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书法的“两派”之争及所带来的影响分析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文化与历史也是并存并进的，书法也是一样。唐朝是“遵法”的时代，人们在书法中都讲究法度，例如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所代表的唐代楷书就是最为显著的实例。而北宋时期的书法，受到了历史变革的影响，书法明显与唐代的“法”拉开了距离，这是因为，五代之乱后，以前那种口传手授的时代一去不返，以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人为核心的文人们只能去自己感受和摸索书法艺术性的表现方法了。

因此，在北宋，人们不再“遵法”，而是另辟蹊径，寻找书法中另一种意义，最终还是找到了以“尚意”为代表的书法精神。这就是“尚意”书法的最初形态。

历史的更替也为书法的继承和创新带来严重影响，可以说，北宋时期的书法与唐代的书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唐代是一个完备的、全面的“遵法”系统，而北宋始，就要面对一个全新的、需要重新构建的书法系统了。但是，在重构过程中，又会出现一些“守旧派”与“创新派”之争，这样的争辩谁会是主导地位？当然是以苏东坡为核心的“创新派”建立了“宋尚意”书法，最终完成了生根、发展的过程，成为书法史上的另一个艺术高峰。

01“尚意”书法的主张

书法是经过人们一代代传承而来的，但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传承方式，唐代的书法仍然是继承的六朝书法的遗韵，尤其是一些江东旧族，如虞世南、贺知章、张旭等书法名家们，仍然把笔法作为一个主要的传承方式，作为书法中的主要纲领进行传播。最典型的是张旭向颜真卿传授笔法，使得颜真卿的书法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这在历史上是有文字记载的，而虞世南也向他好友的儿子褚遂良讲授书法，从而使他成为唐初书法“四大家”之一。

但是，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经过唐末成五代之乱后，这种口传手授的方式，或者说是“面对面”的教授方式已经不复存在，其原因就是书法书法已经逐渐走向了衰落地步，赵宋皇室经过禅让得位后，大举使用文人，可以说，这种理政方式为后面书法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帝王为了重用文人，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启用文人站在政治舞台上，并且允许文人“犯事”后可以不连坐，因此可以说，这种对文化的复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文人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为文人在文化创造方面奠定了基础。

帝王对书法的爱好推动了书法的生发。北宋初期的帝王宋太宗赵匡义尤其喜爱书法，并且书写能力也非常之强，甚至有人赞美他的小草都有“飞白”功夫。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记载到：“上语近臣曰：‘朕君临天下，亦有何事于笔砚，特中心好耳。江东人能小草，累如诘之，殊不知向背也。小草字学难究，飞白笔势罕工，吾亦恐自此废绝矣。’……”当然，现在看来，宋太宗的书法水平并不是很高，只是他在帝王时期所建立的书法环境是有非常的影响力。由于对书法的喜爱，他还命人将内府所藏历代法书汇集编著成《淳化阁帖》，其中收录了王羲之、王献之为主的许多作品，对后世书法学习影响深远。

欧阳修是北宋初期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虽然在书法方面没有多少建树，尤其是他本人的书法水平并不高，但他对书法却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到了晚年，他非常喜欢讨论书法，由于他的影响力，他的一些言论也被久远传播。他对书法的谈论主要有以下思想：一是为唐末兵戈之乱后，书法衰落感到悔恨，如“字书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踪唐室，余每以为恨”。二是他倡导人们在学习书法中要把它当作一件“乐事”去做，因为书法中有“深趣”，是文人们的必修之课。三是学习书法还要“自成一家”，而“自成一家”必须要以“人品为上”。

欧阳修的书法思想给后来的苏东坡的书法认识带来很深的影响，也就是说，苏东坡的书法思想是受到欧阳修的影响最大。他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词人和画家，继承了欧阳修的一些书法思想，他提出了著名的书法论断：“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就很直白地说出了书法根本不必拘泥于某些点画如何去写，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心意去创造，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符合书法本质意义的。

另外，他与欧阳修书法以“人品为上”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苏东坡认为，书法家都应当加强人的自身修养，要饱学文化，增加阅历和学养，只有这样，才能提升书法境界水平。他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在他看来，书法与人的作文一样，“腹有诗书气自华”都是相通的。“萧散简远”是书法的最高境界，而书法的“意”就是其境界，书者当有修养，才可达到这一境界。

黄庭坚与苏东坡是好友，也是师生关系，他们常常在一起探讨书法与诗文，黄庭坚在某些观点上与苏东坡的基本一致，不过黄庭坚是以另外的方式来表达书法的意境之美的要求，他认为书法不是在于法度如何，而是在于“韵”的表现如何，“凡书画当观韵”、“书画以韵为主”，这些都是书法对“意”的表达方式。

上述都是北宋书法“创新派”的一些典型观念，而这些观念在以苏东坡为核心的影响下，在北宋时期得到了书法家们的积极响应，并付诸于实践之中，使“宋尚意”书法的形成成为书法史上的一个新的丰碑。

02“传统派”的观点

在“尚意”书法建立之前，人们都是沿用唐人楷书的法则去学习书法的，其实这个学习方法就“创新派”也有记载，这也许是宋代人们学习书法的基本路径。例如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记录了自己学习书法的过程就是一个证明，他说：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如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摹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展）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官司，《刘宽碑》是也。

从上面可以看出，尽管宋人“尚意”，但他们在学习书法中仍然是沿用学习唐人楷书的方法路径的，至于“遵法”如何不得而知。较苏东坡早一些的蔡襄也有自己的观点，他在《端明集》中说到书法要遵唐人之法：“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张芝与旭变怪不常，出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矣。”从这里可以看出，蔡襄认为书法应当“遵法”，遵守传统，通过一步步学习，才能“神逸有余”。

而到了北宋后期，由于受到苏东坡、黄庭坚书法思想的极大影响，这种新思想已经蔚然成风，成为人们学习书法的一种风气，但是，正是由于这种风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在书法方面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使得书法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学习书法不遵守法度和规矩，而把“意象”放在了首位，还所谓是“创新”，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传统派的强烈反对。

黄伯思对书法很有研究和建树，是一位书法学问家，他对古代遗迹考证精到，著有《东观余论》等书法著作。他认为：“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是掠，磔不是磔，纵其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他还说：“学须先晓规矩法度，然后加以精勤，自入能品。能之至极，心悟妙理，心手相应，出乎规矩法度之外无所适而非妙者，妙之极也。由妙入神，无复踪迹，直如造化之生成，神之至也。然先晓规矩法度，加以精勤，乃至于能，能之不已，至于心悟而自得，乃造于妙，由妙之极，遂于神。”

03“两派”观点与书法根本分析

黄伯思等传统派的上述观点正是说到了书法之根本，没有法度规矩，谈何“意”？并且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北宋后期一些书法家们的大力支持和赞同，可以说，这些看法及时扭转了那些打着“创新”旗号的人，不去学习法度的人的思想，纠正了一些偏见，为北宋书法向“尚意”方向发展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其实，与其说黄伯思是守旧派，还不如说他为“创新派”或“尚意”书法从根本上发展在摇旗呐喊。

对于“尚意”书法来说，“我书意造本无法”，并非是完全地不遵守法度规矩，这也不是苏东坡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他是把书法中的“意”放大来看，而把“法”缩小来看，只有这样，才能突出“意”的可能性，这是北宋时期最明显的书法特征。

对于“传统派”来说，一味地守法度、遵规矩，只能是对前人的不断重复，而缺乏创新和新变意识，尽管黄伯思等人提出“法”大于“意”，但他们也是要求人们要去创新，只不过是在有了“法”的基础之后，“加以精勤，自入能品”，从这个观点上来说，“两派”实际上都是有着相同的观点。

只要本着这样的观点看待“宋尚意”书法，才能对“两派”之争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别，当代书法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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