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我和我的祖国》：洞见主旋律电影创作新思路
《我和我的祖国》自 2019 年 9 月 30 日上映以来，以其温情动人的时代故事、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难以复刻的强大阵容在市场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截至 11 月 27 日，该片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 29.63 亿，跻身中国电影票房总榜前十，刷新了主旋律电影的历史记录。
同时，该片持续 14 天全平台口碑第一，豆瓣评分 8.0 分，微博大 V 推荐度高达 94%，真正实现了口碑、票房的双丰收。《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典型的主旋律电影，却打破了以往同类型题材无人问津的局面，成为领跑国庆档的一大热门，这让我们在看见主旋律电影美好前景的同时，也不禁思考其创作上的进步和创新。《我和我的祖国》在创作上的别出心裁。
1.1 拍摄角度创新：温情叙述代替宏大叙事
在我国，主旋律电影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特殊存在，它通常被看作“唱赞歌式”的命题作文，扮演着传达国家意志、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角色。由于其政治特殊性，创作者们往往容易陷入一种宏大叙事的固化思维，即从宏观的历史事件出发，以居高临下的俯视视角，大量使用政治色彩浓厚的台词、口号，运用刻意煽情的手法，生硬地、机械地去讴歌伟大事件或赞颂英雄人物。
它们大多旗帜鲜明、单刀直入地表达电影的中心思想，试图将创作者的意图强加给观众。但是，这种为了歌颂而歌颂的方式，不仅无法激发观众的兴趣，反而更容易令观众生出反感、抵触的情绪。再者，大多数主旋律电影的主要人物都是事件的主导者、起决定性作用的英雄伟人，他们与普通人民的生活相隔甚远，即使人们心中对他们万般崇敬，但始终是以仰视的姿态仰望他们。观众与人物角色之间的疏离感使他们难以从电影中获得更深的共情。
纵观一系列主旋律电影在市场上的发展规律，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和颠覆性的创新，那么再大的投资、再好的宣传、再多的明星出演，都无法改变其严肃庄重的红色内核。相反，《我和我的祖国》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正是因为它的创作角度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
影片由七个故事片段拼贴而成，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不同时代、不同岗位上的小人物，工程师林治远、升旗手朱涛、小男孩冬冬、科研工作者高远、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扶贫办主任老李、飞行员吕潇然，他们都是市井生活中的普通人，是浩瀚历史长河中一粒渺小的砂石。尽管如此，他们却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见证着祖国的荣辱兴衰，守卫着祖国的尊严。
正如总制片人黄建新所言，“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我和我的祖国》表现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他们实在地做着一件件具体的事，做着为社会添砖加瓦的事。”“我们追求塑造的就是伟大历史瞬间中发挥价值的普通人。”[1] 创作者将视点聚焦于普通人，从他们的视角来看祖国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瞬间，讲述“小人物” 与“大时代”之间的情感联系。
以徐峥导演的《夺冠》为例，该片段讲述的是 1984 年中国女排在第 23 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取得三连冠的历史性事件，若按照以往主旋律电影的思路，拍摄或从事件亲历者的视角进行切入——女排队员、教练员、解说员、记者、现场观众等，故事时间顺序或为赛前、赛中、夺冠时刻、赛后，即使在制作上可以运用影视化手段让故事呈现更加丰富饱满，但其根本性质依然是站在国家层面描述国家大事，容易陷入空洞乏味的叙事误区。
而在徐峥导演的这一作品里，他选择了以上海弄堂里的普通市民用一台电视机收看女排决赛作为切入点，描绘了比赛开始前弄堂里万人空巷的场面，邻居们等待观看比赛时的迫切，电视信号中断时的焦灼，女排取得胜利后的激动、澎湃、喜悦和自豪的心情，将普通市民对国家大事的关心、普通人在国家荣誉面前的民族自豪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使影片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这种普普通通的“人情味”，恰恰是过往的主旋律电影所欠缺的。
在这一电影情景中，赛事已不再是赛事本身，它变成了将人民情感与国家荣誉连结起来的一根纽带，国家与人民成了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对观众来说，人物身边化、场景生活化的新奇叙事手法亦更具感染力和共情力，更能使自己全身心沉浸在电影的情绪和氛围里。温情叙述实际比宏大叙事更能打动人心。
从另一维度来看，歌手王菲献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我和我的祖国》，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曲调更加绵长婉转，配合王菲清澈空灵的嗓音，轻柔的咬字和气息，虽少了几分原版的激昂，却添了几分细腻的柔情，精准地契合了电影温暖朴素、真挚动人的风格。在密闭的电影院里，她的低吟浅唱像是在将那些往事一一细数、娓娓道来，在人们的心上萦绕，温柔却有力地直击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1.2 诗意表达：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的升华
主旋律电影的创作通常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事迹作为依据，由于事件和人物的特殊性，此类题材都最大限度地追求纪实性，从时间、地点、人物、场景、服装、道具、台词，甚至人物的动作和神态，都尽可能复刻还原。此外，囿于庄严宏大的红色题材限制，创作者们不知如何出新，唯恐消解了电影的严肃性。近些年来，观众的审美意识在不断提高，主旋律电影要想创新出彩，突出重围，就必须在纪实的基础上深挖主题背后的哲理，运用镜头美学，丰富电影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实现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的升华。
陈凯歌导演拍摄的七分之一短片《白昼流星》，讲述的是 2016 年神舟十一号返回舱成功着陆，两个贫困地区流浪的冥顽少年在扶贫办主任老李的帮助下见证这场壮举，心灵受到震憾，大梦初醒的故事。短片伊始，导演就抛出一个“白昼流星”的神话隐喻： “要是有一天，人们能在白昼里看到本该夜晚出现的流星，荒凉的穷土地，就能变成肥沃的绿洲。”
既设置了悬念，铺垫了后文，又增加了电影的艺术性。故事中，自幼失去父母的两兄弟四处游荡，不被爱的他们是叛逆的，一心想离开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但当他们被老李悉心照顾，循循善诱之后，他们被老李的慈爱和宽大感化；当他们亲眼目睹了返回舱着陆的壮举，并参与了守护航天员的工作之后，他们被科技的发达、宇航员崇高的探索精神和“返乡”的故土情结深深震动，灵魂得到了洗礼，决定留在这片故土上好好生活，建设家园。
这时，飞船、宇航员、老李都变成了少年心中的“星星”，变成了激励、引领、鼓舞他们的信仰。这一隐喻赋予了电影深刻的哲学意味和诗意表达，中和了严肃的主题，深化了电影的深度，能够加深观众对偏远地区扶贫工作的认识，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家园和人性的思索。扶贫不止于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更应该在精神上唤醒和改变他人。
此外，该片段在画面的拍摄上也极尽浪漫：壮美边塞，朝阳灿灿，两个少年跟随老者在一望无际的荒茫戈壁上策马扬鞭，奔向前方，追逐流星。马蹄扬起阵阵沙尘，在阳光的笼罩下染上了一层金色的滤镜，混着初晓的湛蓝色天空，光影错落，如梦似幻。最后，俯拍镜头慢慢拉远，音乐声渐强，整个全景画面广袤、壮丽、震憾、唯美，令人叹为观止。
时代更迭，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可在祖国边远地区仍然有生活水平暂时落后的人民。这一美轮美奂的影像背后，也在诉说着个人成长与祖国发展的情感隐喻，被改变的人骑上骏马是可以追赶时代的，祖国会让我们看到她的变化和发展，并永远鼓舞我们往前，这也是扶贫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凯歌导演用平静的叙述、内敛的表达，多角度、多层次、诗意化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关于少年与改变、返航与回家、扶贫与大爱的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对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借鉴意义2.1 保持冷静克制，警惕过度煽情
主旋律电影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输出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从而起到一定的整合社会文化思想的作用。在现代传播环境中，快捷且高效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情感层面的渲染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煽情不同于常规意义的抒情，“它常常是在表达内容的基础上漫溢性地进行抒情，从而导致作品情感的泛滥。”[2] 在过往的主旋律电影中存在着很多“煽情时刻”。
每当人物面临牺牲、分别或谈到自己的悲惨命运时，就会响起或雄壮或悲凉的背景音乐，演员开始说出大段生硬直白的台词，声泪俱下。这些似乎都是导演在告诉你：“这一段你该哭了。”刻意煽情或许能让观众快速沉浸于电影的情绪氛围中，赚取他们的眼泪，但实质上已经掩盖了作品真正想讨论的内容和想表达的精神内涵，转移了观众关注和思考的焦点，只剩下主观的情绪在蔓延、泛滥。因此，主旋律电影如果把握不好情感渲染的度，不仅会造成过度煽情的尴尬局面，而且会降低电影在文化艺术价值上的品质。
《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的风格是温暖、质朴、真挚的，戏里没有浮夸空洞的台词、没有虚张声势的表演、没有光怪离奇的情节、没有刻意做作的煽情痕迹，一个个都是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所有的感动和泪点都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老李对两个叛逆少年的恩情、吕潇然成全队友的战友情、出租车司机对四川男孩的同情、方梅苦苦守候高远的爱情、冬冬对小美的懵懂喜欢之情、开国大典前夜千家万户捐献铁器的互助之情等，都是最简单的平铺直叙和最真挚的情感表达，却也最能打动观众的心。
聪明的导演应该懂得在情感上保持克制，让观众自己在电影空间里感受人物的悲喜，找到与人物的情感共鸣。恰如其分的分寸感，会让情感的传播更加自然顺畅，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克制也是一种艺术，相较于漫溢性的情感泛滥，克制的情感会更加高级。
2.2 尊重艺术规律，提升美学价值
关于近期主旋律电影获得高票房好口碑一事，我国著名导演贾樟柯在采访中表示，“这些影片既有好的立意，又能按照电影的规律、艺术的规律办事。这说明中国电影的内容在升级，是非常良性的进步。”
电影创作虽然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但它又是高于客观现实的存在，优秀的电影作品应饱含对繁花盛景的赞颂、对人间疾苦的关怀、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有深刻的主旨内涵、鲜明的人物性格和动人的真情实感，凝结着创作者的思想，具有丰富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之前我国大部分主旋律电影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过于生硬、直白，单纯为了叙述而叙述，为了抒情而抒情，没有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寓情于事；而且没有太多艺术审美上的追求，忽视电影影像质感，水平质量不高，缺乏观赏性。
《我和我的祖国》在各个层面革陈出新，打破了这一平淡单调的局面。在内容上，转变视点，不落俗套；在情节上，设置巧思，趣味十足；在细节上，点面俱到，以小见大；在人物上，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在情感上，小家大爱，家国同构等，形成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主旋律电影独特的艺术风格。电影毕竟不是纪录片也不是宣传片，除了将历史事件形诸银幕，它更应该遵循电影艺术发展的规律，因为最后无论是何种形式、何种题材的影片，它归根结底都要以真挚的情感和艺术感染力来打动观众，寻找人物与观影者的共同律动。
此外，电影是一种美学艺术。在画面的拍摄上，创作者要善于把握对色彩、光影、角度、构图的调度，去创造美的画面，营造美的意境，满足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无论在任何时代，人们对美的期待都是强烈的。
《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现象级的主旋律电影，它的成功为今后同类型题材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树立了新的标杆。然而，我们能否因此断言，主旋律电影的春天已经来到？主旋律电影已经拥有与商业电影一争高下的竞争力？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客观来说，一部电影的成功除了作品本身的品质，也离不开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媒体的宣传报道等诸多因素。
《我和我的祖国》取得的骄人成绩，同样受益于近年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加强，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等多个方面的优势，它的创新和成功让主旋律电影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方向，但今后的主旋律电影能否继续发力，依然有待观测。这需要中国影视从业者“取精去糟”、不断创新，也需要整个社会共同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