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好的学术著作不轻言褒贬 更不刻意作翻案文章”

《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是我担任责编后编辑出版的一部大书，从传记文学的角度讲，罗振玉这样的大学问家，纵横晚清民国年间的政学两界，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本就值得为其立传；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位从传统转向现代过程中极具标本意义的人物，研究罗振玉对了解中国近代学术、政治发展历程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能见证本书的出版，并深度介入本书的编辑校订，是一件十分难得且荣幸的事。

写这本书准备了几十年

罗振玉和王国维很难分开谈论，他们的学问被称为罗、王二家之学，学术界公认没有罗振玉就没有王国维。辛亥革命前，罗振玉曾资助王国维赴日留学，辛亥革命后，他们二人又一起东渡扶桑，做清朝的海外孤臣。他们亦师亦友，又是儿女亲家，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帮助料理了王国维的后事，向溥仪转呈“遗折”，讨来了“忠悫”的谥号。与此同时，罗振玉和王国维关系又十分微妙，不少人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罗振玉有莫大的关系。罗振玉和王国维同为国学大师，无论是二人学问思想上的交流碰撞，还是日常琐事中的交结往来，人们对此的兴趣从未因为时间而衰退过。

罗振玉陈鸿祥先生是著名的王国维、罗振玉研究专家，三十年以前他起意撰写一部反映罗、王交往的著作，然而深入之后发现二人之学浩大如海，难窥涯涘，很难在当时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他决定从王国维研究入手，由王而罗，最终完成大作。2007年《王国维全传》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因考订翔实、研究细致，甫一出版，就被视为王国维传的权威之作。而在那之前，他的《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也很见功力，深受学界好评。在钻研王国维时，他细心搜集罗振玉的研究材料，像《永丰乡人行年录》《洹洛访古游记》《五十日梦痕录》这类专著资料必定要一网打尽，另外罗振玉早年在上海所办的《农学报》，陈先生竟然也全部搜罗了来，至于他所获取的罗振玉和友朋宾客间的往来书信，那就更多了。从开始搜罗到动笔写作，资料积累了近二十年。陈先生写罗振玉传还有一个常人不具备的条件，那就是他同罗振玉的后人关系非比寻常。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同陈先生是好友，罗先生在吉林大学执教，陈先生在南京寓庐治学，两人书信往来不知有几多，信中谈的不仅仅有学问的问题，还有一些家常琐事。罗继祖18岁就协助祖父罗振玉作《朱笥河年谱》，他和祖父有直接的接触，因此他的口述资料，价值之高是毋庸多言的。罗振玉的侄女罗守巽生前长住南京，陈先生得闻这一消息后，经常上门讨教，由此结下深厚的情谊，发展至后来，老人竟想认陈先生的女儿为女儿，临终前又将珍贵手稿交给了陈先生，陈先生细心整理，不少资料也用到了《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的写作中，这是另一段佳话了。

《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罗振玉传，从开笔到终稿，耗时8年；从交稿到出版，耗时两年。从起意算起，到现在则整整过去了30年。“写这本书准备了几十年。”陈先生所言不虚。十年磨一剑已经十分了不得了，而陈先生竟磨了30年！“到时候要麻烦你到医院来”

陈先生生于1937年，今年已83岁。他的住所在南京龙江，距离出版社所在的玄武门还有些距离，考虑先生高龄，每次校改后的清样都是我拎着送到府上。初到陈先生家，是出版社的前辈王宏波先生引见的，他知道我本科时代就深受敦煌学的熏陶，罗振玉的研究里就有敦煌学的内容，他觉得我是合适的人选。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先生的判断是对的，我同陈先生交往十分顺畅愉快。在编辑稿子的过程中经常遇到问题需要请教陈先生，比如我对罗振玉收藏的金石拓片感兴趣，会和他探讨拓片的下落；又比如我对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各本真伪存疑，就和他谈论罗振玉日记和书信中的有关内容，谈论罗振玉在日本售卖字画的往事。陈先生很爱护后学，知无不言。能和这样一位专家近距离接触探讨学问，获得的满足感难以言表。2020年春天陈先生将日本藏《王忠悫公遗墨》线装影印本转赠于我，里面夹着一张颇为雅致的便笺，上有行草书墨迹两行：“鸿祥先生惠存，丁酉仲夏王亮敬奉。”王亮是王国维曾孙，复旦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专家。足见此书的珍贵了。

一年多以来，去陈先生家的次数已多到记不清，多数的时候他身体看起来都很好，但这只是看起来的那种好。去年陈先生因肺部有恙数度住院，情况好转后就回到家里静养，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家里购置了一台家用呼吸机。陈夫人已经过世，家里多半都是先生一人，他是读书爱书之人，一辈子潜心治学，客厅沙发旁边有一张褪了色的小书桌，这部70多万字的稿子就是在那张书桌上一笔一划诞生的。学问是从寂寞中来的，到了他家里就会明白为什么陈先生虽不在大学教书，却能够写出这么多让学术界震动的著作来。

去年年底，陈先生遵医嘱又要到医院住院，去之前他打电话跟我说：“我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编稿子遇到什么问题，要麻烦你到医院来了，我的房间号是……”他生怕我没听清，又说了好几遍。陈先生对罗振玉传的出版很是关心，心心念念都围绕着这本书，为了写书，从身体好写到不好，几十年的研究心血全都在里面了。

好的学术著作不轻言褒贬，更不刻意作翻案文章

有人说谈罗振玉，写罗振玉传，除了传主的学问精深，没有一定的水准很难写好以外，还有一点就是视角不好把握。这一问题在任何人物传记中可能都存在，过于褒扬会近乎谄媚，过度贬低则又近乎轻狂。陈先生写罗振玉，是下了真功夫的，他对罗振玉的了解程度在当今学界少有人能出其右。比如谈到王国维之死，学界多认为王国维上奏溥仪的“遗折”是罗振玉伪造的，伪造的原因是罗、王为儿女亲家，出于姻亲关系，罗振玉要为王国维营造一个殉清的光辉形象。很显然在这个叙述中，罗振玉是圆滑的、世俗的。然而在陈先生的研究中，却并不仅仅如此，他认为罗振玉替王国维上奏的那封“遗折”是罗氏自我心境的表白，他把自己殉清未成的所有惭愧都写进了那封奏折，他对王国维之死怀有愧疚，事后编纂出版王国维的遗著也是这种心绪的展现。

罗振玉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一方面，他先大清，而后民国，之后又投身溥仪的伪满洲国，这是他人生的污点。另一方面，他精通国学，在甲骨文研究、敦煌研究、简牍研究等艰深学问上成就斐然，是近代学术史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一座高峰。这是他值得称道的地方。作为研究者，陈先生作传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姿态，一份材料一句话，言必有据。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适合评价陈先生所做的工作：“好的学术著作不轻言褒贬，更不刻意作翻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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