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一部诲教诲学的民族教育经典

当今出版的书，有一些是因为名利而诞生的。而夏丏尊、叶圣陶两位先生的《文心》，则“替青年们打算”（陈望道《序》），见不到丝毫名利的踪影。这部著作是两位教育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精心结撰的。

他们看到中学语文教学（当时叫“国文课”）有不少问题，于是商量写一本专讲读和写的书，跟青年读者谈谈这些问题。他们轮流执笔，每月写两节，在《中学生》上发表，花了一年半的工夫按计划写完，然后出版单行本。（叶至善《重印后记》）

在我看来，这部著作不仅告诉青年学生如何读和写，也告诉我们语文教师如何教，具体地体现了两位教育前辈深邃的语文教育思想。

书中没有借用五花八门、扑朔迷离的西方现代教育理论作依据，只是“把现在最进步的知识都苦心孤诣地收集起来”（陈望道《序》）编为一个个故事，平实地叙说他们心中的教育理想，“正而不奇，平而不倚，无畸新畸旧之嫌。”（朱自清《序》）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如果我们用今天新课改的许多教育理念来比照，却又有许多精神十分吻合，是一部本土化的喻学、喻教的教育经典。

本书里的国文教师王仰之先生的教学艺术，体现的就是夏老和叶老的教育思想。王先生的教学“不但认真，而且亲切。他那慈祥和蔼的态度，教学生不由得勤奋起来，彼此亲亲热热地讨论着，没有一些浮嚣之气。”整个教学活动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沟通课堂内外，“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朱自清《序》）既培养了学生的语文能力，又实现了对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人生态度的潜移默化，自然和谐，是两位教育前辈为我们树立的语文教育的典型范例。

概括起来，王先生的全部教学活动在以下几个方面特别用力。

一、教学生学会思考

王仰之先生“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诱导方面，启发学生在阅读和写作的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且鼓励他们和指导他们自己去讨论，自己去解决，而决不贪图省力，把他自己的答案灌输给学生了事”（叶至善《重印后记》）。

王先生的教学真正实现了“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学记》）。“讲解选文，采取学生自动的方式，自己只处于指导的地位。先叫一个学生朗读一节，再令别一个学生解释。一节一节地读去讲去，遇有可以发挥的地方，他随时提出问题，叫学生们自己回答，或指名叫某一个学生回答，最后又自己加以补充。”（《文心·方块字》）

他教姚鼐《登泰山记》“苍山负雪，明烛天南”一句，不仅引导学生理解“烛”字的意思以及词性的变化，而且追问为什么，使学生既知其然，又知所以然。

读书贵有心得。“对待思想、学术不能凭主观的爱憎的，最重要在能用批判的方法，还它个本来面目。说得明白点，就是要考究出思想、学术和时代、社会的关系；它因何发生，又因何衰落。这样得来的才是真实的知识，对于我们的思想、行为最有用处。”（《文心·读古书的小风波》）

本书第二十五节王仰之先生指导他的学生写“读书笔记”，也是要教学生学会思考，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

“如果你们的读书不是浮光掠影的，必能随时有所见到，把见到的写出来，就是你们的读书笔记了。读书要精细，才能写出读书笔记，反过来说，试写读书笔记，也就是使读书不苟且的一种方法。我叫你们试写笔记，用意大半在此。”

二、教学生与生活相联系

夏老和叶老主张读书、学习语言都要与生活相联系，“路上所见到的字，不论招牌，里巷名称，以及广告、标语，无一不留心到”。比如，书中王仰之先生的两个学生周乐华、张大文，学了《登泰山记》“半山居雾若带然”的“居”字，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家茶店招牌写着“天乐居”三个大字，署名的地方是“知足居士书”，间壁的一户人家的墙门头顶有“居之安”三字凿在砖上。他们就一一加以辨别。

《文心》第三篇《题目与内容》讨论作文是什么，从而告诉学生，作文“是生活中间的一个项目”，“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点缀。”

第十三篇通过周枚叔给周乐华写信的形式，晓喻学生善于“触发”培养“触发”的功夫。

“勿只把文字当文字读，勿只从文字上去学文字” “于有字的书以外，更留心去读读没有字的书，在你眼前森罗万象的事物上获得新的触发”。

“所谓触发，就是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你读书时对于书中某一句话，觉到与平日所读过的书中某处有关系，是触发；觉到与自己的生活有交涉，得到一种印证，是触发；觉到可以作为将来某种理论说明的例子，是触发。这是就读书说的。对于目前你所经验着的事物，发现旁的意思，这也是触发。”

这种与生活联系的学习方法，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语文观，强调的是语文实践训练。

夏丏尊(1886-1946)，文学家、语文学家、出版家和翻译家

三、指导学生课外阅读

夏老和叶老对指导学生课外阅读也颇有心得。《小小的书柜》就是一篇较为系统的古典名著的阅读书目。

文中的周枚叔说：“能读课外书，原是好事。但乱读是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的。你们在学校里有许多功课，每日自修又需要好几点钟的时间，课外的余暇很是有限，故读古书非力求经济不可。”

那么怎样才是经济的读法呢？周枚叔首先取了一部《辞海》说：“字典是最要紧的。读书有疑难时可以随时查检。”随后，周枚叔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依次指点小说读什么，诗词读什么，经书“也该知道一点。这学年先读《论语》吧。《论语》读毕再读《孟子》。《大学》《中庸》就可读可不读了。”

“诸子和史书虽不必读，但当作单篇的文章，国文科中会有教到的时候。那时最好能把原书略加翻阅，明白原书的体裁。”

在《两首〈菩萨蛮〉》一篇中，指导的是阅读方法。文中的李先生通过两首《菩萨蛮》，教学生多读，多比较，多体味，同时涉及了到“知人论世”的理论。

《文学史》一文则是阅读次序的指导。二老主张了解一点文学的源流和演变，“其着手的路径并不是取一本文学史来读，却是依文学史的线索去选择历代的名作。”这里的指导，有内容，有方法，有次序，又适合学生年龄特点，要而不繁，决不是空洞的说教。

四、教学生诵读

我国古代教学，特别强调诵读，这是一条特别有效的语文学习路径。

宋代朱熹就主张“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司马光也说：“书不可不成诵，……咏其文，见其义，所得多矣。”

朱自清先生教学，也极力主张诵读的方式。他特别推崇清人姚鼐“放声疾读，久之自悟”和曾国藩“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大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的观点。他说：“吟诵与了解极有关系，是欣赏必经的步骤。吟诵时对于写在纸上死的语言可以从声音里得其意味，变成活的语气。”（《论朗读》）

夏老和叶老不仅主张语文教学要玩味语言，勤于积累，也特别重视诵读，培养语感。针对当时学校“读和念的时候很少，一般学生只做到一个‘看’字而已”的情况，二老在《文心》一书中，专有一篇论读文的声调。

书中的王先生对他的学生们说：“下学期我想叫你们加做些读的功夫，所以在这里先自预备。读，原是很重要的，从前的人读书，大都不习文法，不重解释，只知在读上用死功夫。他们朝夕诵读，读到后来，文字自然也通顺了，文义也自然了解了。一个人的通与不通，往往不必看他所作的文字，只须听他读文字的腔调，就可知道。”

“读，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文心·声调》）王先生在声音的高低，语气的强弱，速度的缓急等方面作了极详尽的解说和示范，使他的学生们茅塞顿开。

经过两回这样“读文方法”的讲授，王先生“令学生作朗读练习。各个学生手头的选文上都加上了关于读法的符号，就依照着符号指示的轮流朗读。读文言文时，声调铿锵，足以传出原文的情趣。读语体文时，就同话剧的演员在舞台上念诵剧词一般，贴合于语言之自然；表情说理，都能使听者不但了然，而且深深的印在心坎里。朗读的几篇文字原是上一学年读过了的，现在经这样地指导，读来便觉得有不少的新意趣。”

五、教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叶老一向重视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他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中曾说：“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

《文心》一书十分重视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正如书中的一个学生朱志清在告别王先生时说：“你不但传授我们一些知识，你更注意于养成我们的习惯。”（《最后一课》）

如《文章病院》一文告诉学生要“在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留意”；《词的认识》讲要养成勤于翻查的习惯，文中说：“一个人不能认识各个词的确切意义，又懒得动手去翻查，那是常常会闹笑话的。”“不知道就得询问，就得翻查。这样成为习惯，然后读书不致含糊，不致误解；说话作文不致辞不达意，不致‘指鹿为马’”；《语汇与语感》讲善于积累的习惯。

本书中的一个学生杜振宇说：“我近来于读书或一人默想时，每遇一词，常联想到这词的相似或相近的词，使在我胸中作成一个系串。譬如说，见到‘学习’一词，同时就想起‘练习’‘研究’‘探讨’‘考究’ ‘用功’……等词来；……我把这些一串一串的词在胸中自己细加比较，同一串的里面，哪个范围最广？哪个范围最狭？哪个语气最强？哪个语气最弱？一一弄得很清楚。这是我近来新养成的一个习惯。”

学生周乐华“把小小的手册放在衣袋里，心里一有所得，随时就写在手册上。”勤于思考，勤于翻查，勤于动笔，都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良好习惯。

六、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

新一轮课程改革基本理念之一是“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文心》一书中的王先生教学，简直就是实践这一理念的典范。

在《语调》一文里，王先生“说全班作文的成绩都不错，只是有许多人语调尚未圆熟，文句读起来不大顺口合拍，教大家注意。他在黑板上把我们的文字摘写了几句例子，一一加以批评，……最后他提出了句调的题目，叫我们自己去研究，下星期六的讲演题目，就是‘句调’。”

于是杜振宇担任“字的研究”，周慧修担任“句的研究”，张大文担任“音节的研究”，朱志青担任“句与句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之后，他们就聚在一起，各人报告自己的研究所得。文字的奇偶，句式的整散，声音的选择，句子的长短等等，都被他们一一研究了出来。

于锦华《文章的组织》的讲演，张大文“风格的研究”，都是自己研究心得的专题报告。就是“小说与叙事文”的区别，也不是王先生完全授予，而是与学生一起探索出来。《鉴赏座谈会》一篇，几个学生聚在一起，发表各自关于鉴赏的意见，更是合作学习的优秀范例。

阅读，吟诵，思考，探究，生活，习惯，都是有效学习的关键词。通观全书，夏老和叶老无处不在指示学生学习的方法。然而教和学本来是相互依存的，指导学生“怎样学”本来就是教师“教”的主要任务之一，教会了学生“学会学习”是使其终生受用的，比教给学生其他专门知识更重要。

朱自清先生在给《文心》作序时说：“这本书不独是中学生的书，也是中学教师的书。”

1982年，叶至善先生在为《文心》重印写的“后记”说：

“书里讲的虽然是三十年代语文教学上的问题，现在看来还切合实用，因为有些根本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如果各种功课都这样教，都这样学，学校里一定会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教学质量的提高就大有希望了。”

如今，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觉得这本书“切合实用”。假如我们语文老师追求的不是个人功利，读一读《文心》，定会受到很多教益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