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故事:韩愈 柳宗元对《史记》的研究
韩愈、柳宗元对《史记》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肯定了《史记》一书的价值,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为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的崇高地位的确立,其定了坚实的a础。在韩、柳以前,人们主要是把《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名著,把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来评价、来费扬的,还很少有人能充分认识到《史记》也是一部文情佳美、、光彩四溢的文学名著,司马迁也是一位热情奔放、才华绝伦的大文学家这一点。到唐代古文运动兴起,古文家们为了反对六朝以来占文坛统治地位的联俩文,提倡向先秦两汉优秀散文学;习时,才真正发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当时的古文家对司·马迁的文竞普逾评价很高,如古文运动的先驱独孤及说:“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全店文》卷五一八梁甫《毗陵集后序》)自魏晋以来,《汉书》的地位比《史记》更高,独孤及能够把《史记》的地位提到与《汉书》相同的高度,这在当时已经很不简单。而且他还认为,司马迁的文章比荀子、孟子的文章更富文彩,但没有屈原、宋玉那种“华而无根”的毛病,言下之意不音在说司马迁的文章比荀、孟、屈、宋还要高一筹吗?这个认识就更属难能可贵了。以后的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对《史记》文章尤其爱好,“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而已。” (《柳宗元集》卷三四)柳宗元在当时就作出了这样的评论。
韩愈对司马迁的文学才华确实很谁崇,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为最。”(《吕黎先生集·答刘正夫书》)所以他作文,“_上规姚拟,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进学解》),很注意从《史记,等书中汲取文学滋养。在《答李翎书)中,韩愈自叙其学文经过时也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金代刘境认为,“所谓两汉,非班马邪?”而“妙处实本太史公也”(《隐居通义·文章》)。韩愈虽然对扬雄、对班固都很欣赏,但他的文章得力于司马迁的更多,这是千真万确的。
韩愈一生“颇能诱厉后进”(《旧唐书》本传),注意培养人才,所以他身边聚集着不少古文运动的中坚分子。韩愈对司马迁和《史记》的无限推崇,在当时直接影响了古文家们对《史记》的看法,韩愈的弟子祁异口同声地称颂司马迁,如李翱说,六经以后,百家之言兴,像老m、庄周、屁原、宋玉、孟柯、墨祖、苟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债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李文公集·书朱载言书))这是把司马迁同先秦以来的著名文学家相提并论,认为司马迁的文章,也是学者师法的捞样。韩愈另一大弟子皇甫也说:“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皇甫持正集·挤李生第二书》)这也是肯定司马迁是秦汉以来鼓杰出的文学家之一。另外如裴度在《寄李翱书》中也说:“司马迁之文,财成之文也,驰璐数千载,若有余力。”晚店作家杜牧深赏《史记》文章,曾自称其文“措于《史记》、两汉之间。”(《樊川文集·上安州崔相公启》)其弟杜颇也工古文,杜牧称贫他的《土装相公书》“遭壮沮润,词理杰逸”,“司马迁佬为之”(《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这些都说明,自从韩、柳侣导古文运动以后,《史记》在古文家心目中的地位不断升高,《史记》文章已经成了古文家们交口称誉、竞相学习的典范之作了。
在唐代,韩、柳则是学《史记》文章最有成效的古文家。这从前人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清代刘熙载说:“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于长。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又说.“太史公文,韩得其雄。”(《艺概·文概》)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具有一种宏伟奔放、雄健刚劲的独特风格,说这种风格来自于《史记》,不是没有道理的。柳宗元的议论文以峡沾若称,而他自己一再说“太史公甚峨沾,可以出入”(《报度君秀才书》〕,“参之太史以若其沽”(《答韦中立书》),“竣如马迁”(《与杨凭兆书》),其文章的渊源所自,也是昭若星辰,明明白白的。
再从句法、章法、笔法上淆,韩、柳得力于‘义记》的就更多了。宋人吴子良在论述韩、柳文法祖《史记》时指出:“退之《获价解》云:‘角者吾知其为牛,双者吾知其为马,犬系豺娘琪鹿,吾知其为犬家材狼座一王也。推撰也不可知。’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云:‘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鱼吾知其能游。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科。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且上天。’子厚《游黄澳记》云,‘北之晋,西适幽,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语懊,西至于湘之a,南至于沈泉,东至子黄溪,东电,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铃。’句法亦祖《史记·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习‘都最大。,”(《荆溪林下偶谈》卷一)韩、柳文章的某些句法m肖《史记,,自此可见一斑。吴子良是最早指出卒从柳文法祖《史记》的人,到明清时,评点古文的风气盛行,有关这类的评点就更加多了。如方苞说:“子长仗表、年表、月衷序义法枯睬变化,退之、子厚读经子,永叔史志论,其源并出于此,”(《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王世魁说
“韩、柳之文,何有不从《左》、《史》来者?彼学而成,为韩为柳。”(《艺圃撷余》)章学诚也说:“六朝拼丽,为人志铭,铺班那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从,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扭,诸公,力迫《史》、‘汉,叙事,开辟姜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俄宗师二”(《文史通义·外篇二》)韩、柳努力取法于《史记》,但并不一味棋仿,全盘因袭,而是在学习中有创造发明,能自成一家,所以他们取得的成就十分巨大‘他们也成了后代古文家师法的古文宗左。因此,后来有人就说,司马迁之文不可攀,准于学到手,低“文必学马迁,然将学者,学昌黎、柳州、庐竣 .周山而已央。”(周亮工一《周树屋书影》卷四)认为韩愈、柳宗元、欧刀修、苏轼等人最得司马迁之神,要学习司马迁钓文章,应友从学韩、柳者人的文章入手,循序渐进,才能把《史记》文军学到家。从此也足以说明,韩、柳是司马迁的衣体传人,由于他们的富有成效的师法学习,才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到了开发。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从唐代开始,直到宋元明清各代,学《史记》文章的人才越来越多,研究《史记》艺术成就的人也越来越多。《史记》在中闰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确立以至不断提高,韩、柳等人无疑是有首创之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