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和《偃虹堤记》是炒作稿？——靠名人朋友两篇文章翻身的滕子京

文/奉友湘

北宋时有个官员叫滕宗谅，字子京。他官不大，知州而已；他政不显，一州而已。他本来是个被皇帝贬谪，流放到穷乡僻壤接受改造，戴罪立功的人，却因两位名人加哥们儿的两篇文章咸鱼翻身，受到重用，一跃成为苏州知州，成了“天堂”的最高长官。

他的两位好朋友是何等样人？不说不知道，说出来惊人一大跳：第一位便是名冠两宋的范仲淹！第二位则是诗文绝代的欧阳修！

这两篇文章为何有如此威力，竟能帮滕子京一举翻身腾达？说出来同样惊人：一篇便是范仲淹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就出此雄文；一篇是欧阳修不太知名的《偃虹堤记》，虽然没有什么让人记得住的名句，但其“核当量”依然不容小觑。

《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当时的范仲淹虽然已经被贬任邓州知州，但他作为“庆历新政”改革派的领袖，原参知政事（副宰相），政坛明星，官场“网红”，其政治影响依然巨大。他的文章也是天下共仰，独步一时，为众多官员和士子所崇拜和倾慕。连当政的大宋仁宗皇帝也钦佩不已。否则，仁宗皇帝也不会在庆历三年以范仲淹的十条上疏为改革蓝本，让范仲淹领衔“庆历新政”了。他的《岳阳楼记》一出来，滕子京派人广为传抄散发是绝对的。而且那时东京开封除了朝廷的官方邸报外，早就有民间小报了。像范仲淹这样的文章必定在邸报和民间小报上热门刊登，洛阳纸贵，传遍大宋。

至于欧阳修，那时也是红得发紫。他曾身为谏院主力，高级言官，腰挎宝剑，手持利刃，可风闻奏事，上至宰相，下到县官，他随时可以弹劾；他又是推行“庆历新政”的骨干成员，范仲淹的忠实支持者；他还是新诗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其《朋党论》等文章震惊朝堂，名扬天下。作《偃虹堤记》时欧阳修虽然已经贬任滁州知州，也就是他写《醉翁亭记》那个时候，但其名声与影响依然是国家级的。因此，他写的文章也必定传抄天下。

范、欧二人的大作想必宋仁宗都读了，而且估计反复读了。两人在文章里对滕子京的评价真是太高了。你看，范仲淹说他有古仁者之风，被贬了官，到地方不但不消沉，不放浪，不怨天，不尤人，反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显著，百废俱兴；而欧阳修说他志大才高，名闻当世。曾经在抗敌保国的危难之际，为大宋立下汗马功劳。而在蒙受冤屈，壮志未酬，贬任一州时，又把全部心思放在建设惠民工程上，终于一展宏图，建树巨大。你说，像滕子京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讲求名利地位的好干部、爱民官不提拔，不重用，岂能说得过去？岂不冷了整个大宋好官良吏的心？所以，在范、欧的文章发表几个月后的庆历七年，睿智的仁宗皇帝就把滕子京先调任徽州知州，再调到苏州任知州。仅仅两步，便跨进“天堂”大门，并荣任“天堂总管”。不过，可惜好人命不长，滕子京当年便病逝于苏州任上，年仅57岁。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为啥子大名鼎鼎、官职比滕高得多的范仲淹和欧阳修要接受滕子京的请托，为他专门写文章，宣扬他的政绩呢？

实际上，从私人关系讲，范与滕是铁哥们儿。他们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的同科进士，范长滕一岁，滕将范尊为兄长，两人感情好得来可以同锅吃饭，同床睡觉。从官场上讲，范是滕的老长官，范曾经几次举荐滕担任要职，在滕受到弹劾时，又冒险用自己的官帽为滕担保。他们还是生死战友。滕子京在任泾州知州时，西夏李元昊大军侵犯泾州，滕组织全城百姓坚守城池，顽强抗战。是当时的经略安抚招讨使，相当于当代的西部战区副司令长官范仲淹派遣一万五千兵马火速驰援，才两面夹击，打败西夏军，取得泾州保卫战的最后胜利。从政治大局讲，滕子京坚决支持范仲淹领衔的“庆历新政”改革。正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要打击改革，阻止改革，才弹劾滕子京，以达到挖改革派墙角的目的。因此，为滕子京的政绩叫好，鼓掌，既是为滕子京翻案、昭雪，也是为改革派正名、呐喊。而且，范仲淹也是为自己的贬谪申诉：自己同古之仁人一样，同滕子京一样，忠君，忧国，爱民，以天下为己任，以奉献为快乐，虽身处江湖之远，但依然渴望为君为国为民做更多的贡献！

欧阳修虽然个人与滕子京没有太多私交，但作为“庆历新政”时同一战壕的生死战友，荣辱与共，当然必须拔刀相助，竭力鼓呼。而且滕子京作为范仲淹的兄弟，自然也是自己的兄弟。性格耿介不阿，做事一往无前的欧阳修，绝对会不遗余力地为滕子京杀开一条血路，登上胜利的高地。

那么，滕子京在被贬谪到岳州任知州之前，到底蒙受了怎样的冤屈和打击呢？

在被贬岳州任职之前，滕子京已经由范仲淹举荐，担任范调任中央后留下的天章阁待制、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一职，还兼任庆州知州。这是个从四品的官职，位高权重，可以说是封疆大吏，一路诸侯了。

然而，在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滕子京的上司，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上表弹劾滕在担任泾州知州时侵吞、挪用公款，要求查实后严办。此时正是大宋在仁宗皇帝亲自主导下，在范仲淹领衔下，“庆历新政”各项改革措施稳步推进之时。有人要求查办坚决拥护新政的滕子京，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弹劾的事由缘起一年前的一场庆功宴。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滕子京临危不惧，率领泾州城军民，浴血抗击西夏大军的进攻。幸而范仲淹的1.5万强大援军及时赶到，共同夹击城下西夏军，最终取得泾州保卫战的胜利。为了鼓舞士气，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滕子京决定挪用一部分军费，举行一场庆功宴和一场祭祀阵亡者的法会。庆功宴和法会都举办得很成功，作为长官的范仲淹和韩琦当时也参加了，泾州军民、上级领导都很满意。挪用的军费也不多，只有3000贯。而且后来滕子京在离任时，也用自己的钱补上了。

收到郑戬举报，对“新政”派甚为不满的御史中丞王拱辰立马派监察御史梁坚任特使，前往调查。很快便确定了滕子京三条罪名：第一条是未建大功却大搞庆功宴，并贱买百姓牛驴；第二条是庆功宴赏赐不公，将士赏赐少，艺人赏赐多；第三条是经手的经费有数万贯下落不明，挪用16万贯军费放高利贷，贪污了全部利息。

这几条可以说基本上是子虚乌有。其中有一条贱买百姓牛驴也是颠倒黑白。本来泾州百姓因为打败了西夏军保全了身家性命，卖牛驴不愿意收钱，而滕子京执意要给，最后百姓是少收了一些，但决不是低价强买。

范仲淹听到这个调查结论不由大惊。他作为滕子京当时的上司，了解滕举办庆功宴的整个过程，也了解滕的作为。于是，范向仁宗皇帝上书，为滕申诉，对三条所谓罪状一一驳斥。并以自己的官帽担保滕子京。

仁宗反复权衡得失之后，各打五十大板：免去滕子京环庆路都部署之职，将其调任凤翔代理知府；再派太常博士前往调查，务必查清真相。滕子京这次调动算是平调，也还基本公正。

被派去再次调查的太常博士叫燕度，此人与御史中丞王拱辰关系很铁，自然禀承王的意思，非要把滕的罪状弄成铁案如山。而滕自己的一个愤怒之举，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第一次调查后被换了“顶戴”，滕子京并无怨言，而且大大松了一口气。可这次听说太常博士又要来调查，简直就是没完没了，滕子京觉得自己真是天下第一冤！千思万想想不通，便一个人喝起了闷酒。有道是，酒入愁肠愁更愁！滕子京闷中生愁，愁里生怒，趁着醉意把所有账本付之一炬：我让你来查，让你来查个毛线！

可滕子京这冲天一怒却烧出了天大麻烦，仅凭“销毁证据，欺君罔上”这一条就够他掉几个脑袋了。暴跳如雷的钦差燕度把滕子京立马拘押起来，让他老实交待低头认罪。比铁还硬的滕子京当然是徐庶进曹营——整死不开口。燕度又先后抓了包括狄青、种世衡这样的名将在内的众多官员来严加审问，试图从别处扒出铁证。但那些官员都不愿昧着良心对滕子京落井下石，燕度费尽心机竟一无所获。后来御史中丞王拱辰授意燕抓住滕烧毁账簿一事做文章。燕度果然向仁宗汇报：滕做贼心虚，焚烧账簿，毁灭证据，抗拒调查，属于欺君，应该严惩。

范仲淹再次为滕子京严辞辩护，最后甚至以辞职来要求仁宗从宽处理。

仁宗也又一次陷入两难，一边是整个监察系统，一边是新政领袖，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他到底该听谁的？

最后还是当时的枢密使杜衍一言定乾坤：从改革大局出发，为了维护新政，应该轻判滕子京。

仁宗最后决定，将滕子京调任虢州知州，保持原待遇不变。

可王拱辰仍然不依不饶，他一定要让“新政”派付出最沉重的代价！他坚决要求面见仁宗，最后硬是把滕子京从四品的天章阁待制官帽闹掉，滕被赶到岳州任知州，成了从六品小官。

这一最终决定，说明反对“新政”一派已占据了上风。又过了几个月，范仲淹和欧阳修相继外放，宣告“庆历新政”彻底下课。滕子京只是“新政”派里率先落马的“烈士”而已。

不过，滕子京也算斗士一个。尽管贬谪岳州，落魄江湖，他依然直面惨淡的人生，还要奋力一搏，争取咸鱼翻身。他一到岳州，便宣布要做三件民生大事：兴建学校、重修岳阳楼、构筑偃虹堤，不到两年时间里，这三项惠民生、兴文化的工程都异常漂亮地干成了。于是，他请托范仲淹和欧阳修分别作文以记之。

看来我们得万分感谢滕子京。虽然他恭请范、欧二人写文章为自己扬名，颇有借名人抬高自己，大有炒作自个儿政绩之嫌。但如果不是他拜托范仲淹用那如椽之笔书写胸襟与风流，便不可能留下《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奇文，也不可能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万代名句。至于欧阳修那篇《偃虹堤记》，虽然当时有炒作政绩的功效，为滕子京翻身出了把力，但历史地看，倒是鲜为人知，无关乎他的名声与地位。

附：

岳阳楼记

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偃虹堤记

欧阳修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