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书 冰鉴(声音 气色)

第六声音

声音如同人的心性气质，不同的声音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不同性情，古人有“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说法，由此可知通过声音是能够鉴别人的。

【原文】

人之声音，犹天地之气，轻清上浮，重浊下坠。始于丹田，发于喉，转于舌，辨于齿，出于唇，实与五音相配。取其自成一家，不必一一合调，闻声相思，其人斯在，宁必一见决英雄哉！斯在，宁必一见决英雄哉！

【译文】

人的声音就如同天地间的阴阳五行之气一样，有清浊之分，清而轻时就上扬，浊而重时就下降。声音从丹田提起，在喉部发出，至舌尖转化，在牙齿那里发生时才能分辨出清浊，最后由嘴唇发出，与宫、商、角、徵、羽五音相互配合。看相识人时，要从对方声音的独特之处进行辨别，不一定要按五音之律来作为标准，如果听到声音就会想到某人，这样就能做到闻其声而知其人了，所以就是见不到对方的庐山真面目，但通过声音就能分辨出他是不是一个人才。

【原文】

声与音不同。声主“张”，寻发处见；音主“敛”，寻歇处见。辨声之法，必辨喜怒哀乐：喜如折竹，怒如阴雷起地，哀如击薄冰，乐如雪舞风前，大概以“轻清”为上。声雄者，如钟则贵，如锣则贱；声雌者，如雉鸣则贵，如蛙鸣则贱。远听声雄，近听悠扬，起若乘风，止如拍琴，上上。“大言不张唇，细言不露齿”，上也。出而不返，荒郊牛鸣；急而不达，深夜鼠嚼；或字句相联，喋喋利口；或齿喉隔断，喈喈混谈；市井之夫，何足比较？

【译文】

声和音是有区别的，声是由发音器官启动时产生的，所以只有在发音器官启动的时候才能听到；音是由发音器官闭合时产生的，所以只有在发音器官闭合时才能感觉到。辨别声的优劣与高下，方法很多，但一定要着重从人情感的喜怒哀乐中去认真鉴别。在欣喜之时，声宛转如翠竹折断，清脆悦耳；愤怒之时，声如平地之雷，豪迈强烈；悲哀之时，声如击破薄冰，破碎凄切；欢乐之时，声如疾风中飞舞的雪花，宁静轻盈。以上之声有一个共同特点——轻盈而清朗，都可谓上等之声。如果是刚健激昂的阳刚之声，如洪钟般浑厚，可称之为高贵之声；如锣声般轻薄浮泛，可称之为卑贱之声；如果是温润文秀的阴柔之声，如鸡鸣般清朗悠扬，这就是高贵之声；如蛙鸣般喧嚣空洞，这就是卑贱之声。远听刚健激越，充满阳刚之气，近听温润悠扬，充满阴柔之气；高扬时如乘风梢动，使人心旷神怡，止息时如琴师拍琴，缓缓而止，这便是声中最佳。古语云：“畅所欲言却不大张其口，低声细语不露牙齿”，这就是声中较佳者。发声后散漫虚浮，缺少韵味，如荒郊野外的孤牛之鸣；急切而无序，如同黑夜中的老鼠偷吃东西一般；说话时急切，语无伦次，喋喋不休；说话时口齿不清，含混难懂，以上这些都属于市井之人的粗鄙之声，与那些高贵之声是不能相比的。

声音之辨

声是发音器官初启时的振动之态，音是由发音器官闭合时所产生的声在空气中传播的震荡之态。辨别声的优劣与高下需着重从人情感的喜怒哀乐中去认真鉴别。

辨音与判断

声是音的初始，音是声的余波或余韵，两者的差异、贵贱可从细微处听辨出来。声音中所蕴含气的沉实、充沛与否，是凸显人品格性情的重要标尺。

【原文】

音者，声之余也，与声相去不远，此则从细曲中见耳。贫贱者有声无音，尖巧者有音无声，所谓“禽无声，兽无音”是也。凡人说话，是声散在前后左右者是也。开谈多含情，话终有余响，不唯雅人，兼称国士；口阔无溢出，舌尖无窕音，不唯实厚，兼获名高。

【译文】

音是声的余波或余韵，与声的距离不算太远，它们之间的差异从细微处还可以听出来。贫穷卑贱之人有声无音，显得鲁莽粗野，圆滑奸诈之人有音无声，显得虚情假意，通常所说的“鸟鸣无声，兽叫无音”就是这个道理。平常人说话是一种声

响散布在空中而已，无音可言。如果说话时开口就感情流露，话说完时尚有余音缭绕，这样的人不仅温文尔雅，还可称得上社会名流。如果说话时口阔嘴大声发出但气未溢出，且舌尖无轻窕之音，表明其人素质修养深厚，将来必会拥有盛名隆誉。

【点评】

一个病人这样对大夫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年纪轻轻就经常觉得没精神，整天觉得很累。给公司员工开会的时候，除了觉得自己体力不济外，连说话也费劲，还没说几句，就上气不接下气说不下去了，而且声音一点也不洪亮。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也没有病。这个检查结果肯定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别人说话声音就可以那么洪亮而且说话时还一点都不累？比如说我的副总，他总是一开口所有人都能竖起耳朵来听。本来我是出资人，但风头却都被副总抢去了，结果他比我更容易赢得员工的心。我听说中医看病比较彻底，您一定帮我检查一下，怎样把我的声音调理得洪亮一些？”

一个人对自己的声音在乎到这种程度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个人如果站在大家面前说话，发出来的声响尚不及门外的动静大，自然就不容易被人注意和重视，也就自然不容易得到成功。相反，优美悦耳的声音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自然比别人多了一些机会。所以说，声音的好坏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获得成功。通过声音来识人看相，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曾国藩开门见山便指出：“闻声相思，其人斯在，宁必一见决英雄哉！”即如果能做到闻其声而知其人，即使不见他的庐山真面目，也能判断他是不是一个英雄。

至于怎样判断一个人是英雄还是奸雄，曾国藩认为：人之声音，犹天地之气，轻清上浮，重浊下坠。即人的声音就如同阴阳五行之气一样，有清浊升降之分。至于声音是怎样升降又为什么有清浊之分的，曾国藩说，这要看丹田、喉、舌、齿、唇是怎样配合的。每个人之所以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就是因为身体各个器官的搭配情况不同，人的性情和命运也因此而不同。

声音悦耳的优势

相对来说，优美悦耳的声音易吸引人的注意力，不会让人心生反感而遭到排斥，所以声音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其人是否能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

很自然，下面就要讲到声音与性情及命运的对应关系。曾国藩说，高贵的声音应该是“喜如折竹，怒如阴雷起地，哀如击薄冰，乐如雪舞风前”，即高兴的时候应该像翠竹折断一样清脆悦耳，发怒的时候应该像雷从平地起那样具有威慑力，悲伤的时候应该像敲击薄冰一样碎而凄切，快活的时候应该像飞舞在风中的雪花，轻盈而欢快。这类声音的共同特点就是“轻清”，就是好的。

声音的划分

曾国藩认为：声音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爽朗与沉闷、清晰与含混之分。

其实这类声音，不仅曾国藩以为它是好的，我们普通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拥有这类声音的人，多是处于未变声期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声音特点就是清脆，我们常以“像银铃般悦耳”来形容。即使他们不高兴的时候，由于声音清脆亮堂的缘故，也会发出与他本人情绪十分相称的声音来。我们都知道一个小孩子哭起来哇哇乱叫，一点都不做作。自然，他高兴的时候，声音也是愉悦的。

人们常说童年是最值得怀念的日子，因为这时候的生活很简单，人的心灵比较纯洁的，而且在家长和老师的教导下一心向善，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心思，声音自然亮堂。所以说，曾国藩“轻清为上”的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

有的人过了变声期，声音依旧这么清脆悦耳，尤其是女孩子，而且我们发现，一般拥有这种声音的女孩子是比较讨人喜爱的，也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上”的境界。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过了变声期之后，声音就变得或低沉、或嘶哑了。于是曾国藩又说：声雄者，如钟则贵，如锣则贱；声雌者，如雉鸣则贵，如蛙鸣则贱。远听声雄，近听悠扬，起若乘风，止如拍琴，上上。大意是说，声如洪钟者，是贵相；声如闷锣者，是贱相；声如鸡鸣般清朗悠扬者，是贵相；声如蛙鸣喧闹空洞者，是贱相；远远听起来充满阳刚之气，走近之后听起来悠扬婉转，这是更好的声音。

清轻为上

处于未变声期的少男少女，生活简单，心灵纯洁，也没有乱七八糟的心思，故其声音清亮悦耳，毫不做作，此类“清轻为上”的声音更易于让人心生喜爱而乐于接受。

客观地说，曾国藩这套说辞是有问题的。声音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爽朗与沉闷、清晰与含混之分。仔细观察他所说的“贵相”，实际上仍然是悦耳；他所说的“贱相”，就是听起来很聒噪。

后面还提到一些“贱”音：“出而不返，荒郊牛鸣；急而不达，深夜鼠嚼；或字句相联，喋喋利口；或齿喉隔断，喈喈混谈”，这些声音在曾国藩听来，都是市井之人的粗鄙之声，登不了大雅之堂，自然难以大富大贵——他这个观点虽然有些片面，但所反映的问题，一般人还是比较认同的。我们通过电视看国家领导人演讲，看企业老总开会，他们不管声音是洪亮还是沉闷，哪一个不是说话慢条斯理的？

声音贵贱之相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声音也是有相的，有美化人或者丑化人的作用，前者贵，后者贱；如果说容貌是一个人的门面，那么声音就是一个人的招牌，起着宣传与推广的作用。

“成功之声”的调教

抛却市井之人“粗鄙”之声的片面判定，通过改变思维习惯和改善声音瑕疵，曾国藩所暗藏的“成功之声”调教之法在人们面前渐渐清晰起来。

这说明当时他的大脑正在将问题条理化、清晰化，进而组织出一套得体的说辞来。语言习惯反映了一个人的思维习惯，心直口快的人往往想法很简单，自然容易被人看穿心事，相对来说成就大事业就难一些。相反，心中有很多主意，各方面都考虑得周到，说话自然也就不会“喋喋利口”、“喈喈混谈”了。

应该说，曾国藩是一个很细致的人，对识人观相研究很深。一般我们对声音的理解，也就限于洪亮容易引人注意、沉闷容易被人忽略这两个方面了。但曾国藩却从声音中发现了更细致的东西：声和音是不同的。

总体来说，《声音》这篇文章讲了很多种通过声音识人的方法和声音现象，其中很多在现实生活中解释得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七气色

大运靠天生，小运因气定。也就是说人的命运主要是与生俱来造就的，但人生某一阶段的小运则要看气色的好坏了。

【原文】

面部如命，气色如运。大命固宜整齐，小运亦当享泰。是故光焰不发，珠玉与瓦砾同观；藻绘未扬，明光与布葛齐价。大者主一生祸福，小者亦三月吉凶。

【译文】

面部体现着人的大命，气色象征着人的小运。大命由先天生成，但仍应该与后天的遭遇保持均衡，与后天的小运保持一致。如果光辉不能焕发出来，那么珍珠宝玉同破砖烂瓦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色彩不能呈现出来，那绫罗绸缎同粗布糙衣又有什么区别呢？大命能决定人一生的祸福，小运也能决定一个人几个月的吉凶。

【原文】

人以气为主，于内为精神，于外为气色。有终身之气色，“少淡、长明、壮艳、老素”是也。有一年之气色，“春青、夏红、秋黄、冬白”是也。有一月之气色，“朔后森发，望后隐跃”是也。有一日之气色，“早育、昼满、晚停、暮静”是也。

【译文】

人生存和发展主要以气为主，在人体内部表现为精神，在人体外部表现为气色。气色又分多种，把贯穿人一生的气色分为四个阶段，即通常所说：“少年时期气色宜淡，即气稚色薄；青年时期气色宜明，即气色分明；壮年时期气色宜艳，即气丰色艳；老年时期气色宜素，即气淡色朴。”另外，还有贯穿一年四季的气色，这就是：“春季气色主青，即木色为春色，夏季气色主红，即火色为夏色，秋季气色主黄，即土色为秋色，冬季气色主白，即金色为冬色。”同时还有贯穿一月的气色，这就是：“每月初一之后枝叶盛发，十五日之后就会时隐时现”。贯穿一天的气色也是如此，这就是：“早晨是复苏的时刻，白天是充盈的时刻，傍晚是隐伏的时刻，夜间是安静的时刻。”以上四种情况都属于气色。

【原文】

科名中人，以黄为主，此正色也。黄云盖顶，必掇大魁；黄翅入鬓，进身不远；印堂黄色，富贵逼人；明堂素净，明年及第。他如眼角霞鲜，决利小考；印堂垂紫，动获小利；红晕中分，定产佳儿；两颧红润，骨肉发迹。由此推之，足见一斑矣。

【译文】

对于追求科举功名之人来说，面部气色应以黄为主，因为黄色是正色。如果有黄色的云彩覆盖在头顶，则此人必定会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如果两颧各有黄色部位向外扩展，如两只翅膀延伸至双鬓，则此人必定离加官晋爵的日子不远了；如果命宫印堂呈黄色，则此人必定会很快获得致富或做官的机会；如果明堂部位（即鼻子）白润洁净，则此人必能科考中第。其他如眼角部位形状如绚丽的云彩，则证明这位童子参加小考必能顺利得中；命宫印堂部位有紫色出现，则证明此人时常获得钱财之利；如两眼下方各有一片红晕，而且被鼻梁分开，则证明此人将会喜得贵子；如两颧骨部位红润发光，则证明此人的亲戚中必有显贵发达之人。以此类推，就能洞悉面部气色与人命运间的关系了。

人体气色的四阶段

人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以气为主，其在内表现为精神，在外表现为气色。气色分为多种，通常人们把贯穿一生的气色分为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四个阶段。

面青之色通常会出现在人的眼睛下方，其色的层次感、轻重度各有不同，如因心事忧烦困苦面部气色易呈青色，其色既浓又厚，形状近似于凝墨。

【原文】

色忌青，忌白。青常见于眼底，白常见于眉端。然亦有不同：心事忧劳，青如凝墨；祸生不测，青如浮烟；酒色惫倦，白如卧羊；灾晦催人，白如傅粉。又有青而带紫，金形遇之而飞扬，白而有光，土庚相当亦富贵，又不在此论也。最不佳者：“太白夹日月，乌鸟集天庭，桃花散面颊，尾守地阁。”有一于此，前程退落，祸患再三矣。

【译文】

面部气色忌讳青色和白色。青色常出现在眼睛下方，白色常出现在眉梢部位。不过，它们的具体情形也有所不同：因心事忧烦困苦面部气色易呈青色，这种青色既浓又厚，形状好像凝墨；因突如其来的横祸面部气色也易呈青色，这种青色轻重不均，如浮动之烟；因嗜酒好色导致疲惫不堪面部易呈白色，这种白色形如卧羊；因遭遇大的灾难面部易呈白色，其色好似枯骨。另外，还有青中带紫之色，金形人遇到这种气色就能飞黄腾达，如果是白润光泽，土形人和金形人遇到就会获得富贵，这些都属特殊情况，应另当别论。最不好的气色是以下四种：“白色围绕着眼圈，黑气凝聚额头，赤斑布满两颊，浅赤聚集地阁。”如果有了这四种气色之一，则前途就会黯淡无光，祸患无穷。

【点评】

关于气色与命运的关系，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即成名。一天，王粲偶遇张仲景。张仲景通过望诊而得知其身体有异，就开一药方嘱咐王粲服用。张仲景对他说：“如今你身体已经患病了，应及时治疗。如果不治，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你按我的药方服用，即可挽回。”适逢王粲春风得意，忌讳别人说自己有病，就拒绝服药。几天后，张仲景问王粲：“吃药了没有？”王粲不想伤及两人感情，就说已经吃过了。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认真观察王粲神色，严肃地对他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以前一样。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听了很不高兴，便更不吃药。果然，二十年后，王粲的眉毛开始脱落，半年后果真就死了。

张仲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所著《伤寒杂病论》为中医“辨证论治”、方剂学的理论构建与应用作出了极大贡献，民间有“医中之圣，方中之祖”的盛誉。

所以曾国藩开篇就说：“面部如命，气色如运。”一个人的命运如何，通过面部的气色就可以表现出来。

与其说通过面相观察人的命运，还不如通过中医的诊断诊出其命运。气色与性格乃至命运的关系，从中医的角度上讲更合理。

比如说，中医认为面色青的人，容易受到惊吓，人也比较容易疲劳、发怒，这种人多有脾脏方面的病症。面色白的人，一般是因为气虚，气不推动血，血气上不来，人就会因为缺血而脸色苍白。气虚的成因，要么是慢慢损耗掉的，要么是出了较大的意外，比如说生育、流产、重病。所以相学就认为，面色白的人有丧服、刑克之灾。

《气色》这篇文章，曾国藩虽然没有提到中医，没有提到相学，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参考了古代相术和中医的有关理论，加上自己的经验和理解，总结出了这篇文章。

其实就气色而言，客观地说，对人的性情和命运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应该更大一些。

比如曾国藩在文章结尾处提到，最不好的气色有四种：“太白夹日月，乌鸟集天庭，桃花散面颊，尾守地阁。”即眼圈泛白，头顶乌黑，双面赤如桃花，下颌又有浅赤之色。即使曾国藩不特意提出来，我们也知道拥有这几种面相的人脸色不正，健康一定有问题。

就以气色发黑这个为例。中医认为，黑为阴寒之色，主痛、主劳倦、主血瘀。黑而瘦，就表示阴火内伤，人就会因为缺少津液而五心烦热，暴躁、冲动，很容易做错事。黑而带黄，说明太过疲劳，气血严重亏损，人也会因为身体的不适而非常难过。若额头发黑，多有逆证，病势深重凶险，甚至会出人命关天的大事。

再比如，脸色红润自然好，但若红得不正常，真正成了面若桃花，就说明人的血气运送不畅。

其他不正常的颜色，比如说白、青、黄，之所以有时候主凶，并非这些颜色本身会给人带来什么厄运，而是因为机体出了毛病，导致灾祸的发生。

曾国藩还提到气色与四季、与人的发展阶段的关系，所谓“‘春青、夏红、秋黄、冬白’是也；‘少淡、长明、壮艳、老素’是也”，其实中医上也有对应的关系。

春青、夏红、秋黄、冬白，曾国藩的意思是说，春天人的气色应该是发青，像树木那样蓬勃；夏天应该泛红，像太阳那样充满生机；秋天应该发黄，像含蕴待发的土地一样蕴藏着力量；冬天应该略白，像雪花一样与整个世间相应相称。

而在中医上，对应关系是这样的，春发、夏荣、秋收、冬枯。春天万物生发，春属木，与肝相应，而肝主青。夏天万物生机勃勃，夏属火，与心相应，心主红。秋天硕果累累，秋属收，与肺相应，肺主白。冬天万物枯萎，冬属枯，与肾相应，而肾主黑。所以中医提倡这样的养生方法，春天多吃些养肝和脾的食物，夏天多吃些养心安神类的食物，秋天多吃些滋阴养肺的食物，冬天多吃些暖阳补肾的食物。

至于一个人的生理阶段与其气色的关系，中医上也能找到相关的理论。所以说，曾国藩这里所提到的气色，倒不如说是中医上的养生方法。

至于第三段所提到的“贵”色，比如说黄色、红色、紫色，其实完全是一种心理作用，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黄色往往跟皇帝挂上钩，所以曾国藩就想当然地认为面色泛黄就是贵气的，头顶有黄色云彩就是表示高中状元，这是没有根据的。至于红色和紫色，在传统观念里，也属于贵气的颜色，紫气东来、大红大紫、红得发紫、带金佩紫，这些词语都有褒义色彩，就是基于人们对这两种颜色的偏爱。但是，仅仅因为人们喜欢这几种颜色，便以为拥有这种面色的人也是有福气的，这就是无稽之谈了，更何况，有时候面带这些颜色可能还是病症的象征呢！比如说血瘀体质的人容易淤血，所以身上或者面部常常有淤青或者淤紫。身体不好，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富贵？在阅读《气色》这篇文章时，尤其要注意用科学常识分辨这些部分。

气色与中医

人体的气色与四季养生、生理阶段的关系，在中医学说上也能找到相关的理论，对比参照，人们不难发现曾国藩所提出的气色说近似于中医的养生之法。

【深化阅读】——面相背后的识人之道和用人之法

《冰鉴》是曾国藩通过看人的相貌气色来辨识人才的观点总结，其中不乏迷信色彩，单靠这些来观察了解一个人未免有失偏颇。其实，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有一套专属自己的经验智慧，更实用也更系统全面地帮助他识人用人，这与他的“相面术”结合起来，才成就了他如此令后人敬仰的影响和历史地位。

诚心、智慧、度量：用人者应具备的三大素质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用人的人。曾国藩本人的作战指挥能力并不高，他打仗时“用将则胜，自将则败”，但奇怪的是湘军将帅都对他毕恭毕敬。李鸿章曾非常感慨地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乐意为曾国藩所用？曾国藩身上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原因就是曾国藩懂得用人之法。

用人先要有知人之明

用人恰不恰当，关键在于对人才的把握是否正确。曾国藩知人识人的能力很高，就连对手石达开也说曾国藩虽然不擅长打仗，但在战略谋划和识拔人才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漏洞，薛福成也说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特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率湘军收复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李鸿章认为他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委以重任。于是，便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近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投奔曾国藩，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想象的那么顺利。李鸿章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后，曾国藩借口军务太忙，没有见他。李鸿章以为曾国藩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一定会召见自己，谁知他闲住了一个月，却没有得到一点接见他的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鸿章得知与自己有同年之谊的道光丁未科进士陈鼐在曾国藩幕府中，陈鼐也任过翰林院庶吉士，与自己又是同僚，就请他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

既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那曾国藩为什么要如此的冷落他呢？这实在令人费解，陈鼐也不明白，便对曾国藩说：“少荃（李鸿章）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之力，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要对他拒之千里呢？”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恐怕承载不了他这样的巨舰，他何不回京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试一试他，再做留与不留的决定。”曾国藩这才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终于进了曾国藩的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想接纳李鸿章，而是他知道李鸿章心高气傲，如果不磨掉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将不利于他的成长。这大概就是曾国藩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李鸿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曾国藩果然又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使他的锐气和傲气消磨了大半，最终成为晚清政府继曾国藩之后的一大顶梁柱。

识人塑才之术

曾国藩在谈到用人时曾经说，要广收、慎用，特别注重对人才的考察，在深度了解、确有把握后再结合实际情况委以重任，对可堪大用之人则考察更细、更久。

适当磨砺以产生更强的韧劲、忠诚度与进取心。

曾国藩在谈到用人时曾经说，要广收、慎用。的确，对于人才的使用，曾国藩是很谨慎的。为了掌握人才的基本情况，曾国藩十分强调对人才的考察，认为考察是用人的基础。对于前来投效的人，曾国藩认为可用的，就先发少量的薪资，把他们安顿在幕府，然后亲自接见，暗中观察。等到感觉了解得比较深，确有把握的时候，再根据实际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对于那些他认为可以大用的人，考察就更细致，时间也更长。

由于曾国藩特别重视对人才的考察，所以他对于人才的特点也总是了如指掌。这就为他用人一般不出问题提供了保证。

人才以忠义血性为本

曾国藩认为，要想成就大事，最需要的是有血性的人。

在实际的用人中，不论是选拔军官，还是招聘幕僚，曾国藩都认为是否具有忠义血性是识别人才高低的前提。在选用人才的标准上，曾国藩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不太强，第四要能吃苦。曾国藩又强调这四者的关键，首先在于必须有“忠义血性”。他说：“大致说来，只要有了忠义血性，那么这四个条件就都会具备；没有忠义血性，虽然貌似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终究是不可靠的。”可见曾国藩对忠义血性的重视程度。

曾国藩识用鲍超，就是重“忠义血性”的例子。

鲍超字春霆，是四川奉节人，自小父母双亡，帮人拾粪放牛糊口。十五岁时，经人介绍到峨眉山清虚观拜清安道长为师学习武艺，鲍超不识字，却悟性好，各种武艺，一经点拨，便熟记在心，又肯下工夫苦练，三四年过后，鲍超便成为清虚观里第一号高手。二十岁时，鲍超下山到成都投了军。几年过去，东打西跑，辛苦不已，却没有捞到个一官半职。鲍超灰心了。

忠义血性为本

曾国藩对人才的忠义血性极为重视，在实际的用人中，不论是选拔军官，还是招聘幕僚，曾国藩都认为是否具有忠义血性是识别人才高低的基本前提。

人才的各项能力与属性中，忠义血性是最难培养和造就的，而其他皆可后天打磨、限制加以掌控，故前者才是选才的根本。

忠义血性（难以塑造）

具备：可造之材

不具备：可用而不可靠

空负一身才干的鲍超追随旧主而不遇，时逢末路，酒醉意乱之际将老婆卖与他人，酒醒后懊恼不已反倒自酿冲突，可见其忠义血性的本色。

恰好，那年广西洪杨事发，朝廷要调兵到广西前线。鲍超看定是立功的机会来了，主动请缨，来到广西。一来便被向荣看中，选为亲兵。眼看鲍超要发迹了，谁知时运不佳，永安一战，鲍超身负重伤。向荣给他几两银子，留他在广西一个老百姓家养伤。不久，向荣带兵尾追太平军离开广西到湖南去了。

鲍超住的这家姓韦。韦家的姑娘菊英，尽心尽意地照顾鲍超。菊英爱鲍超仪表堂堂，鲍超爱菊英秀气水灵，心眼又好。两人便你欢我爱，偷偷地搅在一起了。菊英父母也觉得鲍超有股男子汉气概，便同意女儿的选择，为小两口举办了婚礼。几个月后，鲍超伤好了，他和菊英商量，要到湖南去找向提督。菊英舍不得跟他分开，便和他一同来到湖南。到长沙后，方知向提督早已到江宁去了，鲍超夫妇好不气馁。盘缠眼看就要用光，伙铺老板又天天催房租，鲍超气得在一家酒店里喝了两斤白干，醉得昏昏的，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来。他在酒店里大嚷：“谁要老婆，二百两银子，我把老婆卖给他。”

酒店马老板四十多岁，刚死了老婆，正要续弦，看鲍超不过二十几岁，料想老婆一定年轻，便立了字据，让鲍超按了手印。

晚上，鲍超酒醒了，对白天卖老婆的荒唐事后悔不迭。但木已成舟，夫妻俩抱头痛哭一夜。第二天，马老板拿着二百两银子来，要把菊英带走。老婆是自己卖的，一时反悔不成，但他毕竟是个血性男儿，见真来抬老婆了，又恼羞成怒，一股无名火起，将马老板痛打了一顿。马老板无辜挨打，如何气得过，便到臬台衙门告了鲍超一状。又有手印契约，又有十多个人证，臬台陶恩培下令提拿鲍超，并将韦菊英判给马老板。

在提往县衙的路上，鲍超遇到了曾国藩，求曾国藩救他，说愿意到曾国藩的军中效力。曾国藩听了鲍超的叙述后，心想营中现在正需要几个有真本领的人来教习团丁，就将他救了下来。

咸丰三年（1853年），鲍超入湘军水师，任哨长。攻克武昌后，鲍超被升为参将，改领陆军，解曾国藩祁门之危，后官至湖南提督，成为曾国藩帐下不可或缺的一员猛将。

鲍超不识文墨，仅认得自己的姓名，但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其憨直更令曾国藩喜爱。有一次，鲍超孤军被困在九江之中，派人向曾国藩求救，叫文书写信，很长时间还没有写完。鲍超急得大跳而起，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里咬文嚼字。”遂令亲兵拿来一幅白麻，自己握着毛笔，于白麻中大书一个“鲍”字，四周点无数个小点将“鲍”字圈住，折好后派人立刻送出去。众人都不解其意，曾国藩看后大笑说：“老鲍被敌军围住了！”于是派出援军支援鲍超。

在“忠义血性”的驱使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异于此前任何一支军队的凶悍。《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挫而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灭贼为己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时诵读经书的书生，关键时刻竟然表现得如此凶悍，与所谓的“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

得人心之法在于“诚”字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虽然是个京官，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和王錱的湘勇，已经各有一定的势力。可是，最终却是曾国藩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愿意聚到曾国藩的旗下？除了保国安民、立志杀贼外，就是因为曾国藩能够待人以“诚”，宽厚待人。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诚的力量

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是个人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方面，曾国藩待人以“诚”，故死心效命者甚众。

上海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是清政府兴建的最大的军工厂，主营军火、轮船制造，有识之士容闳“西学东渐”、强国兴业之策，几经辗转终在曾国藩处获得了首肯与支持。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曾国藩说：我认为驾驭下属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开诚布公，而不是玩弄权术。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端。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自己的同乡都是无法长久的。凡是真话、实话，多说几句，时间长了人家自然就会了解你的心意的。即使是不中听的、直率的话，也不妨多说几句。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势力在中国急剧扩张，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曾国藩也就是在此时，开始重视起通洋、经商等事务。

容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他极其痛恨清朝的腐朽、反动统治，强烈同情太平天国。容闳在美国留学毕业回国后，满怀“西学东渐”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于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来到天京，拜会洪仁，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七项建议。容闳未曾想到洪仁把他的建议都拒绝了。容闳为自己振兴中国的抱负无处实行而痛心，离开天京后便投身商贸活动。

正当他一心经商之际，突然收到了来自安庆的朋友的信，邀他前往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接着又收到另几位朋友的信，都是同样的邀请。容闳怀疑曾国藩是因他曾投奔太平天国而将加罪于他，但他毅然前往了安庆。容闳到安庆后就受到了曾国藩的亲自接见，原来曾国藩听幕僚们介绍了容闳的情况后，几个月里每天都盼着能见到容闳，所以就催促幕僚们给容闳写信。谈话间曾国藩不惜屈尊求教，待容闳为上宾，曾国藩虚心地向他请教：“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

容闳回答说：“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工业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而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所谓“普通基础”，就是说不单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曾国藩很快就采纳了容闳的建议，他后来对别人说：“这个年轻人‘制器之器’的想法，实在是比我一向主张的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明得多。”于是，曾国藩果断地向朝廷专折保奏容闳为五品衔，并专门拨了一笔钱让他到美国去买机器设备。容闳也为曾国藩的魄力所倾倒，他想：清朝有此等人才，国家还是有希望的。容闳尽心尽力，经多方洽谈，与美国朴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要求承造机器，并于同治四年运抵上海。

容闳的宏才大略在太平天国被视为瓦砾，到曾府后却被当做珍宝，这正说明了曾国藩用人的诚意。

情感、利益、约束：用人者应掌握的三大手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要想让人才乐意为你所用，就必须掌握好用人的基本手段。曾国藩认为管理者用人应该把握好三大手段：情感、利益、约束。

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我国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在其所作《与元九书》中感叹“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评述得淋漓尽致。

运用好情感的艺术

如果说人的心灵有一扇大门的话，那么情感就是开启这扇大门的钥匙。白居易说过这样一句话：“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高明的领导者是应该能够熟练运用情感艺术的。

曾国藩也是一个善于运用情感的人。曾国藩所从事的是带兵打仗的事情，兵凶战危，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然而却有那么多的人团聚在他的周围，甘心为他所用而至死不渝，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曾国藩很注重与下属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在他和下属之间，有着十分牢固的情感纽带。

湘军中有一员大将，叫李续宾。李续宾是罗泽南的弟子，罗泽南战死之后，旧部由李续宾带领。李续宾在军中七年，与太平军大小六百余战，克城四十余座，以战功一直升到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曾国藩对李续宾十分推崇，李续宾对曾国藩也是忠心耿耿。曾国藩在父亲去世、回家守制的时候，被清政府剥夺了兵权。而李续宾仍然把曾国藩看作是最高统帅，不管什么事情都向曾国藩报告、请示。由于朝廷迟迟不肯让曾国藩出山，李续宾甚至表示要辞职回家。

湘军

湘军内部“家人父子”的脉脉温情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和减少了本应有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千人同心、万人同力的“死党”关系造就了湘军团结一致、勇猛善战的传统。

咸丰八年（1858年），李续宾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孤军猛进，结果被围于三河。曾国藩得到消息后，非常伤心地对人说，以李续宾的刚烈性格，肯定会战死在这场战役中。后来果然如此。即使这样，当曾国藩听到李续宾战死的确切消息时，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起来。其后，曾国藩专门向咸丰帝上奏，表扬李续宾的战功，说他“临阵专以救败为务，遇贼则让人御其弱者，自当其悍者。分兵则以强者予人，而携弱者自随。”咸丰皇帝由此赠李续宾为总督，入祀昭忠祠，在其作战省份为其建专祠，谥为“忠武”，并赐其父一品封典，其子李光久、李光令均赐为举人，并予骑都尉世职。

曾国藩与李续宾的弟弟李续宜感情也很好。李续宾在三河战死后，由李续宜继续领其残部，转战江西、湖北、安徽一带，在安庆之役中大败陈玉成部于桂平河。胡林翼病重期间，李续宜署理湖北巡抚，不久即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曾国藩欣喜若狂，专门写信致贺。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李续宜在曾国藩的大营中治病，曾国藩每天都到他的病床前去探视，晚上还要看一看李续宜的睡眠情况。曾国藩在给弟弟们写的家书中说：“我每天到李续宜那里探视，他身体很瘦，又经常咳嗽，好像是有了内伤。但他的精神还很好，静心调养，应该可以痊愈。”当他看到李续宜晚上睡觉十分香甜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特意写信给弟弟们，让他们跟自己一同分享这个快乐。同治二年（1863年），李续宜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一岁。曾国藩十分悲痛，从自己的积蓄中凑了一万两白银送给李续宜的家人。

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湘军之中，很有一种“家人父子之情”。这种“家人父子”的脉脉温情，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和减少了湘军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使下属易于甚至乐于尊重、服从和维护主要将领。曾国藩还说，湘军所建立的，是千人同心、万人同力的“死党”。很多人才乐意为曾国藩所用，其中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这个“情”字有关。情感是有回报力的。凡是人才，都需要情感上的关怀、体贴、理解、尊重、信任和鼓励。今天的管理者，也应该将情感当成一种力量，用它去动员、感染、影响周围的人，激发人才的热情和活力。

需要提醒的是情感一定要出自真诚。曾国藩用人很讲究诚字，这个诚字，同样也是与人才进行情感交流时所必须把握的。只有真实的情感才能真正打动人，虚伪的情感不但打动不了别人，反而会弄巧成拙。还有，在运用情感的时候，也要把握感情和理智的分寸，不能让情感的洪流冲垮了理性的大堤，否则只能坏事。

“钱”与“权”是凝结成“网”的内在动力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俗话说，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曾国藩用“钱”与“权”结成了一张有史以来最大的关系网，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网结天下，雀无所逃”。他用其庞大的关系网来保证“进可以大规模按自己的意志施政，退可以用来自保其身”。这样的为官之道，颇有些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的味道。

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台面极盛之时，这期间湘军集团头目纷纷出任督抚，有的是他奏保的，如李鸿章、沈葆桢等，有的虽未经他直接保奏，但他造成一种形势，使清廷非委任湘军头目不可。两广总督劳崇光与曾国藩一向不和，在筹饷问题上又不合作，曾国藩急欲去之而后快。当时广东最为富庶，“天下之大利”除地丁、漕粮外就是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其他省或者是占据其一，或者是占据二三，而广东省四者全都有。

曾国藩的“合纵连横”

曾国藩用“钱”与“权”结成了一张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关系网，“网结天下，雀无所逃”，并以这张网“进可以大规模按自己的意志施政，退可以用来自保其身”。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之一，在其背后庞大的势力与关系网下，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揽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

为了达到除去劳崇光的目的，曾国藩以军饷奇缺为由，上奏要求派大员到广东办厘金，并给以奏事及参办阻挠抽厘官绅的权力。这实际上是分割当地督抚的权力，自成体系。劳崇光自然不会就此罢休，而清廷也深知曾、劳之间的矛盾，不能合作，为军饷计，不得不调走劳崇光而代以湘军集团人员继任，以期在广东为湘军筹集更多的军饷。

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并不只是曾国藩一个人保荐，如李续宜、彭玉麟就同时得到官文、胡林翼的保荐，刘蓉则由胡林翼、骆秉章、文祥保荐，左宗棠的保荐者更多，如浙江巡抚王有龄不仅认为左宗棠“有胆有识”，可接任其位，而且还要求吴煦“务为代我图之”，甚至赌咒发誓“倘有虚言，有如此日”。这不仅表明王有龄个人是真心实意，也反映了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打击下，满汉贵族只能依赖湘军集团的共同心理。在满汉统治者上述共同心理的推动下，同治三年（1864年）以来，朝廷先后任命毛鸿宾为两广总督，刘长佑为直隶总督，左宗棠为闽浙总督，杨载福为陕甘总督，郭嵩焘为广东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唐训方为安徽巡抚，刘蓉为陕西巡抚，阎敬铭为山东巡抚，曾国荃为浙江巡抚（未到职），恽世临为湖南巡抚。再加上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己任的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宜、沈葆桢、彭玉麟、田兴恕、江忠义，四年多的时间共有21个湘军集团头目先后出任督抚。其中毛鸿宾、左宗棠、严树森两次，曾国藩、刘长佑、李续宜、田兴恕三次被委任，曾国藩、田兴恕和李续宜（未到职）还被委任为钦差大臣。这23个人中有13个湖南人，他们均为湘军将领或幕僚，主要任职在长江中下游的四川、贵州及其以东各省，其次是珠江流域。广东完全由湘军所控制，广西巡抚虽不是湘军人员，但省内主力部队是湘军，且受制于两广总督，其布政使刘坤一又是湘军大将，所以事实上广西也是由湘军集团控制的。湘军集团在黄河流域则大为逊色，只控制陕西、河南、山东、直隶四省，且控制的深度和广度也远不及长江中下游各省。

与此同时，湘军集团的督抚利用掌握的地方政权，大肆搜刮税收、筹集军饷、扩充部队，从而使湘军实力急剧增长。位至督抚的湘军集团头目深知战争时期如果身在战区或靠近战区，军事上不能自立，不仅不能保位，而且身家性命也危险，因而也热衷于招募新营，成立新军。

由于有曾国藩这一位“统帅”，湘军出身的地方封疆大吏能够互相照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编结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痛痒相关，呼吸相从，以致整个晚清时期，地方督抚重要的职位都由湘、淮军将领出任。朝廷有大的兴革、动作前一定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若朝廷治罪一人，则很可能掀起大波澜，曾国藩的“局”做得太大，以致他自己也说：“长江三千里江面，都张挂我的旗帜，否则就不能放行。”

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以外，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传统中国最讲究裙带关系，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曾国藩的至交好友，像刘蓉、郭嵩焘、罗泽南等人后来都与他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年少时，就曾与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长大一些后，和曾国藩一起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后来，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刘蓉同曾国藩的气质很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据郭嵩焘在《临终枕上诗》中记述说：“乃见曾刘岁丙，笑谈都与圣贤邻。”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到京城做官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和帮助。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同湖南巡抚张

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才使他竟然毁弃前疏，出面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写信给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蓉、郭嵩焘二人也应邀而出助曾国藩一臂之力，但与曾国藩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传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他们两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曾国藩在给刘蓉《养晦堂诗文集》写的序跋文字里明确指出：“吾友刘君孟蓉，湛然而严恭，守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曾国藩在这里对刘蓉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门生故吏

由年少时的切磋学术到年长时的亲家联姻，曾国藩通过建立裙带关系将志趣相投、情深义重的至交好友聚拢在自己周围，成为后期势力崛起的重要基石。

厘捐

厘捐，也叫厘金或厘金税，是我国晚清时期清政府为解决财政空虚而征收的一种行商税，多在水路要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商品征收百分之一的捐税。

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时结识了刘蓉，经刘蓉介绍与曾国藩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磋”。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迥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能跻身于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他才识的钦敬之情。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张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军队，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由于这些，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曾国藩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作纪念。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曾同入曾国藩幕府做幕僚，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李鹤章和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后来李鹤章与曾纪泽又成为了儿女亲家，李鹤章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

由于有众多部下联手互助，又有如此之多的“亲家”相帮助，曾国藩如虎添翼，才成就了大事，成为中兴之臣。

除了“门生故吏、儿女亲家”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用于编织“关系网”呢？曾国藩深知，战争期间非重奖厚利不足以得人死力，而奖励手段则又不外升官、发财二事。但是，当时筹饷相当困难，前线弁勇除日粮稍优外不可能再另外给予重金奖励，而幕僚等后方人员则连薪资都不丰厚。办厘人员薪水来自厘金提成，粮台人员薪水来自湘平与库平银两的差色折算余数，弄得好也还收入不错。而文案人员的薪水出自军费，标准非常低，仅能维持全家生活。可是他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幕府情有独钟，主要是为了学点真才实学，混个一官半职。曾国藩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

人脉经营

曾国藩利用幕府精心筛选、扶植起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营建起良好的人脉基础，在关键的困窘阶段这些人都能投桃报李，为其厚积薄发创造绝好时机。

常言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曾国藩帮助属下建功得赏，举荐升迁。反过来，属下也帮助曾国藩扶危解难，兴旺发达。曾国藩摆脱在家守制时的不利局面就是一例。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在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但是，由于太平军的内讧，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临江，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度为湘军攻陷。湘军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方面进攻。

由于作战有功，湘军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到咸丰八年，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这两年他虽信奉老庄，但相比之下也太悬殊了，心里不免激愤不平。他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离开了战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的大好机会。主帅离开了战场，前线战士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守制欲复出的曾国藩来说是太不利了。

但是，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亲手创建的，湘军将领都是曾国藩亲手培植的。他虽然家居一二年，湘军将领与他仍然联系密切，曾国藩仍能起到遥控的作用。在作战中，对于湘军，别的人很难统一指挥，他的作用仍无人可以代替。因此，胡林翼等湘军大员们，时刻想着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八年间，石达开率二十万大军出走，由江西转入浙江，攻占了浙江的常山、江山等地，对衢州发起攻击。胡林翼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上奏咸丰皇帝，请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卒进援浙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推波助澜，也于五月二十五日上奏。咸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环视周围的确无将可用，于是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六月初三，曾国藩接到圣旨，就再不提任何条件，于六月七日马上离开荷叶塘，赶赴战场。曾国藩这次再度出山，固然因为大清王朝是朝中无人，而更主要是得力于曾国藩的昔日部下的鼎力相助，给他创造了这一绝好时机。

宽严相济，制人攻心

按照中庸思想的观点来说，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都只能解决与之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对待下属也是这样。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是无法无天；对人太严格了，则万马齐喑，毫无生气，凡事有利必有弊，不能两全。所以用人要宽严相济。

淮军将领刘铭传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18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刘铭传一点不怕，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污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来割下了土豪的脑袋，之后便聚众为王，拉起了一支队伍，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因此，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勇，名为“铭军”，并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狂妄，李鸿章也着实头疼。因此，当曾国藩借用准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一下刘铭传。

管人理事的中庸之道

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不可避免地有着一定的副作用，对待下属过于宽厚则难于约束，过于严厉则拘谨失和，唯有宽严相济、张弛有度才是管事理人的中庸之道。

果然，在“剿捻”的过程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发生了两次械斗。怎么处理这个事端，可真让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今后还会内讧；处理吧，刘铭传是李鸿章的属下，且谋勇兼备，又有洋枪洋炮，自己还要用他。于是，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只在嘴上狠狠地说，但对其过失却不予追究，使他心生敬畏。这一招果然管用，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对于老师的办法，李鸿章心领神会，所以他照方抓药，在剿捻成功后，他向清廷力保刘铭传的功绩，使刘铭传得以委任台湾道员。正是这个桀骜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破灭了法军占领台湾的痴心妄想。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省第一任巡抚，在岛内兴建铁路，开发矿山，兴办工厂，为台湾的开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般而言，悍将多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与刘铭传发生械斗的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一开口全是脏话，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陈国瑞15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向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粗鲁莽撞，僧王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这陈国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

悍将多个性桀骜，但其优点也同样突出，对待悍将如同驯服烈马，不仅要有慧眼识良驹的本领，更要有过硬的本领、巧妙的手腕，才能将其充分驾驭。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打上了交道。在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残部驻扎济宁，力量过于薄弱，就把淮军的刘铭传部也派到济宁，驻扎在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向来不把湘、淮两军放在眼里，此次见刘铭传驻扎长沟，十分憎恶，又见刘铭传部配备着先进的洋枪，早已羡慕不已，遂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于是，陈国瑞趁天黑率兵突然越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后大为恼怒，立即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把陈国瑞的亲兵全部打死，并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三天，直到陈国瑞告饶为止。然而，陈国瑞回去后，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自然也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便在曾国藩面前打起了官司。

曾国藩知道只有让陈国瑞真心服自己，才能让他在今后听命于自己。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当他灰心丧气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因莽撞而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告诉他不要扰民、不要私斗、不要违令，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但是，陈国瑞莽性难改，好了没几天老毛病又犯了。看到使用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若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以后一定听曾国藩的话，再不敢不服从命令。陈国瑞这员悍将终于在曾国藩软硬兼施的两种手段下屈服了。

通过对刘铭传、陈国瑞的驯服，可见曾国藩驾驭悍将，宽严相济，制人攻心。这样，不但能够驾驭悍将，就是其他人才也可以人尽其才。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宽者，利也，名也。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