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刘崐？
文丨龚军辉
作为近代湘学研究不可绕过的关键人物，刘崐对湖湘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大作用。我觉得刘崐值得特别纪念。
第一个理由：多才多艺——值得学习。
除去其治省、为官、指挥军事等才华，刘崐的个人才艺也是多种多样的，且确都达到了当时的顶尖水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是书法。无论大小行楷，均圆润入体，百看不厌。业界评价为“书法劲厚，得鲁公意，时人以比钱南园。”《滇绎·云南通志》中评价说：“昆学颜平原，无槎芽气习，森张浑厚，传世绝少。盖其书名为吏治、文学所掩矣。”生于云南景东的刘崐，书法之所以能别出心裁，得益于云南的独特书学环境——当时中原受赵孟、董其昌影响大，尤其加上康熙、乾隆推崇，一时上行下效，形成风气，而云南地处边陲，信息稍为闭塞，恰又出了个政声刚正、“崛起南疆，独入鲁公堂奥”、“能阳刚学鲁公，千古一人而已”(曾农髯、李瑞清语)的钱沣，故云南书坛独崇颜真卿，而刘崐也是其中学行者之一。他的楷书，笔画方圆兼备，厚实内敛，结构一反中宫收紧外宫开张的传统，变而为外紧内松的外拓法，字大撑格，给人壮健宽博、安如磐石的观感;他的行书，纵情恣性，大气磅礴，更见雄强忠烈，忠臣良将形象似立于纸面。他的墨迹，见于楹联、条屏居多。他写给谭心可的《颜鲁公斐将军诗》，三条屏行书，颇接近鲁公的《祭伯父文稿》，只是结体稍见狭长，行笔更见稳重，既有《祭伯父文稿》的行气，又有颜书的朴拙韵味。而较钱沣，他们同以鲁公为师隶属同门，却各得千秋：钱沣得鲁公骨，结体宽博、朴拙更甚鲁公，力外露，无论楷行书体，更具鲁公面目;刘崐学鲁公得其神韵，行书更见温润，学颜而能自出机杼。慈禧曾向其学习练字、名门大户当时以客堂悬挂其一幅书法作品为荣耀，也直接反映了其书法价值。而他逝世后，景东民间把他手迹视为神物，认为能驱鬼避邪，得佑家庭平安、昌盛、幸福。
其二是对联。联是抒胸臆、表情怀之物。刘崐现遗对联也是如此。“愿与不解周旋客饮酒，难为未识姓名人作书”，这是他隐居长沙后生活状况的写真，也表明了他对官途的失望、对求书者络绎的苦恼。“富贵何须六国相，功夫宜破百城书”，这是他寄给胞兄家属的一联，劝其弃追权贵而执著读书研究。“还书如别深情友，入室唯闻太古香”，这联把刘崐对于图书的热爱表现得淋漓尽致。“玉佩琼琚，缅怀帝子;兰宫桂花，结想山阿”，这副对联借抒定王台，饱含其覊旅思乡之情。“文兴年齐白居易，字随心正柳公权”，这写给其四兄的对联，表达了他对亲属作文、习字的深切期望。还有“对月三人李供奉，纵情八极宗少文”、“得山水乐寄怀抱，于古今文观异同”等等写心联作，都体现了其作联的一贯要求：重视平仄，格律清晰，对字严谨，词性匀称，意境高远，长于用典。正因善作联，民间还传说其对联能治风火，咸丰帝还为此向他求证。他在任湖南巡抚时，有人出银两百两以求其手书一联，也傍证了其联语之价值。
其三是文章。这是刘崐在世时最为人称道的才艺。曾国荃在《刘韫斋七十寿序》中说：“先生天资纯厚，以孝友重于戚邮。少挺异姿，于书无所不读，海涵地负，包蕴闳深。至于贾董之议事，孙吴之用兵，河渠之志、盐铁之论莫不兼该毕贯，期于有用为本。”刘崐进士出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侍讲学士、国史馆副总裁、经筵讲官、内阁学士等，曾是时为太子的同治帝的侍读，民间有“天子门生，门生天子”之美誉。这都说明，刘崐这位一代帝师，文学功底深厚、学问渊博。他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同气相求，推崇宋明理学，支持曾国藩兄弟刊刻《船山遗书》，成为经世致用湘学的主推手之一。他因甘为绿叶，克己复礼，不留文字，现余存文章甚少，故其乡人说：“后进儒生无由景仰，文苑各体无从采辑，乡党之间不无遗憾。”(《景东县志》)但民国时的《景东县志稿·艺文志》中还是载刊有其的《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通天地人为儒赋》《学然后知不足赋》，皆可见其扎实的古文功底。而其弟子龙湛霖为其编辑的《刘中丞奏稿》，亦可见其笔力，尤其其中对于战争场景描写的栩栩如生，如今读来犹让人热血沸腾、双目赤红，其文字的精湛令人叹服。他曾自题联说：“养身好守中和气，经世还抒磊落才。”这种精辟的自我写照，亦在文字中熠熠生辉。
其四是编纂。他曾受慈禧令编辑咸丰言行录;为改变乾嘉以来学者群趋考据一途的学风，他刊刻有贺长龄、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出自感恩及对前贤推崇，他在湖南极力搜求钱沣作品，编有《钱南园遗集》;他对地方文献特别钟情，于担任湖南巡抚的第二年即1868年，倡修督修至今最流行的《湖南通志》，由曾国荃、郭嵩焘、李元度担任总纂，耗时18年完成，最终成书288卷，加上卷首8卷、卷末19卷，共计315卷，这部湖南省的第三部通志，收辑了自上古至19世纪末湖南地区包括天文、地理、人文、物产等各方面的史料，是了解与研究19世纪以前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宝库。
第二个理由：高品厚德——值得尊敬。
刘崐的人格魅力是巨大的，无论是其弟子、同僚，还是湘、滇士人，甚至是他的政治上的敌人或被他参劾者，譬如兆琛，都对他的人品赞口有加。他一介寒门士子，凭借自己的聪明好学，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清明廉洁，虽宦海浮沉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操守高尚，世人尊敬。观其一生，我觉得其人可用“五好”来予概括。
其一，好少年——其勤勉、孝悌，可作为如今少年儿童榜样。据景东地方流传的故事，刘崐少时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他常以帮人挑水来积攒学费，也曾折柳当笔沙田练字，还为省住宿费用，每天翻过两座山峰前去拜学。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诵读任务，他在月光下借光阅读。而他又好打不平，很有正义感，常为受欺凌者挺身而出，致被人揍得脸青鼻肿，但也从未悔改。他从小孝敬父母，亲近兄弟，尤其对送他上学的大哥刘班尊敬不已，视为“父兄”，对长嫂王氏也一直执以母子礼。
其二，好青年——立志高远，报效国家。自幼博览群书的刘崐，青年后四处寻访名师，恰原在外省施教的曹鹤书回归普洱故里，设帐扩收门徒，刘崐的族叔刘体舒即出其门下，并于道光癸已科(1833年)中进士。刘崐遂步刘体舒之履，投诸曹门。他在道光八年(1828)选为优贡，四年寒窗苦读后即中乡试亚元。当年，叔侄二人成为景东人的骄傲。而刘崐亦把超越刘体舒当作了自己的下一目标。他认为：“无尽者心，不穷者学。”(《学然后知不足赋》)学无止境，只有不懈坚持，方能不断进步，智慧之源才不会枯竭。他还勉励自己：“忧可易为乐，乐亦可易为忧。事功与学问正，不限其域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他坚持无论什么环境，不管身居何位，都须立身要正，而立身要正则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学问、磨练自己的品行。正是有这样的高远认知，以及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不仅厚德博学，精通经史，而且奠定了其日后廉介务实的官场作风。道光二十一年(1841)，刘崐中二甲第16名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可谓一鸣惊人，从而也被其家乡尊为青年学人榜样。
其三，好士绅——他的耿直诚信、不畏强权的品行，他的不折不挠的办事风格，他的兼收并蓄的学习态度，使他在士族体系中站稳了脚跟，并成为其灵魂人物。在京为散馆、翰林院编修期间，他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曾国藩、瑞麟、周祖培、崇纶、成琦、廉兆纶、倭仁、胡肇智、翁同龢、李廷樟、吕朝瑞等——这些人，日后皆成大器，也多是其同僚，对其支持甚多。而他之所以能在这群人中成为灵魂人物，不仅因其才学品行，也在于他谦逊却又个性鲜明的性格，这在士人看来有古风。在湘居住时，他在厅堂撰书道：“凡人之肯求于我者，皆使我有求于人者也;因人之求而求人之求，而我失其为我也。”其不求于人的性格可谓展露无遗。
其四，好官员——一是清廉。他历官近四十年，身无余财，最典型的是肃顺案后他受迁连被免职责返籍，他居然连回云南的路费也没有不得不到处借资，郭嵩焘也在《刘韫斋中丞八十寿序》中记载道：“无货币之储，退休于所莅官之地，门人集资量田室，相协厥居。圣人言君子之戒三，综先生生平，无一之累其心焉。”
二是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他奉旨查办奉天海口税局、审查热河案件、验收通州漕运，时有人托请求情，他一概拒之。他对门生要求严格更是全国出名。他的得意弟子李元度、席宝田剿苗，因师老力疲停步不前，他参劾李元度，使其降为三品顶戴，而席宝田骄纵致黄飘大败，他又启奏免其顶戴，让其戴罪立功。
三是唯才是举，知人善用。例如，李元度是其从黔阳教谕位置上提拔起来的，而席宝田则是以团练教总而为他器重直至提拔为援黔剿苗统帅。曾国荃也在《刘韫斋七十寿序》中称赞道：“先生宣幽出滞，士尽知名，可知人才盛衰，视衡才者之弃取，岂以时为消长哉!”
四是整顿吏治，安民保民。他实担任湖南巡抚仅半年，就弹劾革职了沅州知府乔云龄、桂阳州同石毓藻、永明县事吴炳雯、武陵知县欧阳烈、新化知县夏献钰五名办事不力、性情庸鄙难资表率者，如此大动干戈，这在当时官场是极为罕见的，也足见其担当。而为民争利，为湖南减负，是其任湖南巡抚四年中做得最多的事，为此的奏章就有二十余封。
五是训饬营伍，增强军事。这在鄙文《从《刘中丞奏稿》看刘崐的军事指挥思想》一文中已有详论，此处不赘叙。
其五，好家长——一节无隐，书香延家。刘崐家规甚严，要求子孙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事亲至孝。同治八年，他的妻子、独子以及儿媳，接连离世，他独养子遗三男二女，他在给兄长家人的书信中称：“窘况潦倒，矢志不移，家运屯亶，迭遭变故，勿哉!我景况如此，意气不衰。外办公事，内督三孙男两孙女读书，不置婢妾。汝等困苦余生，好好存心立志做人，此要此要!”郭嵩焘称赞他：“始终一节，于身无隐情，于人无愧辞，通德类情，以成乎亹亹，为有不可忘者在也。”也正因此大节，慈禧甚为感动，后特旨启用其三个孙子：刘式衡为安徽观察，刘式通为江苏观察，刘式抡在北京同人馆学习。
第三个理由：护湘爱湘——值得爱戴。
刘崐是湖南人的福星，值得所有湖南人永远铭记、尊重、爱戴。他两历湖南，凡计八年，造福甚多，湖南面貌为之一变;身居京职，交友湘人，荐推湘勇，使湖南人善读、会治、精于兵事之名气大振;而隐居长沙，不理政事，闭门读经，拿得起放得下足为士人楷模，游历山水，结集文客，留高洁芳名于长沙，足以颂文，也足以为之歌赋。一个云南人，如此深厚的湖湘情节，如此热爱湘土湘民，如何称颂，如何奠拜，也不为过。个人觉得，其护湘爱湘表现有三：
第一方面是崇文兴教。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续科举。他任湖南学政以前，湖南科举已因战停摆了八年，他到任之后恢复日常府考，再一年后复科考，用曾国荃的话讲就是“方督学我湖南也，振拔人才，一以学术深远、操持坚正为主，戒勿竞声誉，勿徇俗尚，所甄录者类皆磊落奇伟之士，庠序之气焕然一新。……忠信甲胄，礼义干橹，学足以固之也。”而正是其任湖南学政期间，培养了大量人才，日后成为湘军主力——王闿运的《湘军志》和王定安的《湘军记》中共讲到的湘军将领142人，其中儒将86名，有62人为其三年学政期间就读书院或中举者;罗尔纲的《湘军兵制》中统计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者104位，其中有76人确属刘崐门下，故李元度、曾国荃称其“楚勇师尊”，可谓恰如其分。
二是兴文遗。他不仅应徐棻之邀为新修葺的贾谊故居撰写了一联“汉策续遗篇，掩卷犹闻长太息;湘滨寻胜迹，结庐还忆此栖迟”，而且将太平军攻城而毁的天心阁段古城墙予以修复，设炮台九座，并增建月城，使古城墙成半环拱式内双城格局，这就是当前天心阁的情状。他还将清末文人聚集地，留下诗文众多的又一村予以整修，使之成为当时文人雅士向往之所。《郭嵩焘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载：“大雨。蕴斋中丞邀同沅甫(曾国荃)、次青(李元度)、子寿会宴又一村，盖中丞所新葺者也。小泊舫故有屋三楹，中丞易为平台，四面飞欞，下临菜圃，最有胜致。”
三是修书院。最著名的当为重修岳麓书院，这也是清朝最后一次大修。他在到任巡抚职后的六月到书院视察，“周历讲堂察看，梁柱中空，桷椽朽坏，东西墙壁半已经欹斜，山长所居半学斋栋领亦被蚁伤，将有倾頹之患，殊不足以重壇席而肃观瞻”，他于是痛下决心，并召人而问责：“湖南之兵可用而财可济者，其人才为之也。岳麓书院，人才所从出之地，竟听其荒芜而费坠焉，所惜者小而所失者大，诸君其计之乎!”他因而“凡院之门堂斋舍，院内外以及岳麓峰之祠庙、殿庑、楼台、亭阁，因旧制而修复者十之五，新建者十之二，或增或改者十之三。”(《重建岳麓书院记》)他上奏朝廷吁请批款，并借机修葺了云麓宫。其次是修整城南书院，礼聘郭嵩焘前来主讲，并常自授官课，还为其制定了书院条规。再次是修整了湖南贡院，他还为之作记。刘崐非常看重书院修复，认为书院乃育才之所，小到一砖一瓦、大到一阁一楼，万万不可草率，因而每每事必躬亲，以图百年大计。他为之唱颂：“居安思危，苞桑之系也;损过就中，栋隆之吉也。自今以往，吾诚愿书院一成而不毁，人才之日长而消矣!”
四是传理学。刘崐是经世致用湘学的推动者，又是修齐治平传统儒家的继承者。他深叹南宋之后儒家正途断失，极力倡导恢复宋明理学。也是在他坚持下，贾谊、杜甫、辛弃疾、胡安国、胡宏、张栻、王夫之、陶澍、贺长龄、魏源等列入了乡祠，尤其是破除同朝不祀的创举，其功最大。
第二方面是除弊安民。这部分，也在我的《从《刘中丞奏稿》看刘崐的军事指挥思想》一文中基本写清了，不赘叙。用郭嵩焘的话讲是“末几，奉命来抚，承花县骆文忠公、阳湖恽公、合淝李公之后，吏事修明，人民乐业，益务为宽裕敦博，绥之安而动之和。于时东南兵事底定，而贵州苗乱且三十年，湖南屡发兵讨之，殚财用，烦征调。先生至，为易置将帅，委任而责成功。”(《刘韫斋中丞八十寿序》)我将之概括为五点：首先，荐举人才不拘一格;其次，弹劾贪懒穷追猛打;再次，树立榜样不遗余力;又次，剿苗防匪杀伐果断;还次，减负增收不厌其繁。可以说，在湘担任巡抚期间，刘崐总揽湖南省军事、司法、行政、吏治、财经等事务，在内忧外患当中，他左支右绌，“昕夕经营，酌盈剂虚”，其儒学治省的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更为可贵的是，“建不朽之业，为久大之图，事成而身去之，缄口不言，又何达也。非其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刘韫斋七十寿序》)
第三方面是交友亲朋。刘崐喜欢湖南，他交的朋友也以湖南人居多。他曾笑着对李元度言：“虽非楚人，情系楚地非一日，交楚人者官绅十之七，文藻词人莫概为之。”而湘人也对刘崐颇有情意，“邦人之闻先生来也，欣欣然奔走而相庆，其为吾楚所爱戴者如此。”及其退辞，“邦人士感其有造于湖南，不忍公归。先生亦以楚中山川浑朴，风俗敦厚，遴留焉，闭门却扫，翛然事外，良自得也。而其惓惓湖南之心，读先生自著重建岳麓书院及增修贡院两记，亦可以想见矣。”也是读罢此段文章，我才立意作《刘崐与湖南历史文化名人》系列，立意写四五十篇，后因从中忽窥知我的伯曾祖父龚心印事迹及受人托请，去赶补《湖南私立育才学校散记——育才人育才事育才情》，耽搁了，暂还只写成了这已有的11篇。但从这11篇中，也已可窥见刘崐交友的四个基本原则：一是体恤宽容，不苛不松，这在他与席宝田的交情中可见一斑;二是四海宾客，高朋满座，刘崐虽不喜交际，不惑浮言，且严谨稳安，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与曾国藩兄弟、郭嵩焘兄弟、李鸿章兄弟等的深厚情谊皆可见证此点;三是士子情怀，同气相求，这在他对谭嗣同之父谭继洵的影响上特别明显;四是团结和谐，不输曾左，刘崐一直是曾国藩、左宗棠关系的协调者，也是曾左交往的桥梁纽带，同时，他在助襄曾左时，亦有与两位湖湘巨子相较量、比短长的思量，李元度在刘崐逝世后谈及其择墓地，曾说：“先生与伯涵，在世无争，阴地实针锋矣。”其揣度或许并不正确，但也符合刘崐自视甚高、不输曾左的文人性格。是不是这样，可待阴阳学家择二墓比较一番。刘崐逝世，李篁仙作联曰：“廿年来台座春风，侍依湘水，俯念亲俱老矣，不辞金粟之贻，只深惭疲马修途，无自酬恩负知己;一月半江城暮雪，归立程门，见问子其饿乎，特致枣糕之饷，今猛听啼鸮远树，为公流涕感平生。”王闿运更为之作二联，一联曰“丹桂袭庭芳，海内共知循吏子;青骢怆星驾，滇民愁送使君车”，二曰“一士定东南，更轺车重采榛兰，中兴盛事留嘉话;八旬娱富贵，看兵气销成弦管，三湘福地葬神仙。”从这些挽联，也可见湘人对刘崐的感激与缅怀。
我还要补充一点：刘崐不仅给长沙留下了学士路、学士桥等纪念性建筑物与地理标识，更主要的是其倾心育才、不求传世的高风亮节影响了一代代湖南人。清末及民国时长沙私立学校办学兴旺，就有人受他激励。据龚心印1951年所写的材料显示，湖南私立育才中学创始者曹佐熙创办这所后来培育了刘少奇等才俊的名校时，其意即“承韫斋志，做不世功”，因而龚心印后来办学于局关祠，无意得知自己师敬湾居地原为刘崐府宅时，欣喜若狂，惊呼：“玉昆阴助，育才能不兴乎?”这种牵强联想，今人或觉颠狂，而在清末至民国，对刘崐怀抱敬意者，崇而拜之者何其之多，作如许联想，箪瓢思源，又是多么自然天成！
(本文系纪念刘崐诞辰2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