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丛谈丨趣味和性情：1941年日记里的梅贻琦
□周维强
日记一般来说是给自己写的，不是用来发表的，所以往往会比较多地保留了著者的趣味和真性情。比如梅贻琦先生的日记。
梅贻琦，字月涵，近世教育家，祖籍江苏武进，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在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学习，入职清华后，又利用教师休假年，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取得硕士学位。
1941年，也是梅贻琦抗战中在昆明主持西南联大的年份之一，梅先生52岁。在日记里，我们能够见出梅贻琦先生的生活里的趣味，见出他的性情，亦能见出战时的一些社会状态。虽然他的日记写得比较简练。
梅贻琦是学习工科的，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繁忙，即使这样，梅先生也仍然会有心情领略山川自然之美。这不一定是专程跑到哪个风景区，而是在朝晖夕阴、寻常行路里的有心体会。
1941年3月22日星期六的日记里写道：
“上午在联大办公处，至十一点出，赴梨烟村，郁文于五六日前感冒卧床，尚未痊愈，但热度已不过三十七度以内。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
当时联大的办公处在新校舍北区，梅先生一家住处则在梨烟村，亦作“梨园村”。郁文，即韩咏华，梅先生的夫人。梅贻琦当天上午在联大办公，中午回家看视夫人。傍晚则在村外散步，夕阳在山，村中炊烟袅袅，梅先生看着乡村黄昏风光，而在河边大松树下久坐忘归。梅先生是真懂山川之美的，而且也是能够随时随地发现山川之美的。
梅先生日记里时有景物的简笔勾勒，不一定专意为之，却也颇能得其趣味。比如5月14日星期三日记里有句云：“三信写完已过一点，院中凉月满阶，[阶]前花影疏落，一切静寂。”括弧里的“阶”字，为日记整理者根据上下文所补出。
5月16日星期五下午搭乘飞机从昆明飞往重庆，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一路云南山地上浮云颇多……入川境后云顿不见，而薄雾罩地面，田野看不清楚，惟长江曲折如白连则远远即可望见，日落景象与地面所见又自不同矣。”纯粹的白描，据实而写。
5月25日星期日，仍在重庆公务，这一天阴雨，应王酌清夫妇之邀到他们南岸立石沟山居小游并午饭，重庆清华中学校长傅任敢同往。梅先生和王酌清、傅任敢“略谈清中建筑及经费问题”，日记里说“饭后在廊下闲坐，雨中观山，别有意趣。”
1940年联大在四川叙永办了分校，所以梅先生6月9日星期一到了叙永，6月13日星期五的日记里有写道：“清早天上只剩浮云片片，由窗外东望红岩山顶，朝霞颇美，闻叙人认为八景之一者。”6月19日星期四的日记里写道：“天夕与郑、罗至江边散步，看江水滚滚奔流，不禁惊叹。”郑即郑天挺，罗即罗常培。这一次由昆明往重庆公务，又值暑假将近，所以连了暑期，在重庆、成都等地访问内迁各校，会见清华校友，商讨清华及联大校务，作社交，其中还游了峨眉山，日记中所记峨眉山风物寺僧甚详，7月17日星期四日记里写了峨嵋日出：“4：50起床，天色微明，少顷见日出，于灰紫雾海中忽吐红轮一线，数分钟后已露四分之一，如一火轮立浮此雾海中，以后轮光渐大，立处渐远，至全轮现出，则光色由红而黄而白，而雾气消散，浮云隐现于山间天际，此时霞光犹为动人……”梅先生独立户外，久久注视，感叹“惜无他人来此与领略此美景也”。8月23日星期六梅先生搭乘飞机返回昆明，结束了这一次的旅行。
以上是从梅贻琦1941年日记里摘录出来的几条所记山川自然之美的文字。这些文字，短则数语，长亦不过百字，但所摹风光，宛然如在我们眼前。而景色里亦含着梅先生的情感，亦显示了劳作之余的梅先生的雅趣。
梅先生的趣味里，也包括了听戏看戏，既有旧曲，也有新戏。1月1日星期三的日记就写了看戏：“席间戏剧，栗成之《宁武关》颇好，惜配角太差，余则皆不足道矣。”6月3日星期二日记记录和老舍在“升平书场听山药豆与富贵花之大西厢，韵调颇不差”。6月4日星期三、6月21日星期六、6月24日星期二的日记里也记录了分别在重庆川戏园、泸县齐天乐戏院、泸县怡春书场的看戏听戏，并有对演员表演的简评以及对同一剧目川戏滇剧的比较。
6月24日的日记里记录那晚看了二出“彩排”：“马鸿声之《天齐庙》，嗓音甚好；朱雅云之《从军别窑》，扮相颇秀美，惟唱力较差，说白咬字不切实，做工则骐派耳。”这自然是戏曲行家的评论了。
梅贻琦先生这一年的日记里，也记录了阅读，给我印象深的有几条，一条是1月9日星期四的：晚阅Andre Maurois’“Disraeli”前数章。即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撰著的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迪斯雷利的传记。
第二条是3月29日星期六的：晚阅Anthony Hopes’“Prisoner of Zenda”完。即英国律师、作家安东尼·霍普爵士写的小说《曾达的囚徒》。第三条是5月31日星期六在重庆中央饭店房间里“阅穆时英之《公墓》二篇”，穆时英是新感觉派小说家，工科出身的梅先生不仅阅读了，还在日记里写自己的感受是“觉尚不劣”。
第四条是8月16日星期六所记：“上午未出门，阅《绝妙好词笺》（查初白、厉樊榭合笺）。”这4条日记，恐怕也可以见出梅先生的阅读趣味的广泛，人文修养的深厚。
饶有意思的是6月18日星期三日记里的一条：旅途滞留，晚饭后“与莘田久谈中国文人与文学问题”。莘田，即罗常培，语言学名家，当时也随北大而到西南联大任教。虽然梅先生没有在日记里具体写谈话的内容，但能够“久谈”，或可想见所谈的深或广，不然则恐怕没几句话就谈不下去了。我记得大物理学家朗道在苏联哈尔科夫大学任教时，他对物理类学生考试就不问物理问题，而是提问普希金的诗。这也恐怕可以说明，一个人的立身处世的高下、专业成就的大小，应该和他的修养、学养、趣味成正比的。
梅贻琦先生平时喜欢打打麻将，梅先生日记里常写作“看竹”，这也是朋友间公余的消遣。梅先生日记里也记录了宴饮，有时是出于应酬，有时则是好友聚会。考古学家李济回忆梅贻琦说：“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我最喜这一年11月3日星期一日记里的这一条：这一天上下午梅先生均在联大办公，“晚饭后月色甚好（九月十五），携酒一瓶至靛花巷与罗、郑、舒闲谈。”
靛花巷在昆明翠湖边，靛花巷3号是一座三层楼的小院，抗战初期，先是中研院史语所的驻地,后来是北大文科所和西南联大教授宿舍。梅先生日记里特意注明是农历“九月十五”，皓月当空，正是和好友赏月小酌谈天的好时光。罗、郑、舒即罗常培、郑天挺、舒舍予（老舍）。梅先生雅人深致，日记里的这一句真可入“世说”矣。
梅贻琦先生的日记里还常常出现一个名字“珊”“净珊”或“Z.S.”。仅举1941年上半年的数例：2月17日星期一“接珊二月一日来信，使人仍不放心”；2月20日星期四“发与珊信”；3月18日星期二“接Z.S.十一日短信，伊情绪颇苦，而信纸信封似亦缺乏矣”；4月3日星期四“发与珊信”；5月10日星期六“近一周接珊来信二封”；5月14日星期三“回忆珊信中语句，更觉凄闷，不知何日得再相见也”；5月26日星期一“下午发信与净珊”；6月3日星期二“四点余发二信：一与净珊……”。
这个名字叫“珊”“净珊”或“Z.S.”的人是谁呢，这么让梅贻琦先生牵挂？
这个名字叫“珊”“净珊”或“Z.S.”的，应该是杨净珊女士，教育家、出版家朱经农先生的续弦，当时也内迁居于重庆。朱经农战前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抗战期间在重庆主持过求精中学，后又任职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梅贻琦先生1945年10月3日的日记里有稍详记录，可参看：
“晚在朱处，饭后颇静，与珊得闲话。回忆九年结识，经许多变动，情景一一如在目前。今后经历如何，尤难测度。但彼此所想颇多，可领悟于不言中也。”
此时抗战已经胜利，但朱经农杨净珊尚滞留重庆，所以这“朱处”应该是朱、杨在重庆的宅邸。此时，梅、杨灯下回忆往事，相识九年，世故惊涛，而心有默契依旧。梅贻琦先生把自己的感情生活亦记入日记，可知梅先生对这段感情的珍惜。红颜知己，梅贻琦先生亦不忌讳。这也是梅先生的真性情。日记的整理者也不为尊者讳，不作删节而完整呈现，也是要留给世人一个真实的梅贻琦先生。
我在这篇短文的前面说，梅先生的日记亦能见出战时的一些社会状态，也是有根据的。兹举一条，1941年6月5日星期四，在去泸州的航船上，“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梅先生日记描述到这儿，又议论并感慨：“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
梅先生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对底层有着同情和恻隐之心的文化人。梅先生的日记完整地作了显现，既有他自己的趣味、性情的坦诚的表露，也有世道的呈现，还有他的对人心家国的关切。这些都可以让我们今日读来受益。这也是我所以爱看看近世文化教育中人的日记、书信的一个缘故。
作者周维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编审。编过报纸和杂志，曾主持创办《教师周刊》并兼任主编，任职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总编办主任、发展规划部主任等。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等。浙江省“五个一批”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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