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多次被贬 但欧阳修仍“后天下之乐而乐” 终于荣耀归隐
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诗文之作渐减，他尝自叹道：“惟恨江淹才已尽，难酬开府句清新。”（《答判班孙待制见寄》）又在给曾巩的书信中表示：“自去年至蔡，遂绝不作诗，中间惟有答韩、卲二公应用之作自归颖，他文字亦绝笔不作”。（《与曾舍人四通》二）因此，虽然颍州风景秀丽，欧阳修又闲居无事，常得宴饮出游，但很难再如往常大量诗文酬唱寄赠了。按《欧集》载，今存诗23首，其中寄赠之作15首，此外书简32则。欧阳修自嘉祐中便备受君王信任，出任要职，荣登二府，平日政务缠身，颇感劳苦。此次致仕归颍，终得以享受清闲之乐，故常于友朋通信中述说闲适生活，表达愉悦之情。如，《解官后答韩魏公见寄》：报国勤劳已蔑闻，终身荣遇最无伦。老为南亩一夫去，犹是东宫二品臣。侍从籍通清切禁，笑歌行做太平民。欲知念旧君恩厚，二者难兼始两人。
熙宁四年（1071），韩琦曾寄赠欧阳修一首《寄致仕欧阳少师》，祝贺致仕归隐。此首为欧阳修的回赠之作。是时，欧阳修以“特恩”带职致仕，可以说荣耀之至。因此，他在诗中对皇恩表达出至诚的感激之情。此外，虽然他以侍从官观文殿学士致仕，仍可出入禁宫，但他却愿“笑歌行做太平民”，透露出其宁愿享受闲适生活，不愿再参与朝政的退隐之心。次年，欧阳修又再寄韩琦二诗，描绘此间冲淡平和的乡野生活：“无穷兴味闲中得，强半光阴醉里销。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退居述怀寄北京韩侍中二首》其二）又，《寄题景纯学士藏春坞新居》：清才四季擅时名，晚卜丘林遂解缨。欲借青春藏向此，须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间去，山近云从席上生。漫说市朝堪大隐，仙家谁信在重城。景纯学士，即为刁约，天圣八年（1030）进士，为欧阳修同年。按《氏族大全》：“刁约，字景纯。天圣中进士，苏子瞻有《答湖守刁景纯书》。约康定中与欧公同在馆阁修礼书，后直史馆。”藏春坞，按《京口耆旧传·刁约传》：“《实录》云：（刁）约家世簪缨，故所居颇有园池之胜。至约更葺园，曰‘藏春坞’。坞西临流为屋，曰‘逸老堂’。又西有山阜，植松其上，曰‘万松冈’。凡当世名能文者皆有诗，故‘藏春坞’之名闻天下。”此诗借咏刁约藏春坞，赞美其隐居生活，实则亦是诗人隐居情怀的自我抒发。尤其末尾一句，更是表达出不愿居于“闹市”的乡野情怀。
其他如“肥鱼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风不用钱。”（《寄河阳王宣徽》）“鸣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过一春。”（《答判班孙侍制见寄》）“所乐藩篱追尺鷃，敢言辽阔逐冥鸿。”（《答资政卲谏议见寄二首》其一）等，也都表现出退居乡野后愉悦的闲适生活。欧阳修自中年后便常困于病苦之中，他曾在《蔡州再乞致士札子》中自陈：“自冬春以来，旧苦愈增，上渴下淋，昼夜不止，脚膝细瘦，仅存皮骨，行履拜跪艰难。加以眼目昏暗，视物经痛，有妨签书看读公家文字。”而这也是其渴望早日退隐的重要原因。
然，欧阳修虽退隐后生活闲适，但或许由于年岁日增，其病痛依然未减。因此，友人常致书问候其身体状况，而他也在回信中颇多感慨顽疾难治：“某目、足为苦，深秋尤剧。”（《与王龙图九通》九）“目、足之疾，初未少损，盖累年旧苦，势难顿减，又迫于年齿，愈老而益衰。”（《与薛少卿（公期）二十通》一八）“惟所苦渴淋，自春发作，经此暑毒尤甚。盖以累年之疾，势不易平”（《与颜直讲九通》八）“旧苦目、足之疾，得秋增甚。”（《与颜直讲九通》九）欧阳修晚年居家，已少作文字，其重心放在对已成篇章的整理及与友人探讨文章道义上。如，熙宁四年（1071）冬，门生曾巩来书，附寄赠碑文及《为人后议》一文，欧阳修甚为称赞，并作“一二论述”：见谕乞颍且止，亦佳，此时尤宜安静为得理也。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笔百枚表信，不罪不罪。（《与曾舍人四通》三）
辱示《为人后议》，笔力雄赡，固不待称赞，而引经据古，明白详尽，虽使聋盲者得之，可以释然矣。父子三纲，人道之大，学者久废而不讲，缙绅士大夫安于习见，闯阎俚巷过房养子、乞丐异姓之类，遂欲讳其父母。方群口暗哗之际，虽有正论，人不暇听，非著之文章，以要于久远，谓难以口舌一日争也。斯文所期者远，而所补者大，固不当以示常人，皆如来谕也。某亦有一二论述，未能若斯文之曲尽，然亦非有识之士，未尝出也。（《与曾舍人四通》四）
其实，曾巩所寄《为人后议》乃其十余年前文章，为论及伦理道德礼仪之文。此事《曾南丰墓志铭》中亦有所载。欧阳修此回信中，提出了他的一些为文观点，即文章当“所期者远，而所补者大”，要寓理其中，能长期有效，方能“要于久远”而非逞一时的口舌之争。又如，熙宁四年（1071）秋，寄书王益柔乞求对自己所编《诗本义》进行指正：某承见谕《诗》义。晚年迫以多病，不能精益，苟欲成其素志，仅且了却，颇多疏谬，若得一经商榷，何幸如之。闲居少人力，俟录一二拜呈，但虑方居禁止，无暇及此也。（《与王龙图九通》九）
裴普贤先生《欧阳修诗本义研究》一书中认为：“《诗解统序》等九篇，最晚当作于五十三岁撰《诗本义》之前，而可能早在二十八岁得《郑谱》残卷前。”所以，援引此证推测，《诗本义》大约撰于嘉祐四年（1059）。此外，又据《与颜直讲九通》（六）：“《诗》义未能精究，第据所得，聊且成书。正恐眼目有妨，不能卒业，盖前人如此者多也。今果目视昏花，若不草草了之，几成后悔。所以未敢多示人者，更欲与二三君讲评其可否尔，但未知相见何时也？”知欧阳修其后仍觉颇多疑误，又陆续删订、编次，并才寄与友人，乞求指正。
综上，欧阳修自治平四年（1067）三月，退隐颍州；至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与世长辞，期间共约一年半。此间，他闲居无事，或与好友游宴颍州西湖，或招待远方故友门生，或整理旧作、感悟新篇，享受着致仕后的恬淡生活。虽然，欧阳修在颍州生活并不久，但他却产生了深深的“颍州情结”：“自怜思颍意，无异旅人愁。”（《谒庙马上有感》）“鹿车终自驾，归去颍东田。”（《秋怀》）“君恩天地不违物，归去行歌颍水傍。”（《青州书事》）并将数十首颍州诗歌编次成章，作序以述己志：“归颍之志虽未遑也，然未尝一日少忘焉。”（《续思颍诗序》）“思颍之念未尝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也。以见予拳拳于颍者非一日也。”（《思颍诗后序》）而这无疑给后世留下了深远影响，南宋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就曾感慨：“欧阳永叔居官之日多，然志未尝一日不在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