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痴心追逐“海南改革梦”

回望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海南是抹不去的重要一笔。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也因改革开放而兴。

近日，有关海南的利好政策接连不断：11月28日，财政部将离岛旅客(包括岛内居民旅客)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购物限额从此前的16000元增加到30000元，不限次。免税额几乎增加了一倍，且增加了部分家用医疗器械商品。

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方案》《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实施方案》等5个支持海南的重要方案。

11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中国将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

无疑，进入新时代，中央赋予了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国家使命，海南将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曾记否，1988年有这样一句流行语：到海南去，干一番事业。“海南梦”由此在无数人心里荡漾。迟福林就是其中一位——从30多岁到60多岁，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留在了海南。

迟福林，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面简称“中改院”)院长、海南省社科联名誉主席。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多项荣誉，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作为一名改革研究者，迟福林立足海南，却放眼全国。他，既是海南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海南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在海南30年发展历程中，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让迟福林历历在目：从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并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到2009年年底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2018年探索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海南已从一个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每每回忆起这些改革开放故事背后的点点滴滴，迟福林都感慨万千，激动不已。他说，海南发展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见证。每一项重大改革的落地都烙印着时代的记忆；每一次改革创新的突破都牵绊着难忘的历程。

追逐海南梦：痴心热土三十载

1987年年底，迟福林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调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任主要负责人。由此，他和海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迟福林为什么要从工作环境优越的北京只身南下封闭落后的海南，成为第一个到海南报到的中央下派的厅局级干部。

事情还要从迟福林那段难忘的人生经历说起。迟福林回忆道：1968年，16岁的他离开黑龙江省肇东市家乡，成为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一名学员，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军旅生涯。1977年，他在国防大学先后任政治部宣传干事、马列基础教研室教员。1979年，他又获北京大学进修的机会。而真正研究改革开放的理论是从1984年开始的。当年9月，他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开始专注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些重大理论研究，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深入研读西方经济学著作，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0月，他在中央党校一次关于改革的理论研讨会上作了发言，大胆地谈了一些改革开放方面的观点，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86年10月，他调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开始了国家层面上的体制改革研究。

“在海南正式建省前的1987年10月，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的许士杰来到北京，要网罗一批具有改革头脑的青年才俊，第一个便找到我。”迟福林清晰记得许士杰邀请他来海南参与筹备建省时的情景。

迟福林说，“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虽然对那套穿了20年的军装依依不舍，但还是痛快地接受了许士杰的邀请。” “为自己能够投身我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和价值感到兴奋。”迟福林说，海南就像一张白纸，是中国改革最好的“试验田”，可以在这张白纸上绘出最美的画卷、写出最好的文章。

迟福林表示，真的是“说了就做”。他上午从国防大学办理转业手续，下午3点多就拿到了户口本。此后的30年，迟福林便与海南紧密联系在一起。

“30年前，虽然海南岛一跃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份，但是全岛最大最好的城市海口，没有红绿灯、没有出租车、没有程控电话，电力还特别紧缺且持续多年，就是个半天便可以走完一遭的边陲小城。”迟福林说，1988年年初，他在主持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时，为了大特区的发展出谋划策，经常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迟福林把这段经历称之为“改革开放激情燃烧的岁月”。

令迟福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讨论海南“大开放”方针、做“特别关税区”研究时，和同事深夜加完班满街找大排档的情景。“1988年，海口满街找不到宵夜，只有泰华宾馆门口才有个大排档。那时候天气很热，条件很艰苦，在办公室里大家穿着大短裤，摇着扇子，满身大汗，探讨着海南的发展大计。经常汗水将稿纸打湿，但是大家仍然热情高涨、干劲十足。”

直至1991年中改院的成立，迟福林虽然从全省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变成一名学者，但从未忘记用改革的方法办院，也从未放弃对海南改革开放事业的追求与探索。

迟福林说，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回顾中改院27年的发展历程，最深切的感受是，中改院的每一步成长和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直接相联系。

在很多人眼里，作为新中国最年轻省份和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的海南岛，竟然有这样一个智库机构，不仅能够为海南的改革发展不断出谋划策，而且能够在服务全国改革决策和推动全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十分难得。迟福林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需要一批改革学者客观地从事改革研究，服务改革、奉献改革。

掀起改革潮：经济特区翻开海南崭新一页

海南改变了迟福林的命运，改革开放则改变了海南的命运。

海南的改革开放，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大背景下起步的。而海南经济特区30年的发展历程是我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一个重要缩影。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自此，海南开发建设史上翻开了崭新而辉煌的一页。

迟福林说，中央作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就是要将海南推到国际市场上去，让海南实行比其他经济特区还“特”的经济政策，经过若干年的奋发努力，将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一建省开始，大家就在探讨海南如何走向大开放，全省掀起了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讨论热潮。”迟福林回忆道。

1988年9月1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会上，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作了题为《放胆发展生产力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迟福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报告中的一些提法在全国还是领先的。比如报告正式提出“发展市场经济”，这在全国省份来说还是比较早的。该报告还提出，“实行‘三个自由’的开放政策，切实按国际惯例办事，关键是要创造条件建立海南第二关税区。”这是海南省第一次正式提出关于建立“第二关税区”的主张，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记得当时省委建议，应当认真研究香港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结合海南实际，大胆移植、大胆采用。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完全有可能成为‘在内地造几个香港’的先行试验区。”迟福林说。

回过头来看，在中央的支持下，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最初几年，迟福林亲历的几项改革曾走在全国前列。

迟福林说，海南建省之初就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新体制，政府的机构设置少而精，为推动我国的政府改革提供了鲜活经验。另外，海南在1988年率先推进价格改革，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到1989年除粮食外的生活资料价格全部放开，1991年放开粮食价格。放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后，1988年至1990年期间每年吸引了上万家企业来海南注册。再如在1991年，海南率先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当时在深圳上市的10家异地公司中海南就占了4家。1992年，海南又率先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实行省级统筹的社会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保险制度，初步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

迟福林对本报记者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的实践一再说明，只有大开放才能带动大发展。在扩大开放上先走一步始终是海南发展的一条主线。未来，最大经济特区的发展，仍要继续走扩大开放的路子。

破解新困境：以建设国际旅游岛为突破口

作为国内第二大岛，海南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面临产业发展、劳动升级的新时期，需要寻找一个发展的突破口。

陷入困境的海南何去何从？当时，迟福林率先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海南应该从区域开放转向产业开放，以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从而走出一条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新路子。

“提出国际旅游岛的设想，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背景，一方面，随着海南特别关税区研讨的终结，海南再想打区域开放的牌，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国家全力争取加入WTO，再加上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突变，海南发展面临着空前的压力。这就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产业突破口和开放之路。”迟福林对本报记者说。

扩大开放有了新思路，具体的产业开放从哪里开始突破，成为当时迟福林思考的重点之一。迟福林和他的同事通过比较研究提出，产业开放的关键在于旅游业，通过旅游产业的开放，将海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迟福林表示，对于这个观点，当时各方面都比较认同。旅游业是海南最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率先实现旅游产业的国际化，既符合产业开放的趋势，也是推进海南大开放进程的现实选择。

事实上，迟福林对海南旅游业的思考，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1992年9月18-23日，海南省举办了海南旅游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他在会上以“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海南旅游业的发展”为题讲了三个观点：海南旅游业必须以国际化为战略目标、要有秩序地推进海南旅游业的市场化、要在产业协调发展中深化旅游业体制改革。

迟福林说，海南旅游业是一个新生的行业，基础设施和文化环境都处于起步阶段，这个阶段正是进行整体规划的时期。因此，无论从海南的旅游资源，还是从海南旅游业的客源，以及国际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来看，海南旅游业在创业之时，都应瞄准国际同行，以在一定时间内达到国际水平为战略目标。而在海南旅游业迈向国际旅游行业队伍的进程中，若能吸引外商投资、鼓励全民兴旅，将是积聚巨额资金的重要途径，这必定造成一个“百舸争流”的局面，造成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旅游商品市场。

在迟福林看来，造就一个以同一尺度管理的旅游市场应是海南旅游业从体制上加以认真考虑的事情，否则，一个不公平的、混乱的旅游市场将阻碍海南旅游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此他建议，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多层次的行业管理机构。

于是，从2000年至2009年的9年间，迟福林带着中改院的研究团队提出并形成国际旅游岛的思路建议。

迟福林说，国际旅游岛的规划出台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2001年，他首次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思路，但当时却未被采纳。于是他们又继续建议，直到2007年海南省第五次党代会召开，“国际旅游岛”的构想才作为海南的战略性发展目标被提了出来。2008年，海南重新讨论建设自由贸易区，并将国际旅游岛作为区域战略和开放战略。2009年，国际旅游岛规划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

多年来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这是令迟福林欣喜若狂的事情。他说，从2000-2009年，他与中改院的同事相当一部分精力就是为国际旅游岛鼓与呼，为海南产业开放鼓与呼。

值得关注的是，推动海南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已经成为海南打造国际旅游岛升级版、在未来几年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的重大任务。

2018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布《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当中针对海南就特别提出：要制定出台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实施方案、为进一步扩大海南入境旅游免签范围创造条件、逐步放开中外合资旅行社的旅游业务范围等。而海南省自2018年5月1日起已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办签证政策。

迟福林表示，建设国际旅游岛有三句话特别重要：第一句话，国际旅游岛是一篇大文章，不能做小了。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定要从国家战略角度理解国际旅游岛，跳出旅游看海南国际旅游岛，对海南而言，重中之重是发展与旅游相关的服务业。第二句话，国际旅游岛是一篇长文章，不能把它做短了。建设国际旅游岛，绝对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恐怕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第三句话，国际旅游岛是一篇好文章，不要做砸了。海南房地产绝不能再“炒短期”。

迟福林认为，海南房地产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炒短期。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目前房地产税收占地方税收的50%左右；二是海南的实体经济不发达，企业的资本主要投向房地产行业，因为来钱快、回报率高；三是金融资源主要向房地产倾斜，房地产业占银行贷款的大头。

为此，迟福林提出，要推动房地产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房地产转型：一是推动房地产由资本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二是推动房地产由投机型向服务型转变，大力发展旅游、健康、养老服务型地产，完善医疗保健、生活配套服务，提升房地产的品质；三是大力发展租赁市场，建立多元化住房供给体系，由地方政府保障百姓的住房基本需求，推动房地产健康持续发展。

走向大开放：关键之举是建设自由贸易港

海南从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可以说，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一方面，从经济规模来看，2017年，海南GDP总量是1987年的77.9倍；人均GDP为52.4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20倍。迟福林表示，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海南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实践证明，中央关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方面，海南建省30年后经济发展尚未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同发达地区的差距有所拉大。迟福林给记者展示了几个数字：1988年年底，海南的GDP总量是广东的1/15,2017年为1/20；1987年海南的GDP总量比深圳还略高一点，2017年仅为深圳的1/20左右。“这说明过去30年，海南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但总体上看还没有实现当初设定的发展目标，同时也说明海南的发展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海南的改革开放还大有文章可做。”迟福林说。

可以看到，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海南改革开放再出发，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这对海南而言，又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自由贸易港是国际上公认的自由度和开放水平最高的经济特区。迟福林认为，海南作为岛屿经济体，要实现大发展，需要走向大开放，关键之举是建设自由贸易港。

迟福林指出，1988年8月，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报告就提出建立特别关税区，1988年12月份给中央提交了第一份建议《关于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请示》。到了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海南重新燃起了希望，当时提出了“大开放”方针，并于1992年再次向中央提出“建立特别关税区”的请求，后来由于多种因素，这件事情搁置了。而在2018年4月13日，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时，包括迟福林在内的众多参会人士显得无比兴奋，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讲真的，在中央机关工作时，下定决心从北京来到海南，就是要投身到海南走向大开放的实践中。”迟福林说，从建省之初的“建立特别关税区”到今天的自由贸易港，30年来，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一直在为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鼓与呼。迟福林为这件事情坚持了30年，见证和参与了海南探索“大开放”的历程。

迟福林感慨道，他和他的研究团队也感到，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在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一个字：值！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