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欢：与戏剧休戚相伴五十载 从“刺儿头”变“教头”
2018年9月，林克欢的旧作《戏剧表现论》再版为《戏剧表现的观念与技法》。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易名重印，为了让这本从30年前的授课讲义中衍生出来的旧作能更好地为今人所用，林克欢自前年接受了出版社的邀约以后，就开始着手对书稿进行改写与扩充，眼疾的困扰让他只能用笔写下潦草的文稿，再由夫人林荫宇代为校录。
当读者拿到这本《戏剧表现的观念与技法》时，林克欢已经冒险做完了眼部手术，开始谋划两本当代戏剧史的撰写。作为两岸戏剧发展史的知情者与见证者，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后世留下更多的文献，拂去时代偏见的悲哀，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
1“我至今仍见不得对穷苦的小孩不好”
林克欢一直与港台戏剧界交往甚密，且普通话中带有粤语的痕迹，这让不少人都以为他是来自香港或是台湾的戏剧家。事实上，林克欢虽然在1941年出生于香港，但真正的故乡却是广东汕头，在他尚未记事时，爷爷就为了躲避战乱，带着他这个长孙逃回祖籍。
回到广东的林家人避开了日本的炸弹，却甩不掉贫穷带来的困窘。林克欢自称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在贫困中求生是他孩童时代唯一的主题。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就撂地摊卖小零食或背着冰棍桶去各种场所叫卖，横眉冷眼乃至欺辱打骂都是他的家常便饭。说起这些往事，林克欢依然动情：“那些事情对我一辈子都会有很深的影响。我至今见不得别人对穷苦的小孩不好。”
林克欢的父亲在他17岁时离世，这让家中生活更加艰难。“我其实几次都要退学，生活实在熬不下去了。我母亲一直坚决不肯，她虽然自己是个文盲，却一定要我读书，这是她一辈子对我最大的恩德。”自幼在社会上打拼的经历，把林克欢磨练得成熟且强健，中学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阿横”，在潮汕话里是粗壮之意。他们把林克欢视为大哥般的存在。在谋生和求学的双重拼搏中，他成为班上少数几个考上大学的人。
1960年，林克欢进入暨南大学中文系学习，依旧是学业生计两不误。古典文学和明清笔记是他所读最多，最为擅长的类目，教授他古典文学的郑孟彤先生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郑先生一则是要求林克欢厚积薄发，不允许他在学校里急于发表文章，二则是鼓励他独立思考。大三的时候林克欢在作业中批评郑先生的观点，郑先生却给他打了满分。林克欢当时十分得意，自以为学识过人，待到后来他回看自己文章深感浅薄之际，才恍然领悟师恩：“他给我打五分让我记一辈子，其实他不是说我写得有多好，而是鼓励我独立思考、勇于表达。”
林克欢大学毕业之际，正逢文化部要在全国抽调50名文科生。调令传到暨南大学时，林克欢正被系主任留在农村写“四清”运动的工作总结。等他闻讯赶回学校以后，得到一张巴掌大的纸条，定睛一看：距离报到时间只剩三天。搭上两天一夜的火车，风尘仆仆赶到文化部门口，收发室接过林克欢手里的报到单，又给了他一张介绍信，说“你到青艺去报到”。
就这样，一张纸条换了另一张纸条，林克欢被派进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那是1965年的8月，夏虫开始沉默，秋风正欲袭来。
2 “谁的意见不是个人意见呢”
林克欢回忆起初进青艺的往事，连说“好笑得很”。那会儿他被派去给演员队写小节目，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写段山东快书。这个初次听说世间有种曲艺叫做“山东快书”的广东青年一头雾水，只好找来一些作品，看罢便提笔硬上。林克欢的这篇快书处女作，让演员们在排练场上笑得东倒西歪，直说“这哪儿是山东快书，简直是七律古诗嘛”。面对这全然陌生的一切，林克欢只好从头学起。彼时的青艺是以国际戏剧交流为首要任务的，所以林克欢在文学组的主要工作就是阅读大量的外国剧本，同时还要处理全国作家与爱好者投给青艺的作品。
1966年，残酷的休止符迫使林克欢停下修行的脚步。因为资历尚浅，林克欢在文革期间只是偶尔在报纸上发发“豆腐块文章”。1970年，林克欢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师林荫宇结婚。婚后第13天，林克欢就以“反革命”罪名从家中被抓走，关进了故宫东北角的角楼。这个年轻气盛的倔小子怎么都不肯认罪，两只眼睛被强光不分昼夜地照射，以致双眼“像红枣一样鼓出来流着血水”，就此眼疾贯穿余生。
99天以后，林克欢被下放到河北涞水县，在四面墙都被报纸糊住的小房间里改造思想。被允许读书以后，他把妻子送来的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从头至尾读了两遍，就此多了一份通透。1973年，林克欢在不幸中迎来了万幸之事——他的冤案终于以“查无实据”而告终，但医生判定他的视力已不可恢复，嘱咐他哪怕去传达室看大门，也不能再看书写字了。一向乖乖服从分配的林克欢这次却怎么都不肯遵医嘱，固执地端着高倍放大镜与文字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
1976年林克欢恢复工作，被借调去“批判四人帮写作组”撰写理论文章，虽然那时的文章中并没有什么真理论，却顺应着时代的强烈渴望。与此同时，林克欢也开始参与剧本创作，与人合写揭批“四人帮”的话剧《转折》。1978年被青艺调回以后，又参与到缅怀周总理的话剧《报童》的创作中去。那时的林克欢已经具备了历史意识，演出散场后，他与在戏中扮演周恩来的王铁成说：“此事过后，没人会记住我们。”
很快，青艺也认识到新时期的戏剧舞台有新的需要，遂邀黄佐临北上，与陈顒一同排演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名作《伽利略传》。这是新时期的第一部布莱希特剧目。正是这场轰动了整个文艺界乃至科学界的演出，悄然改变了“编剧林克欢”的人生轨迹。
一台大戏的首演不能没有先导声音。1979年初，时任青艺党委书记的白凌连发了两份电报，把正在温州创作剧本的林克欢急召回来。“那时我哪懂布莱希特，也是第一次听说，只能把能找到的资料都找来看。”林克欢一面苦读文献，一面在排练场里观摩排戏，最终交上了一篇4000字的《略论<伽利略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白书记很满意，马上又找林克欢谈话：“手头的剧本就别写了，你以后改搞理论吧。”
38岁再调船头，为了不以文学批评来简单地替代戏剧批评，林克欢拎着一个小马扎把自己钉进排练场，接连记录了多位知名导演排戏的过程，修炼出了一身场记的本领，以至于陈顒去北京人艺复排《伊索》时，还把林克欢“拐”去跟组。
初入戏剧批评界，林克欢就显露出新一代戏剧人的锐气。1979年8月，他去参加民委与中国剧协联合召开的《王昭君》研讨会。此剧是曹禺先生在搁笔近20年后秉承周恩来遗愿所做的，以歌颂民族团结为主旨的历史剧，其地位可想而知。满屋白发苍苍的前辈都不吝赞美，到了最后十分钟，才有一个让年轻人发言的机会，林克欢当即举手，提出了数条批评意见，现场一阵惊诧，惹得主持人连忙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林克欢则反问道：“谁的意见不是个人的意见呢？难道说你们都代表组织，只有我代表个人？”
经此座谈会，剧协不少人都记住了青艺有个年轻的“刺儿头”。林克欢为自己在戏剧批评界的起跑打响了发令枪。
3“戏剧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表达和表现的自由”
1980年，一个激情澎湃的新时代拉开了帷幕。正如林克欢所料，《报童》式的戏剧很快便不再被观众理会了，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涌入，让一大批戏剧人急切地想要打破陈规，尝试新的舞台表现形式。林克欢也深受西方理论的滋养，开始以笔为戈，与戏剧界的同道中人一起，竭力声援那些给戏剧舞台带来新突破的创作者们。“1980年，马中骏他们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创作了《屋外有热流》，到了北京以后只演了一个内部场，文化宫的领导很害怕，北京的一批老专家也都持否定意见。我和杜清源、童道明几个人当时都是中年人，笔头比老专家们快，马上就给报社写文章肯定这个戏的革新意义，这样第二天各大媒体上就全都是我们几个人肯定的意见。” 那时的戏剧舞台仍被封闭僵化的理念所占据，是否肯定“现实主义”在各种创作方法中的主导地位，更被视为非常严肃的、远远超出艺术本身的问题。在这种局面下，理论界对《屋外有热流》的肯定就变得格外重要。
时代的“热流”终究是挡不住的，随着陈恭敏、胡伟民等一批戏剧家的发声，“戏剧观大讨论”很快在戏剧界全面展开了，林克欢全情投入到这场长达六年的论辩之中，他与杜清源和童道明思想相近且私交密切，便被视为“同党”：“因为恩格斯有本《反杜林论》，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被叫做是‘杜林童’”。他们一方面如饥似渴的吸纳新理论，一方面与戏剧创作者密切互动，做他们坚实的理论后盾。林兆华的《野人》、王贵的《WM（我们）》、胡伟民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林克欢积极回应着新时期戏剧舞台上的每次突破，随着舞台活力的全面迸发，林克欢的文章也“多到满天飞”。“戏剧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表达和表现的自由。”林克欢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1995年，应法国外交部邀请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
除了为探索戏剧摇旗呐喊之外，林克欢还是1980年代在大陆介绍台湾戏剧的第一人，这又是一个时代赋予的机缘。
1982年，陈顒提议要排演一部台湾戏剧，林克欢便拿着剧院开的特别证明，到北京图书馆的报库驻扎了两个月，看大量关于台湾戏剧的资料，又经由香港要来了一批台湾的剧本。这些文字不仅令林克欢看到了台湾戏剧与大陆戏剧的血肉相连，更让他意识到了早于大陆数年走上探索实验道路的台湾戏剧，应该成为大陆戏剧的良师益友。林克欢向青艺力荐姚一苇的实验戏剧《红鼻子》，并在陈顒的支持下去说服了艺委会的老专家。
后来，《红鼻子》在青艺连演了六十多场，社会各界反响之强烈，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林克欢也由此成为了青艺艺委会的成员。
1985年底，林克欢编辑出版了大陆的第一本《台湾剧作选》，“当年两岸均未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也无法与剧作者联系，所以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盗版书，其实也没错。”林克欢承认这是一本盗版书，但他很少与人说自己为了做这本“盗版书”，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在那时的图书馆报库中，所有的台湾书刊都是以胶卷的方式留存的，林克欢只能拿着放大镜去胶卷上看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蝇头小字。本就伤残的眼睛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只好以五个月的失明来回报。此时的他失去了自理能力，每天起床后就坐在沙发上，等夫人林荫宇从中戏回来给他读报。
1987年台湾导演王墨林来到北京，寻找大陆的台湾戏剧专家，经剧协介绍找到了林克欢。从此他开始与台湾戏剧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时熟悉台湾的人还不多，所以台湾的戏剧人一到北京就都跑来找我，陈映真还跟我开玩笑，说你家已经变成我们台湾小剧场驻京办事处了。”
随着林克欢眼界的开阔与理论水平的提升，“剧院碰到一些新的戏剧理论问题，或者是要排一个新戏的时候，都是我去作报告，介绍剧目的创作背景，主旨内涵，以及在今天排演它有哪些意义和可能性等等。”那时国内还远没有“戏剧构作”的概念，连“文学顾问”都是一个新潮词，所以剧院里的老老少少，还有戏剧界的一批朋友们，都亲切地称林克欢为“教头”。
1988年，林克欢正式出任了青艺的文学部主任，依然在戏剧评论的领域里笔耕不辍，未被俗事牵绊。7月中旬，因北京人艺的新戏《天下第一楼》取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于是之、夏淳等北京人艺领导在全聚德的前门总店召开座谈会，请评论人和媒体人吃烤鸭、喝茅台，还宣布每人可以拿走两只烤鸭。会上大家对此戏一致褒扬，只有林克欢一人当场泼冷水。酒席上，于是之在跟林克欢碰杯时说：“教头，手下留情。”林克欢笑道：“谢谢你们，我在北京吃了这么多年的烤鸭，今天是吃得最好的一次。一会儿的两只烤鸭我也照样拿走，但是呢，我明天的批评文章还得照发。”随后，林克欢果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重复不是创造”的剧评，但这丝毫没有破坏他与人艺的友谊。此事之后，于是之还约林克欢喝酒：“教头，还喝酒不喝酒？茅台没有了，只能请你喝二锅头。”喝下这杯酒的当口，一个黄金时代的大幕也开始徐徐下落。
4 “作为见证者，我们是有责任给历史留下东西的”
19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拍打着剧院的大门，戏剧界的热门话题从“探索戏剧”变成了“戏剧危机”，戏剧界到了不得不深化体制改革的时刻。此时，林克欢接任了青艺院长职务。
1996年初，林克欢正式走马上任，摆在他面前的是观众的冷落与戏剧人才的严重流失。“一个演员出去随便拍一个影视剧就是几十万，可是留守在家里的演员一年到头才几万块。再不把机制搞活，戏剧舞台根本留不下人了。”林克欢带领剧院做出了一系列的尝试：不拘一格地吸纳人才；先后建立了监制人制度和制作人制度，剧院的全体员工都可以来竞选制作人的岗位，让剧目的盈亏与制作人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同时还招收了专业人才成立营销部，与部门签订全年的经济指标合同，尽一切可能让青艺恢复活力，也尽一切可能让坚守舞台的戏剧人得到回报。“后来我和领导班子商量买了几十套房子，给在青艺工作多年的老职工调整了住房，工作三年以上的人都分了房，这是我当院长做的最出格的事情，也是最大的功德。”
林克欢的六年任期过后，刚好是一个新世纪的来临。文化部开始规划一个重大改变，欲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建成中国国家话剧院。林克欢坚决反对，在他看来，世界各国的剧院都会为自己拥有古老的传统而骄傲，而青艺1941年诞生在延安，他希望看到青艺代代相传，成为百年剧院。林克欢见与自己谈话的几个官员连青艺的历史都不了解，便更加气恼：“你们根本不知道文化的传承。”此后，林克欢开始拒绝出席任何有关新剧院建设的会议。林克欢早已把青艺当成了家，一草一木皆不忍别。
2001年，中国国家话剧院宣告成立，随着60岁的青艺告别历史舞台，60岁的林克欢也开启了新的生活。
林院长退休以后，又勤恳地做起了林教授、林顾问与林导演。他应邀去到香港演艺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学院等多所大学讲课，还在香港艺术发展局、香港话剧团、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剧团等诸多机构与院团中担任文学顾问。除了授业解惑，林克欢还破天荒地做起了导演。“我导戏不是为了当导演，而是为了去熟悉排戏的整个流程，这对我做学术研究和戏剧批评非常重要。”在剧院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林克欢，竟仍嫌自己对排戏这件事不够了解，他在香港排了《乌布王》《傻姑娘与老枯树》等五个剧目，还为太原杂技团排了一个大规模的儿童剧，带着一群十来岁的娃娃到香港去演出。“在自己导过戏以后，再下笔写文章就不会那么冷。搞创作、搞评论都是个人的事情，但导演在排戏过程中是要不断做出调整与妥协的，有了自己导戏的经验以后，就知道下笔不能武断。”
到了2015年，74岁的林克欢辞去了所有的职务，唯有戏剧评论人这个“职务”他割舍不下。即便是眼前的阴霾日渐加重，时常是举着高倍的放大镜都看不清字迹，但每逢业界有重要的演出，林克欢还是会亲往观看，评论文章也在夫人的协助下照发不误。
两个半月前，林克欢冒险去做了眼部手术，十分幸运的，手术结果令他恢复了阅读与写作的能力，于是他又开始谋划两本新书的撰写。林克欢的心中正惦念着一批台湾戏剧家，“从艺术史、观念史和思潮史上来说，他们极端重要”，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的创作至今无人言说。同时他也惦念着大陆戏剧发展进程中的几多人和事，“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场合还没有留下资料”，“作为见证者，我是有责任给历史留下东西的”。
对于林克欢而言，与戏剧休戚相伴五十载之后，再著书已不为立说，而是为着对历史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不多了，但是该干的事情还有很多，肯定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完的，我也已经想通了，或许大多数人都是无法在生前了结自己所有心愿的。”
本文刊发于10月16日北京日报人物版
来源：北京日报人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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