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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孟南的高考零分计划

2020-11-23 02: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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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下午,本是去考场踩点,但在回来的路上,徐孟南突然想到一条计策,便拐进了常去的那家网吧。

这是2008年高考的前一天。徐孟南没把心思花在复习上。那段时间,他总是被梦境折磨。最近的一次是昨天上午,他梦见拿着小说来到出版社门口,却不敢进去。他害怕被人发现小说里的事,也就是自己将在高考中做的那件大事。一觉醒来,他有了负罪感。

在网吧,他打开自己的个人网站,输入了几条日记的标题。那些日记是他在网吧包夜写成,内容都与那件大事有关。他放上自己的照片,想想不妥,删了,又想无所谓,再添加回去,还是感觉不妥,再删。反反复复,犹豫不决。最后,他还是把个人信息留在了网上。有点破釜沉舟的意味,没什么保留的,也没有退路。

网吧桌面弹窗说,为配合高考,网吧暂停营业,后天下午恢复。徐孟南无奈,离开网吧,往住处走去。

路上,他被一个皮肤黝黑的女大学生拦下。她拿出一个新产品,让他试用。他表示支持,拿着东西要走。女大学生不依不饶,叽里咕噜,让他给钱。他很郁闷,把东西还回。他想,这个社会到处都是坑,明天要做的,就是对此的反抗。

天已经黑透,徐孟南才回到住处。那是学校后的一间平房院子,分租给很多人,他和两个同学住在其中一间。房间很小,摆上床和书桌后,几乎被填满。谈不上有装修,采光也不好,不开灯就黑乎乎的。但房租低廉,一年二百元。家里条件不好,徐孟南不想添太多负担。现在,他口袋里有一百一十一元钱,是同学今天还的。这钱他要留作经费,高考后用。那时候,大事已成,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徐孟南想刻东西,但有一个室友在。他怕被发现,偷偷摸摸,很不舒服。凌晨三点他睡了。白天想到的计策只能暂时作罢。

被室友叫醒的时候,离高考只有几小时。徐孟南毫无紧张的情绪,刷牙洗脸完,又在床上躺了会儿,才去买饭。室友已经准备出发,徐孟南想说祝你考试顺利,但没说出口。

吃完饭,徐孟南骑上自行车,奔赴考场。自行车很破旧,取代后座的是绳子,踏脚也快掉了。他经过坑坑洼洼的土路,学校门口人山人海,很多考生,也很多家长。交警把塑料路障拦在马路上。警告牌写,配合高考禁止通行。他继续前进,到了自己考点。门还没开,人都在外面。他看到了一些同学,但不愿打招呼。那些人是来乖乖高考的,而他不是。

考场有三十张考桌,三个监考员。徐孟南坐在墙角。监考员不断重复考试规则,他听得都烦了。他对自己即将在考场做的事,准备充分,内心平静。旁边一位男生,可能还在调整心态,闭了几分钟眼睛。

第一场是语文。徐孟南和平常一样,先做选择题,但只做了前几个。下面是阅读理解,他看了看文章,没有答题。在作文里,他洋洋洒洒,写出了准备已久的高考答案:

“ ……

阻碍特长发展 消爱好太傲

……”

总共十条(此处删去九条)。

2

在安徽蒙城县徐庄,人们大多种地为生。1989年,徐孟南出生。在村里,最初他只有小名,因为出生后有脑膜炎,差点没了命,所以叫难难。直到上小学,要写学名,他自己给起了大名。徐是姓,孟是辈分,南是难的谐音。

他有一个姐姐,大他两岁,两个双胞胎弟弟,小他两岁。除了他,一家人都不会读书。姐姐和弟弟是初中学历,只有他考上市重点高中蒙城二中。一次因为数学考得好,同学给他取个外号,叫“华罗庚”。

在班上,徐孟南不算起眼。他瘦高个,眼睛一条长缝,性格极度内向,几乎不和女生说话,更害怕成为众人焦点。课堂被点名发言,他就紧张,脸红,结巴,声音都会变。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他应该是个典型的农村学子,勤勤恳恳地学习,就像父母勤勤恳恳地耕地。埋头苦读三年,他会考上一所大学,走出徐庄。将来若有出息,再多提携一下弟弟,或者别的亲人。但他初中兼高中的同班同学潘倩倩说,高一之后,徐孟南变了,不太喜欢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那时候,徐孟南从没有和人说过,他经历了什么。老师和同学只看到判若两人的他,成宿包夜上网,上课不听讲,荒废了学业。大家猜测,他是染上了网瘾。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徐孟南心里有想法,却不敢对人说。

那是高一下学期的事。2006年的一天,他在新华书店,看到韩寒杂文集《通稿2003》。一篇名为“穿着棉袄洗澡”的文章,改变了他。韩寒以自己为例,论证中国教育制度下的全科全才没有必要,人应该有所专长。

徐孟南如梦初醒。

在网上,他看到蒋多多的故事。一个河南的女生,在高考试卷上写下对教育制度的不满,企图得零分,最后引发关注。他决定效仿蒋多多。他也学韩寒开博客,把自己要表达的东西写出来。

进入高二,徐孟南不再学习。他上课看课外书,或者想自己的东西。他用自己的观察和经验,琢磨出一套“三人行教育体制”。简单地说,他希望各年级的学生都能因爱好而学习,初中培养爱好,高中根据爱好分科,再选拔进大学。

在发布于2007年5月14日0点05分的博客中,徐孟南详细写道:

“对于高中教育,实际学校主要教授一些与孩子从事的职业的有关知识。孩子们还多实践,保证毕业后就可以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地工作。对于高中生不着重学的科目,他们要讲授些生活中能用到的知识,即为生活常识。比如说开水再煮会导致水中出现致癌离子等,解释生活中的现象,比如雷电现象等等等。不象其他中学,课本上的日常生活知识而高考不考的,老师为了节省时间也就不讲了。”

最初,他给韩寒、蒋多多、教育部长写信,但都石沉大海。他又将“三人行教育”写成小说,投给出版社,收到回复“不能列入出版计划”。没有人关注,他能想到的办法只有高考了。

他计划,高考奔着零分去。他会把“三人行教育理念”作为答案,写入试卷。接着,会引起轰动,继而引起关注。最后的结果,往大了说,会推动“教育改革”。往小了说,他也能出版书籍。

唯一的问题,徐孟南不敢把零分计划告诉任何人。他怕被人知道后,会被劝阻下来。这样的话,心血就白费了。

徐庄正在丰收。刘子珩摄

徐孟南高中时租住的院子。刘子珩摄

徐孟南。受访者供图

3

2008年高考首日结束,徐孟南心情舒畅。下午考数学的时候,他把准备好的答案写在试卷上。他越写越烦,因为这些答案,只是重复语文试卷上的。他讨厌重复。

日记中记录了这场考试:“反反复复,能有创新吗?大学生,也就是高科技人才,他们的工作不应该是制造而应该是创新。创新应该是一个大国应该做的,我指的不是人口大国,我指的是科技大国,中国永远是制造大国,除非教育改革有所改观。”

走出考场,徐孟南来到商店,买了胶水、固体胶,和两桶油漆。因为心情不错,他话多了不少,向老板提出关于油漆的各种问题,并讨价还价。以前买东西,他是一言不发的。

晚上天刚黑,徐孟南骑上车,带着这些工具,去了考点。路上,他又害怕起来。他怕父母提前知道零分计划。说到底,他还是怕父母失望。

考点是蒙城八中,大门紧闭,黑影幢幢。大门右边是条宽阔的大路,左边是十字路口,正对面是荒地,远处是安静的村庄。人行道上,路灯很亮,往来行人不少。大门旁有几根电线杆横在路边,徐孟南把自行车停过去,坐在电线杆上,假装欣赏夜景。身后的影子里,藏着装工具的包。

但他迟迟不敢行动,有些临阵退缩。他觉得自己像个贼,随时会被捉赃。不过,如果人人都见义勇为,这个世界还需要警察吗?

渐渐四下无人,徐孟南从包里摸索出印章、油漆、刷子和试卷纸。他把试卷纸铺在地上,用刷子往印章上刷油漆,再向试卷纸上印。可能是油漆粘性太强,印上之后章和纸分不开。用力拉开后,字迹模糊。

徐孟南想着再试验一次,远处有行人慢慢走近。他急忙收了工具,故作镇定。

人走之后,他继续试验了几回,均告失败。没别的办法,只能直接刷油漆。他站起来,悄悄来到门卫处,乘门卫注意力不集中时,在一处院墙刷上个人网站地址,以及他在高考试卷上重复的十行字。奋笔疾书时,双手沾满油漆,鲜红如血。

刚写完,一对中年夫妇从远处走近。徐孟南胆怯,急忙走到暗处。他被油漆熏得有些难受,想一走了之。怕被人发现的恐惧感再次冒上心头,折磨着他。他想平静地过一生。他又想死去。

回到住处,徐孟南经过思想斗争,决定晚点再出门。他太累了,打算小睡一会儿。不料一觉醒来,天亮了。

4

6月的徐庄,正是丰收的季节,麦子的味道飘在空气中。田野里一片金黄,路上厚厚铺着的麦穗像地毯。收完麦子,麦垛堆成小山,庄稼人可以暂时休息。碰上刚高考完的考生,他们总习惯问,考多少分?似乎成绩是另一种收获。徐孟南不好回答,每次都搪塞过去。

眼看天要下雨,徐孟南和父亲一起,将零碎的小塑料膜沾成一大块,盖在麦垛上。他们蹲在地上的时候,又有人来问成绩。徐孟南没说话。父亲对零分计划一无所知,笑道,“歪歪考(稍微考一下),不得考个四五百分。”

成绩刚下滑的时候,父亲不能接受。有一回班主任请家长去,父亲对此极为生气,让徐孟南不要再读书。徐孟南苦苦哀求,自己一定能考上大学,才得以重返学校。随着成绩无可逆转地一落千丈,家人终于不再对他抱有期待。高考后,母亲说,让他去姐姐那卖凉皮。他不甘心,又不能明说。

徐孟南理解父母,是望子成龙。他是四个孩子中唯一还问父母要生活费的,为此他感到羞愧,每次都开不了口。他总是尽可能省钱,吃一顿饭,花一两块钱。

但父母不理解他。父亲对他的生活方式总看不惯。庄稼人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徐孟南正相反,晚上熬夜写字,白天精神不振。这时候,父亲会斥责他:“白天睡觉,晚上现世。”

在家已经十多天,徐孟南越来越感到煎熬。眼看高考成绩就要公布,他不想用零分面对父母。有时他会做梦,成绩出来了,不是零分,而是几十分。在梦里,他知道老师故意不给零分,故意不让他批判教育的计划得逞。“难道我两年的准备都白费了?”他吓醒了。

两年里,他承受了巨大压力。让他坚持的理由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在“三人行教育理念”广泛推广后,就算不能立即施行,他也“可以出版相关著作加以完善,达到对后世有借鉴意义的程度”。所以他一直在等待。

但现实不常常如他所愿。高考晚上他冒险刷的油漆,第二天被盖去。少数残留的,也没人注意。

5

为了不直面父母,徐孟南想躲去学校。但作出决定的那一天,下起了雨。他没能出门,在家里想到另一个谋求关注的办法。他要去自杀。不是真的去死,而是躲起来。等到将来新闻轰动的时候,再突然出现。

徐孟南打算制造跳河的假象。他想,遗书被发现时,就会引起热议。

徐孟南离开家,到了学校后的住处。第二天,他骑车在城里转悠,寻找藏身之处。想来想去,他觉得过夜还是要去网吧。晚上回到住处,他花钱剪了发,用指甲剪剪了胡子,穿上室友落下的衣服。捯饬完了,照镜子一看,模样变了不少。

为了提醒自己早起,徐孟南没关灯,横躺在床,两只脚垂在地上。这一觉很不舒服,他醒了好几次,做了很多噩梦。梦里,他也提醒自己别睡过头。

黎明时分,天蒙蒙亮,徐孟南猛地醒来。他把遗书放在凳子上,拿上东西准备出门,口袋里是一百块经费。

天色飞快放亮,周围一切逐渐清晰。路上没有行人,河边停靠几艘渔船,但渔民们仍未起床。东边不远是大桥,桥下是水闸,桥上车流不断。徐孟南顺着一块斜坡下到河边,将一包衣服一件件放下,布鞋换成凉鞋。斜坡上布满石头,他挑了一块大的,奋力搬到坡上,扔进远处的草丛里。他想,这样就像是坠石落水了。做完这一切,他才发现双手沾满泥沙,似乎还蹭破了皮,麻麻发痛。

现在他已经死了,不能再被熟人看到。他在北郊,往西郊走去。

正值酷暑,阳光炙烤大地,徐孟南像流浪汉,四处寻找阴凉地,有时躺在小公园的石凳上,有时钻进别人的田里。他用水彩笔给自己画眉毛和胡子,却把脸弄得一团糟。往来行人投来异样的眼神,让他不舒服。因为没事做,时间变得无比漫长。

一天后,他找到一家网吧,查询高考成绩。没想到,竟然和梦里的一样,每一门功课都有分数。他无比愤怒,决定找媒体,主动曝光自己。但好几家媒体都不感兴趣。这让他更失望,害怕零分计划泡汤了。

徐孟南买了一张汽车票去邻县,决定让自己真正消失。但他很快发现,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流浪。邻县是一个和蒙城相似的城市,人的口音也一样。走在路上,他时常有错觉,自己正在蒙城的某个角落。他还是无所事事,晚上住宿更成问题。有一天他住在工地,自己卷了个凉席。不远处鸭子在欢快地觅食,提醒着他此处的肮脏。还有一天他睡在河边,身边的东西不知何时被偷走了。

离家已经五六天,他在一个晚上突然清醒了。他想,平静地度过一生也好。如果找不到工作,就种一辈子田,只要平静就好。他立刻想回家。他在日记里写,“心里矛盾,就想哭,可眼泪就是不往下掉。”

因为没钱,也为了惩罚自己,徐孟南淋着雨,一路走回家。

蒙城县老城区。刘子珩摄

6

徐孟南听从家人安排,和姐姐去上海,进入了社会。临行前,他和班主任讨论未来。

“以后好好工作,养家糊口,别想那事了。”班主任劝他。

“如果只会养家糊口,人生便没意义。”徐孟南反对。

“这个社会确实不足,但一个人是改变不了的,你应该去适应社会,而不是叫社会来适应你。”

“人类不只在适应,也在改变。”

班主任无话可说。他送给这个学生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说你也是为你好。”

在上海,姐夫带徐孟南到劳务中介,想让他学点技术。但徐孟南不想学不喜欢的东西,他只想随便找个活,摆脱父母,再继续写小说。他想,教育改革才是他永远的工作。

对父母,他充满矛盾。失踪的时候,父亲怕他考得不好想不开,打电话给班主任,知道了分数。在学校后的住处,父亲发现了遗书,几乎快晕了过去。家人找便了熟人和县城,都找不见。他们去报警,去电视台登广告。他觉得对不起他们。

最后徐孟南回来了。父母认为,写小说是为了挣钱。他说不是,是教育的问题。父母思想传统,完全不懂。后来,在他们监护下,徐孟南感受到束缚。他想复读,不准,想写东西,不准,想学计算机,还是不准。

可能是因为上述原因,他做什么都不安分,不停地换工作。第一份在电缆厂。第二天换了第二份,在印刷厂。没多久,换了第三份,组装广告灯箱。后来又去礼品袋厂。

礼品袋厂包吃住,但每天要工作12小时,月工资八百,无劳动合同。徐孟南咨询过律师,直接去劳保局申诉,要求双倍工资赔偿。没等申诉下来,老板把他叫到办公室,好好谈谈。老板问他为了什么,他说,一是为工资,二是为法律。

“别人都不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不满意,可以走。”老板说,“我们也不容易,上海不正规的厂多得很,没有它,会有好多人失业。”

徐孟南点点头,他说:“我要的就是改变这种现状。”

老板笑了:“如果你还要这样下去,我可以多花几万块钱,换个地方开厂。但你也不好过,包括你的家人。”

徐孟南被这句吓住了。老板问他,到底想要什么。他说,要双倍工资。老板同意了,条件是赶紧走人,也不许让其他同事知道。

在黄浦江岸,徐孟南看到东方明珠。有时他想哭,可到处是人,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去合肥,去找省里的记者报道自己。

2008年8月底,徐孟南从上海坐汽车,来到合肥。晚上,他躺在小旅馆,给姐夫发短信解释。姐夫说,在外闯闯也好。

第二天,他联系好两位记者,在两家报社做了采访。对报道的效果,他满怀期待。他怕自己成名了,走在路上,也会被人认出。

然而报道出街,是厚厚一叠报纸里的一条普通新闻,没什么影响。配图上的徐孟南,穿着起毛的T恤,满脸困苦。他觉得,这就是“一个乡巴佬”。

7

徐孟南打算从长计议。在合肥,他租下一套房子,准备边工作边写作。房租每月一百七,只有一张床。夜里实在太冷,他去取钱,要买被子。

晚上十点,回来的路上,身后一个女人叫住了他:“小弟弟,几点了?”

徐孟南回头看,是一男一女,穿戴整洁,男人怀里抱着孩子。他告诉完时间,正要离开,女人又把他叫住:“小弟弟能帮个忙吗?”出于好奇或是善意,他走了回去。

“我们刚从上海来这边做生意,可是银行卡丢了,现在没钱,手机又被孩子摔坏了。”男人有些不好意思,“不要笑话我。”

徐孟南笑了,他说自己也刚来合肥。

男人也笑,问他是大学生吗?

徐孟南不想别人知道自己的事,指着远方说,安徽大学,在那边。

这两个人客气地交谈了下去,男人总是不好意思,不想麻烦徐孟南。男人越是这样,徐孟南越显得大方。男人想借徐孟南手机打个电话。可是徐孟南手机刚好就没电。他提议,去打公用电话。男人不好意思花他的钱,推脱了很久,还是去了。徐孟南又提议,自己有银行卡,只要有人把钱打来,就可取钱。男人还是不好意思,但是也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男人给弟弟打电话,要对方汇六万过来,把徐孟南的卡号报了过去。男人放下电话,他们一起走到取款机旁,插卡看了看,钱还没有打来。

徐孟南站在取款机台阶上,看到那对男女站在台阶下。他怕自己站得高,对方会误以为他看不起他们,于是走了下去。

三人再次说起话。男人问大学里的事。徐孟南已经把对方当朋友看,他想,朋友之间不能说谎,于是告诉男人高考零分计划。男人表示理解,但也希望他好好工作,别辜负父母,别学坏了。

很晚了,钱还没有打来。徐孟南提议,让男人和女人和他一起回去,住在自己那里,他可以去网吧过一夜。男人说什么也不肯,只说要住宾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受一点委屈,你知道父母都这样,给孩子最好的。”

可能由于当时的氛围,徐孟南再次大方起来。他说,把自己卡上的钱都给他们,让他们去住宾馆。男人不好意思,承诺明天加倍还。现在轮到徐孟南不同意了。但推脱了一会儿,也只好答应。

徐孟南取了六百元给他们,害怕不够,又把身上的二百也给了。他们推来推去,最后还是收了。男人把钱全部装进口袋,想想不好,又还给徐孟南一百,让他留着点。徐孟南不好意思地接受了。

分手的时候,女人语气诚恳地说:“小弟弟明天手机别关机,卡里有六万。”徐孟南笑道:“要不把卡给你们吧。”男人笑了:“没事。”

徐孟南等他们走了很远,才怀疑,自己会不会被骗。但回想经过,似乎没发现可疑之处。他忐忑不安地睡去。第二天等了一天,没有电话,银行卡也没有钱打进来。

徐孟南在打工。受访者供图

徐孟南下班后在宿舍。受访者供图

8

从合肥回到上海,姐夫见面就开玩笑。他知道徐孟南被骗了钱,但还是故意问:“有没有开眼界?”

独自闯社会,徐孟南开了眼界,但没有接受教训。不久,因为找工作,他又被骗了六百。

第二次被骗后,他在网上看到征兵的新闻。他想去当兵,既能锻炼,又有工资,闲暇的时候,还可以写作学东西。家里人听说,也都支持。徐孟南唯一担心的,是自己政治面貌不好,毕竟批判过教育制度。但他又想,要是因为这样被刷下来,可以找报社去曝光。

回到蒙城,已经是冬天,县城里变得灰暗又寒冷。他在体检的时候被刷了下来,原因是肋骨长得和别人不一样,不符合当兵的条件。他打电话给父亲,问能不能走后门。父亲听了,说这个不好走。徐孟南死心了,再次外出打工,进了电子厂。

2010年,在家人安排下,徐孟南开始相亲。那是个文静的女孩子,似乎还不到二十岁。徐孟南对她一见钟情,喜欢她的一切,纯真的笑容,温柔的性格,甚至是她的说话障碍,都像是腼腆的表现。和她在一起,徐孟南第一次感受到爱情。他把为她而写的日记集订成书,送给她。情到浓时,他可以对天发誓,自己绝不会对不起她。第二年,他们结了婚。

婚后大多数时间,徐孟南回归到常人的生活轨道。夫妻俩有了一对儿女。他用心学电脑,开了一家淘宝店。因为淘宝店能赚钱,父母也没干涉他。

一切都冷静了下来,徐孟南开始反思自己的零分计划。他有了悔意,想到年轻气盛的自己做事极端,并不可取。2011年,他带着一块标语,来到南京。在金陵中学门口,他打开音响,举起标语,现身说法,奉劝人不要学他。但学生们来来往往,鲜有人停下。大家看着举止怪异的他,并不知道是谁。

9

2014年,因为感情破裂,徐孟南离了婚。女儿和妻子走了,儿子也不用操心,有父母在带。重回单身,徐孟南发现,人生原来什么也没有。

徐庄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庄稼地里耕作的人,都上了年纪。新城区迅猛地扩展城市的边界,更宽的马路,更多的高楼,由北向南,一点点向徐庄靠近。一路之隔的村子,已经在新城建设中消失。徐孟南看着家乡变化,快得令他害怕。他再次出门。

2017年,徐孟南在浙江打工。转眼,就奔着三十岁去了。他要乘年轻,再做些有意义的事。想来想去,决定重拾学业,体验大学生活。

但是他不敢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父母。虽然他们已经不干涉他的生活,但他还是怕父亲说,“又干嘛了你呢!”

那年偶然间,他发现上海、浙江2014年开始实施的高考改革方案,有诸多地方与“三人行教育理念”类似。他受到鼓舞,欣喜若狂,甚至想象,是因为有人看了他的东西,他会名留青史。

2018年春节之后,徐孟南留在家中认真复习,做真题考卷,每天三小时。出乎意料,父母没说他,还经常提醒,多吃些补品。

3月,一个晴朗的周末,徐孟南骑着电瓶车从家来到蒙城一中,参加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分类考试。这是比统招更为简单的高考,只考语数外三门,分数也更低。

徐孟南如愿考上一所大专院校,专业是新闻学。他说,自己的写作水平不够,想学写作。完整的书他没看完过几本,除了韩寒全集,就是《平凡的世界》。

他也看到韩寒在年初发表的文章《我所理解的教育》。这位当年讽刺教育制度的作家,转而肯定现行教育制度,体现了阶层的公平。徐孟南说,他认可这个观点,他会让儿女接受现行教育。

徐孟南想过,如果按部就班地学习,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他会上一个二本院校,毕业后找份稳定工作,朝九晚五。但他觉得这样没意思,一点不羡慕。现在,他过得也不差,不开店了,帮别的店主运营店铺,每天只需工作两小时,一个月便有四千多的收入。他说,从来没有感觉这么舒服过。

5月的最后一天,我在蒙城见到了徐孟南。按虚岁来说,他已经三十,但依然像个学生。脸颊干净,见不到胡须,笑盈盈的,眯着细长的眼睛。算不上内向,社会经历打开了他的口。但却显得懒散随意,不管是坐是站,总直不起身子。

在拥挤的老城,我们从二中出发,试图寻找他当年反抗教育留下的蛛丝马迹。一条幽深的小路通向学校后方,成排的绿树茂盛生长,他停下脚步,抚摸其中的一棵,感慨地说“是原来的”。平房院子仍在,红色的木门几乎朽了,上面用粉笔写着“有房出租”。院子里晒了几件衣服,一对老夫妇坐在房檐下,他不认得。再往平房深处走,是条河。曾经人迹罕至,徐孟南想假装自杀。现在土路成了水泥路,不时有汽车从河边驶来。

二中往东是条笔直平坦的大路,通往曾经的理想。以前每当深夜,徐孟南沿这条路,去网吧写下几百篇博客。他很久没走了,建筑虽然没变,但店铺已经都换过。他仰着头四处看,像是第一次来,充满新鲜。他没有找到那家网吧。四处打听才知道,网吧已经开了新店,就在眼前,现在叫网咖。

八中早已搬迁,他不知道去了哪里,偷偷写下的油漆和标语自然也无处可寻。

离开学还有四个月,徐孟南为未来设想了丰富的生活。他要好好学习,要泡图书馆,要学跆拳道,要游历山川。

2018年初,徐孟南在家中复习。受访者供图

—— 完——

题图:徐孟南曾经的上学路。刘子珩拍摄。

除注明外,全部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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