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欣与王会悟：两代女性隔空相遇
2017年9月，段欣在乌镇《王会悟》纪录片拍摄现场
“如果我和她在生活中相遇，我想我们可能会成为要好的朋友。”段欣口中的“她”，是一百年前参与中国开天辟地大事件的传奇女性王会悟。
《王会悟》纪录片从选题启动，到制作完成，到嘉兴电视台首播，再至中央电视台和浙江卫视全国播放，历时四年多。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辗转大半个中国，段欣和《王会悟》朝夕相处，抽丝剥茧般厘清掩盖在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的尘土，122岁的王会悟就这样穿越斑斓浩荡的烟光，款款向我们走来。
寻路
——世上的路有千千万，惟愿选择去往心中理想的那一条
王会悟，1898年生于嘉兴府桐乡县一个书香之家，从小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启蒙教育，教过私塾，办过女学，在西式女校学过英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她辗转前往上海，寻求女性解放路径。这期间，王会悟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的李达相识相爱，于1921年4月在陈独秀家里结为夫妻。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王会悟负责会议后勤保障工作。
会议最后一天，有巡捕闯入会场，在门口望风的王会悟及时报告情况，会议马上中止，代表们躲过一劫。
可会议还未结束，怎么办？王会悟又自告奋勇领着代表们前往自己家乡，在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完成最后议程，为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画上圆满句号。
那艘在烟云苍茫、湖波浩渺中缓行的画舫，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嘉兴这座城也因南湖游船而成为中国革命圣地。
2015年，浙江省广电局要求各地市台制定重大选题五年规划，为建党百年献礼。当台领导决定将拍摄王会悟的纪录片列入规划，并将任务交给段欣时，她对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止于网上并不多的信息，只知道她来自水乡乌镇，是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卫士、“红娘”，也是“一大”见证人中唯一一位女性，关于她因何得此际遇、此后命运选择一无所知。
但凭多年电视编导直觉，这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女性。于是没有多想，段欣接下任务。
此前，段欣已在嘉兴电视台工作18年。1997年大学毕业入台时，正赶上电视台的高光时刻，在敬业认真的前辈引领下，段欣迅速进入专业状态。
她历经法治、帮助、新闻等栏目高强度工作节奏，先后担任《法治经纬》《真情在线》《今日访谈》《冷暖人生》等专题栏目制片和主持，多年历练，打下扎实基本功。
她尤其关注小人物，喜欢探究生命个体的不同情感。在做人物访谈几年间，她保持着“往深想，往细拍”的特点，记录近三百位在嘉兴生活过的人物命运变迁。她深信，每个人内心都有梦想，每个人身上都有光芒。
后来，城市节奏越来越快，平实温暖的专题节目日渐式微，娱乐综艺节目大行其道。2013年，她所热爱的人物专题栏目停办，改为负责综艺节目。
然而快餐式的热闹并非她追求，让她念念不忘的，是一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隐蔽战线从事情报工作的老人。
她从报纸上得知嘉兴海宁籍红色女特工李云健在的消息，立马带着摄制组赶到上海华东医院，采访时年92岁的李云。一次访问时间不够，又去补充拍摄一次。
可创作还没开始，团队就随栏目停办而解散，采访老人的素材就这样搁置了两年。直到2014年春，段欣在省里一次业务培训中受到专家鼓励，于是下定决心重启采访拍摄。
她先后辗转北京、上海、开封、武义等地，采访毛岸英妻子刘思齐、原国家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罗援、中共隐蔽战线领导人李克农嫡孙李凯城、“左联”创始人冯雪峰孙媳方馨未等人，历时半年多，录制300多分钟素材带，整理近20万字同期声。一部时长46分钟的纪录片《最后的特科》终于面世，获得2014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政府奖长纪录片一等奖，得到观众和专家认可。
这是段欣第一次尝试历史题材，一出手便战绩不俗。但老人家李云没有等到片子播出就驾鹤西去，这成为段欣心中永远的遗憾。
“和老人家交谈非常愉快，我去上海华东医院拍摄时，特意送给她一件家乡生产的褐色羊绒开衫，她很喜欢，高兴地换上了。”段欣说，“老人期盼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片子播出，但这一愿望落空”。
“《最后的特科》和《王会悟》之间有联系吗？我仔细想了想，有，当然有，两部主角都是女性，都经历那个烽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都在风云际会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段欣说，“她们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曾活跃在上海，她们的朋友互相也有交织。采访拍摄《最后的特科》过程中，积累不少经验和历史素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段历史也有深入了解和思考。”以及，段欣并没有对外提及的关键因素：信心。当一个人有这份信心，笃定的底气就成为自身一部分，无需言说。
如同音乐高潮部分都有前奏一样，王会悟在1921年夏天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节点，勇敢选择担当，并圆满完成使命。
前期铺垫概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进步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并彼此信任，还有她性格的灵活、机智、勇气等等。
而段欣认真、专业、执着，电视人的敏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车轮下人生命运的探究，还有她对“历史题材必有其现实意义”的深信，都促使她走近王会悟。
这是属于段欣的《王会悟》前奏。一如《王会悟》第一集海报上的注脚：世上的路有千千万，惟愿选择去往心中理想的那一条。
追梦
——梦想是一种信仰，追梦人心中
自有日月，哪怕雨雪风霜以历史镜头看，中共一大南湖会议那一天，是王会悟人生高光时刻。或许，王会悟那时那刻并没想那么多，当她坐在船头望风时，也并不知道，以后嘉兴会因为这条游船而被历史赋予红色使命，红船精神由此溯源。
人们知道王会悟是中共一大卫士，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她也是中共二大幕后功臣。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代表会议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这个地方当时是李达和王会悟的家，代表们开会时，王会悟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大女儿在会场门口放哨。
当年的李达王会悟寓所，1959年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当段欣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内漫步时，仿佛看到王会悟坐在弄堂里影影绰绰的背影。
是的，自1921年出现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之后，王会悟身影逐渐模糊，“李达妻子”成了她最显著标签。即便是主编党内最早一份妇女报刊——《妇女声》，即便参与创办党内第一个女子干部学校——上海平民女学，她都以李达妻子名义出现。
更不用说，1932年以“王啸鸥”名义创办笔耕堂书店，在白色恐怖下出版发行一系列有影响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
其中1937年5月李达的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出版后，她还想办法将书送往延安，毛泽东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并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称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回信中称赞李达王会悟“是真正的人”。
这些重大事件记录在册时，大都只写李达，王会悟只是协助李达的那个妻子。
段欣踏上寻找王会悟的漫漫长路。“嘉兴的红船精神，多少年来，有那艘船作为载体，但是说到具体的人，似乎还是很模糊。王会悟作为嘉兴优秀儿女，为南湖游船上那一天会议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以说，她是历史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但是她后来的经历和贡献被人忽视了。作为红船旁的电视人，我觉得有责任去发掘她，记录她。”这是段欣的史学观。
还有一个驱使这位女编导挖掘王会悟的原因是，她觉得王会悟的身影被李达的光芒遮蔽了。
中共一大召开时，王会悟年仅23岁，如此年轻的女性，在历史重大时刻，能迅速判断局势，并果敢承担转移会址的任务。
从带领与会代表们前往嘉兴，到安排他们住宿，再至南湖租船，并借麻将掩人耳目，一系列行动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是有相当胆识和智慧的。
但这样一个熠熠生辉的女性，此后面目都是以别人的妻子出现，这让段欣不平：“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应该有独立的思想，也有自己的光芒。”
段欣想方设法找到当年的《妇女声》报，发现王会悟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观点分明，文笔流畅，逻辑清晰。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她不但经常撰稿，还是该报主编，负责组稿、编辑。
“过去人们之所以认为《妇女声》是李达、陈独秀等男性领导创办，可能因为流传较广的第六期平民女校特刊号里，王会悟只是以女校学员身份发表了一篇感言文章，而大部分文章都是陈独秀、李达、邵力子等早期共产党员撰稿。
殊不知，除此之外其他几期报纸，所有文章都是女性撰稿，而王会悟都以主编身份在报纸上跟读者交流。”
段欣说，“越深入了解王会悟，越觉得她是有深度有厚度的人，也越坚定我要继续往前走的信心”。
但前进路上困难重重，早在立项之初，段欣踌躇满志去王会悟家乡桐乡做初调时，就发现人们对这个历史人物关注度并不大，不仅因为她不是党员，也未曾任职高官，还因为她在“一大”召开后人生经历鲜为人知，尤其全国抗战时期在贵阳国统区长达六年的经历几乎无人知晓……似乎每一条理由都羁绊段欣往前走。
有人劝她，桐乡出去的历史文化名人、高官很多啊，比如王会悟的亲戚、著名作家茅盾，是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比如茅盾的弟媳妇张琴秋，是走过长征的女将军、新中国第一任纺织部副部长；比如……人们列出一堆名人，似乎各个都比王会悟名声响、影响力大。
家乡人为什么对王会悟这样陌生？知道她的人又为什么会对她有诸多质疑？这激起段欣的探索欲。
早年做过法治、调查节目的段欣并不迷信专家权威，只相信自己调查的真相。王会悟到底什么地方被人误解了？
“走到这一步，我的使命感又多了一层，为她正名的使命感。这已不是为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而是为了给党的诞生地做一个扎实注脚。”
《最后的特科》中李云老人的遗憾，段欣不想再感受第二次。于是，快马加鞭，段欣加紧做抢救性挖掘，只想尽快把王会悟人生脉络厘清楚，没去想过程会多么艰辛，也没想过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
有的事，如果前瞻后顾太多，反而做不了。幸好，与段欣有共识的人不少。桐乡市委宣传部了解段欣创作初衷后，当即决定参与这个项目，并很快给摄制组提供第一笔启动资金30万。
嘉兴市委党校领导听说嘉兴广电集团要拍摄王会悟纪录片，主动约见段欣，表示愿意全力支持。
南湖革命纪念馆向她提供有关王会悟的全部馆藏资料，退休多年的老馆长于金良专程给她送来当年两次去北京采访王会悟的回忆材料……
有这些鼓励和信任，段欣信心和勇气更足了。她再去桐乡寻找线索，这一次，寻遍所有跟王会悟有接触有关联的人。
一轮又一轮访谈、调研后，她发现，与王会悟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对她评价都非常高，朴素热情、思维敏捷、平易近人。
对于她一生未曾入党的问题，晚年王会悟有过解释，她在上海建党初期就曾提出入党申请，但被陈独秀拒绝，理由是暂时不考虑女性入党。
1923年，李达因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对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不满而脱党，这以后，夫妻二人历经磨难颠沛，但始终坚持传播马列主义，并与党组织保持着联系。
1949年12月，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人证明，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会悟则一直以党外人士身份做着对革命有益的事情。
在桐乡档案馆，段欣找到王会悟1948年发表在《桐乡民报》、《青镇妇女》专刊上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怀念逝去女儿的散文《哭点儿》，或许也是造成家乡人误解的一个因素。
不少人知道，抗战期间，王会悟的大女儿在一家人西迁途中病逝，年仅十七岁，可王会悟在文章里却写，女儿参军以后没有回来。有人据此认为王会悟不实事求是，但段欣不这么看。
“这篇文章署名是‘一个母亲’，并不是她本名，王会悟在文章中抒发的不仅仅是她个人对女儿的惋惜，还是抗战中千千万万母亲对逝去儿女的怀念。
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她在文章中为女儿写出一条更为光明的路，以此抒发心绪，寄托哀思与期望，并不能说这是谎言。”
凭着一个母亲对另一个母亲最深切的共情，段欣流着泪读完文章，在字里行间感受到王会悟对儿女的深爱、对祖国的深情，也看到一个母亲的坚强和伟大。
但段欣深知，她要拍摄《王会悟》文献纪录片，不是故事片。她读懂王会悟，还需要找到更扎实的依据来证明王会悟，让更多的人理解王会悟。
2016年9月，纪录片《王会悟》摄制组在乌镇拍摄
经过一年多前期调研，寻访四十多位与王会悟有关的亲历人后代和党史研究人员，查询二十多家档案馆、图书馆，王会悟整个一生的脉络基本清晰。
唯一卡点是王会悟在贵州花溪的六年。这六年，她与李达分开两地，独自一人培养一双儿女，记录几乎是空白。
如果不把这六年经历弄清楚，片子就难以贯通，人物也可能立不住。因为人物纪录片，尤其是涉及党史的历史人物，精神要贯穿始终。
万一这一段王会悟人生轨迹出现偏差，很可能就前功尽弃。段欣说，“那我们也只有尊重历史，必须坚持把真相调查清楚”。
贵 州 调 研 艰苦，比段欣想象的还困难。
她找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所有图书馆、档案馆、史志办、政协文史委、妇联等部门联系电话，挨个拨打询问，期盼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有两个多月毫无进展突破，她曾沮丧怀疑，这条路到底能 不能 走通？最迷茫阶段，她尝试把自己带入王会悟那个年代，她当年身处白色恐怖，遭遇的挫折、经受的苦难，要比自己深重很多吧？然后再把视线转回到自己，现在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王会悟给予我很多力量。”段欣说，最苦闷时，她从王会悟身上汲取能量，南湖会议果敢担当、创办女报女校敢为人先、痛失爱女后坚强隐忍，都让段欣觉得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凭直觉，她认为王会悟在贵州花溪国统区六年一定不会寂寂无闻。
功夫不负有心人，打了上百通电话后，段欣在花溪找到突破口。花溪区党史办副主任黄依莉整理名人档案时，看到过王会悟的名字，但当时只知道王会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的妻子，对她过往经历知之甚少。
听了段欣介绍，她十分兴奋，当即答应去档案馆做进一步查寻，终于在花溪档案馆民国档案中，找到有关王会悟的原始档案，顺着其中线索，又找到王会悟儿子李心天在花溪清华中学就读的相关资料。王会悟六年花溪生活渐渐浮现。
在花溪，王会悟遭遇人生重大变故，李达坚持去桂林广西大学教书，长女夭折促使王会悟决心在战乱中给另外两个孩子一份安宁生活，让孩子们有良好的读书环境，坚持带着子女留在花溪，患难夫妻就此分开。
彼时王会悟，四十出头，成熟干练，热情知性。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后方，几乎没有人知道她当年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和中共早期妇女运动所做的贡献。
住在花溪的日子里，王会悟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儿子李心天、女儿李心怡上学，母子三人生活十分拮据，一度靠典当度日，偶尔接受兄长资助。
尽管日子窘迫，王会悟却没有耽误孩子们学业。儿子李心天以贵州学区第一名成绩被搬迁至贵阳的湘雅医学院录取，女儿李心怡在抗战胜利后考入金陵女子大学。
抗战时期，花溪虽然远离前线，却是抗日救亡的一片热土。王会悟没有忘记身为进步人士的责任与担当。
她担任贵州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花溪分会生活指导组及出征军人家属慰劳组主任，筹备建立贵筑县妇女会，举办妇女识字班，发动全县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行动，开展募捐、慰问出征军人家属等活动，还暗中向进步学生传播马列主义，想尽办法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进步教师……
“这些有史料做证，不光有历史档案，花溪清华中学教师回忆录中也有王会悟的身影，王会悟六年人生空白总算填补，她的人生拼图完整了，她的信仰和追求从未改变，作为承载红船精神的人物，可以立起来了。”段欣说。
2016年6月30日，掌握王会悟在花溪基本材料半个月后，嘉兴广电集团为纪录片举行庄重的开机仪式。
时任嘉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跃强现场宣布开机，副市长柴永强在开机仪式上对前期调研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希望摄制组继续克服困难，“力争把这部纪录片拍成党史大片、文化精品，成为宣传我们党的诞生地的一面旗帜，为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竖立新的丰碑”！
有关方面领导和专家为纪录片《王会悟》开机揭幕
段欣带领团队没有辜负厚望。开机仪式举行两天后，纪录片就以系列片组得分第一的成绩入选浙江省首批纪录片公益扶持项目。
三个月后，该片又成功列入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压力特别大时，我会运动舒缓一下，另外还有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做事，特别投入地做。”段欣说，
“身处一片黑暗中，停下来会被黑暗吞噬，拼尽力气往前走，就有可能走出来。”是的，想，都是问题；做，就有答案。就在持续寻找资料持续调研过程中，她有幸得到央视党史纪录片导演夏蒙的肯定，并邀请他担任该片总顾问。
在夏蒙引荐下，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宋少鹏给予摄制组很大支持，并成为该片党史顾问。
在纪录片中集海报上，段欣写道：“梦想是一种信仰，追梦人心中自有日月，哪怕雨雪风霜。”这是王会悟的人生寄语，再回看这一路创作的艰辛，这句话又何尝不是段欣自己的写照？
一个巧合是，王会悟在花溪岁月与段欣寻找王会悟的年龄几乎吻合，都是四十有加，人生半程，经历岁月洗礼而未曾失却激情，哪怕雨雪风霜。
重生
——苦难是一场修行，坚持走出来，就会迎来生机
纪录片开篇，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邀李达到香山夜谈，特意让李达写信接王会悟到北平，“毛泽东和王会悟的友情，从中共一大开始，几乎贯穿一生”，段欣说。
王会悟参与中共一大会务和警卫工作，与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员相熟。
1921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易礼容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底特邀李达回湖南任自修大学学长。
王会悟跟随李达带着出生八个月的大女儿离开上海来到长沙，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一起住在清水塘，两家比邻而居五个多月。
毛泽东当面称赞王会悟有魄力。当时还有个笑话：王会悟不知道当地水很缺，用缸里喝的水洗了尿布。毛泽东风趣地说：“将来会有自来水。”
1945年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时，专门抽时间与王会悟单独见面会谈。
1946年，王会悟自重庆返回家乡乌镇，与亲友劫后重逢，见古镇妇女依旧被封建思想束缚，深感忧虑，随即与镇上知识女性组建青镇妇女会，积极开展妇女活动。
她曾在《桐乡民报》开辟《青镇妇女》专刊，呼吁妇女解放；曾去县民教馆作讲演，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
直到1949年5月，李达和众多民主人士应毛泽东邀请去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将王会悟母女接去北平，李达和王会悟得以重逢。
“其实单凭她和毛泽东的私交，以及她为中共建党所作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想要一官半职，真的很容易。”段欣说，“但她没有，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平时也极少给孩子们说当年的光辉事迹，连离休待遇也没要。
胸怀坦荡，甘于平淡，96岁安然离世。她是有大智慧的人。”越了解王会悟，段欣越为她的人格魅力所感染，也就越坚定把这部片子拍好、让更多人看到的决心。
2016年4月，在嘉兴本地调研结束后，还未正式宣布开机，段欣专程赴北京拜访王会悟儿子李心天夫妇。
夫妻俩当时一个92岁，一个89岁。考虑到二老年事已高，段欣特意带摄像团队，在调研同时，也对二老进行抢救性采访和记录。
这次拍摄非常及时。等到整个项目调研结束，这年冬天，摄制组再到北京采访时，李老已经因为生病而失去很多记忆，之前采访素材成为支撑纪录片的珍贵影像。
2016年11月，在完成前期调研基础上，摄制组正式启动一个多月的异地拍摄。由于采访对象和拍摄点分布在常州、武汉、长沙、永州、贵阳、花溪、六盘水、重庆、天津、北京等多个地方，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摄制组准备沿着设定线路一口气把这些地方拍完。
为此，段欣带领团队制订周密详细的拍摄计划。可出发第二天，家里传来丈夫因心肌炎住院的消息。
“我不能回去，沿途所有采访对象都已经约好拍摄采访时间，而且大部分都是我沟通联系的。如果我改变行程，12人摄制组准备了一个月的拍摄计划就要泡汤。”
为保证拍摄顺利进行，段欣只能把对家人的愧疚和牵挂藏在心里。还好家人都理解她，全家动员起来，轮流到医院照顾病人、接送孩子上学，让她安心在外面拍摄。
问及“女性在追求事业时，工作和家庭可以平衡吗”？段欣说，“现代女性如果单把时间用在工作和家庭两个方面，是可以兼顾的，两者有一个动态平衡关系。
工作不忙时，多照顾一些家庭，为家庭多储蓄一些情感，等到工作忙时，家人自然也会理解支持”。
外出拍摄采访，辗转几个城市间，段欣采集到大量一手信息，比如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李达传记》作者宋镜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教授、《李达评传》作者王炯华，给予她很多帮助。
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女士，为纪录片提供丁玲的珍贵照片和手稿影印图片，很多是当年丁玲被捕前托付给王会悟保管的东西。
拍摄过程中，段欣有时也会想，一生追求妇女解放的王会悟是否也曾有过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在那样一个颠沛流离、烽烟四起的年代，王会悟为让孩子有一个安定的读书环境，选择留在花溪，内心想必有过艰难选择，而她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夫妻天各一方。
然而，王会悟在巨大人生苦难面前，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望。每每想到王会悟，段欣就多了份力量。
在拍摄中，最难解决、也最花钱的是场景再现。
为了找到与故事发生地特征吻合的场景，段欣领着摄制人员多次辗转于上海、无锡等地影视基地勘景，最后趁着大剧组转场空档，租到理想拍摄场地。
一幢房子一天场租就要一万多，为了节省经费，剧组必须充分利用房子内外空间布置不同场景，并在尽可能短时间里完成拍摄任务。
为此，她们提前一个月开始制定拍摄计划、督促制片准备道具。最疯狂一次在上海车墩影视城，摄制组从凌晨4点进场，一直拍到晚上11点半，一天之内完成8个场景拍摄。
2018年1月，在完成所有拍摄任务后，纪录片进入后期剪辑制作。此时，段欣女儿进入高考冲刺阶段。
由于片子摄制是和苏州传视影视合作，后期剪辑制作在苏州进行。为了不耽误后期进度，同时又兼顾女儿情绪，4个月时间里，段欣几乎每天开车往返于嘉兴和苏州之间，早上7点把女儿送到学校，驱车一百公里到苏州上班，晚上8点半从苏州出发，再驱车一百公里赶到学校接女儿回家。
为了让这部文献纪录片能够经受住历史检验，段欣紧扣每个细节、每条证据链，力求每句话都能找到史料支撑。
为了找到最佳结构和叙事方式，她拿着稿子到处请专家“把脉”，四易其稿，“2017年3月完成第三稿其实已经可以成片了，但我总感觉还不走心”。
最后在原中央电视台导演沙碧红点拨下茅塞顿开，把之前拿捏不好的两块重要内容——王会悟与毛泽东友情以及与李达感情做了巧妙处理，并确定以毛泽东对王会悟关怀为贯穿全片线索，最后用毛泽东评价王会悟“是真正的人”，为全片作圆满总结。
精益求精的追求，贯穿纪录片始终，体现在拍摄制作方方面面。一部好的纪录片除了要有思想，还要声画优美、赏心悦目。
段欣（左一）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专家合影
当年创作《最后的特科》时因为经费不足、经验也缺乏，所以没有采用原创音乐配乐，这成了段欣心里挥之不去的遗憾。这次用三年时间精心拍摄《王会悟》，不能再留下这样的遗憾。
为了增强影片艺术感染力，段欣四处托人联系心仪作曲家，最后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资深作曲家徐景新担纲影片全部配乐作曲。她又煞费苦心找到国家一级演员宋春丽为片中王会悟的独白配音。
创作路上真是越努力越幸运，眼看后期制作预算随着标准提升越来越高，剧组的努力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省市两级妇联决定出资20万协助这部反映浙江杰出女性的纪录片，嘉兴党员电教中心和乌镇镇政府出资加盟协办。在社会各界支持下，纪录片后期制作得到充分保障。
2018年11月，段欣按国家广电总局要求，赴北京参加广电总局重大题材办组织的专家审片。那一天，她发朋友圈：进京赶考。
三年多努力获得专家组一致认可，又经过三个月打磨和完善，最终通过审查，拿到重大理论文献片播出许可证。
苦难就是一场修行，坚持走出来，就会迎来生机。这句话，适用于王会悟，也适用于段欣。
2019年5月，三集文献纪录片《王会悟》荣获浙江省第三届纪录片“丹桂奖”最佳系列片，6月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一季度优秀国产纪录片。
紧接着嘉兴电视台播出，在嘉兴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电视收视率甚至超过同期播放的谍战片，达4.4%，网络推文点击量达47万。2020年七一前后，又在央视、浙江卫视先后播出，广受赞誉。
对于段欣而言，让更多人认识王会悟、了解王会悟，意义更为重大。
“王会悟也诠释着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立党为公、忠诚为民，这些词放在王会悟身上高度契合。”
段欣说，“能够拍摄完成这部纪录片，让王会悟模糊的身影在历史中清晰，我很荣幸。而她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还有她面对历史选择的果敢担当、面对磨难的坚韧豁达、面对人生的坦荡淡然，以及始终忠于自己、忠于信仰的执着，这是我永远的精神财富。”
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有这样一段话：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出现，就决定了后世的进程。就像避雷针的顶端汇聚了整个电场，大量的事件总是集中在短时间内爆发。它们平日优哉游哉按部就班地行进，却在一个决定一切的时刻，一个决绝的肯定或否定的时刻，一个对众生来说，无法逆转的或早或晚的时刻，聚集在一起。
这一时刻决定了个人的生死，民族的存亡，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这句话似乎是王会悟的注脚。
伟大的瞬间降临，王会悟恰好把握接住，偶然中又有必然，坚定的信仰、瞬间的判断和意志力的坚韧，一个决定就能造就历史长河中的闪光点，一段历史佳话便得以成就。
段欣走近王会悟，走进她的精神世界。王会悟之后又走进段欣的生活，融入她的生命。两代女性，相隔近百年，在《王会悟》这部纪录片中相遇，交融。
她读懂她，理解她，两代女性的心灵图谱在这一刻交相辉映，段欣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一个使命也找到了它所需要的人。
[本文刊于《中华儿女》杂志2020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