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仪：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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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仪，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1977年3月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系末届工农兵学员。1979年考入复旦政经系西方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数年，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原题：混在新三届里的"工农兵"

1978年版复旦大学宣传画册

1976年秋天，"四人帮"被铲除，文革结束。由于这一年经历了太多大事，一年一度的大学工农兵学员招生从夏天推迟到冬天，而这批学生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在黑龙江农村呆了八年整的我，终于搭上末班车，跨入了大学校门。

那年上海到黑龙江逊克县招生的老师中，有一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他看了我写的一些文章后，就拍板把我列入复旦招生名单中。

他告诉我说，我被中文系录取，但因那年分给我们县的复旦名额是政治经济学系的，他让我顶那个名额进入复旦，到复旦报到后再找他把我转入中文系。

因为从小爱阅读爱写作，能进复旦中文系实在是太理想了！我对那位老师能在极左流毒尚未肃清的形势下收下我这个“成分”不太过硬的人心存感激。

但是在我最终离开黑龙江返回上海时，我却改主意了：我决定留在政治经济学系学经济学，而不是转到中文系学中文了。

原因很简单。八年在农村的亲身经历，给了我们彻底不同的感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如此贫困，没有钱买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为什么上学的孩子连一支铅笔都买不起，或者因各种原因早早辍学……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经常听一些知青朋友和带队干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好好学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政治经济学系不就是学《资本论》的地方吗？那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呢？

我在复旦报到后就到中文系找到那位老师，谢过他的厚爱，也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有点遗憾，却也认同我的意愿。于是，我就正式成了政治经济学系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

那一届我们系招了70个学员，分为两个班。学员中有10来个现役军人，余下的来自城市的工人，来自农村的下乡或回乡知青，也就是农民，和来自基层的机关干部各占约三分之一。所以这是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学员”。

但是这班学员的实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实在够不上高等教育的门槛。我们70位同学中，只有两个号称“高中毕业”。

一个是全级年龄最大的我，文革开始时是高一学生；另一个是全级年龄最小的才18岁来自浙江的学生，据说他父亲是县革委会管文教的，在他还在高中上学时就把他的户口挂到下面一个生产队，所以高中一毕业就挂着知青的名号被推荐来上大学了。

至于其他同学，多数是在文革期间中学“毕业”的，实际水平大约介于小学和初中之间。

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能进入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毕竟少之又少，所以我们这些“工农兵”们还是以“天之骄子”自居的。当时系里的很多大事，尤其是有关政治和学生教育的事务还是由前几年“掺沙子”进来的工宣队负责，教学上的事却已经回到了老师们的手里。

很多过去被打倒的教授又回到讲台上。所以我们这一届学生非常幸运地有机会聆听很多名师的课，如漆其生、吴斐丹、李湘、夏炎德、蒋学模、张薰华、宋承先等等。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已经八十高龄的李湘老师。每次上课他都有说不完的话，明明下课铃早已响过，他还在滔滔不绝，有时拖堂拖了十几二十分钟还没讲完，似乎想把他一生所学全部讲授给我们。

有几次有心急的同学忍不住提醒他，我们要上下一堂课了，他却煞有其事地指着他自己的手表说：我这表上还差十分钟才到时间啊！可是老师，为什么开始上课时您的表没有显示“还差十分钟啊”？

当时虽然“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文革中盛行的极左理论思想还未得到清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辩论还未开始，社会思潮东西南北风时时变换，让人摸不着头脑。

记得蒋学模老师是胆子最大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课上开始批判毛时代的很多经济政策和指导理论。随着他一次次提及“他老人家”和“他老人家”犯的错误，教室里旁听的人越来越多，有比我们高一两级的工农兵学员，有已经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师，也有其他系的学员。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过道上站着人，窗台上坐着人，连老师教课的讲台边也席地围坐着人。

好景不长，不久后一阵横风刮过，舆论变了。“他老人家”马上从蒋先生的讲课中消失，一切又变回规定的那一套。过道上，窗台上，讲台前的旁听者都消失了，教室里只留下我们这届本该修蒋先生课的学生。

可是人留在教室听课，心却留不住了。期末考试前，我们这一级的学生推举两个班的学习委员去和系里交涉，拒绝参加考试。学生们说，一学期的课，蒋先生前一半讲的和后一半讲的完全不一样。闭卷考试，到底要我们按前一半讲的回答，还是按后一半讲的回答？这种连老师都讲不清的东西，怎么可以拿来考学生？

交涉的最后结果是，蒋先生和系里同意不再进行闭卷考试，而是改为每个学生自己选题写篇文章。

我想，像蒋先生这样的名师，这样的事恐怕一生中也还是第一次碰到吧？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教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宋承先老师。

记得有次上课我不知问了个什么问题。他愣着看了我一会儿，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停顿了一下又说，也许你可以从某某、某某某的著作里找到答案。

复旦大学75，76，77级的学生会干部

说实在的，刚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学的我，根本不知道他提到的那两个外国经济学家到底是谁，所以很快就把这事忘记了。谁知两三个星期后的课上，宋先生突然走到我的位子前，说：你那个问题我找到答案了，如此如此……

他讲了有十来分钟，我却完全懵了。实在是没有想到一个有名的老师，竟然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他回答不出一个学生的问题，又如此认真地寻求答案并回答与我。几十年过去了，我回忆不起当时自己问的是什么问题，也回忆不起宋先生的回答，但我一直记得他对学术对学生的认真。两年后，我选择报考宋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当代西方经济思想史专业。

1978年初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入学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77级。随着这届学生的入学，他们和还未毕业的两届工农兵学员的关系就有点微妙。 我们这末届工农兵学员的心理起了很大变化，可以说是五味杂陈，难以分说。

表面上看，77级和前两年入校的工农兵学员的关系还是不错的。系里的学生会由三个年级的学生代表共同组成，一应学生活动如参加校运动会， 赛诗会，文艺汇演，舞会等，也都是三个年级的同学一起上阵，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参加全校赛诗会的75，76，77级的同学

77级入校后的全校赛诗会，经济系竟然几次击败中文、新闻、国际政治等文科强系，取得团体总冠军。我想大约这是因为77级中有不少热爱文学擅长写作却因和我同样的原因报考了经济系的青年。

也许是有了这点相同，又经常在一起参加一些活动，加上我原本是重点中学高中生的背景，我和77级的同学有一种出于本能的亲近感，以至后来经常混迹于他们中间。但是我的同级同学们的感受就不一样了。

说实在的，77级同学在专业学习上对他们之前的工农兵学员是看不上眼的，毕竟他们是从千军万马的考场上脱颖而出进入复旦的佼佼者，他们的学识和才干也确实是很多工农兵学员无法望其项背的。但工农兵学员对此并不买账。尤其是工农兵学员中一些学习较好或者比较有才的同学，更不服气。

于是时不时会有人挑起一些口角，偶尔口角也会发展成群架。但总的看来，大多数77级学生更为关注专业学习，很不屑与“工农兵”们为小事争吵。所以即使有时有心怀嫉妒的“工农兵”们寻隙挑起些事端来，一般也很快就会平息下去。

赛诗会的优胜奖品是小说《红岩》

77级进校后，学校和系里是把他们当宝贝的。给他们配备了最好的老师当班主任和辅导员，给他们开课的也都是名师。但是当时招生是分省考试分省录取的。所以即使同是77级学生，水平高下还是很明显的。

我们系77级同学中年龄相差最大达13岁。大的是过了“而立”之年已有妻小的老大哥，小的是不满二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他们班里年龄最小的是个西藏来的女孩，还不满十八岁。因为一起代表系参加校运会女子百米接力赛，我和她后来就熟悉了。

记得有次期中考试的前一天，我半夜两点起夜上厕所，看到住在我们隔壁宿舍的那个西藏女孩坐着个小板凳，面前宿舍配备的方凳上放着书和笔记，在走廊昏暗的顶灯下苦读（那时宿舍的灯归校方控制，按规定时间统一熄灯）。

我随口问了句：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她说：明天考“资本论”。我上课听不懂，记不下笔记。同学们帮我抄了笔记，可我连笔记也看不懂啊！说着，眼泪吧嗒吧嗒掉了下来。

四十年过去了，那个女孩面前抄写整洁的笔记和她晶莹的吧嗒吧嗒往下掉的眼泪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它让我感受到了77级学子们为了掌握文化知识付出的努力以及互助共进的精神。而那个女孩后来也在班里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帮助下顺利毕业。

系里给77级设计课程也是费了很大心思的。系领导了解国外的经济学科需要大量数学知识，为了让77级学生能尽快学习现代经济学理论，系里决定给77级开高等数学课。

这个消息像热油锅里滴入凉水一样在我们这届工农兵学员中炸开了。同学们愤愤不平，舆论哗然，责问系里为何厚此薄彼，只给77级而不给我们开高等数学课。系里无法回答，只得联系开课的数学系，请他们定夺。

数学系的回复来了。说我们这一届工农兵学员要学高等数学是好事，但必须先参加一次初等数学的筛选考试，通过的才能和77级一起修课。考试为开卷考，可以带任何书籍笔记参考，考试时间三小时，内容涵盖所有中学的数学知识。

此通知一出，沸沸然的不平之声突然变成悄寂无声。原先几乎是五六十人的呼声，到正式报名之时只剩下了二十来人。因为中学数学涵盖的面实在太为广泛，代数几何三角函数，大多数同学报了名却不知道如何复习应考。

只有浙江来的那个应届高中生比较笃定，因为毕竟他才刚从高中校门出来，肯定比别人占有很大优势。

另外一个笃定的人是我。虽然我出中学校门已十年有余，但我对自己的知识基础非常自信。我原来就有近四年的中学教育，又从1972年就开始自学，到考试时我已完成中学所有数学课程的学习。

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文革前曾出版过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1977年恢复高考时又重版了一次。全套16本，包括中学六年全部数理化课程内容。除了最后一本《有机化学》外，我那时已经自学完了十五本。

这十五本书里的每道习题我都做过，光做习题的练习本摞起来就有半尺多厚。学习内容以笔记形式总结记录在一本硬面日记本里。

代数：数理化自学丛书之一

作者的数学自学笔记

也就是说，我只要复习一下自己的笔记就可以应考了。考试前几天，有两位平时关系较好的男同学找到我，悄悄求我考试时能“照顾”他们一下。我当然知道他们所求是能让他们考试时作个弊抄一下我的答案，却没有拒绝。

因为这两位都是平时学习非常用功，也很有才的同学。只是他们一个六九届初中毕业，一个七零届初中毕业，中学的数学基础基本为零。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而是时代造就的创伤。我无法无视他们求知的渴望和对自己基础知识薄弱的伤痛。

考试的那一天到了，又有几位报了名的同学临阵退缩，实际参考的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每个参考人的课桌上都堆着数本至十数本的参考书，只有我面前没有书，只放着一本笔记本。

考卷发下来，是两张复印纸大小一页的五大页。我先浏览了一遍试题，发现虽然内容覆盖面很广，但其实题目都不难，只要学过，根本不用翻看笔记即可完成。

我开始答题，数学系来的监考老师在我们几排课桌椅之间巡视。走到我的桌前时停了下来，好像是对我的笔记本感兴趣。他拿起我的笔记本翻了几页，放下笔记本后又很认真地看了看我，我还发现他微微点了下头。

虽然题目很容易做，我还是尽量放慢解题速度，因为要顾及坐在我两边的我答应“照顾”的同学。解完题的卷子我仍摊在桌上，不收到正在做的考卷下面去……

考完交卷，一位受到“照顾”的同学说，他只抄了一半多一点就不敢再抄下去了，因为根本看不懂我的解题步骤。他说就是抄了，估计老师也不会相信是他自己解的，所以还是“适可而止”比较好。

我相信其实监考老师是知道我在“照顾”两边的同学的，但并未因作弊而把我们赶出考场。大概一是因为这并非任何课程的正式考试，二也是体谅我们求知的渴望吧。

最后，数学系同意我们班参加考试合格的四位同学和77级一起修高等数学课。可惜没几个星期后，有两个被批准修课的同学因为跟不上而退出，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学坚持下来。

因为我这门课学期总评得了99的高分，超过不少77级同学，一位77级女同学还戏称我为与“才子”对应的“佳人”，而我也从此被77级同学“接纳”成为他们的编外成员。

除了数学之外，系里还为77级几位英语特别好的同学成立了额外的课外学习组，请曾在美国留过学的一位姓冯的老先生做他们的特聘辅导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急切想要参加这个小组。

我们这届工农兵学员进校后，为我们所开设的英语课是从26个字母教起的。因为绝大多数同学从未接触过外语。我找到任课老师，告诉她我已在中学学过四年英语，再跟着学这些纯粹是浪费时间。

外语系来的任课老师很痛快地答应我可以不跟班里同学一起上课，而是给了我厚厚一叠英语阅读材料让我自学。可是看了没几篇，发现这些阅读材料要不是伟人语录，就是文革中盛行的革命故事的英语版。实在也是提不起兴趣看下去。

我父亲知道这个情况后，托他在外语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给我弄来一套英国出版的为外国学生自学英语而编纂的Essential English， 全套四本。我就开始用这套课本自学。

英语自学课本

到这个英语课外学习组成立时，我差不多正好自学完了这套课本，所以特别希望能参加这个组，以期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我和那个组的几位77级同学说好，在他们下一次活动时通知我参加。可是那天当我兴冲冲地稍微提早一些来到他们活动的宿舍时，却发现那几个同学全都欲语还休地显得特别尴尬。

其中一个终于忍不住告诉我说，当他们向冯先生提出我想参加他们组的活动时，被冯先生一口拒绝。没有其他原因，一句“工农兵学员我不教的”就把我拒之门外了！

我不敢厚着脸皮赖在那间宿舍，也不忍心看那几位同学的尴尬情态，只好失望地离开。

过了几天，那个组里一位老大哥级的同学找到我，问我是否仍想参加他们的活动。当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拿出一份英语材料给我，让我翻译成中文。那是最近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经济评论文章。

原来冯先生的辅导方法，就是让那些同学阅读原版的经济类文章，并让他们翻译成中文。那几位全心想帮我的77级同学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让我也试着翻译同一篇文章，然后把我的译文夹在他们的译文中一起交给了冯先生批改。

几天后，传来的消息是冯先生看了我的译文后马上说“叫她来参加活动！”并请那几位同学传话让我去见他。冯先生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英文程度不错啊！然后问我在哪里学的。当知道我是自学的Essential English后他很高兴。因为那套书本身是英国人编的，所以他认为我没有被“洋泾浜英语”给教坏了。

从此后，我就成了77级这个特殊的学习小组的一名正式成员，得到冯先生的精心指导。我至今还记得曾有一次我被文章中一句比较复杂的长句子绕晕了，就去找冯先生，想请他解释这到底是哪一种从句。谁知冯先生却说：你要知道那是什么从句干啥？我告诉你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那是让我豁然开朗的一次指点，使我从此从死板的拘泥于语法的学习中解放出来，转而把理解语言的语义作为了学习的主要目标。虽然我的听力和口语能力提高不多，但我的阅读能力却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1979年文革后全国第二次招考研究生，系里动员还未结束三年工农兵学员学习的我提前参加考试。通过考试的我就此成了文革后招收的第二届研究生。那两位在数学考试时请我“照顾”的男同学，也和我一样成为了研究生。

1979年的那次华丽转身让我最终化蛹成蝶，从混在新三届里的“工农兵” 真的变成了新三届的一员。而当年混在新三届里的那一段经历，也为我后来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深深感谢那一段日子，更感谢那些真诚地帮助过我的77级同学！

来源： 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