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英：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三十周年回顾展望

自1987年两岸长期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两岸同胞突破封锁，开启交流交往已有三十年。三十年来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契合了市场规律，克服重重政治阻力，从单向到双向，从间接到直接，乃至进入制度化合作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面临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传统动能下降、政治因素干扰等内部与外部压力，但展望未来，新时代背景也为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

一、三十年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成果斐然

（一）两岸投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第一批台商假借第三地之名，迂回进入大陆投资，开启了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序幕。1987年10月，大陆表示“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两岸交流的大门终被打开，台商对大陆投资快速增长，并成为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力量。据我商务部统计，截止2017年9月，累计批准台商来大陆投资项目10.1万个，实际使用台资660.65亿美元（由于台当局对台商投资大陆有重重限制，多年来大量台资通过英属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转投资大陆，若加计此类自由港的台资，我实际利用台资金额将高于商务部统计额），按照实际使用外资统计，台资占我累计实际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3.6%。目前台湾是大陆第二大投资来源地，大陆是台湾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早期多为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的中小企业，现在则向高科技产业、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产业延伸，企业也以大型上市柜公司为主；投资区域从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逐步向中部、西部转移，投资区域产业聚集效应明显；投资策略从过去的“三来一补”加工外销导向逐渐转变为与大陆当地产业链紧密结合，目标市场从欧美转向大陆内需市场。

台商投资大陆统计表（专家供图）

（二）两岸贸易

在投资带动下，两岸贸易快速发展。1987年，两岸贸易总额仅为15.2亿美元，现在每年超过1700亿美元。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三十年来两岸贸易额累计达23430.6亿美元，顺差额累计13824.7亿美元。

两岸贸易统计（专家供图）

（三）两岸经济制度化合作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进入制度性合作的阶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两岸两会签署包括《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内的23项协议，并达成一系列共识。

第一，ECFA项下的货物、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落实良好。2013年1月1日，两岸ECFA早收计划下的806项货品全部实现零关税，据台湾方面统计，截止2017年9月，大陆对台累计减免关税48.29亿美元，台对大陆累计减免关税4.44亿美元，台累计核发ECFA原产地证明书654207件，核发金额670.2亿美元。服务贸易方面（除金融业），据我商务部统计，共14家台湾会计师事务所申请获得“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580家台湾企业获准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核准引进30部台湾影片。ECFA服务业早收计划中陆资赴台累计30098.3万美元，台湾来大陆投资累计达84893万美元。

第二，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正常化。2009年4月，两岸签署《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同年11月签订《两岸银行、证券及期货、保险业监管合作备忘录》（MOU），开启了两岸金融合作正常化、制度化的进程。据台当局统计，截止2017年9月：银行业方面，台资银行有29家分行、11家支行及3家子行在大陆开业，另设有3家办事处。27家分行在大陆开办全面性人民币业务，4家分行开办台资企业人民币业务；大陆银行在台设立3家分行，并设有2家办事处。证券期货方面，1家投信企业在大陆设立办事处、8家券商设立14个办事处。37家台资金融机构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QFII），获得投资额度共计105.6亿美元。保险业方面，台资在大陆参股投资7家保险公司、2家保险经纪人公司及2家保险代理人公司，并设有13个代表人办事处。

第三，两岸投资正常化。台当局开放陆资赴台投资，两岸投资格局终于由单向转为双向，进入正常化轨道。据台当局统计，2009年-2017年9月，陆资赴台投资件数累计1049件，金额18.6亿美元。

第四，两岸产业合作取得进展。在ECFA协议中，两岸明确将产业合作列为经济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2011年10月，两会签署《海协会与海基会关于加强两岸产业合作的共同意见》，选择LED照明、无线城市、冷链物流、TFT-LED和电动汽车作为试点合作项目，两岸产业合作论坛推动两岸新兴产业合作不断深入。

二、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经验与特点

（一）国际经济趋势和两岸经济转型形成的市场动力是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发展的基本动力

一方面，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是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驱动力。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经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高潮，两岸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都呈现了相同的扩张趋势。先后加入WTO后，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下，两岸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一环，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两岸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方面，海峡两岸在经济资源及生产要素禀赋上具有高度互补性，成为初期大陆吸引台商涌入的最初动力，同时两岸产业结构变动存在阶段性的差异，促成不同时期岛内不同类型产业向大陆的转移。

（二）大陆为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面对复杂的两岸关系，大陆不断进行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对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建立台商保护机制。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1994年3月，通过《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1999年国务院发布《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以法制化切实保障台商利益。201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等22条政策措施，促进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享有基本同等待遇。在组织上，建立各级接受台商投诉的行政协调机构，完善涉及台商权益的纠纷和争议的处理制度。允许台资企业在大陆设立“台资企业协会”，2007年成立的“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为解决台商内部交流和与当地政府的联系与沟通提供重要渠道。二是对台经济合作的机制体制创新。三十年来，大陆在对台资实行“比照外资”的基础上，以“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市场准入审批制度改善台商投资环境，建立了国家级台商投资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示范区、台湾农民创业园区、海峡两岸产业合作示范区等一系列涉台园区，并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尤其是平潭综合实验区作为闽台合作的窗口，推出一系列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的机制体制创新。三是多渠道展开两岸商谈。在两岸政治对立的背景下，大陆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展开各种灵活的两岸商谈机制，如利用“行业对行业”的商谈模式，推动两岸“春节包机”和“节日包机”，务实解决两岸民众在经济交流中的迫切需求。四是搭建各种民间及地方性平台。如“闽台会”、“鲁台会”、“京台会”、“赣台会”，以及由企业主导的两岸信息产业标准论坛等，对两岸经济制度化交流与合作形成有益补充，最大程度上减少政治关系的负面影响。

（三）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是不断克服政治阻力的过程

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是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前进的最大政治阻力。李登辉执政时期，其1995年访美，1997年提出“戒急用忍”政策，1999年公开发表“两国论”，引发两岸政治危机， 致使1996-2000年两岸贸易与投资额大幅下滑。陈水扁执政时期，提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大陆政策，并频频以推动“入联公投”刺激大陆，两岸经济关系长期无法突破单向、间接的格局。2014年，由于受到“太阳花学运”的冲击，两岸服贸协议被迫搁置，两岸服务业制度化合作才现曙光却又陷入胶着。2016年蔡英文当局执政后，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经济制度化合作机制停摆。如此种种造成了两岸经贸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制约了两岸互利互补效应的充分发挥，损失更多的是台湾经济和岛内民众。

（四）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一是倒逼台当局放宽两岸经贸政策限制。出于政治考虑，台当局对两岸关系正常化一直持抵触、反对态度，对台商投资大陆进行多方面限制。在实践中，台商始终走在台当局的政策前面，如呼吁开放“三通”、反对“戒急用忍”、放宽各行业向大陆投资力度等，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向当局施加影响，致使台当局被迫逐步放宽若干限制以追认台商投资“合法”。二是推动两岸“三通”。随着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进行，两岸“三通”的迫切性越来越高，2008年前要求开放两岸“三通”一直是台湾大企业对台当局的主要政策诉求，并赢得岛内主流民意的高度支持，给台当局造成巨大政治压力，台当局不得不在“三通”政策上逐步被动开放。三是厚植两岸共同经济利益。台商赴大陆投资规模与领域的持续扩大，在岛内形成了直接或间接受益的相当可观的大陆利益群体。同时，台商大陆投资通过拉动大陆投资、就业、出口和税收，也在大陆形成了众多与台利益密切相关的群体。两岸利益群体的持续扩大与良性互动，是培养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四是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直接带动两岸人员往来，2008年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更极大提高了两岸民众的社会交往程度。台胞来大陆人数从1987年的46679人增加到2016年的3685477人，大陆居民赴台人数从1990年的8545增加到2016年的3472673人，人员往来增进了两岸相互了解，为两岸社会融合打下初步基础。同时，台商在大陆三十年经营过程中，通过社会经济领域融合拓展了自身的社会网络，与大陆社会逐步产生绵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逐渐在社会心理、文化领域向大陆靠拢，甚至建立了对祖国大陆新的认同，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前景展望

（一）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全球政经发展环境复杂严峻，两岸经济均步入新的转型升级时期，两岸经济合作的传统动能下降。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增长的“新平庸”，美欧对“高信贷、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调整，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两岸既有的以代工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两岸经济合作的传统市场动力逐步削弱，新的动能尚未产生。二是两岸经济制度化合作停摆，政治负面影响增大。蔡当局执政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经济制度化合作失去既有政治基础，陷入停摆状态。在当前国际经济大环境变化，两岸经济关系传统市场动能减弱的情况下，制度化合作至关重要。没有两岸公权力部门进行顶层设计与协商， 两岸产业无法包容性发展，服务业也难以发挥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的新动能作用。同时，蔡当局在岛内强力推行“新南向”政策，并加强与美日的经济连结，在经济政策上“去中国化”，对两岸经济关系冲击不容小觑。三是“逆全球化”下，岛内产生不利于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民意氛围。近些年，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反应逐渐在社会及政治领域显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逆全球化”潮流兴起，民粹主义随之起舞。两岸也出现了产业互补性下降竞争性增强、经济合作利益分配等类似的深层次问题。在民进党操弄下，岛内民意对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产生抵触，不利于未来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深入进行。

（二）新时代背景下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面临新的机遇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要“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随着大陆整体经济蓬勃向上、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也面临许多新的机遇。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为两岸厂商民间合作提供广阔空间。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大陆“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以来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与沿线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政策沟通渠道，在20余国家承建大型交通基础设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额快速增长。“一带一路”建设超越了传统的自贸区与多边贸易体系，包含多种合作模式，在当前两岸制度化协商中断的情况下，为台商以民间身份多角度参与提供了可行性平台。台湾的优势企业可通过“一带一路”走入沿线国家市场，有利开拓两岸经济合作的新阵地。

二是新经济为两岸经济合作开辟新方向。近五年来大陆新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以分享经济、平台经济、高新技术、人工智能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正成为牵引中国经济未来的“火车头”。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商业化新阶段，中国大陆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创新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大的示范和外溢效应。未来两岸在5G、车联网、云计算、智能制造等新经济重要领域都有巨大合作空间，创新和技术进步将取代传统的资源禀赋成为未来两岸产业合作的新动能。

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筚路蓝缕，三十载风雨兼程春华秋实。当前，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迫切需要化解，应抓住新的重要机遇，以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和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在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柳英，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