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书法及理论 书法漂亮 说理明朗清晰
欧阳修( 1007- 1072 ),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上，吉州庐陵(今凤江西)人，天圣进士。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卒谥文忠。
欧阳修嗜古好学地通群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晚年留意书学,其书爽然有资，超将流俗，苏轼称之为“笔势险劲，字体新丽，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他于天下会石之刻无所不闻，又从而品菜，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其中颇多论书见解，文其《欧阳文忠集》中有《试笔》-篇,其中也有不少论书小品。在对于书法的认识上，欧阳修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学书为乐。他口为书法艺术乃是人生的一种乐事，请看他《试笔》中的数则:
[学书为乐]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馀。
[学书消日)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渐已废去，或厌而不为,或好之未厌，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书也。至于学字，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贤留意于此，不为无意也。
[学真草书]自此以后,复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十年不倦当得名。然虚名已得,而真气耗矣，万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然则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
[作字要熟]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馀，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然患少假，岂其于乐处常不足耶。
欧阳修结合书法的特征和他个人的体会提出“学书为乐"的主张.大约基于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一、书法是一种玄妙而富于魅力的艺术，使人学之愈久而好之愈笃,这是由于书法本身的变化无穷，表现形式的抽象性所臻，因而欧阳修以为其少年、中年所喜之他事，旋又生厌，唯独书法“愈久益深而尤不厌”。唯其令人不生厌倦之心，可用以遣时消日，故书为人生之一乐事。
二、作书是极简便的，它能给人以静的乐趣,适合于净窗明几的环境，“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因而欧阳修极注重书法的静中之乐，其《笔说》中有《学书静中至乐说》一则云:“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直所谓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汨情而为害者，愚惑之人也。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耳，要得静中之乐者，惟此路。”然，学书须寓心于其事，然又不害情性，故书为“寓于有益者”后来冯张。书是君子之艺”的说法;与欧用修此说相通。
三书法具有“乐其心的作用，这里涉及到了书法创作的作者心态问题，书家作书不同于作家作文和画家作画，要完全凭借创作者的构思创造出件艺术品.
而书法创作无借固定的字形，要求作者在此基础之上表现出自己对美的理解.因而它既要“离心”，又不必劳心著力，当个人作书时,他便忘了纸墨之外的客观世界，然北创作又毋须一个冥思苦索的过程。这就形成了书法创作的一种惬意感。
欧阳修说:“夏日之长，饱食难过,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销昼暑者,惟据案作字,殊不为劳，当其挥翰若飞，手不能止，虽惊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顾也。古人流爱，信有之矣。字未至于工，尚已如此，使其乐之不厌，未有不至于工者。使其遂至于工，可以乐而不厌，不必取悦当时之人，垂名于后世,要于自适而已。”(《笔说.夏日学书论》)可知在欧阳修看来，书法是一种最宜自适的艺术,故它“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
由此立论，欧阳修往重书法创作应顺其自然，以寓心适意为目的，而不必断断于工拙。他说:“每书字,尝自嫌其不佳，而见者或称其可取。尝有初不自喜,隔数日视之,颇若有可爱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目何用较其工拙，而区区于此，遂成役之劳，岂非人心数 于好胜郡!”(试笔.学书工物)
他反对在书法上要穷极精力面争奇斗胜的习气，仅视书道为一种遭心消目的手段，故主张自然流露，不以工抽系于心。他对前代书法的评驾也贯以此种标准.故《集古录跋尾.晋王献之法帖》中说
余尝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丰皆吊哀候病。叙啖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面逸笔综兴，淋滴挥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面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观而想见其人也。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事.弊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是真可笑也
可见他对晋人书的推重在于其书出乎真情平意，不求刻意为工，由乘兴挥酒而自然工妙。因而他评虞世南的《千文后》说:“右虞世南所书，言不成文，乃信笔偶然尔，其字画精妙，平生所书碑刻多实，皆莫及也。岂矜持与不用意便有优劣耶?”(《集古录跋尼》卷五)
显然.欧阳修以为不用意而写的字反高于矜持著力的作品,因于前者能得自然纯朴之美。故他标举适兴而作，反对矫揉造作。
其《试笔》中有《风法华》条云: 往时有风法华者，偶然至人家，见笔便书，初无伦理.久而祸福或应岂非好怪之土为之迁就其事耶?余每见笔辄书，故江邻儿比余为风法华。”可知欧公本人作书也率性而发，自然天成，不择时地而出，正与其寓心消日，不较工拙的主张契合。
然而，我们说欧阳修论书重自然兴会.并不是说他排除规矩格法。 相反，他是极为嗜古尚法的，他的《集古录序》中就明确表示了自己好古面能专一的祈尚。他说，“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关故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 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来足，犹能致之”可见他对古代碑帖的爱好是是极深的.故其论书也以好古为尚，他特别对唐代书法表示出钦佩和仰慕，曾说:“余常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费废于今。余之所录，如于顿高骈，下至陈游璨等书皆有,盖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可爱。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唐人书见于今而名不知于当时者，如张师丘、缪师愈之类，盖不可胜数也。”(《集古录跋尾.唐安公美政颂》其跋(范文度模本兰亭序》中也说:“自唐末干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宋兴百年之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之人，余每以为恨。”可见他对唐人书法的极度推重，以为唐人工书是一种时代风气，即使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其传世的书法作品也都可观，这是由于社会普遍重视书法的结果，他深病宋人之书罕有工者,由于宋人好高骛远，不屑著力于书，欧公说:“盖自唐以前贤杰之士莫不工于字书，其残篇断稿，为此所宝，传于今者，何可胜数。彼其事业超然高爽,不当留精于此小艺，岂其习俗承流，家为常事;抑学者犹有师法.而后世愉薄，渐趋苟简，久而遂至于废绝欤?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闻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显然他的崇古卑今，尊唐抑宋是具有针砭时弊意义的，同时又表现出了他对“师法”的肯定,书不失法，即有可观，唐人重法,故最合欧公论书之祈尚。,其《集古录跋尼》中说:“颜公忠文之欧阳修在唐代书家中最低阳月 其为人尊严例劲，像其笔划。”(《唐颜真卿麻姑坛记》)又说:“节胶如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长之.然愈久而愈可基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 ,然虽多而不厌也故虽其残缺不忍弃之。”(唐原行公书残碑》)“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唐颜鲁公二十二字帖》)可知他对颜真卿的推重主要在于其忠臣烈土的品格，由于颜氏在安史之乱时期表现了忠贞不屈的气节，故欧公认为他的字也有一种刚毅之气，他的《笔说.世人作肥字说》云:“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泥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唯贤者能存尔,其馀泯泯，不复见尔。”由此充分表现了他以人品为书法的首要标准，世虽有工书者而人品不足观，则旋即泯灭无闻。欧阳修论文学曾主张“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也就是将文章作为人之道德品格的附庸，以为只须道胜，则文章自然能工。可见欧氏的书论与其文论是一致的， 表现了他对文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