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轮人口大论战：要不要放开生育？

中国三轮人口大论战 来自泽平宏观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周哲

导读

人口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长期以来，中国人均资源太少、人口太多的思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逻辑，早期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适度人口规模为7亿左右”。2019年初，我们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的适宜人口规模是多少？要不要放开生育？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三轮人口领域的大论战及其逻辑，以厘清事实，建言献策。

摘要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1）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等争论人多利弊。建国后中国人口快速增至1953年的6亿，中央对生育态度从禁止节育转向提倡节育。195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次人口论战，核心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不要控制人口。论战一方是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另一方是《光明日报》等报刊。马寅初认为人口过多导致积累小、拖累工业发展，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26亿，主张通过普遍避孕、晚婚晚育、两胎政策等控制人口；《光明日报》等反驳，人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是发展工业的本钱。2）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梁中堂“二孩加间隔”。1970年代，中央开始执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开始定调一胎化方向。在此背景下，第二轮人口论战的核心是如何控制人口，一方是宋健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等，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8-10年可生二孩。受罗马俱乐部等影响，宋健等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规模，主张总和生育率为1才能使中国人口在2000年之前低于11亿，必须针对一代人实施“一胎化”，宋健、胡保生等人还不约而同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7亿左右。梁中堂反驳称“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即便2000年就调整，也无法解决相关后果，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中央最后确定了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1）2004-2013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004年顾宝昌等学者“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开启第三次人口论战。与此同时，蔡昉等2004年开始发现，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2007年宋健等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此后，叶廷芳、易富贤、顾宝昌等学者密集发声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田雪原也重申仅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但程恩富、侯东民等学者仍然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策。2010年11月、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两次形成“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均被搁置，或源于生育水平未达成共识，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2012年部分学者联名请求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郑真真等学者建议直接全面放开二孩；但翟振武测算，若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总和生育率峰值将阶段性升至4.5、出生人口峰值将升至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50-110万；翟振武预测每年新增130-160万。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2014-2015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2014、2015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15万，低于学界普遍预期，2014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三次“上书”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张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议鼓励生育；但翟振武建议谨慎、稳步地调整到“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再次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做“全面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30-430万左右，翟振武预测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6年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启动。3）2016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2016-2017年出生人口有所反弹，但2018年即较2017年下降200万，但王培安认为“完全符合预判”。2017年翟振武还称计划生育不是老龄化的根本原因。2018-2019年任泽平团队多次发文，认为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口总量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并存，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社科院援引联合国预测，认为中国人口或在2027年开始负增长。易富贤认为2018年已经开始负增长，统计局回应称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生育波动不必过分解读。2019年3月王培安称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必然趋势，当前和未来中国劳动力都是充裕的。2019年4月，翟振武称中国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梁建章、黄文政反驳称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指责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同政策主张的背后，本质上是对“适度人口论”的态度不同。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1）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技术进步等导致适度人口规模可变，并且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存在调整机制，通过各种强假设估计适度人口规模意义不大。传统化石能源可探明储量增加、核能等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单位GDP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构成对人口增长的硬约束。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从约30年升至50.2年，天然气储采比从49.9年波动至52.6年。2）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其一，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二，人口众多使得人口密度提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其四，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但又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不用担心人工智能进步造成人口无用。3）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当前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人口总量快速增长，而是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以及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从总量看，按照当前生育形势，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2100、2200年或降至8亿、2亿左右。从结构看2015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2018-2050年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我们建议，一方面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并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人才红利、市民化的人口红利，开发老年人口红利。

目录

1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

1.1 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VS《光明日报》，要不要控制人口

1.2 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梁中堂“二孩加间隔”

2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

2.1 2004-2013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2.2 2014-2015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

2.3 2016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1 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

3.2 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

3.3 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正文

1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

1.1 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VS《光明日报》，要不要控制人口

“适度人口学说”起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在民国时期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一些社会学家接受，主张节制生育。适度人口学说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但形成明确系统理论的则是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马尔萨斯1798年《人口原理》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数级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等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必须节制人口。“适度人口论”传到中国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陈长蘅、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纷纷主张节制人口。社会学家、南京大学教授孙本文（1943）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治理的要点在于使人口数量适应生活资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快速增至1953年的6亿，中央对生育态度从禁止节育转向提倡节育。1949年8月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同年12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5月的报告《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私自节育和人工流产者，以非法堕胎论罪”。1953年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查避孕药和用具的进口。不过，由于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居高不下，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从1949年的5.4亿大幅增至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约6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16‰猛增至1953年的23‰。1954年开始中央态度转向节育，当年12月刘少奇在国家机关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年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

195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次人口论战，核心争议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不要控制人口。论战一方是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主要的观点是人口增长太快，影响了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另一方是《光明日报》、《经济研究》、《新建设》等报刊，认为人多是好事，人多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是迅速发展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本钱；“新人口论”只把人看作消费者，没有看作生产者，见口不见手。

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认为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26亿，人口过多导致积累小、拖累工业发展，主张通过普遍避孕、晚婚晚育、两胎政策等控制人口。马寅初阐述其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不同在于：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出发，《新人口论》则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出发，两者立场截然不同。1957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能为计划经济。”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大发表演讲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已达到30‰，若不控制，15年后将达9.8亿，50后将达到26亿。近几年粮食增长率是40-50‰，可见粮食增加地很快。中国耕地有限，虽然1953-1956年每年开垦了1400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从1953年的2.8亩降至1955年的2.7亩，所以将来粮食增速不能长期保持这样的速度。1957年5月9日，马寅初在《大公报》上发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不会加重国家负担。”1957年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后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认为人口多导致消费大、积累小，积累又要分摊在各个生产部门中。1956年中国国民收入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79%，积累部分约为21%。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点。

1958年4月起，《光明日报》等报刊开启对马寅初的批判，共计两个回合。第一回合发生于1958年4月到11月，由《光明日报》转发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开启。随着反右派斗争等运动，人多力量大观点盛行，马寅初等开始被批判。1958年4月19日，当时为民主人士负责的《光明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两张大字报；马寅初随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反驳文章。之后，反驳马寅初的文章接踵而来，批判马寅初的资本主义学术思想，作者包括北京大学师生和使用匿名或者笔名投稿的社会各界人士，不集中于某一个或几个人，《光明日报》虽是媒体平台，但通过集中刊登批判文章，成为批判马寅初的主要阵地。据梁中堂的《马寅初考》统计，截至1958年11月，《光明日报》至少刊登了37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另有维护马寅初观点的2篇、马寅初的反批判文章2篇。除《光明日报》外，《计划经济》、《经济研究》、《教学研究》等报刊也发布了30篇相关文章。1958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马寅初的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知”，暗含批判活动告一段落的意思。

第二回合发生于1959年11月到1960年6月，由马寅初主动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开始。1959年11月30日，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还附带一则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称“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指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向一年前《光明日报》的批判文章应战，掀起第二回合的争论。随后，《光明日报》发表3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新建设》也发表2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之后，马寅初把《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当作一体来挑战，“战火”进一步蔓延至更多报刊。截至1960年6月，《新建设》发表了1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光明日报》发表了22篇，《经济研究》等其他报刊发表了35篇，共计67篇。

1960年马寅初因身体原因被迫退出争论，第一轮人口论战结束，此后人口研究一度成为学术禁区。1960年北京大学党委接到《新建设》的公函后，鼓动学校师生揭发批判马寅初，其中一个重点是批判马寅初至今还持有巨额股票和股份，还在拿定息和收取房租。马寅初因血压陡升住进医院，随后国务院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第一轮人口论战结束。

之后随着大跃进运动失败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1959-1961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

1.2 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梁中堂“二孩加间隔”

1970年代，中央开始执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开始定调一胎化方向。由于“文革”中经济发展缓慢、吸纳就业能力弱、以及知青回城等现实问题导致粮食生产和就业压力大，1973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并执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亟待理论解释，部分高校成立人口所专门研究，时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刘铮认为人口有计划的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的客观规律。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同年6月，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核心主题是“讨论如何争取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定调一胎化方向。1978年10月，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79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提出“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1979年9月马寅初被平反。

1980年代初中国发生第二轮人口论战，核心争议是控制人口的力度，一方是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8-10年可生二孩。

1980年2月宋健等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规模，主张总和生育率降至1才能使中国人口在2000年之前低于11亿，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称人类本能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人类活动对资源的索取以及产生的污染不断侵蚀地球的物理极限，并预测在最悲观的场景中全球经济增长将于2015年后终结；在较乐观的场景中经济增长约在2040年左右终结。受罗马俱乐部观点影响，控制论专家、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后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田雪原等1980年2月在新华社刊登报告，分析未来一百年我国人口发展趋势，认为如果总和生育率为3.0，2000年中国总人口为14.2亿；总和生育率为2.0，总人口为12.2亿；总和生育率为1.5，总人口为11.3亿；总和生育率为1.0，总人口为10.5亿。因此，欲使今后我国人口总数不超过11亿,必须实行一胎化方案。总和生育率为1至少30年内不会引起社会负担过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这是目前最适宜的控制方案。”

1980年3-5月中央连续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探讨“一胎化”的可行性，宋健、田雪原等主张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政策。田雪原回忆称，当时关心的问题主要是：第一，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孩子智商和智能下降；第二，提倡“一胎化”多长时间为宜；第三，“四二一”结构问题是否会严重。田雪原、宋健等学者认为，生育孩子次序同智商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虽然“一胎化”可能导致老龄化，但中国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等特点，与西欧、北欧人口小国有很大不同。在二十世纪余下的二十年时间里，不存在老龄化和劳动力、兵源不足等问题。宋健等人建议针对一代人，即在二十五至三十年的时间内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到时可以适当调整政策，既使人口的数量增长受到有效控制，又使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至于过于严重。

1980年代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不约而同地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7亿左右。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信息与控制工程系主任胡保生（1981）通过构建可能和满意度指标，考察森林、土地粮食、水、二氧化碳、能源、粮食、鱼、GNP、用地对人口的约束，得出结论是百年后人口规模7亿为好。宋健（1981）认为人口快速增长将使得最低营养水平难以保障，从中国水稻、玉米、牛羊肉、水产品等产量和营养水平来估算适度人口规模，百年内适度人口规模应在6.8亿以下。田雪原（1981）认为人口规模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减少人口有利于控制就业，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7亿间。

梁中堂反驳称“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即便2000年就调整政策，也无法解决相关后果，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1980年上半年，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撰写多篇文章反驳宋健、田雪原等，认为人口过程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论是用人口统计学的年龄移算法等方法、还是用控制论方法，都很难说十分科学。同是预测2000年世界总人口，预测期仅20年，西方学者就有54亿和75亿之差，宋健、于景元等人把西方某些人口预测方法或模型神化了。而且，宋健等人认为20世纪内不会出现老龄化，是因为20世纪的劳动力已经既定，即使二十年中不生一个孩子，也不存在任何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果等到劳动力紧张时再鼓励生育，即便2000年后就调整生育政策，也只能部分改善二三十年后的劳动力紧张和老龄化问题，无法解决20世纪最后二十年对21世纪前三十年造成的既定后果。一是人口再生产周期较长，要再等20年才能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二是劳动力越紧张，妇女参加工作比例越大，生育率越低；三是人口老化程度越大，被赡养老年人口越重，人们越不愿多生孩子，鼓励生育越不易奏效。因此梁中堂建议采取“二孩加间隔”的方式，即城市男27岁、女25岁结婚者，第二胎间隔8年；农村男25岁、女23岁结婚者，二胎间隔为10年。

中央最后确定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二十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这个硬目标。由于阻力很大，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适当给部分农村地区开小口堵大口，全国19个省农村生育政策逐渐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即头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孩子。2002年开始，双独二孩政策逐渐在各地实行。据统计，2010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全国35.9%的总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52.9%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9.6%的人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1.6%的人口，主要是少数民族。

梁中堂争取到山西翼城“二孩加间隔”试点，但试点后出生率更低、仅出生人口性别比较优。1985年7月起，经中央特批，翼城县农村开展“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即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严禁三胎。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等人2009年的著作《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翼城县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和山西省平均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较优。在出生率方面，1989年翼城出生率为20.1，低于全国的21.0和山西省的20.2；2001年翼城出生率降为9.1，远低于全国的13.4和山西省的13.1；2006年进一步降为8.8，远低于全国的12.1和山西省的11.5。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1990年翼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6.4，低于全国的111.8和山西省的109.2；2000年为105.0，低于全国的117.8。此外，1987年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山东长岛、广东南海等全国11个县市和地区也进入二胎政策的试点，到1990年中期因种种原因仅保留了部分。

2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

第三轮论战开始于2004年并持续至今，共计三个回合：1）第一回合：2004-2013年，争议集中于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第二回合：2014-2015年，争议集中于要不要实行“全面二孩”；3）第三回合：2016年至今，争议集中于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1 2004-2013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1990年代中国生育率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下，2002年起中国逐渐开始实行“双独二孩”政策。1990年总和生育率为2.04,1991年为1.66，首次降至2.1的更替水平以下，引起了学者关于真实总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2002-2004年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梁中堂、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北京大学教授郭志刚等学者集中对1990-2000年生育率水平进行估算。2001年底通过、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特殊条件包括：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等等。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并陆续推开，河南2011年实行、全国最晚。

2004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一次“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全面二孩政策，开启第三轮人口论战。在原国家计生委赞助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丰于2001年牵头组成“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2004年4月形成《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报送原国家计生委领导及中央，认为中国即将面临人口老化等问题，建议由现行的生育政策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提出“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平稳过渡”的渐进式调整方案，即在少数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试点成功后再推广。计生委领导当时批复：赞同现在着手，否则会陷入被动。2004年6月，中国人口学会就建议书召开专门研讨会。

由于部分学者、官员担忧放开二孩将导致生育大幅反弹、人口失控问题，顾宝昌课题组于2005-2006年赴四个在农村试点二孩政策的地区调研，证明生育反弹和多孩生育不会出现。根据王丰回忆，调研报告的出台引起质疑，部分学者和官员认为低生育水平源自严格生育政策，生育政策一旦放宽，势必造成生育反弹、人口失控，而且计生部门就没工作可干了，还有人认为“放开二孩以后大家就会生三孩”。为了应对质疑，2005-2006年顾宝昌课题组赴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四个允许农村居民生育二孩的试点地区走访调研，并结集为《800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出版。调研结果显示，这些地区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低于2，并没有因政策较宽松而发生生育反弹，也没有多孩生育增多问题。

与此同时，蔡昉等2004年开始发现，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蔡昉，2008）。在“民工荒”在东部沿海地区蔓延之后，以及其他地区劳动力市场也出现农民工的供不应求的现象，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逐年上涨，这些证据都表明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蔡昉、都阳，2011）。并预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即将见顶，人口抚养比即将见底回升，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建议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

宋健等人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和原国务委员宋健等人担任组长、30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经历两年的研究，于2007年1月推出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课题组由计生委旗下两个机构负责，一个是负责政策规划的规划和信息司，另一个是官方智库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该报告认为1990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8左右，并稳定至今，且未来三十年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建议“十一五”时期保持生育政策稳定。根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央对这份报告很看重，在调研写作过程中课题组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了近十次。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清醒认识全面加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

此后学者密集发声，叶廷芳在2007年全国两会首次提出“取消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议案；易富贤2007年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呼吁停止计划生育；顾宝昌等学者2007年第二次“上书”，建议尽快过渡到普遍二孩政策。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2007年提出现行计生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包括“四二一”家庭结构倒挂、独生子女人格缺失、亲情人伦缺失、政府信誉超支等问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2007年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反驳传统的“适度人口论”观点，认为世界耕地、淡水、矿产、能源等分布极不均匀，中国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不意味着不足。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可以变“非资源”为“资源”。建议调整人口政策，包括停止计划生育、重建生育文化等。2009年顾宝昌和国内25位人口学者第二次“上书”，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认为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及早着手，等到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再采取措施提高生育水平则为时已晚。顾宝昌建议选择生育水平长期偏低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尽快将目前的生育政策平稳过渡到城乡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政策。

2009年胡鞍钢转变立场，田雪原重申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接连发声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2009年11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呼吁“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表示“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的支持者，曾在1999撰写论文称“中国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立场转变源于胡鞍钢认为中国从原来的低收入水平发展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且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也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2009年12月，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被称作“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的田雪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顾了30多年前五次座谈会和公开信的初衷，即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政策，认为绝对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峰值，当前已经到了政策调整的关口。田雪原建议全国推行“双独二孩”；农村现在可先行推行“单独二孩”，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推行“单独二孩”；制止三胎及多胎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推行“普遍二孩”。两位学者的发言被媒体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但程恩富、侯东民等学者仍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策，程恩富认为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不可取，应该实现总人口“先控后减”至5亿左右，以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紧张关系；侯东民认为21世纪下半叶才可大幅调整生育政策。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2009年表示，全面放开二胎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长期紧张，中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放开二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即使按照1998年的物价水平，一个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平均须支付5.8-6.7万元，国家支付的抚养费也随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投资的提高而大幅上升。因此，程恩富认为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严格“一胎化”和“双独二孩”的峰值人口分别为13.93亿人、15.50亿，相差1.57亿人；人口实现零增长的时间分别是2024年、2045年，相差21年；2100年人口总量分别为6.7亿人、15.33亿人，相差8.63亿人，因此，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是不可取的。应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2010年撰写论文认为，民工荒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而是用工方式有问题。21世纪是低代价减低人口的历史机遇期，政府应避免以往的牺牲大打折扣，21世纪下半叶才是中国较大幅度调整生育政策的适当时机。

2010年1月中央突破性地提出开展“单独二孩”试点；2010年11月，原国家计生委形成分省逐步放开“单独二胎”的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因决策层无法就人口形势达成共识而被搁置。2010年1月的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提出“十二五”期间稳妥开展“单独二孩”政策试点工作，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突破。据《财经》报道，当时曾有多版“二胎”方案进入讨论，如按女方年龄分步放开；按省份逐步放开；还有北京大学教授曾毅提出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即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所有夫妇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最终，按省份逐步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入选。该方案分三步走：2011年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首批试点；其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开放试点；其他省份为第三批；最终在“十二五”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2010年11月初，方案经微调后由原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交至国务院。但中央高层对整体人口形势走向仍未有定论，对待人口老龄化也态度不一，方案被“无时间表”地搁置。

2010年六普显示原始总和生育率为1.18，但计生部门称总和生育率为1.8，多名学者对2000-2010年生育率水平进行估算，结果低至1.3、高至1.7，分歧较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原始总和生育率为1.18，大部分学者认为低龄人口漏登情况严重，低估了总和生育率水平。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则称总和生育率为1.8，如2006年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中称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是1.8，2011年《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称“十一五”时期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以下，这引起了不少学者对高估总和生育率水平的质疑。学者们对总和生育率水平的估算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北京大学教授郭志刚（2011）、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朱勤（2012）等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在1.3-1.5区间，相对更依赖和相信普查数据；二是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2013）、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普查处处长崔红艳（2013）等学者在对普查数据进行调整基础上，测算出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三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杨凡（2013）、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2015）、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2016）等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在1.6-1.7区间，比较接近计生部门口径。人口学者们估算的结果差距较大，在最为基础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形成新的“单独二孩”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仍被搁置。两次方案均被搁置，可能源于生育水平未达成共识，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2011年5月，原国家计生委下属事业单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提交《关于〈完善单独政策初步测算报告〉的报告》，假设目前中国生育率是1.5，未来峰值人口是14.2亿人；假设生育率达到1.8，峰值人口在15亿人左右，此两种峰值出现的时间均为2030年前后，且均在粮食供应和公共服务承受的范围之内。在此测算基础上，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工作会议通过新的“单独二胎”方案上报国务院。新方案未形成选择试点省份的倾向性意见，而是能否“开始单独二胎试点”的请示，但最终仍被搁置。两次“单独二孩”均被搁置，原因一则可能在于是生育水平未形成共识，二则据有关媒体披露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

2012年15名学者联名建议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郑真真等学者建议直接全面放开“二胎”，而非考虑“单独二胎”的渐进方案；梁建章、黄文政等学者驳斥“适度人口论”假设荒唐、推断草率，建议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2012年7月，15位法学、人口学学者联名签署修法建议书，请求立法者全面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废止生育审批制度，废止社会抚养费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2013年认为，2004年时调整生育政策还可考虑“单独二胎”等渐进方案，现在九年过去了，“单独二胎”政策内覆盖的人群变窄、影响变小，应直接放开“二胎”。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黄文政2013年发表文章称以往的适度人口研究假设荒唐、推断草率、结论毫无价值。比如田雪原从就业角度论证中国适度人口在7亿以下，假设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5.5%和4%，这个假设只要加1%，2080年的适度人口就会从7亿变成19亿。实际上1992年至今中国的第二产业固定资产平均增速为20.9%，远超田雪原的设定。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2年认为立即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会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4，建议按地区分步放开全面二孩；翟振武测算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将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5，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2012年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报告《中国发展报告2011/20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认为当前社会存在四种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一是“政策不变”，二是“全面二孩”，三是“单独二孩”，四是“分步单独二孩”。报告认为“政策不变”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和要求；“全面二孩”会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4，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单独二孩”和“分步单独二孩”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贻误时机。因此报告提出第五种方案，即“分步全面二孩”，首先在城市地区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2015年再在“一孩半”政策地区放开“二胎”，最终在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翟振武（2014）也预测，如果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目标人群为1.52亿，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为70%，潜在生育人群将达9700万，2013-2016年每年出生人口将达3540、4995、4025、3540万，总和生育率达到3.2、4.5、3.6、3.2。翟振武认为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孩会带来严重的出生堆积，建议推迟一些时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

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王广州、翟振武两个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实施方案支持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50-110万，达到或超过200万的可能性很小；翟振武预测每年新增130-160万。2013年3月卫生部和人口计生委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并且，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还将计生委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3年5月，原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研究员课题组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教授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实施方案专项决策支持研究。王广州课题组围绕着原国家卫计委初步提出的分三步实施“单独二孩”方案做了效果的测算，并于2013年7月19日提交了测算结果，新增出生人口在50-110万之间，达到或超过200万的可能性非常小。分三步走的“单独二孩”方案为2014年第一批开放内蒙古等10个超低生育率省（自治区、直辖市），2015年第二批开放北京等12个省，2016年第三批开放河北等9个省。即便各省实际在半年内陆续放开“单独二孩”，王广州也认为每年新增出生人口达到或超过200万的可能性非常小。翟振武（2014）测算，“单独二孩”目标人群为1100万左右，二孩生育意愿为60%左右，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约为660万人，4-5年每年约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万人，年度出生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900万人，总和生育率的峰值不会突破1.9，总人口可以控制在14.2亿人。“单独二孩”政策效果在可控可承受范围内，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产生大的震荡和冲击。此外，其他学者如穆光宗、乔晓春等也针对“单独二孩”政策效果做了测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2014）认为“单独二孩”将导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00-200万，对出生规模影响有限，不会有太大的人口反弹。北京大学教授乔晓春（2014）则认为“单独二孩”导致新增出生人口在563-756万之间，头三年新增出生人口326-438万、153-207万、83-111万。初步估计至少在最近这一两年新增出生人口可能会超过200万人。

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2 2014-2015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

“单独二孩”政策实行第一年，106.9万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原国家卫计委官员称“符合预期”；2014、2015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15万，“单独二孩”政策遇冷。2014年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原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宣传司司长毛群安、翟振武等人均在2015年初称“基本符合预期”，毛群安预计2015年提出再生育申请的人数将比2014年的数字有所增加。但截至2015年底共有约200万单独夫妻提出了再生育申请，约占全国1100万单独夫妻的18%左右。2015年生育二孩的单独夫妇没有像毛群安预计的大幅增加，且新增二孩生育数量占目标人群的比例也远低于翟振武等学者预测的70%。2014、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87、1655万，仅比2013年增加47、15万，低于学者此前的预测。梁建章、黄文政、易富贤、陈友华、顾宝昌、李建新、穆光宗等多位人口学者公开表示，单独二孩政策已经遇冷。梁建章直言，卫计委所谓的“符合预期”实在是匪夷所思。

2014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三次“上书”，建议不再拖延、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张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议鼓励生育。2014年12月，顾宝昌等39位学者提交了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单独二孩”政策效果量明显低于预期，不仅再次证明以往夸大了出生反弹风险，也更进一步加深了对生育水平长期无法回升的担忧。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导致老龄化日益加重、劳动力不断减少、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聚增。中国是世界上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后仍然实施生育限制的唯一国家。顾宝昌等人建议：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不再争议、不再拖延，并及时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全面取消对城乡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2014）主张自主生育，而且国家应鼓励更多的年轻家庭生育2个孩子，家庭养育成本应部分外部化、社会化，由政府承担一定的成本，如延长产假、增加生育津贴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建民（2014）建议增加育儿补贴、延长带薪产假、对多子女家庭减免个税等措施来鼓励生育。

但翟振武2014年建议依然要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谨慎、稳步地调整到“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4年3月发表论文，认为“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步调整的一个步骤，是一个过渡性政策。今后必然要向“全面二孩”和鼓励生育方向发展，尽管“全面二孩”和不再限制生育行为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目前依然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谨慎、稳步地进行调整，才能促使我国人口实现长期均衡发展。

乔晓春预测“全面二孩”将使年度出生人口在2200-2700万之间，建议2015年下半年实施“普遍二孩”政策。乔晓春2014年发表论文认为，如果2013年全面放开二孩，目标人群为9652万人，潜在生育人群在1700-3100万之间，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在2200-2700万之间，总和生育率峰值在2.2-2.7之间。乔晓春认为，真正担心的不是短期“反弹”，而是长期“不反弹”，并建议在“单独二孩”生育高峰回落时放开“普遍二孩”，以实现出生数量的平稳过渡，在2015年下半年、最晚在2016年开始实施“普遍二孩”政策。

2015年3月“两会”后原国家卫计委再次委托王广州、翟振武两个课题组做“全面二孩”实施方案支持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30-430万左右，每年出生人口1900万左右；翟振武预测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每年出生人口在2000万左右、峰值为2189万。王广州课题组（2016）的测算结果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15-49岁目标人群在9000万以内，其中25-39岁目标人群在5000万以内，潜在生育人群在1800万以内，2016-2020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30-430万左右，不太可能达到或超过800万，每年出生人口在1900万左右，不太可能达到或超过2300万，总人口峰值在14.3亿左右，达到或超过14.5亿的可能性不大。翟振武课题组（2016）的测算结果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为9101万，潜在生育人群为1720万，年度新增出生人口为160-470万，2017-2021年出生人口分别为2110、2189、2077、1936、1689万人。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启动。201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决定从2016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2.3 2016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出生人口在2016-2017年有所反弹后迅速下滑，2018年出生人口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并且，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年后，2017年3月时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记者会上称2016年全国住院分娩的婴儿活产数为1846万，是2000年以来我国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全面二孩”政策“完全符合预判”。但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2018年出生人口仅分别为1786、1723、1523万，远低于学者们此前预测。原因一是部分学者低估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巨大差距。2016、2017年二孩出生人口比2015年共多出320万。2018年二孩出生人口未公布，估算2018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5年多出140万，三年共多出生460万。与9000万左右的目标人群相比二孩生育比例仅5.1%；与5600左右的目标人群相比二孩生育比例也仅8.2%，远低于翟振武等人根据2013年全国性妇女生育意愿调查得到的二孩生育意愿70%等。穆光宗2017年认为，因为环境污染、年龄偏大、疾病等因素，人类的生育力急剧下降，很多70后妇女已经过了适龄生育的年龄，男性生殖健康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符合全面二孩条件且有再生育意愿的人群中，还有大量无生育能力的人群。此外，还有大量缺乏生育养育二孩条件的人群，如经济上无法承受第二个孩子的生养费用、住房不够大、没有人带孩子、再生育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等。二是忽略了一孩出生人数持续快速下降的作用。2013-2017年一孩出生人口分别为1056、972、886、973、724万人，呈快速下降趋势，削弱了二孩生育堆积对总出生人口的提升作用。但部分学者仅在原有出生人口规模基础上考虑二孩生育堆积效果，继而估算出年度出生人口，忽略了一孩生育下降的影响。

2017年翟振武认为老龄化是现代化必然结果，计划生育不是根本原因。翟振武2017年8月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计划生育政策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但如果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步入老龄社会的时间虽有所推迟，却会在更长时间里面对更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面临更沉重的养老压力。我国目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正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出生率时期积累的大规模人口相继步入了老年。

2018-2019年任泽平团队多次发文，认为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口总量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并存，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计划生育”机构，“不再保留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同时删除了2013年机构改革时的“为更好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拟订计划生育政策”等内容。任泽平团队2018年3月发布《计生机构取消，或将全面放开生育，你生么？》，呼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2018年4月发布《生还是不生？——来自12万人的生育调查》，展开针对生育意愿的调查，12.3万人参与调查的结果显示意愿总和生育率约为1.73，2019年1月又展开了第二次生育调查，意愿总和生育率约为1.75，大致等于1.4左右的实际生育水平。2019年1月1日、3日，任泽平团队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上)》、《拯救中国人口危机刻不容缓——中国生育报告2019(下)》，任泽平团队认为人口总量危机及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规模萎缩的结构性危机渐行渐近。并且，与其它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在此前的2016年，任泽平还撰文《中国人口周期研究》，剖析在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必须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并系统阐述人口周期的规律、特征、趋势及其影响。

2019年1月社科院援引联合国预测，估计中国人口或在2027年开始负增长；易富贤发文称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人口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统计局回应称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社科院1月3日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援引联合国中方案预测，认为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或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易富贤2019年1月5日发表文章认为不能用教育、医疗数据来否定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以漏报为借口人为调高生育率，实际上重报比漏报更严重；2018年是中国人口的历史性拐点，中国人口从此开始负增长。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回应称，2018年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1523万的出生人口数量也是比较大的。人口增长率、出生率虽有所下降，但不能只看一年，要长期观察，不必过分解读。

2019年3月王培安称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是必然趋势，当前和未来中国劳动力都是充裕的；“全面二孩”已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来仍有释放潜力。王培安2019年3月称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是必然趋势，但无需因此追求2.1的更替水平目标。当前中国人口规模仍偏大，追求2.1的生育率、使下一代人口不减少并不合理。虽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但总量仍很庞大，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还有9.9亿，2030年还有9.5亿，2050年还有8.2亿。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目前约为7.3亿，劳动参与率比我国低，但经济总量是我国的4倍，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6倍。随着科技进步、人工智能发展，机器人对普通劳动者替代不断提高，现在劳动力是充裕的，再过30、5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依然比较充裕，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王培安认为“全面两孩”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家庭需求，广大群众不愿意生、不敢生主要是因为生出来没人带、养不起。尽管2018年出生人口较前一年下降了200万，但属于正常波动，如果能将配套措施完善，“全面两孩”政策效应仍有释放潜力。

2019年4月，翟振武发文称中国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梁建章、黄文政反驳称“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2019年4月1日，翟振武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65左右。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低过1.5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4月15日，梁建章、黄文政撰文反驳，称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翟振武估算生育率时采用的在校生数远高于其他数据，通过严重高估生育率极力淡化中国未来低生育率的严重性。

3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1 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

不同政策主张的背后，本质上是对“适度人口论”的态度不同。人口究竟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究竟如何？人口众多是否会拖累经济发展？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有完全不同的回答，从而导致了或主张严格“一胎化”、或主张尽快放开二孩生育、或主张尽快全面放开生育的完全不同的立场。

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静态看资源对人口的约束确实存在，但技术进步等导致适度人口规模可变，并且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存在调整机制，通过各种强假设估计适度人口规模意义不大。具体来看，全球资源分布高度不均，本就需要互通有无，所谓“适度人口论”以世界平均水平为标准来判断中国资源多寡具有误导性；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可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或将“非资源”变为“资源”。

在耕地方面，1949-2018年中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2.76%，快于人口增速的1.32%，保障谷物自给率长期处于超过95%的高水平。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09公顷，位于第128/205，虽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19公顷，但比较接近世界人均耕地中位数0.12公顷。世界平均水平被少数国家拉高，如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加拿大人均耕地分别为1.90、1.65、1.21公顷。205个国家和地区只有71个国家和地区在平均水平以上，其余65%的国家皆在平均水平以下。并且，由于生产力提高等，1961-2016年中国谷物单产从1193公斤/公顷上升至6029公斤/公顷、，带动人均粮食产量从162公斤迅速增至421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383公斤。并且，中国的单产还有一定提升空间，目前仍低于美国、英国、德国、韩国等。在现实中，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种粮收益低等原因，最近十多年大量耕地被撂荒。

在淡水方面，海水淡化、再生水利用、节水等可缓解水资源不足问题，人均淡水量仅为中国4%、极度缺水的以色列甚至成为重要农产品出口国。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年中国人均淡水量为2062立方米，位于105/181,虽然低于美国的8844立方米、日本的3378立方米，但高于德国的1321立方米、印度的1118立方米。以色列人均淡水资源低至91立方米，仅为中国的4.3%，但以色列通过海水淡化和提高节水技术，不仅保障日常供水，还成为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目前以色列借助创新性的海水淡化技术，只需短短的45分钟就可以把海水变成可饮用水。2017年以色列海水淡化量近5.9亿立方米，约占全国饮用水总量的70%。

在能源方面，传统化石能源可探明储量增加、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巨大、单位GDP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构成对人口增长的硬约束。其一，全球能源分布异常不均，这使得多数经济体的能源消费必须依赖国际市场。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在煤炭方面，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印度五国煤炭储量占全球的76.5%,其中中国占比13.4%。在原油方面，截止2017年，欧佩克成员国原油储量占全球的71.8%，其中委内瑞拉、沙特拉伯、加拿大、伊朗、伊拉克五国储量占全球超过60%，而美国、中国、印度分别占2.9%、1.5%、0.4%。在天然气方面，截止2017年俄罗斯、伊朗、卡塔尔、土耳其四国天然气储量占全球的58.3%，而美国、中国、印度分别占4.5%、2.8%、0.6%。中国煤炭资源较为丰富，但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严重不足，2018年中国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70.8%、43.2%。

其二，过去几十年原油、天然气等主要传统能源储采比并未下降。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从约30年升至50.2年，天然气储采比从49.9年波动至52.6年，煤炭储采比从2003年的194年降至134年。储采比为动态概念，由于已探明储量上升和消费比例下降及消费增速放缓等原因，过去近40年原油储采比不减反升，天然气储采比基本不变。1980-2017年，全球原油已探明储量从6834亿桶升至16966亿桶，天然气已探明储量从71.57万亿立方米升至193.45万亿立方米。

其三，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全球能源消费格局看，1960-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费比重从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从2.7%升至13.4%。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1965-2017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从6.2%上升到10.4%，1985-2017年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比重从20.0%上升到24.3%；其中，除水电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等）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和占发电量的比重分别从0%、0%上升至3.6%、8.4%。中国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6.7%。

其四，中国人均GDP能耗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单位GDP能耗已大幅下降、并还有较大下降空间。从人均能耗看，2014年中国为2237吨标准油，高于世界平均的1921吨标准油，但明显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6956、3079、3471吨标准油。从单位GDP能耗看，1990-2014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从5.02吨标准油/万美元大幅降至为1.75吨标准油/万美元（2011年不变价,PPP），目前仍然高于全球平均的1.26吨标准油/万美元，距离欧盟、日本的0.88、0.93吨标准油/万美元还有较大下降空间。

3.2 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

其一，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巨大，对国际资本有着巨大吸引力。当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40年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作为对比，欧洲国家之所以成立欧盟，也旨在打造统一大市场、抱团取暖提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高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王美艳(2005)估算，以人口抚养比为指标的人口红利对1982-2000年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达26.8%。有观点认为计划生育带来“人口红利”。事实上，“人口红利”是由1950-1970年代高出生人口带来，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也会逐渐下降，计划生育只是加速这一进程，但让“人口红利”期提前结束。

其二，人口众多使得区域和城市人口密集、人口密度上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根据马歇尔的规模经济理论，规模经济的形成有两种途径，即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对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组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而形成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多个企业之间因合理的分工与联合、合理的地区布局等所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一方面，人口众多带来的大市场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形成“内部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人口密集带来的大市场促进企业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如在东莞，各类制鞋工厂、设计、研发、皮革等上下游企业遍布在东莞西部、南部的厚街、虎门、南城等地，这种专业化、细分市场的形成正是“外部规模经济”的体现。

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质量。但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基数越大，人才规模才可能越大，二者就像金字塔的塔基和塔尖，塔尖有多高取决于塔基的大小。创新、技术进步既依赖于教育和技能提升，也与人口基数、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人口规模大有利于促进创新，在大市场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场，细小的技术创新都得以生存。人口结构年轻也有利于创新，因为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弱于年轻人；而限制生育加剧老龄化，会对创新创业活动产生负面作用。

中国高铁里程达2.9万公里、居世界之首，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欧洲之后第三个自行研制民用大飞机的地区，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等引领全球，均得益于中国巨大的人口体量。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2018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2.9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的国家，位列第二、第三名的日本、西班牙分别仅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约8.1%、7.7%。2017年5月，中国自行研制了10年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C919完成首飞，标志着中国有了完全按照世界先进标准研制的大型客机。当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欧洲、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此外，近年来中国还成为全球瞩目的互联网产业“高地”，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子行业发展迅速，消费者越来越习惯通过互联网来满足日常的购物、饮食、出行、旅游、娱乐、教育等方面需求。上世纪和本世纪初，全球顶尖科技公司中难以找到中国企业的身影，而我国用近20年时间里逐渐孕育出了一批世界一线的互联网企业，如BATJ和小米等。

其四，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会催生在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因此不用担心人工智能进步造成人口无用。硅谷企业家马丁·福特2015年发表《机器人时代》，认为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等技术将最终取代很多人类的工作。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及同事安德鲁麦卡菲2016年发表《第二个机器时代》，认为智能设备的普及将消除许多工作机会，将导致“轻劳力”经济。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表明或存在不一样的结果，以美国为例，1939-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908万增至1989年的1806万，后降至2018年的1281万，但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883万上升至12931万人。普华永道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认为，未来20年人工智能将取代26%的岗位，尤其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但创造38%的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领域，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净增12%的岗位，相当于增加约9000万个就业岗位。

3.3 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当前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人口总量快速增长，而是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和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与其它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

一是人口峰值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按照当前生育形势，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2100年、2200年或分别降至8亿、2亿左右。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按照当前1.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低方案），大致意味着出生人口和总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30%，每隔两代人将萎缩约50%。按照当前生育趋势，中国人口峰值将在2024年前后到来（实际上2018年仍存在部分生育堆积效应，加上晚婚晚育等因素影响，未来总和生育率仍有可能继续下滑）。如未来大力鼓励生育，使总和生育率分别回升到1.65（中方案）、1.8（高方案），则中国人口峰值分别延迟在2027年、2031年前后到来，峰值规模最大也不到14.4亿。人口规模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根据我们低方案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8%，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1%，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3%，即降至约8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如果进一步展望至22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仅约2亿，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继续下降。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二是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从绝对值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8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4亿至7.5亿，即减少约2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三是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8-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长期实行，人口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占比达11.9%，预计中国将用约22年、即于2023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0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30.0%，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到2050将达3.9亿，届时平均每3.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我们呼吁，一方面，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坚决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其一，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1981-1991年）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一旦错过，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改善人口结构，则将事倍功半。其二，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通过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等机制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人才红利、市民化的人口红利，开发老年人口红利。在人才红利方面，中国潜力很大，这将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支撑。2018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首次超过800万，并且未来几年仍将持续超过800万。当前中国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接近2亿，但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仅约13%，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8年，而美国、德国、日本分别为13.4、14.1、12.8年。在市民化红利方面，推进约2.9亿农民工落户城镇，有利于减少农民工因年龄变老而返乡的现象，将增加劳动力供给、并通过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效率。并且，市民化也将激发巨大的消费需求，并推动人力资本提升。在老年人口红利方面，在寿命延长趋势下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即使鼓励生育也不可能逆转，中国必须逐渐积极主动适应这一局面，并通过延迟退休等政策调整支持、鼓励部分老年人口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提升整体的劳动参与率。不过，当前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随着年龄增大而逐渐降低，多数老年人口的学历为小学水平、技能较弱，比较难以适应产业升级，这需要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其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