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代高考命运的四十年流变

2002年，7岁的王颖昕跟着姥爷、姥姥、妈妈参加中国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

2014年，王颖昕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姥爷、爸爸、外孙女三代法大人在校门前合影留念

2017年高考如约而至，今天，全国940万考生将走进考场。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前的1977年9月，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立即恢复停止了10年之久的高考。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当年12月，没有复习多久的考生便兴奋而忙乱地走进了考场。

让我们逆向拨动时光的秒针，把镜头慢慢摇向一个家庭的祖孙三代考生，他们走进了同一所大学，体验了以“高考的名义”而带来的些许人生转变，不管是时代的安排，还是命运的巧合，这些转变也从一个侧面连缀起半世纪的共和国的历史……

出场人物

郭树松，1943年生于保定清苑县，今年74岁。1963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公社首个大学生。曾任当地人大处级干部，现退休。家庭身份为姥爷。

王振力，1968年生于邯郸大名县，今年49岁。1987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当年县文科状元。现就职于当地法院。家庭身份为父亲。

王颖昕，1995年生于邯郸市，今年22岁。2014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市文科14名。现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家庭身份为外孙女、女儿。

高考的“冲动”——

“脱农”、精英

与多一种人生选择

郭树松生长在保定农村，郭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靠着挣工分过活讨生计。1963年那年，老郭已经20岁，在当地的县高中读书，由于有点禀赋，还经常帮助老师出个黑板报啥的，让一班同学好生羡慕，这个颇带有“文艺范儿”的工作也让老郭生出一种朦胧的自豪感和爱恋，直到有一天，老郭突然觉得在“饿着肚子干农活”和“出黑板报”之间，有一个跳板可以让他跳过去彻底“脱农”，那就是——高考！

“上大学，当公家人，还能吃饱饭！”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老郭的高考“冲动”！他记得1963年7月那个炎热的下午参加完高考后，他用袖子抹着鬓角的汗水走进家门时，郭父诧异地问怎么这么早就放假回家了，“我说参加完高考了，父亲说高考是什么，赶紧下地干活去！”

老郭的女婿王振力作为60后，在30年前的1987年参加高考时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蔚为壮观的时期。家中排行老三的王振力出身于教师家庭。“在我参加高考的那个年代，高考是人生唯一的出路，没有别的选择。”王振力说，在备考时，他就不断告诫自己，不论用多少年也要考上大学，这是一个县城青年前往大城市、用知识改变命运成为精英的最好机会。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紧紧握着家里特意给他置备的“豪华”文具——一支英雄金尖钢笔走进考场的。

作为90后，王颖昕对于考大学的感觉则和祖辈、父辈完全不同：“其实我一点也没有紧张。高考不是我的救命稻草，它只是一次经历。哪怕河北是高考大省，其实每年的本科录取率也接近50%，在当下上大学只是多了一种选择而已，其实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作文与考场——

“五一日记”

和两个风扇的考场

作文似乎是高考最能撩拨人心的内容，从这祖孙三代人参加高考的作文题目上也可以看到社会观念的嬗变：在郭树松的印象里，高考作文题对于热衷办黑板报、关心时政的他，熟悉又简单。“当时题目是二选一，‘五一日记’和‘唱国际歌所想到的……’我看了题目就选择的是唱国际歌，这得跟当时火热的‘反修’‘防修’联系到一起嘛。我的高考成绩果然可以，跟这作文写得好有关系！”

而王振力1987年和王颖昕2014年的高考作文题分别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篇短文和给材料写作文。

如果说姥爷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作文，那么对王振力父女来说，考场的环境则是最令他们难忘的。在那1987年闷热的夏日，7月7日、8日、9日三天，19岁的王振力和全国228万高考考生一起，用钢笔书写着自己的未来。酷暑的夏日，压抑的气氛，只有两个风扇的考场里，闷得像个蒸笼。室外，蝉鸣阵阵，夹杂着热浪和土腥浓烈的味道，久久不散。7月7日下午考数学时，大家都是一边拿着衣袖擦汗一边演算答题，狼狈不堪。

相形之下，女儿王颖昕却显得从容得多，因为考场就设在母校邯郸一中，教室里的一桌一椅都是最熟悉不过的，唯一的变化就是，平常拼起来的两张桌子被拉开距离，教室人数由平时的60多人减少至30人。这场景，在高三无数次模拟考时早已经历。

说到考试内容的变化，不惑之年的王振力翻起女儿高考文科综合试题，最感慨的一点是：知识越考越活了！他说当年自己学历史时主要是记诵历史年份等“知识点”，而现在呢，则多是给出材料做分析，不再只是死记硬背。

大学的变迁——

祖孙三代在母校留影

今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举行65周年校庆大会，王颖昕作为本科生代表发言。“我是家中第三代法大人，我的姥爷和我爸爸同样都毕业于政法大学。”除了亲情之外，一家人也被另一重校友的身份所连结。

彼时，坐在观众席上的郭树松一边鼓掌一边回忆起初进法大校门的情形。1963年秋，他带着和父亲到信用社贷的12块钱，揣着录取通知书，走了10里路到县里，又从县里坐汽车到保定，从保定坐火车辗转进京。终于到达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学院路的北京政法学院，郭树松走进校门，望着高耸的六层高砖混教学楼，雕花拱门尤觉气派，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走路不会超过5分钟，而学校周围是大片的庄稼和荒地。6个班二百多人挤在一间教室听课，鸦雀无声。

郭树松回忆，当年学校只有一间容纳一百多人的阅览室，同学们在此可以借阅一些其他院校的教材，一本教材全班轮流着传阅。“那时民国时期的法律已被完全废除，新的法律体系还未建立，我们的法学专业课只是以理论学习为主。”郭树松说，1963年的法大虽说设施简朴，但是也打开了学子们法学的视野和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期冀。

到了1987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新校区在这一年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那年8月的一个早晨，19岁的王振力来到昌平区新建的校区作为新生报到。

站在校门口，王振力看到的是一片仍在开工建设的工地，只有两三栋教学楼和一栋“梅园”宿舍楼，放眼望去，一抹晨曦在中国政法大学的牌匾周遭镶嵌了一缕金边。那场景正好像彼时的中国，市场经济呼之欲出，法治建设轮廓初现。这一点从当时的课程设置上也能看出个大概：1987年，法大设置了政治学、法学两个专业，共有4个系，课程设置上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已经与现在相似，也有各种各样的选修课。当时给王振力上课的老师如江平、舒国滢等现在已经多成为中国的法学泰斗。

而作为家里的宠儿，第三代人王颖昕高考填志愿时，在究竟要不要女承父业这个问题上，起初让全家有点纠结。“上网查到分数时是晚上12点，我爸和我讨论志愿到了凌晨两三点，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一来二去还是被第二志愿中国政法大学录取。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法三代’。”2014年秋天，王振力和妻子送女儿去学校报到，而舅舅则开着车带着姥爷、姥姥等亲戚前往北京，车里装满了王颖昕的行李。到达学校后，一家三代“校友”在“中国政法大学”牌匾前拍了一张照片。

在大学包分配的年代，郭树松、王振力都被分配到邯郸市政法系统工作。和父辈、祖辈不同，王颖昕从一进大学就给自己个人职业做了相应的规划。“大一、大二好好学习专业，参加社团和讲座，大三开始准备司法考试还有研究生考试。”从姥爷到父亲，都很支持孩子考研，姥爷郭树松和父亲王振力都认为，“读这个专业，研究生学历，才可能找到个比较好的工作。我们上两代从没像现在竞争激烈。”

掌声又一次响起。郭树松被外孙女精彩的演讲从碎片的回忆中唤醒。几番寒暑，际遇变迁，半个多世纪里，一家三代人走进同一所大学，而那不同时空里的三次高考，将永远定格在记忆中，成为联系一个家庭命运的特殊纽带。

本组文/本报记者刘旭李梦婷

供图/王颖昕图片制作/沙楠

声音

祖孙三代同答高考意味着什么？

郭树松：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通过高考，改变人生命运，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

王振力：高考对我而言是一次人生的升华。通过学习增加阅历、明确人生观、学到社会知识，这是对人整体素质的提升。高考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一座独木桥，是选拔人才的最好途径。

王颖昕：高考对姥爷、爸爸而言就像一个阶梯，他们跳上去了就能改变命运。但是，高考对我而言不是改变命运，考上大学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考上一所好大学能让我获得一个平台，有更多的人生选择。

文/本报记者李梦婷刘旭

数说高考40年

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人之后，中国高考报考人数急剧下降，直至2014年起止跌趋稳。

伴随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总体的下降趋势，以及录取规模的持续增加，大学录取率逐步飙升。1977年录取率为5%，2016年录取率为82.15%，创历史新高。40年间，中国的大学录取率增长了16.43倍。

近年来，高分的考生越来越多。以北京为例，2016年高考600分以上考生共计11398人，占比高达18.6%，创历史新高。这是北京高考600分以上考生占比连续第四年超高10%。

出国留学已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局限于一个小圈子，而是变成一种新常态。教育部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其中读本科者超三成，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

文/本报记者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