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的“末日幻想”冒犯到了谁？

2月3日，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iek）在俄罗斯网站RT上发表评武汉疫情的文章，题目为《清晰的种族主义元素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歇斯底里》（Clear racist element to hysteria over new coronavirus），国内自媒体翻译转发后迅速突破10万+，点击“在看”的有5000多人次。

想起上次齐泽克引发大规模社交媒体热议还是在2019年初，他与心理学教授Jordan Peterson以“幸福：资本主义 vs. 马克思主义”为题进行的世纪辩论。谁曾想不到十个月的时间，新一轮学术崇拜再度卷土重来。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

齐泽克成为当代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并非偶然——这位斯洛文尼亚哲学家被誉为“文化理论界的猫王”，平日里邋遢得像个罪犯，热衷于将拉康的精神分析法翻译成（他自以为）清晰的术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牵线搭桥，著作等身之外还能追着时事热点、流行文化写些评论文章，在错综复杂的学术界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等学者保持紧密联系，大众喜闻乐见的情色笑话更是信手拈来。

齐泽克的著作：Trouble In Paradise（左）

Like A Thief In Broad Daylight（右）

如果说大部分学者都是在冷漠、密不透风的学术写作间隙，显露出星星点点“所谓生动的人性”，那么齐泽克著作妙趣横生的质感就像是信封，装着的是人性冷感的底色——他使用大量古怪、未必会发生的例子，逻辑断裂的单元以随意的次序汇成溪流，读者被它的节奏和密度压得喘不过气来，还总能读出些哲学家不耐烦的感觉。

齐泽克坐在马桶上沉思（摆拍）

这种“人性冷感”也体现在他的学术日常——齐泽克站在理论高地上享受别人臣服于他的演说，又厌恶和人群甚至是自己的学生保持联系，他认为“人本质上是邪恶的”，而且他们大都是“无聊的傻瓜”。

他讨厌教课，更是对学校规定的答疑解惑时间（office hour）反感至极，“在美国，如果你对学生友善的话，他们早晚会跨过那条隐形的边界，开始问你私人问题，分享他们自己生活中的烦恼，并且请求你的帮助。我该说些什么？说真的，我完全不在乎。那就自杀吧，反正这不是我的问题。”他在出席俄亥俄州的一场研讨会时说道，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哲学剧院对谈现场

笑声而不是感到被冒犯，是因为这些研讨会本身就是为了庆祝齐泽克的理论成就而举行的。他的姓氏像弗洛伊德和拉康一样被用作形容词（Zizekian），说不定将来还会被冠以某种主义（Zizekianism），人们如同膝跳反射般将他的话奉为真理，连连称赞，对于学术大佬的迷恋甚至超出了英雄崇拜的范畴。但问题是，这种崇拜来得太过简化和草率。

就拿齐泽克评武汉的这篇文章来说，它究竟冒犯到了我们的哪根神经？

后启示录的末日景象

如果是我身处当前的武汉呢？

想必这段时间，沉浸在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求助中的大家都曾设想过这个问题。它让我们听到那并不算遥远的哭声，将痛苦、同理心和危机感牢牢地抓在手心，攥出红印，然后无法抑制地想要做些事情——发声、捐款以及筹集物资——试图突破与“漩涡中心”隔绝带来的人道困境。

齐泽克也在文章开头做出了这样的设想：“我们中的有些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偷偷地遐想身处当前的武汉，体验一种真实的后启示录电影设定——城市里空空荡荡的街道提供了一幅怡然自在的非消费主义世界图景。”

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生态危机”和后启示录电影的迷恋，2017年就曾在网站In These Times上发表文章，将中国的雾霾比作“空气末日”（airpocalypse）：“中国大城市的雾霾情况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成千上万人逃到了农村，试图寻找一个还看得到蓝天的地方——这场“空气末日”影响了五亿多人。对于那些仍旧留在城市的人来说，环顾四周就像是生活在后启示录电影里那样：人们戴着巨大的防毒面具在雾霾中走动，甚至连周围的树都看不见。”

这种末日幻想仅能容纳作为概念的瘟疫、绝境行走的“丧尸”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停摆，就像身处武汉却只看得到高速公路上奔跑着的野猪，老人在空旷的街头弹奏喀秋莎，就像有些人将停靠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形容为恐怖游轮，魔幻之外是按捺不住的兴奋。

因疫情暂时停业的上海迪士尼乐园

对于齐泽克而言，兴奋来自于这种噩梦般的景象潜藏的解放性前景：“也许我们可以希冀中国城市里的冠状病毒隔离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至少有些人会利用他们的僵死时间从忙碌中释放出来，并且思考其困境的（无）意义。”

齐泽克四连拍之一

至少有些人会利用他们的僵死时间

从忙碌中释放出来，

并且思考其困境的（无）意义。

—— Slavoj iek

“左派”齐泽克认为消费主义错误地缓解了人们的反思性困境，让他们相信自己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个体同意与否毫无必要，“反思”在这个时候就像是藏民们不离手的转经筒——你在纸上写好祷告，卷起来放到筒里，然后本能地顺时针转动它，转经筒自会替你来念诵经文。“这个装置最棒的地方是，我可以在内心想象任何事情，我可以拥有最为荒诞不经和下流的想法，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无论我在想什么，客观来说我都在祷告。”

这就像是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会替我们恸哭，电视机里的罐装笑声会替我们发笑——我们的思考装上了不思考的外壳，甚至成为思考之外的存在。

哲学剧院对谈现场

但是这番意想不到的解放性前景是以抹除大部分人口为代价的，是在人道主义灾难中寻找所谓美的轻佻。举个不算恰当的例子，如果现有情境是非洲女孩正在经受割礼，那么以此为前提，幻想任何去性别化的未来都显得卑劣且可耻。齐泽克自己也意识到公开这些思考可能招致的危险：“难道我不是在从置身事外的安全位置，把一些更深刻的真实见解加诸于受害者本身，从而犬儒地合法化他们的苦难？”

现实的虚构性

那么他为什么明知自己面临的人道困境，还要沉溺于所谓“武汉假日”（文章第二部分的标题：Holiday in Wuhan）的幻想呢？

这要从他的现实观说起。

2013年，齐泽克和劲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展开了一场有关理论、意识形态和现实关系的论战，激烈且毫无节制。乔姆斯基指责齐泽克占据理论高地，学问无法用经验论证并且与现实脱节；齐泽克则打了个擦边球进行回击，“没有人比乔姆斯基在生活中犯的经验主义错误还多”。

讲座间隙的齐泽克

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实在”（real）一词是否应该冠以首字母大写，或者说“实在”是不是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经验主义者相信先验性的现实，人的任务就是揭开它的朦胧面纱；而齐泽克/拉康一派则认为“实在”应该写作“Real”，无实体且不可触摸，永远不可以用“静止或者说正在形成”来定义——这对于那些需要有形实体作为理论依据的欧陆哲学家而言，简直像是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

有个古老的笑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盎格鲁-撒克逊哲学家指责欧陆哲学家世界观偏狭的清晰，而欧陆哲学家则嘲笑他们的理论不够应付现实需要。”

齐泽克四连拍之二

难道我不是在从置身事外的安全位

置，把一些更深刻的真实见解

加诸于受害者本身，

从而犬儒地合法化他们的苦难？

—— Slavoj iek

成长于南斯拉夫时期的齐泽克认为自己看透了所谓的社会现实，他对文化、科学观念甚至是所有观念的进步发展不抱任何期望；实际上，他将“现实”（人们对于世界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看法）直言不讳地形容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人们在半知半解的情况下认可并且将它放置在公共层面进行展示，完全与个体的私人生活分割开来。

因此他将“无意识”重新描述为世界的主人，是暴露在外的公共场域而非内在的疾风骤雨，是只有反省者知道的神圣庇护所。人们获得真理，不是因为蹲在家里使劲想或是触摸到事物本来的面目，而是拥抱栖息于我们内心的无意识。

齐泽克躺在浴缸里摆拍到生无可恋

这让我想到了《日瓦戈医生》里合作社社员科斯托耶德的一段辩解：“您说得对，我确实不想了解。您说得不错。啊，得了吧！我何苦要了解这么多，又何苦为此争论呢？时代无视我的意见，并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我，我当然也可以置现实于不顾。您说，我说的情况与现实不符。然而现在俄罗斯是否存在现实呢？我认为现实被人们吓破了胆，躲了起来。我愿意相信农村赢得胜利，繁荣昌盛，如果连这一点都错了，那我该怎么办呢？何处寄托我的精神，又听信谁的话呢？可我需要生活，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日瓦戈挥了一下手不再说了。

《日瓦戈医生》（1982）剧照

如果说科斯托耶德的现实观是，如果现实无视我的意见，我就当现实不存在，从心底里相信意识形态为我构想的美好幻景；齐泽克则是他的一体两面，如果现实不符合我的意愿，我就当现实不存在，用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意识重新定义现实。

“我将撼动冥域”

这正是他如此痴迷于“末日幻想”的原因。

齐泽克相信社会变革的内驱力来自于身后有不可说的深渊在追逐。类似于病毒肆虐、小行星撞地球的灾难将人类逼到退无可退的角落，大自然不再是我们可以依赖的稳定秩序，到那时人们的反应或许会像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那句题词——“Acheronta Movebo我将撼动冥域”。

纪录片iek!记录下来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讲演：“真正的乌托邦是，当现实情况完全无路可进，在可能性的坐标里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案，因此出于纯粹的求生欲，我们必须开辟一片新空间。乌托邦不是什么廉价的想象，而是一种精神内在紧急性，你被迫将之视为仅存的出路，而这正是我们当下所需要的。”

Astra Taylor导演的纪录片iek!

但问题是齐泽克只看到田野间兀然升起的烈日（此处比喻来自电影《烈日灼人》），在幻想这种乌托邦时毫不顾忌所托对象——亚马逊雨林火灾、中国雾霾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所有这些生态灾难都成为他脑海里会动的实验室，指向“人类共同体普世的团结与合作”的终极真相，看不见具象的“人”的踪影。

“那些身处武汉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的主编Richard Horton在评论文章《2019-nCoV—绝望的哀鸣》里问道。

齐泽克式的“目中无人”无法给我们答案。

参考文献:

1. Clear racist element to hysteria over new coronavirus, RT

2. Lessons From the “Airpocalypse”, In These Times

3. The Slavoj iek v Noam Chomsky spat is worth a ringside seat, The Guardian

4. Doing the Impossible: Slavoj iek and the End of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2019-nCoV—“A desperate plea”,The Lancet

Dazed Digital

专题编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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