形象代表另外一个世界。那里远离了瑞昌的无聊，远离了父亲艾宏松抱紧铁饭碗的希求。那里的人活着不必履行一切庸俗的义务，只用阅读、写作、歌唱、舞蹈、饮酒、出生、苍老、染病、死亡。无论贫富，毕生高贵。一个没有等级的世界，能摧毁那个单纯世界的只有死亡。
北岛一直保持对阿乙的关切。后来阿乙生病，北岛拿出一笔不菲的钱，要给阿乙，表达心意，他不想阿乙被生活为难。见阿乙久病不愈，北岛又专门介绍信任的医生给他。阿乙不想麻烦北岛，迟迟不去，但北岛坚持约了时间，带阿乙一起去见了医生。
2016年，阿乙受邀参加纽约书展。他真站在了在洪一时希求的世界中心。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点了他的名，他觉得，命运里伸出了一只神奇的手。
有段时间，不少地方报道他。家乡的报纸更乐于提他。没走时，警察艾国柱常在瑞昌报发表破案故事。逃离瑞昌后，他一度是父亲的心病。但晚年，父亲打来电话，开口总是问，儿子，最近有没有好消息？阿乙就告诉父亲出书和拿奖的事情。
很好很好，要得要得。艾宏松很满足。出门锻炼，他就将这些消息委婉地告诉瑞昌的文人。对亲友，他对儿子更全是夸耀。看到彼此的样子，父子都觉得欣慰。
中风后，艾宏松也拾起了自己的爱好。他用左手练习书法、下棋、写诗。一次回家，阿乙在柜子里找到了父亲不少作品，其中一句是：
“我若四肢都似昨，趁机就雾访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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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去世第三天，艾宏松被抬上灵车，运往瑞昌市火葬场。冰棺大，占住了大半个灵车，周围坐着艾宏松的后裔：长女艾小莹、次女艾小敏、长子艾国光、三子艾小鹏。次子艾国柱——阿乙坐在前面副驾驶。仍是瑞昌市的马路，阿乙觉得从没这么宽敞过——灵车在哀乐中慢慢往前开，前面的车总是主动躲开，消防车也一样。那是属于死人的荣耀。火葬场到了，哀乐更响了。抬冰棺时，活人们哭天抢地，等抬上火化室的平车，遗体拉进去，哭声马上停了，像一口瀑布突然漏干。阿乙站在内室，看着火化师摁动银白色火化炉上的按钮。他们是当天九点钟第一个到的，艾宏松烧了起来，把冷炉子烧热了。
一小时后，抬出来时，父亲已是白骨，垮掉了，但人形还在。拣完骨灰，有人抱灵牌，有人开车，阿乙抱着父亲的骨灰盒。
古人说“死去元知万事空”。死到底是什么？如果死在北京，阿乙想，人就像被冲水马桶冲走一样。他已在北京生活了十年，却始终觉得北京不是归宿。
2012年阿乙在北京结婚。他和妻子认识两个月就领了证。似乎只有拍婚纱照费了点功夫。在镜头前，她摆拍比较自然：眼往哪看，脸怎么歪，胳膊怎么摆。他不会。摄影师让他手插裤兜，他就手插裤兜，摄影师要他露出手指，不说露几个，他就把手指一个个拿出来。由于不会露齿而笑，他和摄影师都急了。
“小狮子。”她叫他。他总听她的。正是她的要求，他烫了头发，披散开来，像狮子。头发垂下，盖住脸，因为吃激素，他的脸面积扩张，脸色发红，总像刚刚发过怒。笑时他总是很僵硬。结婚时，艾国柱的房子建筑面积不到七十平，在宜家看见伸缩式书桌，他感到羞辱，觉得那设计令人想到空间的局促。2016年他们换了房子。新房装修由妻子和岳母包办。岳母也为新家倾注热情，她给沙发铺过绣了鸳鸯的垫子，不过被两夫妇拿掉了。艾国柱想起在瑞昌，父母对家里的设计装修总是让人不舒服——厕所里，坐马桶时两个膝盖顶着墙，旁边却留出没用的一块空地，莲蓬头买得太便宜，用几天就堵住，水总是很小，洗起来很不畅快。总之住得不舒服。现在，艾国柱的房子有两个卫生间，一个大卧室一个小卧室，小卧室里的床是上下铺，沙发也是长的，飘窗上放了垫子——他算了算，足够睡得下瑞昌一家人，他想借暑假让家人来北京，因为手术，计划搁浅。
父亲死了，这个愿望最终没实现。
也是结婚那年年底，阿乙持续咳嗽，直到次年，他咳出一口血，吓到了，医生把他推给结核病研究所，怀疑肿瘤。换了几次医生，住了院，阿乙身上动了几次刀，还是没得到明确结果。虽不能确诊，阿乙却知道，一天一包半的烟瘾、紊乱无度的作息和持续的高负荷写作，生病一定与此有关。医生说肺正在烂掉，他才戒烟。派出所实习时他开始抽烟，那时老百姓总在桌子上放烟，当时的艾国柱觉得扔了可惜，就拾起来试着抽，上瘾以后，想戒再也戒不掉。
和父亲比，阿乙意志力过于薄弱。他曾痛下决心，把烟和打火机扔到别人家屋顶上，烟瘾犯了，在暮色里，他又拿着晾衣服的竹竿，站在二楼，从瓦楞里把烟和打火机慢慢拨下来。写作时烟瘾就更大了：嘴里干了就喝水，嘴里湿润了再点烟，抽烟以后嘴干了再喝水，反反复复，一天至少一包。
三年以后，多次住院的阿乙病历已经厚厚一沓，最早的记录始于2012年底：
“患者于2012 年12 月雾霾加重后出现咳嗽，2-3 次／ 小时，当时无咳血、胸闷及发热，未诊治。2013 年4月症状加重，发生眩晕1 次，伴喷射性呕吐1 次，呕吐物为胃容物……夜间能咳醒，伴咳痰、咳血，共10+次，颜色由红黑相间逐渐变淡至痰中带血丝。2 天后吸烟时再次咳嗽，咳痰，痰中带血，约7-8口，就诊于北京友谊医院，胸片正位片示双肺病变，性质待定。”
第一次住院，阿乙被诊断为焦虑状态，开始口服赛乐特（一种抗抑郁药物）治疗。因肺部疾病不能确诊，他又住进协和医院。因为病症奇怪，渐渐他成了著名病人艾国柱。“我在文学上的成就很可疑，但作为一个合适的样本，在医学史上一定有所记载。”他自嘲。
著名病人看着专家坐满一个会议厅，研究他的病情报告。据说这是个怪病：“IgG4相关性疾病”，需要激素治疗。这病最近几年才被命名，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特征性病理改变为组织及多个器官中广泛的 IgG4阳性淋巴细胞浸润，进而导致感化和纤维化。”吃激素后，阿乙持续发胖，从120斤胖到150多斤。
患肺病后，阿乙定期去免疫科检查，肺病还没好，2016年夏天，又查出右肾有占位性病变。医生拿到结果，证明是恶性，不忍心说。阿乙反过来安慰医生。
关于病变部位的切除手术，医生意见不一。年纪大的医生认为，病人的肺问题严重，恶化可能比肾更快，伤筋动骨做肾部手术意义不大。年轻医生乐观一些，认为趁着病人身体还扛得住，应该尽快把肾部手术做好，继续观察肺部——如果因为肺部问题放弃肾部，那么一旦肾部恶化，整个人的身体就更无希望了。
阿乙倒觉得，做不做都行。因为肺病，他搬一摞书就喘气，走路一快就喘气，洗澡时弓一下身子拿肥皂也会喘气。他觉得疾病早就在蒸发自己了。
金属手术刀伸进肾部，切走了圆形的一小块儿。切除以后，医生态度乐观，只需要每三个月去复查一次。阿乙的身上又多了一个痕迹，查肺病时，刀口在身上缝了个“王”字，这次，肾部的刀口缝起来像个蜈蚣。只有耳后的一块伤疤他最想忘掉：那时医生怀疑他的淋巴有问题，就切口取片，麻药阻止了疼痛，可是耳朵却清楚地听见剪刀剪肉的“嚓嚓”声，一想起来，阿乙就胆战心惊。
死太容易了。在瑞昌，阿乙常到火车站看死人。火车站刚建起来，铁轨两侧没有保护栏，总轧死人。有人下雨撑伞遮住视线，有情侣搂抱着太过投入，还有人只是为了抄近路，也有人就是自杀，总之，火车开过去，人就死了。死人盖着草席，扔在地上，大胆的人走上前，伸手掀开。阿乙不敢掀，又想看，就走在旁边，小心往前挪，远远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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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去世第七天，道士念经，艾家人手摸棺材，围着转圈，这是“摸棺”。阿乙的姑妈坐在棺木边，自言自语几个小时。她认为她有通灵的能力，可以与亡人对话。七年前她得了癌，总觉得命不久矣，没想到，姐姐挺到现在，弟弟先走了。
哀乐里，艾家幼童浑然不觉，嬉笑打闹，在灵堂里追逐，然而子孙满堂，其乐融融，正是父亲对人世的朴实期许。
下源村的葬礼短则七天，长则十五天，有时一个月不停，吹吹打打。再穷的人家葬礼也不会穷，棺材用好木，墓碑找人打，再远的亲戚也来，连仇人也来。艾宏松躺在灵堂里，有个负过他的人，骑了个自行车过来，弯下腰，烧香，作揖，跪拜，痛哭流涕。
葬礼最后的环节是“归山”。日子是去世第十天。道士说，这天如果下雨，红砂被水冲散，那就是大吉。凌晨四五点，道士作法，出殡。棺材里除了骨灰盒、纸钱、旧衣服、象棋，还有几本诗词书。后来真下了雨。冷水荡山下的坟茔已经挖好了，就离新房不远。哀乐声里，八仙把棺材抬进了坟茔。
葬礼结束。天黑了。
太阳一升起来的时候，牛就站在田里吃草，尾巴在屁股上甩打着。它好像从来不动位置，你去山上转一圈，回来，它还在那里。附近的山比冷水荡更高，上山的路太陡，司机走走停停，有时下车看几眼才敢试试。黑山羊不用试——运气好的话能碰到它们，脖子上挂了铃铛，叮当作响，成群下山，眼睛大睁着。羊群总是堵住路。赶羊的人也不爱眨眼，似乎他早已融入群山，成了羊群真正的一员。车子遇到羊群不怕，怕的是遇到对开的车。山路窄，远不到两车可以并肩的宽度，必须有人退让。出于安全考虑，总是下山的车后退。两车以相同的速度上山，像两头对顶的牛。运气好，退不太远就遇到山路交叉口，得到错车空间；运气不好，就得一直退到山顶。
山越高越危险。三十多年前，药站站长艾宏松为了采药总往山里跑。他曾摔下山崖，被人救起，只摔折了腿，因此被认为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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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北京南二环一家咖啡馆，我第一次见到阿乙。那时是2015年1月，他还没搬家，住在蒲黄榆地铁站附近。那时他已经在吃激素，脸发肿。我们聊了两个小时。从考取警校开始，他讲了自己出走瑞昌的故事。那些事情他写了不止一遍，也跟不同的朋友和记者讲过多次。我们后来又见过几次，都是采访，说话一多他就深呼吸，走路也慢，像在搬动自己。“今天说累了，今天说不动了”，他很容易累，总是这样终止谈话。
此后朋友组局吃饭，我常能见到阿乙。印象里他的脸色一直是差的。问起病情，他总是面无表情地描述自己的症状，似乎谈到的是另一个人。每次见面他都带着书和笔，坐下来，习惯性地摊开书，拿笔写写画画。他的书常常封皮残破，内页写满文字。他随时拿着书就像其他人随时拿着手机。他也随时把读到的内容讲出来，带着口音，语调倒是抑扬顿挫。有时说得冗长，只要他高兴，朋友也不打断。肾做了手术，他说自己多活一天就多赚一天，听不得这些晦气话，朋友就只能皱起眉。早年刚来北京，他们聚在一起，彻夜谈论读书写作，十多年后，朋友倒觉得写作在其次，养好身体更要紧。
一天下午在青年路的咖啡馆正闲聊，阿乙突然抬头看窗外，沉吟着，小声说，“霾，要来了。”桌上人一愣，“我的肺感觉到了。”他补充。
2016年12月一天早晨，我陪阿乙到协和医院复查。进了医院大厅，他取了号，坐在长椅上打盹。看病的老人居多，票贩子则走来走去，大厅嘈杂，空气浑浊，作家睡着了。他穿着羽绒服，歪着头，抱着包，双手十字扣在一起，扣住一瓶550ml的农夫山泉。大厅太吵，有时他被惊醒 ，抬起头，揉揉眼睛，看了时间，又垂下头。他的两腿有时蜷起，有时伸直。长椅座位少，有人站起来，马上有人补上。作家睡醒了，坐起身，抿一口水，含在嘴里，看着空气。 医院里传来婴儿啼哭声。看时间快到了，阿乙起身，拎起包走向诊室。病人填满了走廊，只留出一条走道，卖早点的人也挤在走廊里。
免疫科门口的椅子坐满了，阿乙就坐到了消防栓上，掏出书，低头读起来。墙上的电子屏滚动病人的名字。他掏出手机拍照。那些病人的名字常被他用在小说里。“父母给他们孩子取的名字，一定比一个作家凭空想的要更好，更具有时代性。”他告诉我。
排队两个小时，进了诊室。免疫科医生捏着厚厚一沓病历，对着检查结果，轻轻摇头，告诉阿乙，肺部的几项指标没有变化。这意味着过去半年，病人所服用的药物基本没有效果。
阿乙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医生建议再回呼吸科做检查，他的肺病已经在免疫科治了几年。几经犹豫，医生又开了几种药。阿乙点头道谢，转过身，从包里取出新书《情史失踪者》，签了名字，双手递上。看病几年，这是他第一次送书给医生。
回到大堂，排队买药。窗口前，一个高个子中年人与收银员发生了争执，他堵在窗口，说，事情不解决，后面的人谁也别想缴费。买药的队伍停止了流动。
“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你不怕耽误别人？”阿乙突然拨开挡在前面的人，走上前去，直视中年人说。
“关你什么事儿？你们这些外地人。”中年人转过身。
“你妈X的，我现在就揍你！”阿乙握了拳头，挥起胳膊，同时往前迈了一个大步子。我拦腰抱住他，但他仍往外挣脱，脚踢出去，几乎踢到半空。我差点滑倒在地。中年人想和他对打，想了想，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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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葬礼以后两个星期，阿乙又回了瑞昌。这次他是回下源村考察场地，想用废弃的小学教室建个图书馆（后来他觉得自己身体欠佳，又放弃了这个想法）。
到了瑞昌，我们住在县城。阿乙笔下旧日的县城早就变了。原先的城缘如今是市中心，走在路口，阿乙自己也常常不辨方向。
在去下源村的路上，路过镇政府，我们倒是见到了一副旧模样。白底黑字的木牌裂开，灰色矮楼上挂着口号，红底白字。房门漆成红色，隔几年漆一次，维持表面的新。院子虽是水泥地，但水泥太薄，时间一久，汽车轧过，水泥破开，土露出来，下了雨，满是泥水。院子墙角满是绿色苔藓，墙皮起了皱，像生了皮肤病。厕所每天打扫，瓷砖上的黄色污渍却总是在。水龙头从一堆长满苔藓的砖头伸出，折了个角，对准水池。树冠的阴影在院子里转圈，从一处移到另一处。晴天里，院子里的木架上晒着被单，被单上的仙鹤弯曲了身体，和牡丹一起晒着太阳，颜色越晒越浅。
阿乙带我们上了几次山。有人在山上的小溪里洗车，灰尘弄浑了水，小溪拐一个弯，再拐一个弯，几道弯后仍是清水。溪边建了不知什么厂子，车间里电钻发出刺耳噪音，有时尖锐有时沉闷，遥遥和着水流声。越往山顶走，风力发电机的轰鸣声越响。它们去年才建成，十几二十个，连成一排，立在山头。人们干脆叫它们风车。
傲慢的工业金属物：机舱八十米高，迎着太阳闪光，三个转子叶片各有五十米长，它们捉获风，转起来，打动空气，产生的巨响令人听不见说话声。站在风车下，叶片劈下来，浑然不可抵挡，好像它能劈开山，劈开树，一直劈到脸上。
站在风车下，病人艾国柱和作家阿乙抬头看天。天空太高了。
风车的影子在山峦上移动。山峦近处是绿色，远处是黑色，再远是灰色，最后只剩轮廓。下源村被山挡住，天黑得快，睡在山脚，也能听见风车声呼呼作响。那是天空在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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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曾鸣 采访、撰文：王琛 视觉：梁爽 摄影：贾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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