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诞生100年：停课也停学 汪曾祺学到什么了？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在家中（摄于1990年）
1920年的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地主家庭。
江苏高邮，运河的旁边，一个江南水乡。
或许，正是因为故乡是水乡的缘故，汪曾祺的很多小说里都有水，《大淖记事》是这样，《受戒》也充满了水的感觉。
汪曾祺的祖父是清末文官，父亲是多才有趣的人，善绘画、喜弹奏、爱打拳、会烧菜、能治病……
书香门第，汪曾祺的多才多艺其来有自。
耳濡目染中，汪曾祺从小学习古文，能诗能画，小学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
十几岁汪曾祺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时也给他满上一杯，抽烟时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儿子一根。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
汪曾祺十七岁初恋，暑假时在家写情书，父亲就在一旁边看边瞎出主意。
多年以后，儿子汪朗写了一篇回忆父亲汪曾祺的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
受父辈影响，汪曾祺养成了随性、乐观、淡泊的性格。
江苏高邮，汪曾祺文学馆
1937年，日本人占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
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
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这就是小说《受戒》里描写过的那个小庵。
年少时的这19年时光，如同月光，在他的人生底座上落了一层清亮的底色，从此，这股恬静贯穿他的一生。
1939年夏，汪曾祺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为什么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
现在很多人报考大学，都是看学校名气大不大，看专业是否好，看以后找工作是否容易。
可汪曾祺当时申请报考西南联大，考虑却是联大“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
他是冲着“吊儿郎当”去的，目的很不纯正。
19岁的汪曾祺带着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一路向西南，直奔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
在那里，有他崇拜的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等等著名学者。
汪曾祺怎么上大学？
汪曾祺自己很诚实：“我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
朱自清先生的课，他常逃课。朱老说，“他连我的课都不来上”；
皮名举先生的课，他不爱学。以至于期末考试左抄抄，右抄抄，才蒙混过关。
最让汪曾祺头疼的莫过于体育和外语。
体育课是西南联大的必修课。汪曾祺睡懒觉，不上体育课，也就没了成绩。
问题是体育没办法抄袭。
汪曾祺不爱学习外语，总是临时抱佛脚，结果考试的时候还睡着了。
汪曾祺这一点倒像个作家的样子，夜猫子，晚上不睡觉。
几乎每天晚上，不务正业的汪曾祺都去图书馆读书，随心所欲，抓到哪本是哪本，看书很杂。
“我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
以至于他和下铺的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
多年以后，汪曾祺还兴致勃勃回忆自己看“肉蒲团”的经历。
1991年，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的芦苇荡里
汪曾祺自己也承认，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开的课，他是喜欢的上，不喜欢的就不怎么上。像闻一多先生、沈从文先生的课，他是听得很认真的，朱自清先生的课，有时就溜号，因为觉得朱先生上课一板一眼的，不太适应。
他大学肄业后，生计无着，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推荐他给朱先生当助教，朱先生不干，说“这个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认真听，怎么给我当助教”。这下自己傻了眼。
文人相轻，汪曾祺狂傲。
汪曾祺欣赏的作家，现当代只有几位：鲁迅，沈从文，孙犁。
鲁迅当之无愧，沈从文是自己的老师，孙犁是同辈。
后来汪曾祺觉得自己和孙犁水平不相上下，就换成了废名。
汪曾祺看不起别的作家，自然也有别人也看不起他，汪曾祺不管这些，在文章里写到：
“栀子花粗粗大大，
又香得掸都掸不开，
于是为文雅人不取，
以为品格不高。
栀子花说：
’去你妈的，
我就是要这样香，
香得痛痛快快，
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但不愿意上课的汪曾祺却记得这些上课的老师们。
沈从文
我（汪曾祺）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
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
老舍
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说：“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
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金岳霖
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
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朱南铣
他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研究《红楼梦》。听说，他在咸宁干校，有一天喝醉酒，掉到河里淹死了。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他把关于《红楼梦》的独创性的见解都随手记在一些香烟盒上。据说有人根据他在香烟盒子上写的一两句话写了很重要的论文。
林斤澜
斤澜好怪，好与众不同。他的《矮凳桥风情》里有三个女孩子，三姐妹叫笑翼、笑耳、笑杉。小城镇哪里会有这样的名字呢？我捉摸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原来只是小一、小二、小三。笑翼的妈妈给儿女起名字时不会起这样的怪名字的，这都是林斤澜搞的鬼。
夏尚质，周尚文，林尚怪。林斤澜被称为“怪味葫豆”，罪有应得。
雷海宗
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皮名举
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
刘文典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
闻一多
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
唐兰
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