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物件 见证我的成长往事
今天，从床底下找我的工长本时，无意中发现了我的工作证、高教自考单科合格证、计划经济年代的粮票、发表过的文章剪贴本等旧东西。凝望着这些老物件，或者说实物档案，我的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久远的过往。
这些老物件，仿佛会说话，散发着温暖，让我依然能从深邃的时间里感受到过去岁月的气息。确切地说，它们有我生活的味道、光阴的故事、时代的变迁。那泛黄的粮票，那陈旧的工作证，那一张张单科考试成绩合格证......虽然已经很旧很旧了，但在我的心中，是我执着追求美好生活的有力见证，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改革开放41年巨大变化的象征。
褪色粮票，见证生活变化1988年，落榜后的我来到北京，寻找新的人生理想。那时候，粮食紧缺，需要有计划的分配。凭票购买的还有猪肉、布匹、食用油等。我是成年男职工，单位每月分配给我的粮票是40斤，女职工好像是32斤。40斤，对于我一个十八九岁的、正处于饭量好的小伙子来说，根本不够。于是，我就给父母写信求助。接到信件，父母亲就拉着粮食到县粮食局换全国粮票，然后给我寄到北京。就这样，到了1992年底的时候，国家突然宣布取消粮票，我也就不再让父母补充粮票了。手头上攒下的一堆粮票，自然成了废纸一堆。现在可能算实物档案或者“文物”了。
老旧工作证，见证时代变迁
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中建一局五公司承建了多个亚运会工程，需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建设经验和成果，于是我被借调到公司宣传部。因为是借调，当然没有工作证了。到了1992年10月，我由借调变成正式调动。一天，公司干部科一名同志给我送来一个蓝色小本本。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编号为0365号的工作证。捧着精致的、带着钢印的工作证，我当时特别激动。因为“职务”一栏里，填写的是干部。你想嘛，那个时候，一个人能成为国家干部，那得多神气啊!这本工作证，我好像一次也没有随身带过，但是在那个年代，如若将工作证丢失，可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因为这是除去户口本以外，唯一可以证明你身份的证件。 在如今信息化发达的网络时代，工作证不再是唯一证明工作背景的有效证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权威地位，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我的这本工作证，它不仅仅是一本小小的工作证，还是一段历史，反映了我们中建一局曾经一个时代的管理印记。将来，如果要研究中建一局的历史，一定也是一个重要的物证。
高教自考，圆了我的大学梦
进入公司宣传部后，新的岗位，新的环境，没有让我兴奋多久。我曾为没有大学文凭而自卑。与周围众多拥有大学学历且经验丰富的同事相比，我自觉学识有限、能力不足，胜任工作实在太难。
我意识到，自己只是党务工作的一个“新兵”。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务工作者，不但要有优良的政治素质，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还要有娴熟的写作技能，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强的公关沟通本领，扎实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以及熟练操作电脑、照相机、摄像机等宣传工具和各种应用软件，怎么办？
“下功夫吧，唯有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琢磨来琢磨去，我发现没有捷径可走。“别人能做到的，我一定也能做到！”我暗暗鼓励自己。
对前程的忧虑，对知识的渴求，使我重新走进了课堂。我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自学考试。那些日子，我出门办事、探亲回家，无论走到哪里，书籍都是我最亲密的伙伴。夏夜里，我忍着酷暑炎热、蚊虫叮咬，伴着孤灯，冷水泡着双脚读书到深夜；冬日里，我顶风冒雪，骑车往返50公里到中国人民大学上课。每天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时，已是夜里11点多，累的连饭都不想吃，就泡袋方便面对付一顿，第二天照常工作。
我坚信，世界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为了理想，我一直坚持着，努力着……漫长而艰辛的求学路上，风雨无阻、废寝忘食。
为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开阔视野，1990年6月，我还被派往《北京晚报》经济部实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半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文凭。为了更好的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我还坚持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建筑技术等多方面的知识，考取了建筑工长本和预算本，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宝库。这又是一次考验我意志的过程，我不仅拿到了一纸文凭，关键是通过系统学习，我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剪贴本，提醒我是一个富有的人
在我的实物档案里，还有12个剪贴本。剪贴本并不精美，A4纸大小，百十页厚度，贴的都是我以往在各类媒体上发表的作品。虽然都是些不入流的小文章，但对我来说，每一篇文章都是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剪贴本中保存着我29年前的处女作。这是一篇“豆腐块”消息，300多字，题目是《经警五中队接受市公安局检阅》，这是我1990年当经济警察时在领导的“逼迫”下写成的。当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寄给了《建设者报》，不料想还真发表了。
就是这篇难登大雅之堂的“豆腐块”，带给我无比喜悦，也点燃了我创作的火花，从此开始了我在写作道路上的蹒跚学步。业余时间，我不再打牌、闲逛，而是看书、读报，趴在桌子上写日记、写随笔、写散文，抒发自己的情感，记录自己的生活。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的文章开始由短到长，由少到多；体裁也由消息拓展到通讯、散文、诗歌等多类。随着稿件“命中率”的提高，我也开始受到各报刊的关注。这些媒体给了我很多启发和鼓励。有一次，中建一局五公司领导约见我，提出要借调我到宣传部帮忙，我当即应允。借调半年后，因为表现不错，被单位宣传部正式签约。这是我至今都引以自豪的一段经历。
一篇篇手写文变成散发着墨香的铅字文，让我爱不释手。最初，有稿子发表的时候，我都要多留一份样报或样刊，后来索性把它们集中起来，找来白纸，用两个书钉钉起来，在封面上写上“剪贴本”和年月日。每当有文章发表的时候，我就剪下来，贴到本子上，注明发表日期、报刊名称和版面序号，权作纪念。这些剪贴本时刻提醒我是一个富有的人。
现在虽然有了博客、微博和QQ空间，但我仍然喜欢把发表过的文章粘到剪贴本上。生活的乐趣越来越多，但对于我来说，往剪贴本粘贴自己的作品确是难得的消遣和乐趣，它充实了我的生活，如同读书写作一样。剪贴本也是我的“资产”，给我一种无可替代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如同我的儿子一样，让我特别珍惜，生怕失去他们。
每次翻阅这些剪贴本，我就会想起那充满文学梦想的青春岁月，就会想起曾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人们，我的精神和情感也会得到滋养，他激励着我将更加努力，更加勤奋！
入党申请书，告诫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今天上午，我去单位档案室查阅我的人事档案，再次翻出了我1990年国庆节写下的“入党申请书”。
那时候，我除了干好宣传工作外，我还要配合其它部门的工作，比如党办、组织部、工会、团委等。众所周知，这些部门的员工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
干宣传报道工作，我的主要精力是下基层、去采访、搞调研。所接触的人都很优秀，大部分又是党员。
广泛的接触党员同志，我发现了这些人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有信仰、有国家、有集体、有他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勇于担当，敢挑重担，总是比别人做得多、做得好，还没有怨言。受到当时部门领导的点拨和引导，我决心向党组织靠拢，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90年10月1日国庆节后，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递给了公司机关党总支第一党支部。
于是，我开始严格要求自己，一边努力工作，一边按时向组织汇报思想、工作、学习情况，争取在实际工作生活中不断改进缺点、发扬优点，努力改造世界观。通过参加业余党校培训，我又对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纪律、组织原则等有了更深的了解。但，考验，是漫长的；等待，是煎熬的。我也曾有过急躁情绪。
“你需要进一步端正入党动机，才不会沮丧、懊恼、怨天尤人！”当时的入党介绍人劝我：“入党就意味着要比别人多吃苦、多贡献、多牺牲……”
从此，我学习上更加努力，通读了著名哲学家胡绳编撰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进一步熟悉了中共建党、大革命、土地革命、长征、延安整风、八年抗战、七大、三年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党诞生后的历史事件和问题。
工作上，我尽量做得认真。单位有一台日本Sony摄像机，只有一套英文使用说明书。我拿过来复印后，买来英汉词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查，一个月的时间，就翻译完了整本说明书。同时跟电视台的老师虚心请教，半年后，我就可以独立扛着摄像机，一边拍摄一边采访了。
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只有300多块，但我横下一条心，买了一台光学照相机。我把宿舍当暗房，晚上吃完饭，用被子遮住窗户、插牢房门，自己配制显影液和定影液，用了一年时间，学会了摄影和冲洗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肩膀上扛着摄像机，脖子上挂着照相机，包里揣着笔记本，摄影、摄像、写稿“三不误”。
那时候，该写的思想汇报，该参加的活动，我一次不落。生活上，勤俭节约，能省则省；道德上，经常自重、自省、自警、自励。1995年“七一”前夕，我被单位党支部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和团委的“推优入党”对象。1996年“七一”前夕，我光荣的站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和20多名预备党员一起宣了誓。当时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于言表。涌入我心头的，还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人生至简，爱无虚言。来到北京、参加工作后，我经历了多次搬家。过程中，清理了很多物品，但这些老物件，却没有扔掉，真的很庆幸。近忆往昔，展望未来。现在，我更舍不得处理掉这些似乎没用的东西了。这些东西，虽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虽然不值一文钱，但已经成为我冷暖人生的慰藉。 守一段流年，求一世安稳。
中建一局三公司党群工作部 祁飞虎
2019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