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是提倡“减负” 学生的负担反而越重？

一、问题：为什么越“减负”学生负担反而越重？

数字：1985年以来，中央政府层面下达的“减负令”累计达49次。

过去三十年来，“减负”声音越喊越响。

形成反讽的是，“负担”却越来越沉重。

运用线性思维在错误的方向上进行“减负”，可能是负担越来越重的重要原因。

线性思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看似对症治疗，表面看头和脚不疼了，实际病灶却转移到其他部位，整体健康状况反而更差。逆向思维：头疼医脚，脚疼医头，看似缘木求鱼，有时却恰恰能收到奇效。一刀切的线性减负模式非但收效甚微，还可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不从系统思维的角度认识“减负”，不跳出教育看教育问题，仅仅从学校、教育小环境解决学习和教育的弊病，无法从整体的角度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在整体上恶化教育生态。

来看看如下的“线性思维”式减负的效果吧。

其一、缩短学生在校时间能不能减负？

你说负担缘于学生在校时间过长吗？

好，我就缩短学生在校时间，小学低年级下午三点半放学，高年级和初中下午四点放学。

结果如何呢？

提前放学带来的几个病灶转移：

一是农村小城镇的黑网吧欢天喜地；二是城市双职工父母的接送压力加大；三是各种托管机构和补习机构趁虚而入，各种收费高昂的“兴趣班”“补习班”应运而生。

学生由圈在学校写作业变成了进入补习机构写作业，写作业的强度比在公办学校有过之无不及。所谓提前放学只是将学校和教师的负担转移到家长身上，变成了家长的经济和时间负担。

谁是“提前放学”的获利者呢？当然是各种课外补习机构。

分析：在学校时间长短和学生负担轻重未必正相关，在学校呆的时间长，未必学习负担就重。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学校呆多久，而是在学校干什么。如果是在学校开展无休止的刷题，当然是加重了学生负担；如果是在学校老师指导下完成作业，剩余时间开展体育、兴趣、艺术、实践活动，这样的在校未必就是“增负”，反而可能恰恰是“减负”。当然，如此一来，这无疑在一定程度增加了学校和老师的“负担”。“负担”的破解需要资源的支持，关键是谁来为“负担”买单。

其二、减少书面作业量能不能减负？

你说书面作业太多，负担太重？

好，我就控制书面作业，硬性规定小学低年级不留书面作业。

结果如何呢？

快乐的一、二年级到是轻松了，等孩子到了三、四年级就傻眼了，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啥也不会，到了考试频繁的中学更是无法应付。“机灵”的家长主动给孩子增加书面作业，“负责”的名牌中学和民办中学还是按考试成绩录取新生。所以，谁要是相信了“快乐教育”，在享受了短暂的“快乐童年”后，等待学生和家长的铁定是“悲惨少年”。减少低年级书面作业，实际效果是把负担转移到高年级。

分析：作业是学习的重要环节。不留作业使学生得不到起码的思维训练，浮光掠影的知识不能内化为能力和习惯，必然会导致高年级负担的迅猛增加。即使是一、二年级，正是培养学生阅读、书写、运算习惯的最佳时期，也需要一定量的书写、运算作业。错过了这个养成学习能力的“黄金时期”，反而会增加未来的学习负担。真正的减负是通过恰当的训练提升学生的能力，而不是一味减少学生训练的机会。当然，训练量应该控制在多少为宜，需要由学科专家、心理学家共同研究制定。

其三、划片招生，免试，摇号入学能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吗？

为了遏制中小学的择校热，取消小学和初中的入学考试，实行就近入学或摇号入学，也被认为是推进教育公平和减轻学生负担的重要政策。就实施效果而言，这项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入学测试压力。但后续博弈结果如何呢？

副产品A：考试竞争转化为学区房竞争。划片招生的结果是优质学校周边的“学区房”价格暴涨，学生之间的成绩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家长之间的经济竞争，学生的考试负担转化为家长的经济负担。副产品B：统一公开的阳光考试转化为暗箱运作的“影子考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办学校不能考试录取招生，或通过所谓“特长生”录取优质生源，或暗中联合校外民办机构，通过奥赛、杯赛等赛事“曲线救国”。由于“影子考试”的应试难度更大、经济开销更高，学生准备这些所谓的“特长考试”“某某杯赛”所要投入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远远高于原来的传统入学测试。如此“影子考试”取代“公开统一考试”的模式，事实上反而使普通子女的入学更加困难。副产品C：民办“名校”的崛起和公立学校的塌陷。民办学校是享有办学特权的“法外之地”。特权之一：公立学校不能考试录取新生，民办学校却享有考试的特权。特权之二：公立学校不能跨区域招生，民办学校却可以跨区域招生。特权之三（这个实际是优势）：公立学校用人机制死板，薪酬缺乏吸引力，而民办校则机制灵活，应试驱动，高薪聘请名师，其中有不少是来自于公立学校的资深老师。民办学校由于生源好、师资优、考试密、升学率高，形成了良性循环，不断膨胀，尽管收费高昂，家长仍趋之若鹜。当民办学校垄断了优质生源后，其他公立学校缺乏优质生源时，公办校沦为“学渣”集中营，其校风可想而知。望子成龙的家长只能被裹挟着砸锅卖铁也要追捧民办校。民办校崛起的的后果就是当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大量塌陷，接着是家长们教育支出的急剧攀升。分析：取消考试入学，无法遏制两个冲动：学校选择优质生源；家长选择优质学校。只要这两个冲动存在，家长和学校总会合谋打造考试的“替代品”。有需求就有市场，你不让考试，我创造竞赛；你禁止竞赛，我发明所谓的“特长生”；你禁止录取所谓特长生，学校和补习机构里应外合暗度陈仓；你切断补习机构和公办校的利益链条，资本就打造民办校“曲线救国”。只要家长们的刚需存在，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人为抹平公立学校之间的差距，徒增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成本。

其四、取消重点班和重点校会减轻学生负担吗？

长期以来，重点校、重点班在各级学校大量存在。国家多次发文取消重点校，严禁重点班，把其作为“减负”的重要手段。

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你不设重点校，换个名字叫“示范校”；你禁止“重点班”我改成“实验班”“创新班”，换汤不换药。

一种观点认为，重点班把优秀学生集中起来，配备学校的优秀师资，享受更多的教育资源，对平行的非重点班是一种教育不公平。

这个问题反过来看，优秀学生和普通学生混合编班，在大班教学的现状下，教师的教学起点非常尴尬，分层次教学无法真正落实，只能按中等难度组织教学、布置学习作业。对于优秀学生来说，上课等于浪费时间，作业沦为无效作业；对于中差生来说，上课如听天书，作业难如登天，上学如同上刑。这就是混合编班的尴尬：教师里外不是人，降低难度吧，学霸吃不饱，提升难度吧，差生叫苦连天。解决办法之一是教师在班级内实行分层次教学和分层次作业，但由必然带来教师备课、辅导、批改作业量的激增，自然鲜有教师如此折腾自己；解决办法之二是小班教学，个性化辅导，但现有的教学资源根本不允许。

学霸吃不饱，怎么办？

当然是到课外培优机构提升自己；

差生听不懂，负责任的家长也会找家教补课。

如此一来，取消重点班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了两端学生的学习和经济负担。

分析：公平不是让所有学生接受一样的教育，而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平等不能理解为均等。饭量大的和饭量小的都吃一样的标准营养餐，显然有的营养不良，有的消化不良。问题的症结是，部分家长硬是拒绝承认自己孩子学习能力不足的现实，幻想着通过“抢跑”“加餐”“补课”就能让孩子迎头赶上，逆袭反超，结果反倒是徒增经济和时间成本。原因很简单，你在“加餐”，别人也在开小灶；你本来在学校都消化不良，再在校外加餐往往是雪上加霜。反对重点班的家长往往是普通孩子的家长，他们怀着损人利己的初衷，费劲挖个大坑，想让别人跳进去，结果却是自己也深陷其中。

其五、降低课程难度能减负吗？

减负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降低课程难度。

自实行新课程方案以来，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教材的知识比较浅显，例题和练习难度也不大，但激烈的中考和高考依然存在。结果一：学生上课都能听懂，教材上的例题都能理解；结果二：仅仅掌握教材的知识根本无法应付升学考试；结果三：重点学校的实际训练难度远远高于教材；结果四：不少学生到课外补习机构提升训练难度。

结论：降低教材的知识难度，只是制造了学生“听懂”“学会”的假象，实际加大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也造成了教师依托教材组织教学的难度。

其六、降低考试区分度不但不能减负，还有违公平。

通过减负促进教育公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降低考试区分度。

近几年来，高考和中考的区分度有减小的趋势。尤其是3+3的新高考方案，实行语数外必考和考生任选三门组合选考，美其名曰减轻学生负担，增加学生选择权，促进教育公平。实际情况却漏洞百出，高考选拔学生的信度下降，甚至可能出现逆向淘汰的可能。例子：上海已推行的新高考方案中，语数外各150分，学生任选三门组合的选修科目按等级赋分为满分70*3=210分，总分660分。每门选修的最高等级赋分值为70分，最低等级赋分为40分，众所周知，物理学科是自然科学的核心学科，也是测试学生学习能力的标杆。但选考物理的考生，卷面原始分即便是满分，也只能按等级赋70分，卷面分为零分的物理选考生，也至少被赋40分。这就导致物理学科在高考中的实际分值仅有30分，物理学科对升学的实际权重是30/660=4.5%，而英语和语文的权重都是150/660=22.5%。即一门语文或外语学科，对升学的贡献指数是物理学科的5倍。浙江的方案和上海大同小异，选修科目赋分是100*3=300分，选修科目最低分是40分，故选修科目实际分值是60分。满分是750分，物理的权重是60/750=8%，英语语文的权重是150/750=20%。

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擅长数理化的尖子生，常常未必擅长语文学科，这样的偏才在重点中学比比皆是。新高考方案显然将这部分学生陷于尴尬的境界：在过去他们还可以凭借综合科目的超强实力而笑傲考场，现在由于丧失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很可能会仅仅因为一篇“跑题”的作文的和名校失之交臂。可以推测的是，顶尖学生不得不淡化物理学科的学习力度，在语文和英语上投入更大的精力。在不擅长的学科上被迫投入大量的精力，这无疑加重了学习负担。（为了矫正新高考的BUG，浙沪不得不增加过三位一体录取、自主招生等作为新高考方案的“补丁”，这个“补丁”本身又增加了学生、家长、高校的负担，本来一次考试能搞定的事儿，非得搞多次考试来替代，包括学考、选考、二次选考、高考、自主招生、三位一体考，这不是增加负担，又是什么呢？）

其七、治理校外补习机构能否“减负”？

当下“减负”导致的一个重要症状是:“学习负担”和“经济负担”从公立校向民办补习机构转移，从课内学习向课外补课转移，从工作日学习日向节假日转移。

在部分大中城市，家长和学生在节假日、寒暑假奔波于各类民办补习机构，全年无休，为此付出的经济、时间、精力成本甚至已超出学校的学习成本。

为此，今年上半年以来，教育部牵头，七部委联手重拳出击，掀起治理民办补习机构的热潮，似乎要狠刹补习机构泛滥的现状。措施包括：提高补习机构准入门槛；公布补习机构“白名单”“黑名单”；禁止超纲教学、提前教学；严禁公办学校教师在补习机构兼职；禁止组织补习机构组织学科竞赛等。

大半年过去了，效果如何呢？

在应试出口不变的前提下，家长们为“校外补习”的买单，是教育市场的“刚需”。

提高补习机构准入门槛，公布部分“黑名单”。其主要效果是减少了补习市场的资源供给，带来的结果是补习市场优质资源的收费提高，部分大型机构（白名单机构）梦里都能笑醒，徒增家长的经济成本。

超纲教学、提前教学是补习机构的核心卖点。如果把这个给禁止了，那家长们还会去补习机构吗？补习机构不可能自废武功。顶多是准备两套教学大纲和教学资料，送检的一套，日常教学又是另一套。要监管补习机构的教学内容，其监管成本太高，此项措施缺乏可操作性。

严禁公办学校教师在补习机构兼职。首先会提升补习机构的人力成本，此成本会转嫁为学费提升，最终还是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其次会导致部分公办学校骨干老师辞职加盟补习机构，反而会加剧公办学校办学质量下滑，公办学校质量下滑会进一步扩大了民办补习机构的市场。

试图通过治理校外补习机构达到让学生和家长“减负”的目的，其效果短期内恐难显现。

其八、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是否能减负？

几乎所有谈及“减负”的文章都认为：中国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源于评价体系过于单一，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

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时，也是个伪命题。

近几十年以来，高等教育资源扩张了不少，高考录取率逐渐攀升，就是一本录取率也大幅度提升。但学生的应试激烈程度并未显著下降，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很简单，资源增加了，人们追求更优质的资源。大学录取增加了，人们追求一本院校；一本录取增加了，人们追求211院校；大学都成211了，人们追捧985院校；全国大学都成了985大学，人们还会追求清北复交。教育阈值越来越高，增加资源供给治标不治本。

同理，就是把全国所有中学都办成人大附中分校，也不能减轻任何“负担”。反而因为大家应试水平的普遍提高，应试竞争更加惨烈。

所谓“优质教育资源”既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更是永无尽头的空想。

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只会让应试竞争向更高端转移。

与其试图“扩大优质资源”，不如引导学生合理分流（办好职业高中，提高蓝领待遇，给不同国民以同等的社会保障。），给不同的学生以不同的教育出口。与其拓宽独木桥，不如增加其他的渡河思路。

综述：

一刀切、线性化、看似公平优先的减负对策不能真正减负，只会使学生、家长之间的比拼从课内转移到课外、从公校转移到民校、从清晰统一转移到各自混战、从一次性决斗发展为多轮次厮杀、从学生之间的智力游戏升级为家庭间的全方位军备竞赛。在竞赛中拥有经济和认知优势的家长占据先发优势。多轮次的“减负”，一边在吊诡地制造着新的负担，一边在扩大和固化阶层的鸿沟。同时，所有参与游戏的学生、家长、教师在恶性循环中身心疲倦，濒临崩溃的边缘。

很多“负担”，恰恰是一刀切的“减负”制造出来的。

教育公平的真正含义是提供公平的教育选择权，而不是给所有孩子一样的教育，让家庭、智商、性格都千差万别的孩子们上一样的学校，念一样的书，写一样的题，这不叫教育公平，恰恰是真正的教育不平等。

公平是做适合的事，而不是要同等的结果。

世界千姿百态，人们千差万别，这既是教育的自然起点，也应该是教育的必然归宿。

二、“减负”的打开方式。

笔者赞成“减负”，但不赞成简单粗暴的“禁止类”“一刀切”“运动式”减负。因为，那些措施反而太容易“增负”。

从系统的角度安排“减负”，把“减负”和教育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结合起来，使“减负”伴随系统改革而实现。

个人浅见：

1、“减负”的焦点未必一定是缩短在校时间长度、减少作业数量和取消考试。在学校干什么比在学校呆多长时间更关键；除低年级外，不必过分纠结作业数量，但要制定“作业标准”，像“课程标准”一样成为国家标准；合理的考试（包括部分竞赛）未必会增加学生负担，不必一味降低考试的难度和区分度，但要限制考试的频次，每一次考试前后都是学生负担猛增的时刻。

2、变革学校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可能是比“减负”更重要的事情。学习成为“负担”，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教育评价和课程内容过分强调“知识”，缺乏实践性创新性内容；学校的学习方式过分强调“解题训练”，欠缺主动选择的自主性学习。如果“学习”简化为“做题”“考试”，必然催生机械重复的过度“伪学习”。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和多元化的学习方式，可能是“减负”的重要途径。

3、进一步推进普通高中招生的“分配生”制度，按人口比例将普通高中招生指标的60-80%分解到各个初中，遏制各个初中之间的激烈竞争，引导优秀小学生到普通初中就读，推进各个初中办学的均衡。

4、办好公立学校，才能遏制校外机构和民办校。办好公立学校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缩小学校规模和班级规模，另一个途径是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入公立学校。

5、教育均衡化是减负的重要途径，均衡化不等于同质化，不能以消灭优秀学校和牺牲优秀学生为代价，“减负”也需要“不均衡减负”的思路，不能为了公平牺牲效率。

6、下大力气办好职业高中，让职业高中毕业生真正有职业上升通道，给学生家长以更靠谱的教育选择。

7、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生育，缓解家长的成才焦虑。

8、从长远来看，缩小收入差距，提升蓝领阶层收入和社会地位；突破体制分割，将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人员、农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统筹管理，改变社会保障的“等级鸿沟”。给所有的国民以“国民待遇”，减少某些群体的“超国民待遇”，从生存保障的角度遏制就业焦虑，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应试教育，根本上遏制文凭崇拜，也是根本的“减负”策略。

很显然，让人们焦虑的根源不是教育不公，而是机会不平等和权利不平等。

“减负”，与其是个教育工程，不如说是个社会工程。

“减负”，仅有教育部门在战斗是远远不够的。

清华大学杨振宁教授和钱颖一教授曾指出，中国当前基础教育的最大问题是：过度的机械训练，对于顶尖学生而言，浪费了他们的高智商，使他们错过了发展爱好的最佳“窗口期”；对于中下等学生来说，背上了沉重的学习负担，错过了培养职业技能的“黄金期”；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忽视了团队精神、创新意识、想象力、道德品质、心理素质的培养，同时也透支了学习热情，使大量普通学生在告别学校之时，就是告别学习之日。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

学习，是负担也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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