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英语命题的改革之路——孔德惠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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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仁（以下简称“包”）：孔老师您好！这次见您，我还想谈一谈高考。高考是热点当中的热点。201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规定考试成绩以等级呈现。成绩一般分为5个等级，位次由高到低为A、B、C、D、E。原则上各省（区、市）各等级人数所占比例依次为：A等级15%，B等级30%，C等级30%，D、E等级共25%，E等级为不合格，具体比例由各省（区、市）根据基本教学质量要求和命题情况等确定。现在各省执行情况不一，尽管高考改革步伐在加快，还处在调整期。高考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经过浙江和上海的高考试点，考试权进一步收拢，全国还有8套高考英语题。考试命题仍然是个大问题。考生怎么能考出水平，高校怎么能选拔出人才，这些都和命题直接相关。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深化普通高中教育教学改革，稳妥推进高考改革。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高考和高招都到了加大改革力度的时候了。高考英语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我希望能听到孔老师对当前高考英语改革的一些看法。
孔德惠（以下简称“孔”）：包老师您好！ 很高兴我们又在长春见面。关于高考英语的话题，我们已经谈过几次了。每次我们都针对高考英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我们最关注，也是最担忧的，是高考英语长期以来大量采用选择题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错误倾向一点儿也没有纠正的迹象。今年8套高考英语试卷的选择题平均起来算，仍然占总分的65%。这些年来高考英语试卷里的选择题比重基本都在三分之二上下，占绝对多数。只有上海卷稍低一些，占57%。我认为选择题过多是当前高考英语改革最需要克服的顽症。
包：选择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了，模式化30多年了。我们采用这种模式是从西方分离式考试引进的，美其名曰“标准化考试”。为什么高考英语总在大量地使用选择题，屡批不改，已成顽疾，这是个大问题。
孔：选择题不是不能用，但不能这么滥用。比如说，考听力用一些选择题考就比较合适，因为考生一边听一边答题，时间紧迫。但也不要认为听力就必须用选择题考，这种认识是僵化的。通过笔答也可以考听力。至于阅读理解，都拿选择题让考生判断选项是十分单调和片面的，后效也非常糟糕。长期受选择题熏染，不少学生养成了按选项找信息的阅读习惯，离开选择题竟然无法阅读。
包：题型没有选择好，这是表象，实际是高考英语的考试类型没有确定好。以前托福考试大量使用选择题，现在也在改革。而雅思考试就很少采用选择题，当然美英这两个考试与中国的高考英语考试不是一种语言考试类型。高考英语实践中采用如此多的选择题，简直是匪夷所思。
孔：学术界对选择题的弊端，尤其是效度低和反拨作用差的问题早已形成共识。托福考试在初期几乎都是选择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增加写作部分。托福传入我国，带进来的其实是用选择题型考英语的套路。我们的一些人对选择题爱不释手，主要原因是阅卷方便，效率高。
包：这是一个误区。长期以来有一种模糊认识，认为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考试更具有权威性。不过在我国英语充当外语功能的现实环境里，照搬英语国家的母语考试是否得当就需另当别论。托福在我国举办考试，目的就是选拔留学美国的人才。托福的服务对象是美国的大学，后效却留在了中国。试想，美国考试机构会在意他们的考试对留学生来源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么？看一看近两年来美国政府为遏制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而发起的种种霸凌行径就什么都清楚了。高考英语对托福舶来的选择题如此痴迷，且屡经提醒仍执迷不悟，幼稚之至，令人堪忧。
孔：这的确是一个危害极大的误区。还是以阅读理解为例，近些年来高考英语试卷上有的文章特别难，中学生理解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到底难到什么程度，学生理解的情况如何，单看成绩是无法准确知道的。用选择题考查阅读理解，选项本身就是一种提示；此外，考生可以利用所谓排除法找答案；也可以先看问题，再到文章里找答案；甚至干脆不读文章，仅凭常识推测答案。这些都是刷题过程中经常训练的技巧。假如考生没有时间读文章，也不能阻挡人家把答题卡涂完。通过选择题获取的分数里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多少是虚假的，谁也说不清楚。可就是为了这部分说不清道不明的额外分数，高三学生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没完没了的刷题上面。感觉好像能提高一些答题技巧，但却失掉了获得真才实学的宝贵时机。
包：是这样的，选择题对教学的反拨作用是负面的，造成当前中学大量刷题的乱象。所谓的一些“牛校”一名学生一年刷题5千套，最严重的学科就是英语学科。不断的刷题只能增加学生的精神负担。刷题是无尽头的事情，弄得学生和家长都很焦虑。学生陷入题海，这种应试教育令人深恶痛绝。我认为是高考英语这个指挥棒出了问题。因此我们说，选择题就是“特洛伊木马”。
孔：高考英语试卷上三分之二的试题是选择题，早就成为套路，形成英语考试就是选来选去的思维定式。我认为，当前高三复习阶段流行的刷题之风是一个危险的迹象，预示着应试教育正逐渐病入膏肓。所谓刷题，就是尽可能多地做题；做尽可能多的题就意味着留给学习，哪怕是做题过程中学习的空间越来越小。如果没有“发生”学习，做多少题也很难有实质性的收获。
包：我问过基层教师，你们一周之内就让学生做好几套题，不觉得累吗？他们说不累，让学生做题，然后对答案就行了，不用正常上课。这样老师倒是省力了，但这不是明摆着坑学生吗？
孔：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似乎进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这不就是高考题型导致的后果吗？如果这种坏的应试教育的势头得不到遏制，高三的刷题就会向低年段蔓延，高中的刷题也会蔓延到初中。当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各个环节都被刷题所取代，应试教育就走进了死胡同。
包：确实有一部分人认为，加班加点地刷题，学生就能出好成绩。这也说明高考英语的命题出了问题。
孔：这是一种错觉，出些成绩也是表面上的，学生顶多获得了一点答题技巧罢了。学生们匆忙刷题，没有解决“会”的问题，重复做题出错率仍然很高，几乎没有获得感。
包：高考英语的改革之路非常坎坷，尽管这样，改革是永恒的。我们还要研究动态测评的新趋势。高考命题不能水平化、模式化、简单化和僵化。我们呼吁，要加快高考英语的改革步伐。人才的培养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荒芜了。我国的考试，尤其是高考是不能和国际接轨的，因为考试的目的不同。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国情、学情和教情。
孔：我完全赞成包老师的观点。我国要建立自己的英语外语考试体系。在考试方面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文化，每年有一千多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我们完全有条件把高考这件事情做好。当前，考试管理机构尤其需要加强关于高考对基础教育所产生影响方面的调查研究。具体到英语这个学科，我们当然要研究考试内容，毕竟考试内容每年都要有变化。但是关于怎么考的问题，我们却始终重视不够。英语考试采纳什么题型并不是一件小事。无论自觉与否，它涉及到英语作为外语的功能定位问题。例如，如果重视外语能力全面发展，高考就应该尽其所能包括听力，甚至口语方面的内容，而不只是考阅读和写作；如果重视外语在我国对外交往中的作用，高考就应该包括翻译。我真是搞不明白，高考英语年复一年考查学习者判断选项的本事，于我国对外交往事业有什么重大意义和实际价值。
包：这是试卷结构有问题。外语考试没有翻译，排斥母语，这是极其不正常的事情。翻译是一种能力，应该纳入教学和考核体系。严重一点讲，外语考试不考翻译，这不仅是违背外语教学规律，而是有政治问题的。外语教学和考试排斥母语，没有翻译的现状该引起重视了。
孔：如果不仅仅是因为对考试成本的考虑，那么外语考试排斥翻译就意味着对祖国语言的排斥，这是一个错误的倾向。多年来西方语言帝国主义流派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推销单一目的语教学，包括强势交际法、任务型教学、以英语教授各学科课程等思潮。事实上，认为外语教学中不讲母语有利于学会外语的观点是肤浅的。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载体，母语这个思维载体怎么排除得了？关于翻译手段在外语教学和测试中的重要价值，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得出许多积极的结论。我们期待翻译题型能够重新回到我国的英语考试体系中来。
包：是的。考试题型单一化对英语教学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误导教学跟着考试题型转。外语教学要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学生学有所得，什么样的题型都可以应对。对于高考英语没有英译汉或汉译英题型的问题，以及选择题长期泛滥成灾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孔：我们建议高考英语增加多种题型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每一种考试方法都有它的长处和不足，题型多起来才能做到相互扬长避短，也有利于避免高考模式化。选择题弊大于利，不可多用。我们建议各类选择题加起来也不要超过总分的三分之一。
包：在高校选拔人才方面，大学的自主招生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扩大自主权。选拔人才的方法需要改革。《光明日报》2019年7月9日一篇题为“新高考考验高校招生力”的文章就提出了大学在高考改革中要有所作为的课题。
孔：高校如何选拔人才是一篇大文章。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设立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但从上海市和浙江省首批试点的尝试看，英语科目的主要精力似乎都放在了一年两考上面。我认为，要解决当前应试教育的顽疾，在考试次数上面做文章，别说治本，就连治标都没有抓到目标。这种难以持久的无端尝试拿不出有价值的经验。后来参与高考改革试点的一些省份也曾经跃跃欲试，却没有全面跟进。另外，去年11月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试图通过“赋权加分”抹平两次高考英语成绩的“乱作为”引起社会广泛质疑，最终受到严肃处理。这个教训从一个侧面说明，英语科目的一年两考终归是得不偿失的。从大学方面来看，随着高考改革的深入，招生机制也将面临许多重大调整。
包：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国家对高考制度的改革和高校招生政策的改革明显加快加大力度，取消高考考试大纲，改革统考统招统分的惯例，扭转高校“招生办”变成“接生办”的惰性，扩大高校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学习基本要求选拔人才的自主权。
孔：我个人觉得，包括近年来一直操作部分自主招生的大学，高校普遍对招生自主缺乏思想上的准备。现在大学在网上录取新生，总分的权威性大于考生所报专业相关科目的成绩。举一个“跨界”的例子：第一批高考改革试点取消文理分科，试行3+3模式（语、数、外+3个自选科目）以后，选修物理课的学生明显减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参加试点的8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将“3+3”调整为“3+1+2”。即除语文、数学和外语3科统考外，设定物理或历史为首选科目，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4个科目选择2科作为选考科目，以强调物理和历史学科的基础性地位。且不论方案的合理性，如此设置是否意味着理科就是以物理为核心，文科就是以历史为核心？在这样一个涉及学科范畴如何划定的重大学术问题上，却始终没有听到大学的声音。由此可见大学在招生问题上所处的被动地位。我认为，当前高考改革迫切需要成就的任务是改善对基础教育起关键影响作用的招生考试。
包：2019年8月6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再议中高考的难与易”一文，将当前高考面临的困境归纳为“水平化、简单化、模式化”。您对这个定论怎么看？
孔：我读了《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赞同作者的观点。若从考试运行的机制来看，这三个“化”都与滥用选择题有内在关联。首先说水平化，高考英语试卷大量采用选择题就是模仿托福的套路，而托福的属性就是水平测试。而简单化正是选择题造成的直接后果。三分之二的试题由考生通过判断选项来回答，大大降低了考试难度。至于模式化，三十多年不变的高考题型早已形成套路。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个套路，又反过来制约高考英语改革。多年以来关于高考改革总要提到“稳中求进”，它的潜台词就是题型不能改的太猛，题型似乎成了轻易不能动的东西。教育部决定取消高考考试大纲的意义在于给应试教育降温，而应试教育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考试大纲该如何备考。因为没有大纲就不知道拿什么题型考。
从诸多层面和不同角度来分析，破解应试教育困局的切入点就是大幅度削减高考英语试卷里的选择题。选择题一旦减少，就会起到给英语科目的应试积弊釜底抽薪的作用，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回归正常轨道便指日可待。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相关考试主管部门需彻底认清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坠入应试怪圈的结症所在，从而放弃靠选择题考英语的思维定式和习惯做法，将更多科学合理的考试题型纳入高考英语试卷。
包：孔老师带领的团队，每年都对当年的高考英语试题进行评价，撰写全国高考英语试题评介报告（蓝皮书）。您对2019年的8套高考英语试题总的印象如何？
孔：令人关注的选择题过多的问题，今年仍是老样子。选择题多了，直接影响到测试效度。被误称为客观题的选择题实际上信度也很差，因为从概率上讲，四分之一的选项是可以蒙对的。效度和信度都差的题型我们就不必再谈论它了。今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早已结束，意味着考试也完成了使命。此时我们列举高考英语有多少优点没有什么意义，倒是有必要指出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给下一步的命题工作提供一些参考。关于今年高考英语试卷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发表一本评介报告，供广大读者参考借鉴。
包：高考高招改革刻不容缓，英语命题的改革是当务之急，改革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而转移的。您认为今后高考英语改革还应注意什么？
孔：根据今年高考试卷的实际情况，我们列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建议：（1）针对今年全国I卷、II卷、天津卷和江苏卷里均出现质量堪忧的习作或应景之作，我们建议考试文本的选材要把好关。高考犹如一把衡量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的尺子，自身不准怎么行。（2）翻译是非常好的外语考试题型，但是只有上海卷一直在坚持使用。其它试卷理应效仿，见贤思齐。（3）讲好中国故事是外语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今年若不算上海卷，7套试卷里只有一篇短文涉及中国内容。如果担心文本质量，可以采取措施对所选材料尽力加以修改完善，或者通过可行机制获取一些“定制”文章专门用于高考。“因噎废食”毕竟不是个办法。（4）有些文章难度较大。其实，那些学术性原文，别问学生看没看懂，就是读没读完都不好说。追求考试文本难度指标的做法是盲目的，一旦取消选择题，分数会“一落千丈”。不过，我们应该期待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回归真实本来就是外语考试应该追求的品质。所谓语言的真实性并不仅限于对文本质量的评价，真实性也体现在外语考试的效度里。
（本文载于《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