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的陈凯歌 为什么还这么任性？
表演类节目《演员请就位》中，陈凯歌的每一次发言都让人印象深刻，当然这一次也不例外。
在10月26日的节目上，陈凯歌导演再次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如果说上一次是因为淘汰明道，那么这一次就是因为两个演员都想要。
这两位演员分别是牛骏峰跟郎月婷，在节目中出演了《海洋天堂》中的姐弟。
陈凯歌将原本的剧本作了一些改变，两个人的角色力度也更加势均力敌。
最后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效果无疑是好的，就连看上去那么苛刻的老戏骨李成儒都频频点头，给予他们很大的肯定。
最后，两个演员也发表完感言后，陈凯歌导演在写字板上写下了要留下的人的名字。
写完后，陈凯歌又补充了一句：在一种精彩的表演面前，规则算个屁。
亮出字板，陈凯歌写了两个名字。
陈凯歌导演觉得这两个演员表现得都非常好，他都想要。
节目规则不允许，身为主持人的沙溢对凯歌导演说只能选一个。
陈凯歌导演又怼了回去，反正他写了两个名字，读哪个名字让沙溢看着办。
最终表示太难的沙溢为了打破局面的尴尬，思考再三只能将两个人的名字全部读了出来。
然而，这时候节目的导演不干了，规则就是规则，谁都不能挑战规则。
吃了闭门羹的陈凯歌在无奈只能选择一个人的同时，还不住的表示复赛谁都不选，只选郎月婷，此言一出，全场近乎狂欢。
随即露出一脸坏笑的陈凯歌，让人更加着迷，那么这个六十七岁的老人，为什么会如此任性呢？
高傲的少年凯歌
1952年8月12日，陈凯歌出生在一个电影之家，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是中国内地40年代有名的导演。
毕业于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受教于曹禺、洪深等艺术大家。
常说严父慈母，但对于陈凯歌来说，身上所有的边框，尽数来自于母亲。
如果说父亲是严父，那么母亲就是个严母，从小严格的生活，规划着陈凯歌的人生路，但如此没有人情的条框教育，使得陈凯歌从小的观念便是:“善恶有报。”
好在，陈凯歌的儿时过得十分平坦。
但是这种想法却是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愈发突出。
14岁那年，他以常人无法比拟的高分考入了当时北京最好的高中——北京四中。
文化底蕴深厚的陈凯歌也是那个学校非常好强、爱学习的孩子，这样的好习惯使他成为了学校的尖子生。
本来是最有希望考到北大或清华去读书的。
入高中没多久，国家发生的十年动荡，却是彻底改变了陈凯歌的人生及求学轨迹。
在《少年凯歌》中，整本书被他描写的宛如一个会流血的人，随便掀一页，都是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
而对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这一段:
“在一次作文课后，班主任告诉我，你的父亲不是共产党员，你学习努力、成绩好，但也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这样的话无疑于在高傲的凯歌，头顶之上悬了一把匕首。凯歌，既害怕又怨恨，在父亲游行后被人拉上台，侮辱的时候，凯歌为了标明自己的立场，也跟着喊口号。在母亲被罚面壁时，秉承着“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了的凯歌，没有推出自己手旁的那把椅子，那把椅子……”
书中的故事，正是让陈凯歌终生难忘的记忆。
从小都理解为善恶有报的陈凯歌相信着自己的父母犯了错误，没有试着理解父母，也没有了解过父母，只是在浩劫面前勉强的维护着自己卑微廉价的自尊。
当父亲那一跪，跪在自己面前的时候，陈凯歌世界崩塌了。
他以母亲教导给自己的思想而自豪，却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痛苦过后，这才开始认识到了这是一条错误的路。
我要任性一次
1969年夏天，陈凯歌离家远行，从北京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垦局当工人。
在西双版纳，陈凯歌与十几万知青一起伐木开荒、放火烧山，变原始森林为大寨梯田。
年仅16岁的陈凯歌是北方的孩子，水土不服，身上被各种各样的毒虫咬得一塌糊涂，日子过得很辛苦。
直到3年后，一个军人找到他，严肃地问他，你想不想当兵，陈凯歌不假思索地回答，“想。”
对方说：“那你跟我走。”
就这样偷偷摸摸当了体育兵的陈凯歌，进了部队。
因为身高1米85的个子，又爱好打篮球，陈凯歌成为人人羡慕的"球兵"。
1971年8月，陈凯歌获得了回家探亲的假，回到家中，在当时才刚50岁的父亲身上，他再找不到以前的意气风发。
陈凯歌看到父亲满身衣衫褴褛，牙齿掉了很多，整天拄着扫帚在打扫厕所，还时不时对人弯腰示好。
这对于重新骄傲起来的陈凯歌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耻辱着自己的无能和对父亲的残害，这时的他终于要反击了。
内心一直拒绝着导演行业的陈凯歌，已经不再是一个观众和一个导演之间的联系了，而是一个孩子和一个父亲的共鸣。
这时的陈凯歌心中只想着一件事儿，便是为导演这个行业证明不是小资本主义。
在经历了有苦有乐的军营生活后，1975年退伍回来的陈凯歌愈发刚硬，有了做导演为目标的他决定从零开始，便在北京电影洗印厂当起了工人。
历经三年之后，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恢复高考，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凯歌铆足了劲，而起初反对的父亲，太过了解其中的艰苦。
但父亲还是尊重了陈凯歌的想法，他也只对陈凯歌说了一句话:
“你万不可放弃，我只要求你这一点，你干的再苦都不能放弃。”
陈凯歌回答父亲说:“我会记着的。”
1982年，陈凯歌大学毕业，然后被分配到了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做导演。
在北厂的两年里陈凯歌脑子里想的最多的，便是如何能拍出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电影，1984年陈凯歌被借调到广西电影制片厂。
同年7月下旬，沉淀了两年之久的陈凯歌，终于抑制不住了自己的才华。
紧推一部《黄土地》完成双片后，便立马送到了文化部审查。
一心执着于自己电影的陈凯歌不得已又去应酬陪酒。
饭桌上不被重视的陈凯歌，只是领导们喝酒时打趣的一个对象，而本来便极度厌恶这种肮脏应酬的他，当场摔杯而走。
整整一年里，《黄土地》因为不被领导接纳，久久不能上映。
但是金子总会经得住时间的打磨，《黄土地》一经上映，口碑便呈现了一边倒的优势。
而本以为找准了方向的陈凯歌，会放下少年时的执念，没想到的是他却因为电影市场的黑暗使其执念又深了三分。
电影是导演的艺术
作为陈凯歌的处女作《黄土地》，这也许是陈凯歌最为诚挚的电影。
在审核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陈凯歌被问到的最多的话便是:
“为什么拍一部这样的电影？”
陈凯歌回答:“想拍！”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之中，充斥着陈凯歌的信念和外人不理解的任性。
他的电影允许被质疑，信念却是不可以 因为即使当年的《黄土地》不过审，还会出现“黑土地”“红土地”，因为陈凯歌的思想需要承载和流传下去。
《黄土地》中的陈凯歌，也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土地，投向了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华民族。
影片弥漫着对悲剧个体命运的关怀，更饱含着对处在时代巨变下民族出路的拷问。
《黄土地》的深刻、厚重、充满着赤诚而雄浑的力量，他抓住了这种感觉，没有把它当作单纯的故事背景来处理，而是让它成为了整个民族人格化的象征体。
这种不被人理解的任性，更像是陈凯歌不变的执着。
在随后的电影，《边走边唱》中，陈凯歌以寓言的方式透过独特的视觉世界和意蕴深厚的自然景观突显了两个顽强的生命。
通过一个简单的生命渴望和民间故事来阐释关于世界真相的问题。
在《霸王别姬》中，他更是完成了一次个人创作主题上的思辨，将历史宏观和个人命运的微观近乎完美得融合一处。
“生、死、爱”，也成为了陈凯歌电影里永恒的三要素。
从《黄土地》到《霸王别姬》，选择的都是压抑，在沉默中爆发或者死去的沉重主题。
在这类主题的创作中，陈凯歌始终袒露着忧愤，他的哲学表达和电影文本在这个领域成为了文化苦旅的代名。
陈氏电影，正是一种对世界含蓄的解读
如果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每个看过陈凯歌电影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见解。
张艺谋说过:“在中国第五代导演中，陈凯歌是最具实力的那一个。”
但从《荆轲刺秦王》中，就略有些让人看不懂的陈凯歌。
在2005年的《无极》中，过深的内涵让观众们捉摸不透，而他们也终于给陈凯歌挂上了“江郎才尽”一号。
当陈凯歌做出回应时，不过是哈哈一笑，说:“电影本来就留给少数人欣赏的！”
很多人都评价陈凯歌是在给自己找面子，但也有一大部分人被陈凯歌的个性所吸引，于是将他比喻成是当代的“杜甫”。
是的，他和杜甫一样都是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社会上的人。
凯歌导演更像是“李义山”，因为每一个人都能从他的电影中感悟出不同的东西。
陈凯歌之所以能把电影拍的如此深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理解不了他的初心。
这正是因为所有人都只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了一个名词的概念，但是对于陈凯歌来说那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刻骨铭心的噩梦。
正是这种影响让陈凯歌导演把人、把人心、把人性看透了，以至于他之后的人生都是在讲“人”。
不疯魔不成活，这是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里的一段很经典的台词。
可这又何尝不是陈凯歌导演自己的写照呢？
一部比一部隐晦的电影为他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他总是在寻求着一种不同，有的时候他找到了这个不同，例如《黄土地》。
可更多的时候他总是以失败告终，像是《边走边唱》。
他就像是他塑造出来的一个个人物一样，承受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他在给自己的内心一个交代，曾经自己的思想被绑架了，在挣脱出那样的一副纸枷锁之后，才明白了人生在世的意义。
所以他拍了《无极》，很多不爱思考的人，被定格在了和陈凯歌同样拥有的16年的思想囚笼中。
他们不愿意透过表面去看事物，可殊不知《无极》就像是段小楼解放后所唱的《霸王别姬》，虽然看上去霸王依然是霸王，但是霸王的灵魂已经不是了。
无极的内涵便是:“人还是人，只不过是思想麻木了。”
说到底，《无极》就是陈凯歌导演对于电影市场的一个妥协。
他开始相信“拍电影不需要那么极端”，而忘记了“不破不立”的永恒真理。
现实与理想在他的心里开始了一场的较量。
我们可以从《无极》里看出陈凯歌导演的想法，似乎是在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欺骗以及承诺和谎言对于一个人内心的重要性。
但面对着全民的谩骂，陈凯歌在《少年凯歌》里，影像着自己的伤害，但外人的不理解又造成了对陈凯歌的二次被伤害。
这看似任性的任性，实则是陈凯歌坚持在这片荒土上最后的理由。
他为什么不被人接受
陈凯歌自始至终都不负，中国第五代导演领军人之称，他在电影中诉说的是自己对这个时代、对历史、对人文的认知和情怀。
就像作家在写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歌手在唱自己心中的情感一样。
他带着从小培养积累的古典文化修养，用他特有的视角，在创造他所理解的更有深刻立场和意义的表达。
而之所以人们不喜闻乐见、不接受这样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对他的期待错了方向。
陈凯歌做的事，是只有在精神上与他能比肩之人才能产生共鸣的事。
他有自己独到和清晰的解释世界的方法，并有足够的力量坚持和捍卫自己的世界观。
在如今电影市场尽数被商业电影麻痹着感官的人们，期待着更刺激的商业电影。
可陈凯歌从骨子里就不是一个商业电影导演，他太喜欢夹带自己的私货，《妖猫传》里对杨贵妃的同情，对唐玄宗的讽刺。
《搜索》里，对网络暴力的控诉，对人性之恶的剖析。
这些东西并不是大众希望在电影院里看到的，国人的习惯是到电影院里笑一笑，被特效爽一把，自我感动一番。
哪有心情去站在上帝视角，审视人性，回味历史呢！
所以说陈凯歌从来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业片导演。
观众也不必用商业的眼光去审视他的作品，发出“莫名其妙”“看不懂”的感叹，因为这本来就是给少数人看的电影。
陈凯歌要说的东西太多了，就算再给他五十年，他也未必能拍的完。
但他却是半生致力于，这片不被人理解的荒土之上默默开垦。
在《白昼流星》之后，面对着全民接受采访时，记者问:“年轻导演拍电影任性，因为输得起，到您这个位置，“任性，是不是成本就大了？”
陈凯歌答:“我喜欢，我就拍了！”
这样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展示着陈凯歌的任性，而这也能看出67岁的陈凯歌，内心一直年轻。
遗憾不能再发生在下一代人身上
从年幼到年老，对伤害总是无能为力又非常不甘的陈凯歌，终于在儿子身上看到了希望。
有一次，在饭桌上，客人喝醉了，对妻子陈红稍微有些无礼，大儿子陈雨昂十二岁，蹭一下站起来便对那人吼:“你丫干嘛！”
陈凯歌当时心说:“这就行，这个就够了，这就叫不怕事。”
可随之而来的便是惭愧，想起当年，都没有给自己的母亲弄一把椅子。自责的陈凯歌在接下来的饭局上没有说一句话。
当陈凯歌回忆起的时候就说:
“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解剖我自己，当时我可能不是没想到，我可能就是怕事。我可能就是觉得人家让我妈站着，那就站着吧，能怎么着？”
这一句话里，充斥着对自己的失望，和对儿子的期望，陈凯歌失掉的品格，希望可以长到儿子们身上，对儿子的教育。
也就是在《道士下山》里，师父李雪健对王宝强的那句叮嘱，“遇到什么难处都不要怕。”
这一句话，是陈凯歌内心的呼喊，没人体会过他的这种感受，因为陈凯歌深深地怕过，他也最终为此懊悔终身。
所以在教育下一代上，陈凯歌很早便让14岁的儿子离开父母独自到加州求学。
在学校里，每个孩子都要负责一匹马，打扫、清洗、遛马，14岁的小少年从头到尾都很好地坚持了下来。
之后，陈雨昂写了一篇关于那匹马的作文，如实地记录了自己的心得感受。
文中说，他对那匹马本来没什么特别感情，但就在他最后一次去照顾马时，马似乎感受到了分别，用鼻子在他面颊上蹭了很久。
就是在那瞬间，他忽然觉得之前的一切付出都有了回报。
对此，陈凯歌在家书中总结为“持续的奉献会换来眷恋”。
陈凯歌用着自己的经验去教导儿子，才华不属于你，才华是你和上帝交换的产物，你交出真心，才能换来才华，一旦真心没有，才华立即消失。
所以当陈凯歌在大儿子成年时，问过一句话:“你十八岁了，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儿！”
陈雨昂答:“音乐！”
陈凯歌:“为什么？”
陈雨昂:“我感觉您电影中，片头曲和片尾曲很差，以后我给您弄。”
旁边的母亲陈红被逗的哈哈大笑，陈凯歌也是欣慰一笑。
这是高山的问候，也是高山下面的世界应有的样子，执着、任性了一辈子的陈凯歌终于看到了希望。
在写实和写意之间游离，电影便是他的长安城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世人反复念叨王小波的这句话，却忘了它的下半截——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
陈凯歌这样说。
这个时代对于老一辈导演来说，似乎更适合往回看：张艺谋登上了《长城》，冯小刚有了《芳华》，陈凯歌则拿出了《妖猫传》。
无论评价几何口碑高低，这三位华语电影圈最为知名的导演，无一例外开始调转车头。
他们都曾先一步离开自己的背景与时代，从各自擅长的领域与表达里留下足迹。
他们都没有充足时间沉淀和蜕变，就一头撞上了时代剧变的高墙，头昏脑胀之余，也有些飘飘然。
花了六年时间，耗费2.5亿修了一座长安城的陈凯歌，显然比另外两位走得更深也更远，深深坠入一场历史的华梦之中。
我们无法揣测这是他对本土奇幻的热情未消，还只是一时兴致使然。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无极》的前车之鉴下，陈凯歌不会再夹杂太多思辩，而是更加迎合普罗大众的期待。
经过十年浩劫，见过社会动荡，金熊金狮金棕榈，全都走过几趟。
这些在中国电影史上，值得占满单独一个篇章的导演们，都曾经承载、实现过华语电影人的终极梦想，也背负过太多的期待与责难。
他在自传《少年凯歌》中着力描写了那段曾击碎他的批斗现场：
众目睽睽之下，他推了一把自己的父亲，他看着红卫兵抄家，看着母亲面壁而立，看着藏书和衣物被人肆意销毁，他没有选择反抗。
这本自传，更像对往日伤痕的一次抚慰，“当一个孩子当众把他的父亲一点点撕碎，听到的却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那时种下的不被人群接纳的恐惧，深深植入陈凯歌的意识与创作。
自觉或不自觉之间，他找到了电影这件甲胄，来保护他敏感且脆弱的触角。
我们很难忽视，他在片中追求的形式化场景，对大场面群戏的情有独钟，是否为一种下意识的“暴露疗法”。
既渴望群体的接纳却又害怕被其淹没，满是矛盾的自觉。
无法抹去的创伤经历，在体力最旺盛，荷尔蒙最充沛的年龄中，是创作的良性给养。
但时过境迁，其中的毒素却重新滋长，孤独感日渐盈满。
“孤独既使得艺术保持理性与独立，又像是慢性毒药，让有些伤疤永远难以愈合。但或许，孤独也是一种可能的疗愈方式，表明并非所有伤痛都需要治愈，并非所有伤口都是丑陋。”陈凯歌这样说。
这句意味深长的话，透出的不止是酸楚。他开始退回理想中的时代，他当年栖身的象牙塔，如今成了长安城。
在陈凯歌的作品里，东方美学是他与生俱来无法割舍的一种修养和底蕴，但他内心更像是一位东方文人，孤独又灿烂！
他不像冯小刚这般市井，也不像张艺谋那样官方，更不像田壮壮那样叛逆。
他被人评价为“十分任性”，可透过任性可以看出的却是那一股“三十年来的执着”。
这种执着的姿态，或许有些虚伪，也有些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