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儿童死刑论与苏东坡的《刑赏忠厚之至论》

据央视网北京报道，2019年3月13日，有来自海南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言：

我这么大年纪，看寻亲节目都会哭。应该对拐卖儿童的犯罪判死刑，让他们也家破人亡。

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笔者首先的感觉：是不是太偏激了？

现行的刑法，没有一条罪名是只有“处死刑”这一种刑罚档次的。现代的刑法理论，有一条重要原则是“罪责刑相适应”，每一个罪名涉及的具体的犯罪行为，其情节都是有轻有重的，主观、客观方面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从而处罚也有轻重之别，这叫刑罚的个别化。

如果对拐卖儿童的犯罪都判死刑，那就跟古代的“十恶不赦”是一个道理了，只要犯上了，没道理可讲，一律“杀无赦”！

发言虽然在现代法理上讲不通，但在情理上却是通畅的，这就是对弱者的人文关怀。这位代表从感情的角度提出看法，应该说是深得人心的，也能得到他所代表的民意的衷心拥护。

由此，想到古代，也就900多年前，一位也跟海南有关的著名人物——苏东坡，他的人生最低谷就是在海南渡过的。他对刑罚也深有研究，这就是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观点与这位代表正相反，是以“忠厚”立论，与代表的“让他们也家破人亡”有根本的不同，那年，苏东坡才二十二岁，与代表“我这么大年纪”也有很大的区别。

对比一下，联系一下，很有意思。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东坡参加进士考试，在考场上，写了一篇作文。当时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另一位考官是颇有名望的梅尧臣。梅看了作文，觉得应该给满分，评第一名。欧阳修也非常满意，怀疑是自己的门生曾巩写的，给自己的门生评第一，天下人会怀疑自己任人唯亲。再加上文中有几句话：“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不知道出处在哪里，自己看不懂，姑且还是留有余地吧，决定评为第二名。

这篇文章引经据典，汪洋恣肆，细思其理，竟与现代法治理念、人文思想相当接近，几乎算不谋而合了。

文中首先提出“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古代圣王都是有以人为本思想的，治理天下以忠厚为主，以关爱为主。

接着引用了两句更古的古文。

一句是：《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左传》说过，封赏之事，拿不定主意的话，就给，这是为了推广恩德；处罚之事，有疑问的话，就不搞，这是为了让刑罚更谨慎。就是说，好的事情，虽然不太明确，还是以做为好；对人不好的事情，如果稍有疑问，就不要进行下去。这有点像中考、高考的评分原则：“可给可不给的，坚决给；可扣可不扣的，坚决不扣”。

另一句是：《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尚书》说过，处罚犯罪，如果有疑问，宁可从轻，给人记功，如果有疑问，宁可从重。与其惩杀无辜的人，宁可自己犯失职的错误，承担失刑的罪责。这与反动派说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正好相反，与古罗马法的“罪案有疑，利归被告”的原则是不谋而合的，与现代法治理念的“疑罪从无”比较接近了。

所以，最后，苏东坡得出结论：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从好人君子人文关怀、高风亮节的角度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会蜂拥着以人文关怀为生存、生活之道。不管是赏，还是罚，都要以忠厚为原则。

这个观点，与代表的“让他们也家破人亡”的观点正好相反。代表的观点实质是一种从原始社会就开始的极其朴素的“同态复仇”论，你砍我一刀，我砍回你一刀，你杀死了我，我一定要杀死你，但我没这个能力了，要么，亲属帮忙，要么，官府帮忙。这种观点在文明社会里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是野蛮的。

当然了，苏东坡的这篇文章也不是无可挑剔，因为他是考场上的临场发挥，所以是有漏洞的，一个是只考虑了围绕作文题目来写，不够全面，毕竟，也还有“乱世用重典”的说法嘛，然则，那时，和如今一样，都不是乱世；一个是欧阳修看不懂的那几句话，其实是苏东坡自己“想当然”编出来的！论据不够，不典型，自己来造！

这些都不能过于苛求，代表也是临场发挥的嘛，他们向善向上的动机，应该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