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专家文章：新冠疫情与个人主义的终结

参考消息网5月7日报道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5月4日发表英国剑桥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戴安娜·科伊尔题为《新冠肺炎疫情与个人主义的终结》的文章称，这场大流行揭示现代生活集体性和关联性特征的不是什么重大危险，而是日常经济活动。内容编译如下：

亚里士多德说的对。人类从来就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社会性的存在，每一个决定都影响他人。而今，新冠肺炎疫情鞭辟入里地说明了这个基本道理：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身举止对他人构成的感染风险承担道义责任。

经济社会牵一发动全身

事实上，这场大流行只是人类面临的众多集体行动难题之一，我们面临的难题还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流失、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引发的核紧张局势，甚至还有与小行星相撞之类的潜在威胁。

然而，这场大流行证明，揭示现代生活个人权利与契约表象背后集体性和关联性特征的不是这些重大危险，而是日常经济活动。

我们当中的白领能够在家办公并彼此交流美食心得，这些人比我们以为的更为依赖以前默默无闻的必需工作者，比如医院清洁工和医务人员、超市员工、包裹快递员以及让我们保持联络的电信技术人员。

同样，口罩和化学试剂等新必需品的制造商有赖于从世界另一端进口原材料。许多生病、隔离或突然失业的人则要依靠邻居、朋友和陌生人的善心来勉强度日。

经济活动突然停滞凸显了互联互通的现代经济的一个真相：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一关联网络在受到干扰时会脆弱不堪。但这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它再次说明劳动分工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恰如亚当·斯密在逾两个世纪以前的论述。

集体目标重于个人偏好

如今，变革性的数字化技术正在大大增加这种社会溢出效应，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支撑着复杂的物流网络和准时化的供应链。正是数字经济的本质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影响到许多其他人。

不妨以数据问题为例，它现如今变得愈发突出，因为大家正围绕数字化接触追踪应用程序能否帮助经济更快摆脱封锁状态展开政策辩论。

该做法奏效的前提是足够高比例的人使用同一款应用程序并分享它收集的数据。埃达·洛夫莱斯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这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相关应用程序值得信赖并确信使用它会对自己有所帮助。如果人们不愿向推出该系统的政府提供“他们的”数据，那么就没有哪款应用程序会有效。如果我决定不透露自己的行踪和与人接触的情况，这就会对大家产生不利影响。

虽然许多信息无疑应当保持私密，但有关个人的数据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是“私人的”，意思就是只关乎他们本人。事实上，包含有用信息内容却只涉及单个人的数据少之又少；给予数据价值的是背景——人口数据、地理位置或他人的活动。

大多数评论人士承认，我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存在巨大空白，保护隐私和信任的同时须兼顾我们填补这个空白的需要。但这种兼顾正在向后者倾斜。在当前形势下，集体目标重于个人偏好。

相互依存和规模收益递增

当前紧急情况不过是相互依存度日益上升的一个急性症状。其根本在于经济的稳步转变，从适用规模收益递减或不变的经典推论，转变为几乎处处呈现规模收益递增。

在常规框架下，增加一个单位的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会带来一个较小或（至多）同等的产出增量。对于一个以农业和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体来说，这是合理的推论。

但现如今大部分经济体的特点是收益率越来越高，公司越大越红火。推动数字平台发展的网络效应就是一个例子。此外，由于经济当中大多数行业的前期成本较高，生产商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

收益率递增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软件设计、建筑和先进制造业等高附加值活动需要大量有经验的专门知识。这样的收益率不仅有利于现有企业，而且意味着单个生产商和消费者的选择会对其他企业、其他消费者产生溢出效应。

尽管经济学家关注这个现象已有多年，但令人惊讶的是，规模收益（更笼统地说是溢出部分）普遍递增迟迟未对政策抉择产生影响。新冠肺炎大流行或许会让它更加难以被忽视。

一如蛛网断掉几根丝就会破裂，这场大流行凸显了经济相互依存带来的风险。现在，要想复苏和重建，加利福尼亚州和佐治亚州、德国和意大利以及中国和美国都彼此需要。谁都不应浪费时间去渴望一种不可持续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