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灯下漫谈》老百姓就是在做不了奴隶与做稳奴隶的时代中循环

当你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正期待着老板月初给你发工资，老板却说：“因为绩效考核改革，数据统计方式有变化，所以上个月的绩效考核数据不能按照新改革后的方式结算，经过商议，把上月考核数据乘以60%再以新的结算方式来结算工资”，你计算后发现，这样等于少给你发了800元工资，可你此时内心是敢怒不敢言，辛辛苦苦一个月，一个改革就让你的工资缩水了。

但下午老板开会又说：“各位，经过董事会商议，咱们既然刚实行改革考核制度，第一个月得有一个缓冲期，最后领导们决定这个月的工资照常按照上月考核数据发放，下个月正式开始以新标准执行”。你此时心理会是怎样？肯定会说这太好了，领导也是比较体恤下属的嘛，但你转念一想，不对啊！这本该就是我应得的工资，怎么我被剥削了，还要感激他呢？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我举的这个例子中的事情相信大家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鲁迅也遇到过，不过他赶上的不是工资打折扣的事情，而是货币贬值，《灯下漫笔》这篇文章是通过银票贬值时期折现银的小故事作为引子，鲁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思考，发现人们非常容易在被剥削、被压迫等危难的时候，极其容易产生自我安慰的心态，鲁迅当时也是如此，本该是自己的钱，却因为能够兑换，所以不至于不损失太多而高兴不已，他认为这种是”降格“的保命心态。

文章的内涵很深刻，文章开头写道：民国初年，国家发行了纸质钞票。人们觉得之前使用的银元没有钞票携带和使用起来方便，于是在刚开始发行的时候纷纷把银元兑换成了钞票。后来纸币迅速贬值，甚至很多地方都不愿意收钞票，所以钞票花不出去，那时候商家只收银元。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鲁迅本来还算有点钱，但是手里大把的中钞票贬值致使他生活陷入了困顿，毕竟没有银元吃个饭都很难，鲁迅拿着自己的钞票到处银行去换，银行不给他换，后来鲁迅听说可以兑换了，但是兑换比例是60%，抱着有总比没有强的心态，鲁迅去换了，就在换的过程中，突然兑换比例变成了70%，他欣喜若狂，这又能多换一点了。

最终鲁迅看着自己沉甸甸的一大包银元沾沾自喜的时候，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自己手中的钱是变少了，为什么还会这么开心？鲁迅由此讲了一个道理：“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①，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甸甸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由他的故事，我想到在我小学的时候，老师有一次给我们布置暑假作业，当时说要写30篇作文，全班哀怨声一片，老师只好作罢，改成了写10篇，全班都开始故障，说：“老师您太好了！”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帮助大家理解这种心态，这个心态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经历的，如果先前就摆在你面前一个不可改变的事情，突然有了转机，人容易在抱着“有总比没有好”，“总归是轻松了一点”等之类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妥协。

二，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

他自己说过：“要是平时，人家少给他—个铜元都不会答应的”，这次损失这么多，反而很开心，先是经历不能兑现，换不了银元，然后心态就发生变化，就开始妥协了，宁愿吃亏也要换出去，总比不换要好。”回到家后，他就开始在灯下写作反省，这就是《灯下漫谈》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一九一五年他潜离北京，同年十二月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支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鲁迅很多文章都是在晚上写的，确实，动笔杆子的人在晚上会有思绪，这一点是通病，鲁迅怎么说的呢？他曾说过，“因为白天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大家的心无从相印”；又说，“人的言行，在白天和黑夜，在日下和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

这篇《灯下漫谈》以小见大，由事入理，由此想到了古代的老百姓，引申到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现状，瞬间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妥协了，他感叹古人和自己时代的人：“做人而不得，只能做奴隶，甚至常常连做奴隶也不得的处境”；并且把中国历史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三，“奴隶”心态，被吃的人羡慕牛马，希望成为牛马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出自鲁迅的文集《三闲集》中的《无声的中国》

那时候胡适公开宣称赞同全盘西化论的，他说：“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它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就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

从左至右：鲁迅、胡适、钱穆

所以你会发现，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候正好是新文化运动，当时是汉字改革，后来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汉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吓的那帮保守派接受白话文运动。所以鲁迅在谈到社会上极其强大的保守势力时作出了上述那个形象的比喻，由此我们可以看的出来，国人折衷的本性。

鲁迅其实在无声的中国里讲的这句话也包括他自己，很多人觉得他只是批评其他人，其实不然，从《灯下漫谈》我们能看出，鲁迅本人也在时刻反思自己，自我解剖，冷静自嘲，他正因为亲身经历并且获得感受之后，才能够产出如此深刻的文章。

本该是你应得的，应该享受的权利，可被剥夺之后再给予你的时候，你的心态不是为自己争取的胜利而自豪，确是为对方愿意施舍给你，总归是让你“比之前好”，所以你感恩戴德于对方，这是很奇怪的一种心理，如果这个权利还是被剥夺了一部分，你这时候死咬不放的去争取，换来的不是周围人的团结一致，而是指责、漫骂甚至是攻击你，因为很可能因为你的争取导致原本返还的一部分权利又被收回。

比如电影《我是潘金莲》，刚开始她上诉的时候人们都很同情她，但是后来人们嫌她带来了麻烦，为了所谓的证明自己使得周围人的日子过得不安静，后来人们就讨厌她，攻击她，但是对于她而言耗尽自己20年的光阴，一方面是向别人证明自己，但更多的是她为了给自身一个交代。

比如超市现在搞一个活动，大米降价处理，可是前一天你刚买了10袋大米，这个降价让你多花了300元，你按照消费者条例和规章制度去向超市要个说法，超市最后的答复不是返还给你钱，而是取消了活动，试想你此时会遭受到什么？肯定是周围买大米对你的谩骂，认为就是因为你的不依不饶，导致大家都没有享受到降价活动。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帮助理解，鲁迅形容的“奴隶”心态，人们习惯于被人要求，不敢去反抗，不去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权力，因为在对方施舍给你之前，你的生活更悲惨，就连被人奴役的权利和资格都没有。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②，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把人不当人”这本该是奴隶主，上层肉食者的视角所产生的思想和观念，可是鲁迅发现，这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人们却把这个当作自己的思想准则了，本该重视人的价值，可现在人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价值了，于是，当统治者把人的价值等于牛马，居然人们就心悦诚服，讴歌恭颂的太平盛世。

鲁迅所谓的“吃人”的本质是不平等，不同阶层和阶级自上而下的歧视和剥夺，下层具备“奴隶”心态的人甘于被人吃，只要能保证不把下层真正的吃死，也就是有条活路的这个规则，社会即安之，所谓老百姓只要你不逼得他活不下去，绝不造反，所以这样的新理和民性就致使最下层的人被吃得惨状百现，最终被压迫的不能生存，才会爆发频繁在中国历史中出现的农民起义，然后乱世之后的盛世依旧如此，往复循环，这就是黑格尔所说：“中国没有历史，只有循环”的意思。

四，宁做盛世犬，不做乱世人

鲁迅在中国的历史中找例子去印证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意思是几千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独立自主的人，大家都是在做奴隶，在和平的时代，大家安分守己地听官员的命令；在战乱的时代，人们就不知道该听谁的话了，于是就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给他们制订规则，让他们去服从。

这也就是农民起义之后，为什么明明杀其他农民最狠的就是原本的农民，而他们却没有一点反抗，他们只想着听从别人制定的规则，—点主见也没有，这就是“思想上的奴隶”。

鲁迅举例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宋末元末等起义战乱作为论述，杀人魔王张献忠，不服役不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对手要杀，投降的也杀，面对这种的情况，百姓就非常希望来一个新主子能给他们制定新规矩，给他们安定，只要比杀人魔王张献忠要宽容些就能够让全部百姓归于你帐下，这说的就是李自成。

黄巢起义

所以你看后来李自成的军队开始宽柔政策，不杀百姓，不强抢百姓，本来也是一个魔王，却被百姓歌颂是“神仙救世”的闯王，百姓的口号“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百姓非常愿意接受新的规定，因为就算战乱被平定之后，百姓除了要缴纳原来的赋税之外，还要承受许多新的压迫，所以他们宁愿跟着造反，并且接受领导者给的新规定。

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张献忠

鲁迅说：“看看吧，这就是几千年来，人们即使打破了奴隶制度还要寻求一个新的奴隶主，心甘情愿的继续被欺压，为什么心甘情愿却不想着抵抗？因为他们觉得比起之前的战争时代，活都活不下去了，还不如被欺压着，至少还能活下去”，鲁迅感叹人们都是不自如，不自省的奴隶，包括他自己也是如此的心态。

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对于这种群体现象和心理，鲁迅很痛心，很难过，他认为只有改变国家和社会，消除一切奴役现象，这样才能对人性深处的东西做一点改变，很多时候不如牛马猪狗，轻若草芥，贱似沙虫，专供屠戮蹂躏，奸污虐杀，想做驯服的奴隶都不可得。永远都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之间来回循环。

五，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不是人，连奴隶也不是

鹤见钓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

有一位外国人在北京生活得久了不想回国，因为他觉得北京生活太好了，各类金银珠宝，书卷画轴，美味佳肴等等都让他沉迷其中，在今天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吸引外国人，这是骄傲，但在鲁迅时代就不是如此，那叫鸠占鹊巢，那叫吸食中国人，因为当时是被侵略的时代，他们这样的话语是把中国当作游乐场，把中国人当作服务生，鲁迅说：“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鲁迅对此有个形容：“人肉的盛宴，吃人的筵宴”，他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③的孩子，《现代评论》二十一期）。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④，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他认为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

五，吾国青年定当肩负使命，砥砺前行

当时人们所走的路是什么呢？鲁迅的意思是当前的人们丝毫没有彻底“走出奴隶时代”的要求与愿望，而是希望在太平了之后继续回到过去奴隶的时代，是所以人们实质都是在“神往”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间去循环，面对这样的现实和国民性，鲁迅实在无法掩饰内心的绝望与悲凉，但是，鲁迅可不是愤青，他也不是唱衰，更不是消极，他说了一句话：“不满于现在，难道就只能像古人与复古家那样，神往于过去吗?”

这是反诘句，他向自己，向每一个读者，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百姓一起反思，人们不满于当时社会，更不能回到过去做奴隶，但可以向前看！向前走！因为前面有道路。

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鲁迅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第三样的时代”，什么意思？就是争取人该有的自由和权利，不做奴隶，做独立的人的时代。

他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人，他说：“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就是毛主席说鲁迅为什么是民族的脊梁骨，为什么说鲁迅是用笔当枪杆子的原因。不过鲁迅更多的其实是表达他的无奈，因为他虽然认清楚了，可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没有认清楚自己奴隶的本质，当时的背景正好是守旧派和维新派的激烈争斗，那个时期保守派的人对古文化持有坚决守护的态度，而维新派又要彻底打断古文化的根，甚至提出抛弃汉语，改成拼音文字，那个思想和政治动荡的年代，他不将希望寄托于中年的人，而是给予下一代的青年们，他呼吁青年们承担起时代的使命，表达了他对青年人的希望。

注：

①中交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当时的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

②关于元朝的打死别人奴隶赔一头牛的定律，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中引有元太宗窝阔台的话说：“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据冯承钧译文）当时汉人的地位和奴隶相等。

③每斤八文的孩子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载有仲瑚的《一个四川人的通信》，叙说当时军阀统治下四川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其中说：“男小孩只卖八枚铜子一斤，女小孩连这个价钱也卖不了。”

④罗素《中国问题》一书：“我记得一个大夏天，我们几个人坐轿过山，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我们到了山顶，停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立刻他们就并排的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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