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暴 与危机年代的“建筑原则”

二战后，现代建筑在整个西方社会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可，深刻地改变了建筑和城市的面貌，其影响直至今日。由于二战的破坏，在现代建筑的发源地欧洲，最主要议题是战后重建。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由于现代建筑追求经济性和效率的一面过于突出，导致城市面貌苍白乏味，单调无聊，引发了越来越多来自大众的批判和建筑界的反思。由现代建筑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参与创立和主导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在1956年开完最后一次会议后宣布解散。如何面对现代建筑运动的危机，走出困境，是当时建筑界的重要任务。进入1960年代，欧洲的英国，荷兰，意大利建筑界十分活跃，而法国建筑界则比较沉闷。青年们既不再崇拜和迷信柯布西耶，又对有着辉煌历史的巴黎美院建筑教育极为不满，处于彷徨迷茫的时期。然而，这时的法国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建筑团体， “建筑原则”（Architecture Principe），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极具创造力的成果。他们承上启下，对努维尔（Jean Nouvel）、库哈斯（Rem Koolhaas）、哈迪德（Zaha hadid）、蓝天组（Coop Himmelblau）、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等一系列当代建筑师有着重要影响。但由于当年他们引发的争议太大，存在的时间又只有短短七年，即便在西方建筑界，他们也一度被遗忘。这个建筑团体的实践恰逢整个西方社会危机爆发的1968年前后，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涉及到建筑和艺术、社会和政治的关系，角度独特，内涵丰富。 50年后的今天，本文试图重新挖掘这段被尘封的历史，以期对当今的建筑思考有所启发。

图1，克罗德·巴夯（Claude Parent），右，和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左。图片来源：网络

1.

1963年，“建筑原则”由法国建筑师克罗德·巴夯（Claude Parent，1923-2016）和文化理论家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1933-）创立。

当时的法国很流行这种多学科的研究小组，巴夯本人就参加了不止一个。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以其生猛的个性和艺术家及出版人安德烈·布鲁克（André Bloc）不打不相识，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以布鲁克为核心的艺术家圈子，成为空间小组（Espace Group）的一员。布鲁克是《今日建筑》（Architecture d’Aujourd’hui）的编辑，对世界建筑思潮感觉敏锐。空间小组是一个以画家和雕塑家为主的研究群体，关注新造型运动（Neo-plasticism）和几何抽象。凭此机缘，从1950年代开始，巴夯得以和当时第一流的艺术家，如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合作或者互相启发，完成了很多艺术装置和小型建筑项目。他也曾在柯布西耶那里短暂工作过，在赢得一个设计竞赛后独立执业。

在巴夯和艺术家们合作探索动态建筑的时候，维希留在做关于大西洋沿岸碉堡的研究。从1942年到1944年，纳粹德国在2685公里的海岸线上建造了大约8200个碉堡，以阻止盟军登陆。维希留在南特（Nantes）长大，对那些碉堡很熟悉。他在研究过程中拍摄了几千张碉堡的照片，并且在日后出版了《掩体考古学》（Bunker Archeology）。维希留除了是一个理论家，也是一个给玻璃着色的画家。他曾经做过好几个宗教艺术项目，和教会的关系很好。在朗香教堂的建造阶段，他和柯布西耶熟识了。

图2，纳粹德国在大西洋沿岸修建的碉堡。图片来源：网络

巴夯和维希留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画家米歇尔·卡拉德（Michel Carrade）。他一直觉得这两个人的谈吐很像，应该认识。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彼此只有耳闻而不曾会面。原因在于维希留很讨厌建筑师，一直拒绝和巴夯见面。戏剧性地转变发生在1963年。维希留想在巴黎买一套公寓，甚至都签了合同。突然他发现附近的大街上有一栋刚刚建了两层框架，还在继续修建的房子。他的直觉让他瞬间决定，那才是他要住的地方。后来从卡拉德那里知道原来巴夯就是这栋楼的建筑师，于是维希留终于同意见面了。

维希留给巴夯分享他拍摄的那些令人激动的碉堡照片，巴夯深感震撼。他开着一辆吉普车，去实地体验那些半埋在松软沙土中的碉堡。那是一种在其他地方无法感受的空间感：昏暗，晕眩，错乱。穿过一个个陌生房间，分不清楚哪是地板，哪是墙。“上”和“下”的概念在这些防御建筑的废墟中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突然，在某处坍塌断裂的地方，一束天光直射进来，有一种神圣感。

巴夯知道维希留讨厌建筑师。但他的个性也是极其高傲的，心想 “你谈论那些你根本就不懂的事情，还蔑视所有的建筑师。让我给你看看，到底能发生些什么？！”那时候巴夯恰好有两个住宅项目即将完工，于是他带着维希留参观了那两栋建筑。这两栋房子一个以倾斜的方式出现，另一个房子是曲线的形式，都有运动的感觉。那两栋住宅是他之前十年对动态建筑研究的顶峰。这一次轮到维留希疯狂了，他对巴夯说“咱们百分之百应该一起工作”。

图3，德鲁士住宅（Drusch house）克罗德·巴夯，1963。图片来源：《The function of the oblique》，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1996

图4，波尔多乐佩克住宅（Bordeaux-le-Pecq house），克罗德·巴夯，1963。图片来源：《The function of the oblique》，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1996

从建筑学角度来看，巴夯前期通过和艺术家群体的交往、合作与实践，间接继承了苏俄构成主义和抽象艺术的成果，发展了对动态的建筑的研究和实践；而在同一个时间段，维希留则通过他关于碉堡的研究发现了不均衡建筑的另一个版本。两人的合作使同一个主题的两条独立道路融合在一起。

两人刚开始合作的时候，维希留只是巴夯讨论的伙伴。当巴夯被邀请去参加辩论的时候，维希留往往一起去并且联合回答问题。后来，维希留对事务所的工作介入越来越深，每天都来办公室待几个小时。凭借维希留和教会的良好关系，他们得到了位于讷韦尔（Nevers）的圣伯纳黛特（Sainte-Bernadette）教堂项目委托。

维希留对建筑有令人敬佩的雄心和远胜常人的直觉，但毕竟建筑设计需要专业的技能，他缺乏这方面的实际知识。因此，在教堂设计过程中，他们的合作方式是由巴夯画出最初的设计和平面，然后两人开始频繁讨论，并进行修改定案直到最终建成。

图5，圣伯纳黛特（Sainte-Bernadette）教堂，克罗德·巴夯和保罗·维希留，1966。图片来源：网络

这座教堂的规模不大，大约可容纳400人做礼拜；功能并不复杂，辅助用房位于一层，主空间位于二层。信众从西侧进入一层门厅，正对着一部宽敞但却陡峭的楼梯。拾级而上，就到达了二层的中心部位。教堂的平面是一个不对称的六边形，二层屋顶的中间，也就是楼梯的正上方，从北到南有一个贯通的天窗，把室内空间分成两部分。

图6，圣伯纳黛特教堂，克罗德·巴夯和保罗·维希留，1966，图片来源：《The function of the oblique》，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1996

二层室内空间的特异之处在于它的地面。以天窗覆盖的区域为界，楼梯所在的中部为最低点，向东西两侧延伸的地面都是倾斜的。一层的辅助房间面积不大，所以二层倾斜的楼板一直伸出了外墙，形成了悬挑的形式，而一层入口和门厅上方倾斜的天花板恰好是二层的楼板。除了地面是倾斜的，二楼的屋顶和墙体也是倾斜的，在墙体和顶棚的交界处是连续的弧形，有意模糊了墙面和天花的分别。东西两端的地面和墙面之间脱开了一条缝，让反射的光线可以从下部进入室内，把墙面下半部分照亮，地面看起来似乎飘在空中。祭坛布置在最东端。面对祭坛的地面，设置了简单长凳构成的坐席区，分为四组。祭坛位于大厅尽端本来是个常见的做法，但和地面坡度的倾斜角度组合在一起，则形成了极为奇特的氛围：距离祭坛近的一半，人们坐在位于斜坡的长凳上，仰视祭坛；距离祭坛远的一半，人们则是俯视祭坛。

图7，圣伯纳黛特教堂，克罗德·巴夯和保罗·维希留，1966，图片来源：《The function of the oblique》，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1996

图8，圣伯纳黛特教堂，克罗德·巴夯和保罗·维希留，1966，图片来源：《The function of the oblique》，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1996

这座教堂采用整体现浇的素混凝土建造，室内外都是脱去模板以后不加修饰的粗糙的灰色混凝土表面。外观极为封闭，只有很小的几个方窗。室内大部分区域极为昏暗，但中部的天窗则把明亮的光线引入室内，形成一种似乎很神圣的感觉。

这座教堂如此奇特，全都是因为它的灵感来自于巴夯和维希留所钟爱的碉堡。

图9，圣伯纳黛特教堂，克罗德·巴夯和保罗·维希留，1966，图片来源：《The function of the oblique》，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1996

图10，纳粹德国在大西洋沿岸修建的碉堡，保罗·维希留在《掩体考古学》一书中的插图。图片来源：《The function of the oblique》，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1996

不出意外，这座任性的教堂落成之后震惊了法国，完全颠覆了常人对教堂的印象。人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教堂要采用碉堡的形式？！人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楼面要做成倾斜的？！

2.

对于维希留来说，碉堡是20世纪建筑的颂歌。如果说有人讽刺和谩骂现代建筑像是碉堡，那么在这里，这种说法就是对这座建筑的最高褒奖。维希留是个反军国主义者，但是他喜欢那种有组织的，集合在一起而得到的非凡力量。他尊重那种近乎魔力的，能超越个体的力量。诺曼底登陆对于他来说极为重要，它不仅带来了解放，还在达到目标的时候展示了整个美国工业的威力。他赞美这一点。基于同样的道理，他也赞美超级有组织的德国装甲师和德国的高速公路系统。

巴夯也是个反军国主义者。但这只是他的本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立场。他觉得设计一个教堂和设计一座独栋住宅、一个电影院或者一个超市，没什么不同。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在面对人们的行为时，要找到最好的空间解决方案。他也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也不太关注教堂的玄学议题。在维希留的影响下，他认识到碉堡是特别棒的建筑形式。混凝土形成的连续性，薄壳的技术表现力都很有参考价值。最关键的是碉堡有动感，如果盯着碉堡看一会儿，会发现它们似乎向前朝着人驶过来，就像坦克一样。所以他们一起决定使用碉堡这种军事词汇来创造一个教堂。

从两人相遇之前对动态、不均衡建筑的共同兴趣以及各自工作中对这个主题的实践来看，圣伯纳黛特教堂出现了倾斜楼面实在是一个双剑合璧而又水到渠成的结果。维希留并不从事建筑实践，因此可以摆脱现实中存在的干扰因素，感觉敏锐从而保持概念的纯粹性。巴夯之前费劲周折完成的德鲁士住宅（Drusch House）项目在倾斜的概念上并不彻底。虽然平面和立面框架都有旋转45度的倾斜元素，但从剖面上看，并没有打断基本的平面参考，楼板还是平的。所以在教堂的合作过程中，当维希留提议把楼面层做成倾斜的，巴夯虽然觉得这想法没能出于自己而感到十分沮丧，但更多的却是兴奋。他认识到，在一个真实项目上两人一起工作的挑战激发造就了最基础的突破性进展：这是第一次应用有功能的倾斜楼面。

圣伯纳黛特教堂引发的巨大争议，并不会让他们觉得困扰。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宣扬他们的观点。有一次，他们在里昂做公开演讲，但遭到了一些人的羞辱，称他们是“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s）。面对这个名词，两人的反应截然不同。维希留显然早已了然于心。据巴夯后来推测，维希留很可能受了“情境主义”以及提出新社会主义的学者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K. Calbraith）的影响。维希留是个很会读书的学者，有一种天分，可以在了解趋势和事实的基础上，用他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方法进行综合，并且赋予新的维度。

巴夯却从没听过这个名词，他不知道别人用这个词是不是在骂他们。但他觉得维希留肯定知道，就问维希留“情境主义”是什么？于是维希留私下丢给他一本宣传情境主义的杂志。这类书当时可是禁书，但在巴夯看来，这本采用高档纸张印刷，装帧华丽的册子，根本就不像批判社会的毒草。巴夯看完后觉得“情境主义”的社会分析跟他们的观点几乎一样。尤其是荷兰艺术家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的观点很接近他们。

图11，新巴比伦（New Babylon），康斯坦特，1959-74。图片来源：网络

这并不奇怪，因为“情境主义国际（SI）”的成员很多都是艺术家，其思想直接承袭先锋派艺术。他们的主旨是在城市中通过构建新的情境，用情境主义式的对生活的艺术化改变，来对抗资本建构的景观社会，以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解放。 “建筑原则”提倡连续流动的运动，逼迫身体去适应不平衡；鼓励人们形成对重力的经常性意识，让身体形成一个和建筑可以触碰的关系。或许可以这么解释，在1960年代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大众逐渐麻木冷漠，需要用极有个性的空间，来刺激大家不要掉进资本主义形成的舒适性陷阱。更直白的解释就是，不能让你舒服了。不舒服，不习惯的空间才能让你思考，让你感受，从而保持你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当然，巴夯后来对坚持使用斜面有一个浪漫的解释：“我爱航海，从不曾像我在帆船上那样那么快乐。因为我要经常移动，在那里，我是平衡的。”

如果说“建筑原则”和“情境主义”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前者没有仅仅停留在纸上，而是有幸通过具体的建筑形式得以表达。情景主义者却从来没能做到这一点。

3.

无论如何，教堂项目让两人在合作中发现了倾斜带来的潜力。他们对于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有了很清晰的想法，他们决定要大力宣扬他们的理论，并把他们的实践总结为“功能斜面”（the Oblique Function）。但是建筑出版社对这些不是太有兴趣。于是他们自费出版了一本以他们这个组合 “建筑原则”命名的杂志。关于杂志，还有个小插曲。在出版人一栏里，还列着莫里斯·利普西（Morice Lipsi）和卡拉德的名字。也就是说，名义上，他们也是“建筑原则”的成员。但两人实际参与很少。根据巴夯的回忆，利普西为圣伯纳黛特教堂做了雕塑，卡拉德本来是要做教堂的装饰，但他并没有做完。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参加了巴夯和维希留关于项目的讨论，和他们的想法有共鸣，但是倾斜楼面则完全是巴夯和维希留两人的工作。

图12，《建筑原则》第一期，1966。图片来源：网络

言归正传。这是一系列宣言式的出版物。目的是为了反对欧几里得空间，探索新的建筑和都市秩序。从1966年2月到12月，一共出版了九期。每一期的主题依次是 “功能斜面”，“第三种都市秩序”，“潜力主义”，“讷维尔的工地”，“可居住的流通”，“中介城市”，“掩体考古学”，“力量和想象”，“沙尔勒维尔（charleville）计划”。

两人包办了所有的理论文章。维希留本来就是文化理论家，他在理论建构方面很有天分，“功能斜面”这个词就是出于他的手笔。他的文章主题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可居住的流线和倾斜的城市。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都在论证斜面如何在未来的建筑和城市中发挥作用。他的论述往往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实际上，静态的垂直和水平不再与人类生活的动态相对应。在未来，建筑必须建立在倾斜的基础上，才符合人类意识的新层面。任何不这样做的建筑项目将很快变得毫无用处。”（警报，《建筑原则，第一期》）

大规模迁移的社会现象，工业社会或先进科学企业所需要的各种能源，甚至大自然的力量都是流动的，但却没有一个被现代城市所吸收。在所有的表现中，运动已经成为我们城市毁灭的媒介。（可居住的流通，《建筑原则，第三期》）

在物理约束不断增加的时候，当异化变得司空见惯时，为了社会的利益，我们必须利用斜面、曲线和拓扑，或者说是拓扑学的方法来充分利用空间的潜力。（中介城市，《建筑原则，第六期》）”

也正是在这本刊物中，维希留画出了那个著名的图表：- |=+, / =X。农业时代是水平的时代。田野，风景，沿着小路行走，都是平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工厂的烟囱和钢结构的摩天大楼宣布了垂直时代的到来。向太空发射火箭的过程中，垂直的特点达到了顶峰，这是地球引力的终极逃逸。那么后工业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呢？答案是倾斜。他坚信不论向哪个方向倾斜，都会带来增加的（即乘）可用空间的好处。

图13，- |=+, / =X图表，保罗·维希留，1966。图片来源：《The function of the oblique》，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1996

巴夯的文章当然也充满了和维希留类似的宣言和结论，但从内容来说，或许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考虑具体问题，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要回答需求，处理约束，对抗不可能，建筑必须：离开现有的城镇，促进新城市社区的创建主导这个场地，成为一种自然的解脱改变它的尺寸，变成一个人工风景……面对目前的不确定性——焦虑、痛苦、集体恐惧、暴力的增加——建筑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它可以通过两个关键设备实现这一点：功能斜面，适用于空间的形成和利用：倾斜式，悬臂式，内部用于居住，外部用于循环。建筑永远不应该是中立的或不确定的。它必须是主动的；它必须不断地鼓励人们参与进来，让他们参与到公共活动中。在建筑环境中，人是至关重要的（建筑物是用来攀登的，被征服的）。”（主导的场地，《建筑原则，第三期》）

“第一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这样做的唯一方法就是引起如此强烈的’不满’，以至于人们被迫陷入一种拒绝的状态。第二步是提供克服这种最初反应的方法，也就是说，超越拒绝。新释放的建筑潜力，激活了一种无意识的机制。这两种策略是串联起来的，它促成了第二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无意识地，没有偏见，没有受到接受的文化的束缚，没有怀疑——重新发现自主行为的自由。因此，他们将能够进化出非传统的交流方式，并有意识地参与到建筑中来。他们将在他们面前展示人类和建筑的统一的证据。”（潜力主义，《建筑原则，第三期》）

另一类则是充满激情的战斗檄文。如果说，面对外界的批评，维希留的写作采取了一个对抗激进的理论化立场，那么巴夯就是明确地宣战：

“在20世纪后半叶，武器正集结在一起，以对抗建筑。这一次，我们的目标是永远粉碎它。‘组织者’正在把人类连根拔起，以使他们变得可塑、可量化、可编目、可分析。……职业官员、规划人员、工程师、技术专家、行政人员、法律和财务顾问、保险公司、社会学家、社会学家、人种学家、气候学家、地理学家、人口学家、装饰家和设计师——都在进行必要的平定工作，带着为人类最佳利益行事的确定性而具备的平静。这些职业正在削弱建筑师的作用。……那些正在标准化的人那些正在摧毁群众并拼命反抗的人那些主张不加区别地使用纯粹的数学结构的人那些想把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角色混为一谈的人……那些不相信建筑自主权的人那些要求建筑谦逊的人那些背叛建筑的人我们想对所有这些人说：我们正在进行活动，宣布一种战争状态。”（连根拔起的人类，《建筑原则，第三期》）

或许有必要把这一系列宣言放到更大的时代背景中来理解它们的意义。1966年，罗伯特·文丘里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Robert Venturi & Denise Scott Brown）出版了《建筑的矛盾性和复杂性》，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出版了《城市建筑学》，他们都是出于对正统现代主义不满而提出的理论。比较这三本著作，文丘里、布朗和罗西都把出路回溯到了历史，而“建筑原则”则直指未来。应该把他们放在1960年代全球的新乌托邦运动中来理解。那也是Archigram、Superstudio、 Archizoo和“新陈代谢”纵横江湖的时代。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被视为全球先锋运动的一部分。1966年，彼得·库克（Peter Cook）邀请“建筑原则”参加了在英国福克斯通（Folkestone）举行的“国际实验建筑对话”（IDEA）。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主题是实验建筑。该活动由“大都市艺术中心”、 “Archigram”和英国建筑学生协会共同主办，对外宣传说这场“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所有欧洲的创意狂人都将发言。”这次大会约有500名建筑师、艺术家、学生和评论家参加，其中包括Archigram，雷诺·班海姆（Reyner Banham），尤纳·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汉斯·霍莱茵（Hans Hollein），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等重量级人物。

图14，IDEA大会宣传海报，1966。图片来源：网络

在这次会议上，巴夯和维希留特立独行，处处都和参会的其他建筑师不一样。他们一身黑色，侃侃而谈他们通过景观展开的倾斜城市理论，介绍以碉堡为原型的圣伯纳黛特教堂。他们的做派、想法和实践强烈地刺激了参会的先锋建筑师们。当他们讲完的时候，在座的听众集体起立，把他们比作纳粹，向他们致以纳粹的举手礼。或许他们真的是狂人中的狂人，狂到了普通狂人没法理解的地步；或许专业知识并不能使人更包容，有时候专业人士的态度甚至更极端而导致狭隘。此后30年间，巴夯再没有去过英国。但彼得·库克几年后曾经到法国拜访巴夯，他感叹：“天呐！他不只是谈到了斜面，他真的是在斜面上生活的！”

外界不能影响他们的热情，他们下定决心，要把斜面进行到底，所有的建筑里都必须有斜面。两人后续设计了一系列“功能斜面”项目，比如沙尔勒维尔文化中心，马里奥蒂住宅（Mariotti House），伍格住宅（Woog House），但却都没能实现。1968年，为了证明倾斜是可以居住的，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倾斜的实验性模型，取名为“摆动的减稳器（The Pendular Destablilier）”，打算验证人在其中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这是一组类似剪刀楼梯那样交错的装置，升到地面以上12米，让它和外部世界隔离开。里面没有电话，没有邮件，没有沟通的方法。人们只能通过墙上的一个小洞交谈。他们打算利用假期在南特大学测试结构，但这时已经临近五月，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图15，摆动的减稳器（The Pendular Destablilier），克罗德·巴夯和保罗·维希留，1966。图片来源：《The function of the oblique》，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1996

4.

在风暴之前，两人都住在巴黎最高级的住宅区里，巴夯开着兰博基尼，维希留开着捷豹。运动开始了，维希留很快就扔掉了他的捷豹车，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按照巴夯的说法，“维希留发现了麦克风。他失控了。”

随着五月初学生运动和警察的冲突升级，风暴愈演愈烈。5月13日法国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总罢工支持学生，千百万工人群众加入运动。维希留满怀着对革命的热情，深深卷入了这场重要的运动。这是他一生的梦想——1789年重来了。他作为核心成员发起了“占领奥德翁剧院行动（Occupy the Odéon）”。

奥德翁剧院是法国的六座国立剧院之一，坐落在塞纳河左岸的巴黎第六区，毗邻卢森堡公园。剧院于1782年开张，但1799年被大火烧毁，重建后于1808年再次开张，是法国皇室和贵族观看表演的地方，莎士比亚也曾在这里上演过他的著名剧作。“占领奥德翁剧院行动” 是由一群艺术家和戏剧人、学生和工人的行动，他们组成了一个革命行动委员会，在这个国家的节日表演之后，占领了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化的象征的奥德翁剧院。他们认为占领剧院显然只是第一阶段，强烈要求所有的专业人士与工人和学生联系，加入这场行动，并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场所采取类似的行动。为了继续这场运动，委员会呼吁大家5月16日的午夜时分在“前剧院”聚会。维希留把整个行动的筹划过程当作严肃认真的革命工作，当巴夯去看望他的时候，维希留告诉巴夯，现在他是“保罗同志”。

维希留革命热情高涨，他不光是自己全身心投入，也希望 “建筑原则” 加入到这场运动中。然而巴夯对此却一点胃口也没有，他跟维希留直说不想去示威，别拉着他去。他并不觉得一说秩序就联想到法西斯。他觉得秩序意味着连贯，一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思考方式。巴夯希望这场运动能够提出新的思考方式和新秩序，然而参加这场“运动”的人只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撕开而已，并没有提供现实的选择。他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说到“（这场运动）使我想到了在法国南部解放以后的余波，十五岁的孩子被组织起来，拿着枪出去报仇。我不喜欢那些暴民心态。在教堂里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当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一个大组，每一个个体就会迷失。”

基于这种立场，他对维希留在五月风暴中的狂热，很有一些不屑。巴夯后来曾经语带讽刺地说“他可不傻。当那天警察猛攻奥德翁剧院，拿着警棍把每个人像赶牲畜一样往外赶的时候，他不在那儿。他回家洗澡了。”

两年后，大约是1970年，《今日建筑》编辑了一期特刊，主题是当代建筑的趋势。编辑请巴夯和维希留各写了一篇文章。写的时候，两人没有互通消息。巴夯在自己的文中写道：功能斜面并不是政治运动；它没有政治的议程。维希留读到这里的反应十分激烈，打电话给巴夯：“你怎么能那么说？！你知道我在68年卷入甚深，我冒着生命危险……”巴夯则以他一贯的直白方式回复 “‘建筑原则’有你和我两个人，在‘功能斜面’理论上也有你我两个人。你可以质疑社会，挑战建筑进程，但我不把那个看成是政治的。那根本就不是68年五月的政治感觉。你这么说太蠢了。”至此两人决裂， “建筑原则”不复存在。

在两人的合作中，涉及到了跟建筑有关的三个方面：艺术，社会和政治。维希留虽然也涉及到艺术议题，但他关注的始终是建筑和社会或政治的关系，他的《掩体考古学》出发点就是试图揭开地理政治学的基础。在“建筑原则”的写作主题也一直是跟社会危机和改造社会有关的议题，68年他本人甚至直接深度卷入了政治运动。巴夯则始终站在建筑的艺术角度来思考和实践。他本质上是个艺术家。

现代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极为紧密，社会现实是艺术的出发点，艺术是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艺术可能会发现潜在的能量，提供更多的视角和真知灼见。巴夯和艺术家们的交游往来，当然使他具备了这样的眼光。因此，关于建筑和社会的议题，无论外界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有多大，巴夯和维希留的理念是高度一致，浑然一体的。

对于以最终建造为目的的建筑实践来说，建筑的社会性很难回避。然而尴尬之处在于，无论建筑师如何有理想有情怀，主动提出以建筑为媒介改造社会的提案，但真正决定实施的主动权并不真的掌握在建筑师手里。能够实施与否，或许需要点运气。虽然“建筑原则”建造了一个教堂，1970年还建成了一座大型超市，但巴夯念念不忘的遗憾却是从来没有得到参与大规模社区重建项目的机会。“功能斜面”没能在真正体现社会性的社区重建中得到哪怕一点点可能实现的机会，和“情境主义”空间介入策略的命运如出一辙。

建筑和政治当然也有紧密的关系，但规则极其简单，结果也一目了然。建筑想利用政治的结果一定是被政治利用。

图16，1996年出版的《建筑原则》合集，1996。图片来源：网络

图17，克罗德·巴夯和他的建筑画。图片来源：网络

5.

拆伙之后，维希留专注于教学和研究。研究的焦点从拓扑学转到了速度学。按照他的学生让·努维尔的说法，维希留以前是个军事美学理论家，只有经过了五月风暴，他才真正成为了哲学家。他的研究涉猎广泛，激发了无数跨学科的研究者对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热情。

拆伙之后，巴夯继续在实践中做“功能斜面”，先是获得了商业的成功，后来则由于核电站项目饱受抨击失去了关注。他后来专注于建筑画。按照他的学生让·努维尔的说法，他是当代的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事实上，他虽然被大众甚至建筑界遗忘，但却是建筑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当今的重要建筑师们影响巨大。他连接着过去和当代。

但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本文取材主要包括1996年由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出版的《The function of the oblique》，2013年purple杂志对巴夯的访谈，2014年第三期《建筑创作AC》出版的法国建筑师特辑，以及Dezeen、architectmagazine、core77、Icon、nytimes、wallpaper等国际期刊对巴夯的报道及纪念文章。为保证行文流畅，未按照学术论文格式一一注明出处。关于巴夯的早期实践、后期研究，以及他对努维尔、库哈斯、哈迪德、蓝天组、里伯斯金、妹岛和世、藤本状介等一系列当代重要建筑师的影响，另有文章进行叙述。）［作者简介］刘延川，毕业于建筑联盟设计研究实验室（AADRL）。C Office主持建筑师。在建筑实践之余写点有关建筑的文字。曾出版《在AA学建筑》,《参数化原型》等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