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前朝宰相 政治声誉不佳 却对欧阳修非常优待
在钱惟演幕下生活，欧阳修等人常常能够出游、宴饮娱乐。钱氏对士大夫也极尽优容。王曙则颇有精干能吏的特点，因此很不能理解钱氏等人的文士作派。王曙与欧阳的这次争吵，在一则材料中，被描述为是因为欧阳修思慕钱惟演、始终与王曙有隔阂：谢希深、欧阳和奴富洛阳时，同游商山归，暮抵龙门香山，雪作。留守钱文僵公遣吏以厨传歌妓至，旦劳之曰：”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筒，无遮归也。
钱遇诸公之厚类此。后钱滴汉东，诸公送别．至彭婆镇，钱置酒作长短旬，侮妓歌之，甚悲。钱泣下，诸公皆泣。王文康公代为留守，御更如束湿，诸公俱不堪真忧。日讶真多出游。黄曰：”公等自比寇莱公何如？莱公尝坐奢纵取祸贬死，）兄翼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对，永叔取手板起之曰：“以修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而不知退尔。”时王公年已高，若为之动。卒荐永叔入馆，然永叔犹不忘钱公或谓钱公易名有三，卒得美溢，永叔之力云。文中所引欧阳修的话，用了“退”而非“止”，指责王曙不及时致仕的意味更明显。欧阳修对钱惟演本人及其幕下生活追慕是出于成员共有的文士色彩。但他与王曙这位寇准女婿、又是经历过重大政治事件的老臣子的顶撞冲突，所争议的内容却是关于当时士大夫所公议的人物与是非。年轻士子与精于吏泊的朝廷老臣之间，可能对某些行事准则有分歧。这一点到景站时期便真正突出了。
王水照先生、刘德清先生都关注过欧阳修早年的幕下生活。钱惟演作为所谓西昆体文人集团领袖、前任宰相，在政治声誉方面的口碑不大好，甚至，被冯拯目为所谓“南人”、“词臣”。但正是这个名声不佳的钱傲的儿予，家学甚好，藏书丰富，对文人也颇为宽容、鼓励幕下文人著文、读书，甚至也颇好游宴。钱惟演这位前代词宗幕下，居然聚集了一群日后古文运动的翘楚，甚至还有一个北宋文坛领袖。这不能不让人惊叹。刘德清先生在《欧阳修论稿》里指出了这个现象的特别之处：“钱惟演幕府招保的这个洛邑文人集团，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北宋诗文革新的骨干。在时文’首领的身边，成长着一代古文大家：在西昆派的旗帜下，聚集了一伙反西昆体的文人，这是十分有趣又发人深省的事情。”
刘德清先生未及详细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只是简单描述了欧阳修此时的悠游生活。王水照先生的《欧阳修学古文于尹诛辨》一文则就此时欧阳修学古文这一事件分析当时风尚。他认为欧阳修这一时期在一个大文人圈子内，其古文观经历了一个再接受和破而后立的过程。“欧阳修之于尹沫，实经历了由“未伏”至“伏”而又“不伏”的过程。这实际上反映出宋代古文运动中两种不同的“古文观”，两种不同的散文风格的追求。”王水照先生的分析，是着眼于自中唐古文运动后，直到宋初，古文运动实际上也开始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接受谱系。当然，这一时期的欧阳修，尽管在科举中崭露头角，但无论在幕府生涯中还是在文坛上，都还是非常稚嫩的角色。所以，欧阳修在交游圈子里，主要是作为接受的一方，接受孙复、石介这些年龄和古文写作经验都更早于他的古文推崇者的观念。欧阳修本人回忆自己早年学文经验时，也曾经说过早年有过读韩愈文章的经历，但在其言辞中，其青年时代所受影响最大者仍然是时文。当时朝堂对士大夫的要求，正是这种长于制语文字的吏职。至于北方士人所擅讲的“道统”，也并没有出现在其回忆中。
首先是孙复，他在《春秋》学上的很多观点，对欧阳修都有影响。尤其是所谓春秋笔法、以一字寓褒贬、崇尚简古的文风，这都可以在欧阳修的史传作品中找到痕迹。晃公武《郡斋读书志》收录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题解曰：史臣言明徨治春秋，不取传、注，真言简而意祥，著诸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阳台乱之迹，故得经之意为多。常秩则讥之，曰：明徨为春秋，犹商棋之法，弃灰於道者萄刑，步过六尺者奋诛。谓真失於刻也。胡安国亦以秩之言为然，其次是石介，在《郡斋读书志》中，录有他的《组楝先生周易》五卷。
《宋史》本传记载他“笃学有志向，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儒林列传》第二）与其称钱惟演文人集团，不如说，钱惟演幕僚集团更为合适。在这些幕僚中，后世皆知石介、孙复、梅圣俞对欧阳修的文学影响很大。但具体到后世所理解的文学上的影响，这些人很多时候带来的，不仅仅是所谓如何作文。文体、文字上的问题，可能是影响中的一部分，和其他在经义上的理解有关系。
至于尹沫，在当时文名要大于欧阳修，对欧阳修，他相当于半个师长。王水照先生描述的这个学习尹诛文风的过程，得自《宋碑类抄》中的一段文字：钱公镇备，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部之要，驿舍常缺．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辙”。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各撰一记，期以三日后宴集赏之。“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三百八十余字，而语简事备，复典章有法。欧公终未服在师鲁之下，独斡百往，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二十字尔成之，尤完粹高法 师鲁谓人曰：欧丸真一日千里也。”
同样事迹还见记于《邵氏闻见录》卷八：钱惟演因府第起双桂楼，西城建阁临圆驿，命永叔、师鲁作记。永叔文先成，凡干余言师鲁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真简吉。永叔自此始为古文。二书所记稍有差异，都刻画出尹诛作文“语简事备”的特点。尹诛写文简洁一点何以受到欧阳修叹服虽不可靠。但身为古文家的尹沫，虽为进士出身、因北宋前期选人方式遵从佳选原则，进士出身多入吏治，其终生佳选不利、仍然只能供职于幕府。古文家不能辞赋，属对不工，而独能擅古体。欧阳修早年则曾经因属对失律而落榜。他自己似乎也对早年被迫学耕文而颇为不满。幕府中尹诛等古文家对欧阳修这个南方士子而言，确实别开了一番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