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一世文宗 生前已得盛名 死后更被赞誉
欧阳修早在生前就被称为“文章宗”、“文章伯”。他“天圣七年，补国子监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试，皆为第一人，由是名重当世”。试推想欧阳修初出茅庐，此时的“名重当世”应仅仅是在诸多“考生”中卓尔不群而已，实际上当时“两文”便可买欧阳修省元赋。天圣八年，欧阳修礼部试复为第一，遂中甲科。是年五月，“补西京留守推官，始从尹师鲁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圣俞游，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这一时期，欧阳修自谦地称此名为“虚名”：“仆少从进士举于有司，学为诗赋，以备程试，凡三举而得第。与士君子相识者多，故往往能道仆名字，而又以游从相爱之私，或过称其文字。故使足下（乐秀才）闻仆虚名”。他这时的文名也可以从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中得到印证，“我嗟时辈识君浅，但推藻翰高文场，斯人满腹有儒术，使之得地能施张”。蔡襄本是想说时人并未能真正认识欧阳修，但也从反面证明欧阳修当时在“文场”已享有盛名。后欧阳修因范仲淹事被贬夷陵，“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以阅历增”，庆历三年四月欧阳修被召回京，转太常丞、知谏院，九月赐绯衣银鱼，十月擢同修起居注，十一月之以右正言知制诰，仍供谏职。
“知制诰”一职标志着欧阳修的器识、文才、学养尤其是文才得到了朝廷及上层士大夫的认可。其制词曰：“高才敏识，照于当世，特立不易，拔乎其伦，秉心粹中，履道夷坦。学探系像之表，文穷述作之源。而自抱椠书林，簪笔螭陛，词皆体达，虑不及私。俾之代言，必能复古”。宋祁在《授知制诰举欧阳修自代状》中称欧阳修“志局沈正，学术淹该，栖迟怀宝，不诡所遇，措辞温雅，有汉、唐余风”。庆历五年后欧阳修被贬滁州，随后历颍州、扬州、南京等地，他与友人于诗文切磋不辍，诗文技艺日臻成熟，声名日甚。这一时期，梅尧臣称欧阳修文“文章包元气，天地得嘘吸”，“文章如涂金，光彩发美器”。
仲淹在《尹师鲁河南集序》中说洛阳尹师鲁，力为古文，“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范仲淹意在称扬尹师鲁之功，但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欧阳修在这一阶段、在文章复古革新中的影响力。于此同时，“后进之士也争为门生，求受教诲”，对欧阳修文大为称扬，曾巩说“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传之难遇之又难，而欧阳修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强至称欧阳修“主盟吾道，于变文章之淳，昌言当时，几臻风俗之厚”，作世之宗师，立朝有风”，“振藻书殿，代言禁廷，文章大醇，作复古道，制作一出，立为人模”。
庆历五年被贬后至回京之前的这段时间，人们的评价多集中在他的道德和文章的复古之功上。至和元年六月，欧阳修再次回京，九月迁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嘉祐二年知贡举，嘉祐四年充御试进士详定官，可谓执天下之文柄，影响日隆。至和元年欧阳修四十八岁，人生阅历丰富，诗文造诣、学术修养几臻个人之顶峰，他的影响力也在这之后的一个阶段达到至高点。朝廷、学侣文友、后进门生对他评价也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人还称欧阳修为“文章宗”，“文章伯”。
授欧阳修翰林学士及史馆修撰的制词曰：“言忠信，行笃恭，文参典谟，心固金石。顷在谏列，以直诚尽规，弥缝衮阙；迁登禁省，以深诏大册，振起国风”；“学概道真，文得天粹。凛然风节，足为世范”。这一期间梅尧臣称欧阳修“文墨高妙公第一”，“翰林文章宗，灸鲜尤所爱”，“金鼇文章宗，分赠我已叨”。刘敞说“主人文章伯，谈笑辙忘倦”。与此同时，苏洵对欧阳修的文风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后进门生曾巩称欧阳修“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称其文“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祖师”，苏轼则称其“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苏辙称其“才为文师”。
杨杰称其“文章道德素推天下之宗”，陈舜俞称其“勋业居高于天下，文章度越于古人”“当世独立，群公无前”。这些推崇之词难免包含着一些溢美的成分，而且也包含着朝廷对下属官员的鼓励，文友对欧阳修由衷的赞叹，后进门生对长者的知遇之感激与崇敬，然大抵基于事实。熙宁五年闰七月，欧阳修卒。此时，自上而下，从朝廷到同僚、文友、家人、门生都对欧阳修一生的道德、功业、文章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朝廷赠欧阳修太子太师，其制词曰：“以文章革浮靡之风，以道德镇流竞之俗，挺节强毅而不挠，当官明辩而莫夺，三朝宠荣，一德端亮”。
谥号“文忠”，“文”是由于“公为圣宋贤臣，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驰骋贯穿，述作千百万言，以传先王之意。其文章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马迁、扬雄、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房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之趋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汉、唐者。大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如太师真可谓‘文’矣”。欧阳修子欧阳发撰《先公事迹》称其父“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吴充的《欧阳修行状》引用此评。
韩琦《祭少师欧阳永叔文》称“公之文章，独步当世”，“复古之功，在时莫二”。曾巩《祭欧阳少师文》称“文章逸发，醇深炳蔚”“当代一人，顾无俦匹”，毕仲游《挽欧阳文忠公三首》曰“生前事业成三主，天下文章无两人”。由此看来，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功业在生前已负有巨大的声誉，在去世后也被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很关键的因素是他以翰林学士并知贡举的身份奖擢、推荐了许多后进、贤才，由此得到了他们的感激和热情的推崇。这是欧阳修“文宗”称号由来的基础。欧阳修被称为“文宗”首见于南宋初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其卷写到：“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詩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如此之重哉”。
卷十八中述及欧阳修对王安石和苏轼的知遇“当是时，二人俱未有声，而公知之于未遇之时如此，所以为一世文宗也欤！”如前所述欧阳修在生前已被称为“文章宗”“文章伯”，故葛立方称其为“一世文宗”并非偶然，也不突兀。显然，从措辞上看，葛立方提及欧阳修为一世“文宗”，不仅仅是葛立方个人之见，而更是世之共识。其它文学大家如王安石、苏轼者，未被葛立方冠于“文宗”之名，或许是由于他们虽擅一时之誉，但皆归于欧阳门下，“王介甫、苏子瞻皆为欧阳文忠公所收”，“盖荆公之文因子固而受于欧公者甚多，则知介甫归附欧公非一日也”，应该说葛立方对“文宗”一词的使用，是慎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