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述学如何“成体统”

晚清以降，著作体例与述学文体的巨大变更，使得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步履艰难。从当初的“拿来主义”到今日的“与世界接轨”，在20世纪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是以“科学”取代“夸饰”。著述的不严谨乃至抄袭成风，确实是中国学界的痼疾，但这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即人文学本身带有很强的修辞意味。

谈论人文学的修辞学，从述学文体说起，因这既牵涉到学术训练、表达能力，更根源于文化心态。不论是赓续传统，还是译述西学，如何弥合自身文体与论述对象之间的缝隙，都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难题。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是陈平原“学术史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为晚近三十年来最为活跃的学人之一，陈平原的治学思路和方法一直受学界关注。阅读本书会发现，当他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时，其实是在谈论过往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著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大学何为》《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等。

「三部曲齐全了」

并非一开始就成竹在胸，而是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逐渐调整而成的

上书房：《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出版，您的“学术史研究三部曲”也齐全了。您著作等身，但听说您最为珍视的，还是这套三部曲。

陈平原：在撰于1991年6月的《学术史研究随想》中，我曾这么谈论学术史研究：“在我看来，这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能不能写出像样的学术史著作，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亲手‘触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统’的东西。”

话虽这么说，作为职业读书人，自我训练之外，还是希望能写出稍微像样点的学术史著作。二十多年来，从最开始的“学人精神”（《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5年、2010年），到“学科体制”（《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016年），再到眼下的“述学文体”（《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终于完成自成一格的现代中国学术史三部曲，自己还是颇感欣慰的。

上书房：三部曲如此环环相扣，是一开始就这样计划的吗？

陈平原：并非一开始就成竹在胸，而是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逐渐调整而成的。

20世纪90年代初讨论晚清及五四两代读书人如何在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的夹缝中挣扎与前行，当然是有感而发。不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更有价值的是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说开去，讨论经学子学方法之争、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等。而其中谈论胡适的文学史研究，促使我从个人著述转向学科体制，于是有了《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2016年增订《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时，我给书名加了个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主旨更为显豁。全书共十二章，大致分为三块，分别讨论学科建立与学术思潮、学人及其著述、若干专业领域的成绩与拓展的可能性。第一章至第四章从课程、教师、教材、课堂入手，讨论百年来中国大学里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教育，分析其利弊得失。第五章至第八章谈论具体的文学史家。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牵涉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四个专业领域，属于典型的学术史思考。其中《“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一章，自认为颇多新意，是从“声音”角度探索文学教育的方法与途径，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中关于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的思考思路相通。

十几年前，我曾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现代中国学术”专题课，开场白整理成《“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那门课共挑了15个研究对象，每人选三文，既是历史文献，也是学术文章，要求学生阅读时兼及“学问”和“文章”两个不同的维度，且特别提醒：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确立？唐人刘知几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选题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此处提及的“学术文”，用的是课程名称，转化成研究课题，便是这本书的“述学文体”。

上书房：您在三部曲上倾注了怎样的学术情怀和个人情感？

陈平原：1993年10月，我曾发表文章《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表白自己注重学术、张扬私学、坚持雅文化的学术思路，很大程度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

此前的1992年7月，我还曾发表《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一文，其中最后两段，既是史学论断，也隐含着我当年的心境，对章太炎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表达敬意。

再之前的1991年，我撰写了一篇专业论文《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同年4月还撰写了《学者的人间情怀》，此文在两年后得以发表，引起了一些争议。

上述四篇文章，与我日后的人生选择及学术道路密切相关，也与我今天倾注于自家的学术史“三部曲”的情感，一脉相承。

「得失寸心知」学术史研究与文学史、教育史研究结伴而行，三者成果虽无法叠加，但相互映照

上书房：从研究、构思到著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花费了您20年时间，您向来才思敏捷、出手迅疾，为何这本书写了这么久？

陈平原：20年间我同步也在做其他事情，《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共八章，八章中的七章撰写于2006年底前，而我2006年后出版的著作有《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与境界》《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以及“大学五书”等，我不算是个偷懒的人。

但这本书确实特别费我心力。与唐宋诗文或上古史研究不同，“现代中国研究”往往与当下的思想文化潮流乃至政治局势相互激荡，好处是问题意识突出，缺陷则是容易陷入古今循环论证。当初选择这个题目，确实别有幽怀，日后在推进过程中，腾挪趋避，更是得失寸心知。

悬得过高而又力所不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论题再三推敲，资料也积累了不少，甚至还在北大研究生课堂上讲过相关内容，但一直不敢贸然下笔。过于矜持的结果，就是眼看许多后起之秀翩然起舞，异彩纷呈，很多重要话题已经不需要我努力发掘了。这才想起胡适为何被人嘲笑“半部书”先生，就因当初没能一鼓作气，故再而衰，三而竭。

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就因“有声的中国”那一章颇多心得，越写越高兴，其学术延长线上浮现出“声音”的生产、传播与复原，而不再是“述学文体”了。深恐尾大不掉，冲淡了本书主旨，于是壮士断腕，只保留以“讲演”为“文章”者。

20年前初闯学术史研究领域，那时意气风发，以为路子走对了，持之以恒，总能做出大成绩。可如今奉献给读者的，也就只有这区区“三部曲”。好在我的学术史研究是与文学史、教育史研究结伴而行的，三者成果虽无法叠加，但相互映照，多少也是一种精神支撑。

上书房：《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的结构是怎样的？您对章太炎研究颇深，但在这本书中，相比其他章节，章太炎一章似乎反而弱了。

陈平原：全书共八章，个案部分除了已完成的五章，原本还选了陈垣、陈寅恪、冯友兰、钱穆、朱自清、顾颉刚、俞平伯、郑振铎、李泽厚、余英时等十位，都是述学方面的高手，值得再三推敲；可说着说着，越来越往修辞学方向走，这可不是我的愿望。于是当机立断，就此打住，因为，单就“述学文体”这个话题而言，前五个案例已经足够精彩，再多说就是具体的技术分析了。

五个案例中，谈论章太炎那一章确实是最薄弱的，因最初是为整理本《国故论衡》做导读，笔墨不免拘谨。好在关于章太炎的思想、学问及文章，此前我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多有涉及，读者也可参考《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010年、2018年）的第四章《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

原本设想的章节还有《教科书、专著与札记———著作成何体统》《杂志、学报与副刊———学问怎样发表》《标点、段落与文气———文章如何呈现》，为此我还做了许多理论及资料准备，最终没能完成，固然很可惜，但以目前中国学界的状态，能将此类题目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大有人在。

上书房：这本书是从晚清以降述学文体的变革开始讨论的，此前古人是如何看待著述问题的？以及，同时代在您之外可有其他人关注这个问题？

陈平原：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今人余嘉锡《古书通例》都曾讲到著述体例，但不及以下三位痛切精辟。王国维刊于1914年的《二牖轩随录》中有一则“古今最大著述”：“余尝数古今最大著述，不过五六种。汉则司马迁之《史记》，许慎之《说文解字》，六朝则郦道元之《水经注》，唐则杜佑之《通典》，宋则沈括之《梦溪笔谈》，皆一空倚傍，自创新体。后人著书，不过赓续之，摹拟之，注释之，改正之而已。”

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提到，古今之文大体可以分为“集录之书”和“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代多自著之书，唐宋以后则多集录之文，“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

胡适也曾列举自古以来若干“成体系”的著作，如《文心雕龙》《史通》《通典》《文史通义》《国故论衡》等，给予特殊表彰，称之为学术著述的极则。这里的“最大著述”“自著之言”以及“成体系”，与传统中国的四部分类没关系，乃中国学者面对西潮冲击的自我反省与价值重估。

晚清以降，在中国学界，这种“一干而众枝”的著述形式逐渐兴起，而传统的“文集之文”相对衰落。这牵涉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以及新的表达方式的确立。身处大变革时代，学者到底该如何思考、表述与立说，前辈们做了许多艰辛而有效的探索，初步勾勒了若干可行的通路，让后来者有所依傍。但所有探索，即便十分成功的，也都只是范例，而不是定律。

「体例背后的时代变迁」

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现代中国学者亟须需锤炼的基本功

上书房：当我们谈论述学文体时，其实我们是在谈论什么？

陈平原：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传统中国的文体学、目录学以及西方的修辞学等有关系，但又不全然相同。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而我理解的“表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文学家的表述，还有学者的表述———后者最容易被忽视，在我看来却最值得关注。这里所说的基本定型且意蕴宏深的述学文体，包括学科边界的确立、教科书的编纂、论文与专著的分野、标点符号的意义、演说与文章之关系，还有如何引经据典等。

上书房：说到“引经据典”，这本书正是以此开篇的，是个很新鲜与吸引人的视角。

陈平原：晚清以降，著作体例与述学文体的巨大变更，使得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步履艰难。从当初的“拿来主义”到今日的“与世界接轨”，在20世纪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是以“科学”取代“夸饰”。著述的不严谨乃至抄袭成风，确实是中国学界的痼疾，但这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即人文学本身带有很强的修辞意味。

谈论人文学的修辞学，从述学文体说起，因这既牵涉到学术训练、表达能力，更根源于文化心态。不论是赓续传统，还是译述西学，如何弥合自身文体与论述对象之间的缝隙，都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难题。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也为了集中笔墨，我只涉及作为现代中国述学文体之表征的“引语”。

阅读20世纪前后中国的学术著作，最为直接的感受，很可能就是引语的内容变了、姿态变了、功能变了。古今中外，凡有著述，在自我表述之外，大都还需要引入他人言语———或引录先贤判断，或摘抄相关史料，这似乎是种简单的写作技巧，实则论者对于他人言语如何引录、怎样衔接、能否驾驭，是件关系重要的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蔡元培赞其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而这四点其实都得益于“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当时尚为青年学子的冯友兰更激动地发现，胡著一改传统的著述体例，经典原文不再作为正文顶格书写，而是低一格书写；反而是胡适自己的话成为正文，顶格书写。这一著述体例上的变化，凸显了大时代的变迁———“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冯友兰敏锐地感受到并理解透了。

在以前信息匮乏、检索艰难的时代，一个人掌握文献资料的多少，对其学术水平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在今天，资料的搜索变得容易，我们的著述文章却出现了一种通病，那就是通篇是材料的堆砌，没有自己的观点。观点来自对材料的使用，注意，是使用，不是堆砌。如何“引经据典”是一门学问。

上书房：您对图像一向有研究，而这一次在本书中，您又开启了声音研究。

陈平原：我想您指的是“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一章，这也是我自己颇为得意的部分。当然，这谈不上全面的声音研究，因我只研究了声音中“演讲”这一种。

1927年2月，鲁迅发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说，用古文写作比喻“无声的中国”，“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而唯有“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才可能催生出一个“有声的中国”。在鲁迅眼里，“有声的中国”是“思想革新”与“文字改革”并举，“声音”在这里虽然有象征的成分，但也饱含五四新文化人的共同立场：轻文辞而重言语。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日本近代思想家、政治家犬养毅语）”之一的“演说”，与“报章”“学校”结盟，共同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包括“述学文体”的变革。

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则随风飘逝。但不管是思想启蒙、社会动员，还是文化传播、学术普及，“巧舌如簧”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白纸黑字”。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该忽视那些因各种因缘而存留在纸上的声音———尽管其在“转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损耗”与“变形”。

上书房：因痛感学风浮躁、积弊丛生，北大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于2006年邀请您开设面向博士生、硕士生的“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专题课，述学文体的规范化应是题中之义吧？

陈平原：是的。虽然北大中文系拥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几十个研究方向，学术趣味相差甚远，但一些原则是相通的、一些规范是相同的。

一般认为，“治学”之得失成败，关键在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专业知识以及时代风潮，“述学文体”似乎无关紧要。可在我看来，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现代中国学者亟须锤炼的基本功。什么才叫“论文”，为何需要“专著”，“教科书”意义何在，“演说”能否成为文章，“引文”的功能及边界，“报章之文”与“学者之文”如何协调、能否“面向公众”而又不失“专业水准”，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牵涉到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若再说开去，则是全球化视野、西学东渐大潮、话语权争夺等在现代中国学界的自然投射。而这些，并不是一两句“学术独立”或“博学深思”就能解决的。

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