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清：散文的魅力

我对散文怀有特殊的感情，她不像格律诗那样，受平仄和对仗以及押韵等条条框框的限制，也不像小说戏剧那样，需要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只要把一鳞半爪的事顺手牵来，组织成篇，表达你要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就可以了。可叙事，可描写，可议论，可抒情，写散文比较随意，材料的安排只要达到“形散而神不散”的要求就行了。但是，散文虽然好写，要想写好一篇散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精品难出。关于散文，我提出以下一些看法以供商榷。

散文是文体的一个系列，种类多种多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散文所指太多，顾名思义，就是用散句写成的文章。例如，二十四史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各类报刊杂志（除了诗刊画报），甚至中小学生作文都可以划到散文里去。狭义散文，仅指文艺性散文，例如，鲁迅写的《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雪》和《风筝》以及《论雷峰塔的倒掉》《拿来主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石榴》。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和《春》。沈从文的《湘西散记》等。

有人说，“散文是文艺的轻骑兵。”确实如此，因为它篇幅短小，反映事物及时，而且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事物，不像诗歌那样，受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抒情有余，叙事不足。

再一点是散文可以应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一个单位、团体或者个人的的计划、总结，向上级的汇报，向下级的传达，无不用散文的形式来完成。

我重点介绍一下文艺性散文。文艺性散文，一般以表现形式划分为，议论散文，写人、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当然，这样划分也并不是很科学，因为一篇文章中，往往是写人叙事、议论抒情交织在一起，根据表达中心的需要而定，但是从散文的整体衡量，就可划分清楚的了。例如，上文提到的《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背影》《湘西散记》都是写人叙事散文。《雪》《风筝》《石榴》《荷塘月色》《春》均属于抒情散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拿来主义》《甲申三百年祭》应为议论散文。

我列举的以上这些现代散文，均已成为我国文学画廊里的名篇。无论从组织材料表现主题方面，还是行文布局，还是语言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从我国文学发展史来看，最早的文学形式是神话传说，其实神话传说就是散文的雏形，它并不比诗歌兴起得晚。从春秋末期，孔子编订的《诗经》算起，到战国末期的《楚辞》，再到秦汉时期的名家散文，我国文学的最早表现形式是诗歌和散文。只不过受当时印刷条件限制（当时，只能把文献刻在竹简上），未能大量保存下来。东汉时期，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后，才有了保存大量文献资料的可能。以前，即使是司马迁写的《史记》，也只能刻在竹简上，可见流传后世有多么大的难度。我们经常说，唐诗宋词汉文章，但秦汉时期的散文，又能看到多少呢？我只知道李斯的《谏逐客书》和贾谊的《过秦论》《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仅这些政论性散文免强在史料中保存下来。

真正能写出经典散文，并自成一家，光耀文坛，流传后世，是从唐朝韩愈、柳宗元开始。唐宋八大家代表了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高峰。特别是韩愈的文章，语言犀利，饱含真情，敢于说真话，号称百代文宗，死后入孔庙受祀，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昌导者。他喜欢发牢骚，擅长写议论性散文。《师说》《马说》是其代表作。柳宗元命运不济，一生为官多遭贬谪，心情苦闷，自然表现在诗文之中。他的散文，写人、写景、抒情、叙事很成功。柳宗元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了600多篇散文，其中以“柳州八记”最为有名。《捕蛇者说》《小石潭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繁荣以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北宋文坛上群星璀璨，不仅产生了大量诗人词人，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人在北宋，他们分别是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这些人自成一家，把古文运动推向前进。欧阳修、苏轼更是两座奇峰，他二人与韩柳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赤壁赋》是流传千古的佳篇。

元明清的戏剧、小说，也是在散文发展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可见，散文是文学之根。如果把戏剧、小说喻为大树，那么散文就是小草。长不出小草的环境怎么能生长大树？

要想繁荣我国的文学事业，正像有的人热望的那样，多出名篇名著，多出宏篇巨制，那就要从抓写散文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