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教育写作之旅》主题稿（下）
我的笔在哪里（续完）
——《我的非教育写作之旅》主题约稿
四
其实，我一直认为，我首先是一个语文教师，其次是一个真正的读者。
我到现在都坚执地认为，一个语文教师，就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读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具有文化个性的作家。
这是叶圣陶先生讲的。我虽未得叶老亲炙，然而我非常幸运，我与叶老的孙子、著名作家叶兆言是朋友，我也得到过叶老的学生、上海《语文学习》的老主编范守纲的教诲。
在我从事文学评论写作的过程中，我始终定位自己是一个读者。做一位读者，做一个绝妙的读者，这是普鲁斯特起初的愿望。而普鲁斯特走向一个著名作家的历程是：以成为批评家、成为读者为开端。
我还在写小说，偶尔会有作品出来。校长高万祥常常对我说，你能写小说，多让人羡慕啊！
但他不知道我又在悄悄转型。
我与著名作家毕飞宇的对话题目是：《“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我非常欣喜的是，这句话正好成了某种象征，我与我的作家朋友们是同一条船上的。将他们在创作伟大作品时的所想所思激发出来并通过对话这种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比起我写一部作品更重要。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阅读北村、刘震云、海男、苏童等作家时的心境，也记得当时因为阅读而扬起的我也能写出一流作品的豪情。但是，我的伟大的一流作品的写作因为一次次与作家的对话而搁浅，偶尔我会在中夜，一人独对电脑时会产生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落寞情怀。但一想到我也许是在做着一种有利于文坛的建设性的工作，便又将那种情怀悄然藏起，同时打开一个作家的作品，以两个月为一个周期，读完他的所有作品，搜集到关于这个作家的所能搜集到的评论并认真研读，然后拟好对话提纲，然后拨通对方的电话，然后在电流中进行交流，身旁的三洋录音机则永远以那种速度旋转，忠实记录下我与作家们的一次次对话……
在这些作家对话中，与毕飞宇的对话反复被转载，与范小青、阎连科、北村、苏童的对话也先后被一些刊物、书籍或网站转载，与刘震云、方方的对话，先后被《新民晚报》评为当月期刊最佳专栏文章，至于这些对话为多少当代文学研究学者所摘引，则是我所无法统计的了。
我觉得我做对话的第一愿望是实现了：为研究者们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为读者呈现作家写作时的心境与思绪……
在与这些作家的对话中，我清晰地触摸到对方的生命的律动，体会到了他们对文学的那种圣徒般的情怀，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他们对时代的把握，他们的爱与恨，他们感与思，他们的写作现状，他们的写作宏图……
当然，在与这些作家的对话过程中，我自己也同样历经了一些非常细腻而生动的心理历程。
我知道我的出身，我只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文学评论的工作并不是我的强项。我只是在语文教学之余才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同时也写一些在我认为是小说的作品。语文教学是一个不太注重精神的活儿，教学任务的繁重，应试的压力，使这项本应为精神活动的活动变成了一种机械的运作，我当初的写作完全是出于一种害怕与恐惧，因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某种教育机制下的工具而开始了我的阅读与写作。我完全遵照了一种原则在进行着我的阅读与写作，那就是厚积薄发。所以，我的阅读面广泛而富有深度。我真的很难统计我一年的阅读量了。我所能明确计算的是，刘震云的四卷本巨著《故乡面和花朵》是二百万字，我依此估算，我每年的阅读量应该是在一千万字以上。这里面还不包括文学理论著作的研读与教育教学论著的阅读。为了使自己文学理论方面的学养达到与作家对话的高度，我每一个阶段规定自己必须读完一本理论著作。譬如，我在《批评意识》这本全景式的反映日内瓦学派的理论与贡献的书上，所付出的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这是一种耐力的考验，也是一种对话中的抗衡。这种比阅读作家要难上百倍的阅读，有时会使一个写作者望而却步。但是我走过来了。当然，这种阅读完全是随缘性的，因为没有读硕与读博的经历，没有任何人给予我指导，这种阅读，我自认为到现在为止仍然只是一种没有系统性与计划性的阅读。
与作家们对话越多，我便越发觉身边的对话者越来越少。很多次，我在一种孤独与寂寞中抚摸着自己读过的书。我打开那些洒满我心迹的书页，像与老朋友一起连流。我读过的书页上，很少没有留下我的字迹的。一位学者看过我读过的书，感叹地说，在我们高教界也已经很少有这样的阅读者了。他抚摸着有我的密密麻麻的笔记的书页，眼睛里晶莹闪亮。我在那时候也被自己感动了……
但我又何尝不知我的这种阅读可能仍然非常肤浅。譬如巴赫金，我知道我非常喜欢的那本薄薄的《巴赫金：对话与狂欢》一定难以支撑巴赫金的所有著作。我见过巴赫金的全套著作。在书店里，我望着十大卷的巴氏全著，心里掠过一阵悸动，书生的穷酸，既不能让我全部购下这套大著，而一个中学教师的业余时间也使我清醒地知道，阅读完巴赫金是一个什么样的了不起的工程。
所以，有时倒是有意回避那条艰辛之路。可我又知道在与作家们的对话时，我又必须要从那条路走过来。现在的作家，我说过，哪怕是一个三流作家，其阅读量都庞大得惊人。想要摸清他的精神世系，不读书是无法做到的。很多作家，其实也有文学评论的天赋，他们的学养，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批评家。像叶兆言、刁斗、毕飞宇、邱华栋、红柯、艾伟……他们与文学学者比，也不遑多让。
记得与红柯对话完成后，刁斗表扬我说，不简单啊，能听懂红柯的陕西话就是非常不简单的。他们在与红柯交往时，总是看着红柯的嘴形，判断红柯在说什么，而我是在电话里听红柯说话，然后整理出对话，委实不易。
其实，读刁斗何尝容易？刁斗作品中那种人称视角的转换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挑战！
在与毕飞宇对话之后，我知道自己要面对很多问题，更要面对很多难度与高度。譬如北村，他是一个教徒，他的作品充满了一个教徒的文学精神，有时候，你如果不经意，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在那篇《三重奏》里说起过北村经常讲到“他”。稍不留意，你不可能知道这个“他”的所指。在与北村对话时，他的名作《周渔的喊叫》正在由他改编成电影《周渔的火车》。他的行踪不定，作家本身也像一个谜一样的让人难以捉摸。但还好，我终于找到他，发现他，进而锁定他了。北村，康洪，当代文学中著名的先锋作家，当我完成了与他的对话后，我松了一口气，横亘在我们之间的耶稣终于没有形成难度，我越过了这个高度。
在与阎连科的对话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这则小插曲差点成为我与阎连科的障碍。
我很早就阅读阎连科了。我从直觉上认为阎连科是中国当代少见的优秀作家，他的《日光流年》我认为是当代作家贡献给世界的一部力作。为了掌握这个作家，我对这个作家再一次进行了一种全面投入的阅读。也许我的预约早了些，而作家本身又遇上了一个难缠的博士生也要与他做对话，于是便想拒绝与任何人做这种对话。但我打电话给阎连科说，我的时间不允许他拒绝，因为我的中学教学任务是繁重的，而完稿之期限就要来到，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已无法再选择第二个作家了。我只是因为投入的阅读而没有经常与你联系，但我一直在纸上与你交流着，请你帮助我完成这次对话。阎连科在这样的说辞面前才勉强同意与我作一次对话。
然而，真正开始对话后，阎连科为我细腻而投入的阅读感动了。他发现我对他的那篇《兵洞》竟然也投注了十二分的关注表示感动，他说他自己都没有想到那篇在他认为不起眼的作品会被我扫描到并加以认真的评论。他说他有理由认为我的阅读是一种成功的阅读，是一种让作家们感动的阅读。他当时就认为，那个博士生并没有像我这样细致地阅读他的作品。
有了这样的前奏，我们的对话非常成功。以致连科后来每与我通电话，都一再邀我到京玩玩看看。
阅读阎连科，与阎连科对话，是我评论史上的重要段落。我非常感谢上苍给了我这样的机遇。
与刘震云对话之后，又是一次极高难的文学行动。这位名满京城的名嘴作家，以他的《新兵连》、《一地鸡毛》等作品蜚声文坛，以《故乡面和花朵》的巨大转型再一次震动文坛。
阅读完刘震云的作品后，我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对话感觉。我一边设计问题，一边寻找对话的契合点。
我记得那是在冬天，寒假就要到了，春节就要到了。我一直与刘震云保持着联系，一直跟踪着他的行踪。他到河南度假，我让他无论如何手机开着，我必须要在春节前完成与他的对话。我心里其实是很没有底的，这些大作家，如苏童、叶兆言，是没有开手机的习惯的。我也担心刘震云到了河南后也不再将手机打开。
在一个冬夜，我与刘震云开始了对话。那一晚，我们大概一共通了五个小时的电话。刘震云是一个极富对话魅力的对话者，在我的这次对话中也充分体现了出来。他的幽默，他的深度，让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作家的高度，而他的妙语连珠，则让我觉得文学人生的愉悦。我与他对话时，他大概是在他老家的一个亲戚家里，四周阒无人声，但从电话里能听到他身边有一只小狗叫。也许正是狗吠这样的对话细节，使我们的对话充满了那种过日子的特有的温馨。我们的对话在这样的场景下展开，是多么地让人温暖。
我们从刘氏作品里提炼出了三个关键词：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冷幽默，让很多读者会心而快乐。
我是在读者们会心而快乐的情绪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的：如果刘震云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那么，我拿什么与他产生对话场中的对抗与会心呢？那就是：我是中国最优秀的读者。
这一定论是阎连科给的，在刘震云这里再一次得到了确认。而我，也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头衔——多好啊，我是中国最好的文学读者。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精神照耀下，我与那么多的作家走到了一起；而从我的眼里，我发现了这些作家在对话中的特点：毕飞宇是一个理性却总是在想问题的作家，苏童是一个诗性的作家，叶兆言是一个深厚的作家，范小青是一个苏味作家，北村是一个虔诚的对话者，红柯、刁斗是读书型的作家，方方能言善辩，海男、李修文神采飞扬，艾伟则是一个积极的对话者，荆歌是一个认真的对话者，而最近接触的张者，则自信而幽默……
在张家港高级中学哈佛楼的407室，我就这样坐在床边，坐在电话机旁完成了与我的这些大师级朋友们的对话。也是在那间斗室里，我从一个企图想成为评论家的心理定位完成了做一个最优秀的读者的转型。
五
很多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与教授，曾一再问我的师承与出身，我笑称，高中生耳！在这些名满天下的大学者面前，本科生的学历当然羞于提起了。
不过，最近，我则戏说，我的本科是在扬州师院完成的，硕士是在比利时读的，博士与博士后，则是在耶鲁与哈佛完成的。
在与这些作家进行对话时，我读到了日内瓦学派的重要著作《批评意识》。这是一部日内瓦学派“全景及宣言”式的重要著作。
我对乔治·布莱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这本书，我在阅读过程中的投入是巨大的。正因为有了这种投入，我似乎是一下子发现了这本深契我心的著作，不仅仅因为它的认同、重逢、选择、接近等重要的关键词构成了这一批评流派的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观，更重要的是夏尔·杜波斯这个人，他完全将我镇住了。我原先准备用他的论文集题目《接近》来作我的文学评论集的题目的，可是后来，我选择了他的那句著名的话中的“经过和穿越”作了我的书名。那句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人的确是个场所，仅仅是个场所，精神之流从那里经过和穿越。”
这是杜波斯和柏格森经过了那难忘的谈话后在他著名的《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
在与作家们对话时，我不是我，就像杜波斯说的，我只不过是那个人，他在那儿就是为了思想猝然来到他身上，并且从那儿经过……我的精神不是思想的总体，不是思想的创造中心，它仅仅是思想通过的地方。我在与作家们对话之后，我——无论算是一位批评家，还是作为一位读者——我觉得作家们的精神之流经过了我穿越了我，我作为一条通道，我所接受的作家们的精神在我的身上流过然后来到你的面前。
需要附加一条的是，其后，乔治·布莱以后，兰色姆、瑞恰兹、TS·艾略特、伊沃尔·温斯特成了我的博导：他们所构成的“新批评”流派，成为我构建我的文学有机本体论理论体系的温床。
其后，伟大的哈罗德·布鲁姆以他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深深影响着我，让我愿意拜伏在这位大师的脚下。
不过，这时的我，已经离开讲台三年了。
六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恪守一个原则，不与教育人士谈文学，不与文学人士谈教育。
我以半步之遥的距离看取我所寄身的教育，我同样以半步之遥的距离看待我所魂牵梦萦的文学。
为什么需要这种清醒，我自己明白，是想获得一种冷静，一种清醒，一种不被时潮所左右的价值标杆。
我知道，我们身边的很多语文教师，都曾有过做作家的梦，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中国的语文教师中，能够称为作家的有几个。而我，从某一个时候开始，也已经不敢自称作家了。在一个群体之中，做少数派，是非常艰难的。
其实，特级教师的梦我也已经不敢做了。这是一个比做作家更其高尚的梦，一种更纯粹也更撼人心魄的梦。不敢做的原因是，我没有能培养出一个超过自己的学生。我的学生们，高中毕业后没有几个人选择中文系的，有那么几个，但也成绩平平。我认为这是一个语文教师巨大的悲哀。这也是我不敢做语文特级教师梦的理由。
而现在更多的语文特级教师的水准，也让我觉得跻身于这一行列，已经不见得有多么光荣与高尚了。
我还要说的一句话是，我现在的生存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我还现在只能算是一个边缘人。我差不多每周都要来往于南京与张家港之间。有人曾半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又开始漂泊了。
现在，我在主编一本教育刊物。很多人说，这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然而，我明明白白地知道，我的根在语文。我仍然定位我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我挚爱着语文，到现在也毫不因为读书时代几个我非常喜欢的语文教师给了我一辈子的影响而有所悔恨。
当然，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物质的高速发展，很多美好的东西正处在可怕的裂变之中，或者是在崩溃中又聚合成另一个更为可怕的东西。譬如说价值观的问题，出现了米兰·昆德拉笔下的那种崩溃情景。我觉得，在现时代做一个教师，不得不面对很多很多东西。然而，我始终认为，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我们人之为人，教师之为教师，不能成为崩溃过程中飞离中心的碎片。
我在走到人生的中途，停下来，回过头去，张望来路。这时候，我像一个大人，而那过去，似乎成了孩子。我的孩子，我俯下身子，用温情的手，抚摸着他们，然后，心头感慨丛生。
这是我的孩子哩！这还是我的过去……
有人说，自传或回忆录其实是一种不可靠的东西，因为这里面肯定有许多伪饰与美化。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已经差不多是一个透明的人，伪饰与美化，对我，已经毫无作用。文字工作，是一个字一个字做出来的。我现在所说的，几不过是几片纸页，而我这些年所经历的，又哪里是几片纸页能够承载呢？
感谢我的妻子沈扣洪，多年来，是她站在我的身后，支撑着我，并给予我最大的人生帮助，感谢她在我几次重大人生关头对我的宽容、理解与爱护。
最后，我要感谢作家罗望子。在我的写作遭遇瓶颈时，是他及时鼓励：想写什么，就尽情放手去写。小说、散文、诗歌什么的，都可以写。
这人是看到我的小说《面馆》《机会》后跟我说的。成了评论家后，我有点羞于让人知道我还在写小说和诗歌，是罗望子解开了我的心结：能写，就写。如果不写，手就生了，笔就锈了……
写到这里哑然失笑，电脑时代了，我的笔在哪里？
于2011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