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父亲的老家
文章摘自《父母爱情》作者：刘静
I
其实，要让我这个旁观者公平地说一下，我认为，我父亲的老家，也就是我的那些堂哥堂姐，这些一年四季挂着一身粗布衣裤的农村亲戚，即便是排着队来，排着队走，扛走大包，拖走小箱，他们从我当政委的父亲那儿得到的，还没有我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在青岛的舅舅和姨妈，这两个城市亲戚一家得到的多。
我发现，城市人和农村人最大的差别，不在于口音，也不在于穿戴，而在于为人处世的方式和方法。农村人大喊大叫，城市人不动声色；农村人为一个针头一条线脑能计较出脸红脖子粗的效果来，城市人却决不为一国一垣的得失而轻举妄动。世上的便宜总是属于那些能沉得住气的人。
城市人能沉得住气，农村人就不行。
我的乡下的堂哥堂姐们，他们对我们家的向往是一年四季裸露着的。他们高喊着：“走哇，到三叔家吃大盘子去呀！”没头苍蝇一般，嗡嗡地来，嗡嗡地走。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远一点的打算，他们给什么吃什么，给什么要什么，不挑剔也不嫌弃。他们最出格的事也就是顺手牵羊地塞上一条毛巾、围巾或枕巾，掖走一块肥皂、香皂或一盒带过滤嘴的好烟。他们基本上沿袭了北方农村收枣的方法，站在枣树下，抻着脖子举着头，抡圆了杆子一阵乱打，能打多少算多少，打下多少是多少。有枣没枣反正都要打几杆子。我的初中生的大姐刻薄地说，要不怎么管他们叫农村老杆呢。老杆，老杆，打枣的老杆子！
当年，我的舅舅和姨妈联手将他们的妹妹我的母亲推进我的父亲的怀抱的时候，除了他们认为我父亲有能力让他们的妹妹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让他们的妹妹幸福外，恐怕对他们的自身利益也不是没有考虑的。但他们突出了前者，隐匿了后者，他们做得不留任何痕迹。
他们从不像父亲那些乡下亲戚那样，轻装而来，沉重而去。他们从青岛来到我们住的岛子上，总是大包小包地带，临走反而让我的母亲觉得没什么给他们可带的。岛上唯一拿得出手的海产品对青岛这个海滨城市来说，似乎也不是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到码头上去送他们，对他们带来的和即将带走的行李的反差感到吃惊。在他们面前，我们倒像我父亲的那些乡下亲戚了，这让我们有难为情的感觉。
但有一点却被我们长久地忽视了，也就是说忘记了把一件更重要的行李算上。后来我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我们是用不着那么难为情的。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出身不好的舅舅和姨妈，在填各种政审表格时，除了要老老实实填上外逃台湾的外祖父外，在社会关系一栏里，他们就毫不客气当仁不让地填上我的父亲。他们先是郑重地写上我父亲比较乡气的名字，然后再郑重地写上“中共党员”，然后再郑重地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政治委员”。
一个政审表上，能有我父亲的胖身体压着就够分量了，我父亲即便不能给予他们什么，但也足够跟我外逃台湾的外祖父分庭抗礼的了。
父亲为他们做的好像还不止这些。舅舅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姨妈家的两个女儿，除了舅舅家的二表哥眼睛近视得跟个盲人似的，其余的表哥表姐们统统被我父亲弄到了部队，都入党、提干、当工农兵大学生去了。这是我父亲的那些个乡下亲戚做梦也不敢想的。
舅舅作为父亲的大舅哥，他完全可以在我父亲面前耍耍大舅子的脾气，但我舅舅却不。他从不跟我父亲开玩笑，也不说任何出格过头的话，他总是以一种平缓的沉稳的略带一点尊重的口吻同我父亲对话。这种尊重，你可以看成是对我父亲的，也可以看成是对亲人解放军的。他跟我父亲客气的彬彬有礼的样子，搞得他自己很像我父亲手下的宣传处长。
我的姨妈真是个好姨妈。她只比我母亲大两岁，却什么都能干，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棉衣棉裤棉鞋，都出自我们姨妈之手。没有这个姨妈，我们恐怕要成为路上的冻死骨了。有时我就纳闷，姨妈只比我母亲大两岁且比我母亲标致得多，但我母亲凭什么就比姨妈娇贵得多呢？我们姊妹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很替我们的姨妈打抱不平。我认为还是我二姐的见解对：咱妈纯粹一个自己惯自己！
我们家跟我母亲在青岛的娘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相互往来，要是非要挑出点毛病，大概就只有挑我的那个姓欧阳名建的右派姨夫了。
姨夫是清华名牌大学生，学的是工程力学，跟我姨妈结婚时是北京某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一九五七年底他从北京卷着铺盖灰溜溜地回到了原籍青岛，头上还多了顶右派帽子。
我父亲并不在意我姨夫的身份，就像他不太在意我母亲的家庭出身一样。开始我母亲还有顾虑，怕再跟姨妈家来往会影响我父亲。我父亲说：“扯淡！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父亲对我姨夫没有成见，也没有因此而低看了他，而我的右派姨夫却对我堂堂的政委父亲有一种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劲头。叫我说，他真是一副不识好歹不知好赖的德行！
那年，右派姨夫得了肺结核，住了大半年的医院，结核病灶一得到控制不再传染了，就被医院给轰了出去。住在家里养这种富贵病靠我姨妈那点工资显然是养不起的，我母亲跟父亲一商量，他就进岛来了。
岛上没有任何污染的空气对他有毛病的肺肯定是有好处的，两个月下来，他的螳螂一样的长脸上很快出现了肉丝。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他每天扛着根鱼竿到海边礁石上钓鱼去。岛上的人们不知他头上那顶右派帽子，却都知道他是政委的一担挑，因而让他受到了他这一辈子大概都没受到过的尊重和恭敬，他甚至能够进入某些拉着伪装网、有一排排海岸炮的戒严的海边并得到哨兵一个标准的军礼。开始他还胆战心惊，后来他竟习以为常了。
大概，做人的尊严就是在这一段时期被他从地上拾起来的，他又找回了清华大学高才生的感觉。
开始，他是试探着纠正我父亲嘴里的白字；后来，他竟对我父亲的工作也敢提个建议和意见什么的了。
他有一次和我母亲闲聊时说，批文件时写写错别字，作报告时说说大白话，这职位最好当了。
我母亲平时嫌我父亲这嫌我父亲那的，但她在外人面前却知道如何维护丈夫的尊严。她把正喝着的茶杯很重地放在茶几上，拖着长音问我姨夫：“是吗？那么共产党的右派好当吗？”
右派姨夫的脸登时就黄了，他穿着厚衣服，若不然，我准能看到他后背流下的冷汗。
那年夏天，姨妈带着两个女儿进岛跟右派姨夫团聚。我的两个表姐长得都很漂亮，是那种明眸皓齿的漂亮。她们还有两个漂亮的名字，一个叫欧阳安诺，一个叫欧阳安然，我小哥马上就对这两个漂亮的名字进行了篡改：安屎，安屁，两个臭烘烘的外号。
那天晚饭后我们无事可干，我们和表兄表妹们爬上我家院子里那棵最老的桃树。那桃树老得只开花不结果了。我们像群居的猴子一样散落在老桃树的枝枝杈杈上，开始了我们的海阔天空。
我一直插不上嘴，这让我很着急也很沮丧。好不容易我瞅着一个他们突然停下嘴沉默的间隙，觉得该自己说点什么了，可又想不起要说什么，似乎所有的话题都让他们摇晃着双腿说得差不多了。我一着急，脱口说了句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都吓一跳的话。
“你爸最讨厌了！”我对坐在我头顶上一根树枝上的安然也就是安屁说。
安然显然被这没头没脑的话搞糊涂了，她先是眨巴着眼皮看着我，然后又抬起头来看坐在她头顶上一根树枝上的她的姐姐安诺也就是安屎。显然她从她姐姐那里得到了鼓励和默许，她掉过头来朝下对着我大声回击说：“你爸才讨厌呢！”
“你爸讨厌！你爸整天弯着个腰像个大虾米！”我说。
“你爸讨厌！你爸挺着个大肚子像个大地主！”安然说。
“你爸讨厌！你爸扛着根鱼竿的样子像个老渔民！”我说。
“你爸讨厌！你爸说话侉里侉气像个乡巴佬！”安然说。
“你爸讨厌！你爸你爸”我一时想不起他爸还有什么，就紧急抬起头来朝树的四周求援，我小姐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了。
“你爸讨厌！你爸一天贼头贼脑往炮群靠像个狗特务！你爸一天洗三遍脸还抹雪花膏像个大姑娘！你爸平时见人直点头像个大刀螂！你爸”
我小姐一口气“你爸”“你爸”地不喘气差点憋过去。
“你爸才讨厌呢！”安然好不容易捕着空，也学我的小姐一口气历数我爸的讨厌。
“你爸没文化！老念错别字，把‘臀部’说成‘殿部’，把‘炎黄子孙’念成‘淡黄子孙’！你爸还管我爸叫老欧！你爸还把打桥牌说成是打扑克！”
我们刚才说人家爸说了点啥？看人家安然说的，一下子就把我爸说得一钱不值！我们吊在桃树上的七个，气得一塌糊涂，我小哥开始不讲理了，安屎安屁地乱叫。
还是我大姐行，她爬得最高，眼界也最高，她学着我母亲的腔调，慢条斯理地开了腔。
“你爸才真正的讨厌呢！你们想，世界上还有比右派更讨厌的人吗？！”
母亲在门口叫我们，说再不进家该招蚊子啦。我们从树上蹿下来，尖叫着往家跑，剩下安然安诺姊妹俩吊在桃树上抽动着膀子哭，二姐停下脚似乎有些不忍，大姐拉了她一把，说：“活该！谁让她爸是右派！”
J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突然对母亲说，你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吗？母亲眼皮子也不抬地“嗯”了一声。父亲又说，找出来看看。母亲撩起眼皮，问，谁看？父亲挺了挺胸脯，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看！”母亲一下子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大惊小怪地咋呼：“你？你看《红楼梦》？！”
也难怪我母亲这副样子，我父亲向来是不大理睬这些带虚构性质的文学作品的，用他的话说那都是扯淡，是那帮子人吃饱了饭没事干闲撑出来的胡说八道。父亲还说，我最赞成把这帮子这家那家的家伙们打发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地里干上一天的活，回来累他个半死，看他们还胡说八道不！
这样的父亲，突然想起《红楼梦》来，母亲的大惊小怪是不足为奇的。只不过母亲不知道，那一段时期，伟大领袖提倡领导干部看《红楼梦》，而且明确告诉他们，不止要看一遍，要看三遍四遍才行。
这样写我父亲，你千万别误会我父亲是个不学无术的人。在我父亲的办公桌上，堆的书可不老少，除了红头文件这材料那通知外，还真有不少大部头的精装书。不要说马恩列斯毛这些伟人的选集是案头必备的书籍了，就连《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这样的一看书名就让人肃然起敬的书，我父亲的桌子上书柜里都有。你别以为我没读过几天书的父亲摆上这些大部头书是充充样子，他是真看，真的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拜读。那一本本书上用红蓝铅笔画上的长长短短的条条杠杠，就足以说明他的认真程度了。
父亲看书最大的本事是过目不忘。他讲话作报告时，随时随地可以大段大段地援引伟大导师们的原著原话，那些新鲜的原汁原味的具有明显的倒装语式的句子把台下的人听得一愣一愣的。我父亲甚至还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是谁谁谁著作中的第几卷第几章第几页甚至第几行，台下听我父亲报告而不五体投地的人，简直太少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父亲讲话作报告时语言的生动和风趣。他的被我的表姐们听起来侉里侉气的口音却正顺了台下大部分农村入伍的干部战士们的耳。他的那些家乡方言土语，那些农村田间炕头很流行的歇后语和俏皮话，很能打动台下大部分人的心并令他们心领神会，开怀大笑。就连父亲嘴里的错字白字，他们听起来也觉得有滋有味，因为平时他们也这样说错念白乃至固执地认为这些字就该这么说这样念，正确读音反而令他们耳生反感，认为你在咬文嚼字卖弄学问。因此，要塞的干部战士们凡是听过我父亲的讲话和报告的，普遍地认为我父亲有水平，而且水平高。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我父亲在解释一种理论或一个道理时，比我的那些在讲台上拿着一根棍子乱敲乱吼的老师可强多了。有一阵子，我老听人家说“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我不明白就问父亲，形而上学到底是个啥意思。父亲想了想，弯下腰拍着我的脑袋说：“形而上学，就是一个叫形儿的小孩去上学，老师教了他齐步走，以后他就再也不踏步和跑步了，你说这个形儿呆不呆？”我马上点头说：“呆！呆！”这样，我就把形而上学在我那种年龄层次上搞明白了。
父亲开始看《红楼梦》了。父亲把竖版的泛了黄的《红楼梦》一般都是打开在某个看到的页面上，然后又反扣在枕头旁边。父亲从不把《红楼梦》拿到他的办公桌上，我理解大概父亲认为曹雪芹不配上他的办公桌，因为曹的级别不够，没有资格跟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们共聚一堂。父亲从不用正儿八经的时间看《红楼梦》，只在晚上洗漱后换上睡衣睡裤钻进被窝临睡前那一段时间里强打起精神看上几眼。父亲对大观园里那些男男女女无聊透顶的剥削阶级生活实在提不起精神来，往往看不到两页，就打起欢快的呼噜来了。
母亲对父亲看《红楼梦》时的进展感到吃惊，她问父亲：“你是不是看竖版书很费劲呀？怎么能看得这么慢？”父亲实实在在地回答说：“有点。看着看着老串行，前言不搭后语的。”母亲就说：“你的眼睛让大块头的红头文件给惯坏了！”母亲找来我们上学用的一把木尺，交给父亲，提示他用木尺捂住后边一行，一行一行往后挪。
那阵子我大概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样子，已经开始对语文课感兴趣了，课本上那有限的几篇课文实在不过我的瘾，我就把我哥哥姐姐们各个不同年级的语文课本看了个遍。那时哪有什么课外书看。我有一次无意识看到了父亲枕边的《红楼梦》，好奇地看了几眼，但从此就再也拔不下眼来了，偷偷地看上了瘾。
有一天在早饭桌上，我父亲问我母亲：“哎，你说，贾宝玉生下来嘴里就含着一块玉，这不是扯淡吗？”母亲张了张嘴，觉得父亲的起点实在是太低了，根本没法子跟他探讨这类问题，母亲叹了口气不予回答。
此刻的我正背着书包要走，听见父亲的问话，又没听见母亲的回答，就情不自禁地停下脚，向父亲卖弄起来。我说：“爸，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贾宝玉贾宝玉的”
我母亲显然是吃了一惊，她诧异地别过头来望着我，问：“你看《红楼梦》了？”我吓得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因为母亲对这类书一般都藏得很严，不让我们接触上瘾，我是偷偷在看。我母亲又疑惑地问我，你能看得懂吗？我硬着头皮回答，马马虎虎吧！就拉开门一溜烟跑掉了。
我母亲对我偷看“禁书”的行为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我也就心照不宣地比较公开了这种偷看。放了学，我哪也不去直奔家门，溜进父母的卧室，拉过《红楼梦》，把父亲看到的地方先做个记号，然后就趴在床上如饥似渴地看起来。如果听到脚步声，我还要把书放回原处跑到桌子前拉开抽屉装出找东西的样子。
问题是，我父亲看书看得太慢了，我都看完了第一遍又从头看第二遍然后再将我喜欢的章节看第三遍，就这样父亲一本书还是看不完。我跟父亲像龟兔赛跑，只不过这次是乌龟睡过去了。我实在熬不住了，就去催父亲：“爸，你快点看，要不我老看不上第二本。”父亲满脸堆笑，满口笑应，可就是不见乌龟快动。我就对父亲发脾气警告说：“你再不看快点，我就偷着吃盐啦！”自从我得了肾炎，父母一直让我吃清淡的饭菜忌口太咸。父亲在我的威胁下，甩掉了母亲的木尺，先是一目十行，到后来就百米跨栏一般，连蹦带跳地过去了。
我在看完了全本《红楼梦》后，实在想对人倾诉一番，而这个人又必须是也看过《红楼梦》的，我就只有斗胆找我的父母了。
我把时间选在军营里熄灯号响过，再过十分钟发电厂就要停止供电的时候。我跑进父母的卧室，母亲已经进了被子里，父亲在地下找着什么。
“妈，晴雯死得实在太可怜了！她的哥哥嫂子实在是太坏了！我倚在门边这样开头。”
还没等母亲开口，父亲就惊奇地停下手里的动作望着我说：“哎，晴雯最后不是嫁给了那个姓蒋的戏子了吗？怎么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