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 康拉德为了谋生的写作 同样可以达到艺术的纯粹高度
1904年，世界上多了一部用英语写就的伟大著作：《诺斯特罗莫》。100年后，我缩在一个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每天躺在钢丝床上读它的中译本。译得真是好，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书中出现了不可胜数的景物描写，森林，云层，大海，港湾，白天与黑夜，但我从未觉得有哪一段风景写得多余，或者彼此雷同，或是有没话找话之嫌、是作者因担心叙述太单调而插入的填充物。
景随心动。当人物焦虑，风景是焦虑时的风景;当人物满意，风景是满意时的风景。不，不只是如此简单的对应，风景作为一个默不作声的整体，响应着、引诱着人物向其中的探索。《诺斯特罗莫》的核心意象是人性的幽暗，承接了之前《黑暗之心》的主题而来，不论是写马洛沿着刚果河往上游探险，还是写诺斯特罗莫和马丁·德考得两人驾船驶向海湾深处，准备在那里沉下一船银锭，他们都是在进入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绝对”，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线并行，黑暗之下还有更黑更暗，未知之前方还有更大的未知。所以康拉德繁复的风景也都是指向这一“终极关怀”的，它们让我始终感到陌生，感到每一次相遇都前所未见。
我很想把这种阅读感受告诉康拉德，以慰其心。这部旷世杰作是他苦心经营的结果，而且，在写作过程中，他对自己正在完成的作品缺少今天某些人拥有的“谜之自信”。他跟几位朋友分别吐露过写作之不堪忍受的苦，这些信件，日后攒集起来，被爱德华·萨义德这样的文学批评家视若珍宝。多年前，我在翻译萨氏的《开端：意图与方法》一书时，再一次重温了《诺斯特罗莫》，更被他所引用的康拉德的信中语所震惊：
“我……彻底疯了，愁思牵肠于我的工作。我好像骑车沿着一块14英寸厚的木板过悬崖，一哆嗦就全完了。”(1903年初致H.G.威尔斯)
“孤独正将我接管：它正在把我吞噬。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都读不进去。我好像呆在一个既是坟墓又是地狱的地方，只能写啊，写啊，写啊。”(1903年8月22日致A.H.戴弗瑞)
“我什么也不敢做。我的心与肺都很虚弱。要说肺的话，寒气还会使它雪上加霜。甚至现在，一片云掠过了太阳都会让我一哆嗦。我很累，很累，仿佛已经活了一百年。回到你正在操作的那场为保住一艘朽败的老破船而施行的海上援救吧——我觉得……太迟了——明天是又一个恐怖日。G.格拉汉姆周日在这里，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他状态很好，也很友善，但是他的来访没有让我如预期中的振作起来。直到我获得再生，直到《诺斯特罗莫》完成之前，我都不是我，也不复再是我自己了。”(1904年6月27日致威廉·罗森斯坦)
“骑车沿着一块14英寸厚的木板过悬崖”，“呆在一个既是坟墓又是地狱的地方”，“一片云掠过了太阳都会让我一哆嗦”。何其美妙的句子，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高贵，却出自一个处在真实的水深火热之中的作家，他不能接受半点过分的夸张，一旦落笔于纸，他便一心想着如何用最精确的词句，最准确的修辞，一分不增一分不减地传达想传达的意思。
不管身处怎样的困厄，只要开始写作，他就处在一种仪式感之中，要求自己写下的字如同期待诞生的孩子一样完美——这是其一;其二，他是完全把自己放在自己所创造的小说世界里的，以至于一封致友人的信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都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人生的戏剧性。《诺斯特罗莫》写完后，如释重负的他写了篇随笔《书》，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在危机四伏的地球王国里，小说家记录了人类种种冒险经历。而这王国本身，即小说家笔下的每个人物，站立、跌倒乃至死亡的根基，也必须归入到小说家真实记录的计划之中。”虚构与真实没有分别，让想象的场景真实可触，是一种责任。
《诺斯特罗莫》
新华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
康拉德的困窘由来已久。11岁父母双亡，18岁随船出海，远走墨西哥湾。1880年代，他在炎热潮湿的东南亚地区度过了自己作为一名海员的青春。1895年，28岁的他完成了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蠢货》——开始写作，就意味着彻底告别海上生涯，不过，大海转移到他的文字里继续存在。他父亲曾把雨果的《海上劳工》译成波兰文，给儿子从头到尾念过一遍，所以留下一份情结供康拉德继承。只是，康拉德拒绝被贴上“海洋作家”的标签，他把自己看作“去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人，而世界，就好比一本一字不落地大声朗读过的书。
大声朗读康拉德，是我的功课。长篇太长，那就中短篇吧：我完整地朗读过《罗曼亲王》和《青春》，托了老译者功力厚实之福，中文流畅地传达出康拉德作品的高贵气息。《青春》写于1898年，紧跟着名作《“水仙号”上的黑水手》完成，这个中篇里第一次出现了他的化身——马洛，一个年过不惑的水手，绘声绘色地讲着他20岁时的冒险，时不时接过酒瓶一饮而尽。
“啊，青春!它那股精力，它的信念，它的想象力!对于我，这条船不是咔嗒咔嗒作响的破旧玩意儿，为了一笔运费，载着一大堆煤，赶东赶西地跑——对于我，它是人生的干劲，人生的考验，人生的磨练。现在我回想起它时，还带着喜悦，带着感情，带着惋惜——正像你回想起你死去的亲人。我永远忘不了这条船。”
你若只是在周五晚上十一二点的酒吧里，见到这么一个脸色绯红、酒气冲天、嘴里不时重复一句“青春!”的老男人，你就当他是借着酒劲怀怀旧好了。强大的文学能把小写的man变成大写的MAN，譬如“夜是美好的”，这五个字被人说出来，和被康拉德以马洛之名义写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没有人的体验、观察，印度洋是没有生命的，海上的风暴仅仅是风暴，船也只是一种运载工具而已;马洛告诉我们，是因为他的存在，他忙乱的奔跑，他的亢奋，他的绝望，他的咆哮与沉默，他在爆炸声中狼狈不堪的苟活，船才超越了船本身。杜甫诗云“青春作伴好还乡”，而在马洛这里，青春不只是用来作伴的，它就是他所见到的一切，从那条名叫“犹地亚”的小破船，一直到浓晕的夜色里突起的滔天巨浪。
人在船上，比在陆地上渺小得多。驾船的人其实是依附于船，水手们更不用说，都被绳索捆着，以免不知哪儿打来一个浪就把自己掀到水里。《诺斯特罗莫》里，拉丁美洲小国科斯塔瓜纳的精英阶层企图创造历史——缔造一个民主政权，所以为了写这部作品，康拉德在世纪之交非常关心巴拿马地峡危机的进展——但身在海上时，所有人都得指望老天的恩典。即使踏上陆地，活在生死线上的船员也谈不上拥有多少尊严：流落到岛屿上的船会被当地人抢掠，下得港口的水手会遭到码头上暴徒的勒索。
在那个充满了竞斗气息的海商环境里，人既无心向强者乞求怜悯，就连向神或命运祷告，也未必想得起来。在大声朗读中，我感受着我从来没有如实地理解过的世界，既未夸大，又未缩小，充斥着无善无恶、利来利往的三教九流。符号都是虚的，用来征收人们的联想和情感：一艘船取名为“犹地亚”，一座山取名“西奈”……在中篇小说《罗曼亲王》里，康拉德讲了一个波兰贵族的故事，他贵为沙皇的近臣，但1831年华沙起义期间，他决心加入义军去对抗俄国人，结果第一次巡逻遇敌，他身边的随员就被全部打死，自己躺在死马身下，堪堪捡回一条性命。
就青春而言，马洛和罗曼亲王都是失败的。在马洛叫喊“青春!”的时候，他没有为达到了什么独特的目的而骄傲，顶多就是庆贺一下自己还活着。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呢?库尔兹也是失败的，在1900年的《黑暗之心》里，他被马洛的船从刚果河上游神秘的殖民王国里救了出来，死在了途中。白人企图重写他们的殖民史，将它描述成文明对野蛮的征服、教化和感召，但马洛凭着孩子般的诚实说，黑人土著被剥掉皮肤的头颅，就被殖民者串成项链挂在脖子上。对于库尔兹，马洛诚实地表示他忠于他，因为他不知道库尔兹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进而觉得，假如换作他自己去殖民，他也会在那莽林深处变成这么一个魔王。
就是在累累的失败、在铁一般的一事无成之中，康拉德看到了人的高贵，并通过一种高贵的工作——写小说——来揭示了它。与马洛和罗曼亲王相仿，写作的高贵同样是在挫折、困苦、在对一事无成的预感中表现出来的。萨义德说，他在康拉德书信中看到了作家真实的“挣扎”，进而想象他的心情：小说是他出于生计被迫去构思的，文字是一种“骗术”，可是他要从这种“行骗”中求得些微放松：“他永远无法向任何人坦白自己，但是，作为替代，他可以在自己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里做坦白”。
《吉姆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6月版
这话深得我心。我不赞同把每个作家的作品都与他们的生平经历对照着读，可是，在康拉德的书信面前，好像只有这样做才是负责任的。跟随萨义德的视角，我看到康拉德作品里那股高贵之气的源泉，那是一项与一个人能得到什么无关的事业，它可以存在于一阵阵的挣扎、一阵阵的不自信之中，不管它发生在船上，陆地上，战场上，还是写字台的后边，是在敞亮的会客厅里，还在黑夜中逃奔的路途中。康拉德告诉我，为了谋生的写作，同样可以达到艺术的纯粹高度。
《罗曼亲王》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青春》是一个青春已逝的凡人的故事，《诺斯特罗莫》呢?它复杂得多，涉及许多人物和许多性格，当然还有繁复多变的风景。在科斯塔瓜纳这个虚构的拉美国家，内战正酣，一些希望缔造一个共和国的人，商议着如何保卫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桑·托梅银矿，结果，他们把一船银锭，交给了他们眼里最完美、最可靠的人——码头工长诺斯特罗莫。对高贵人格的期待，涌现在很多人物的口中，小说足足写过了将近四分之一，诺斯特罗莫还未出现，可是众人的议论和描绘已经树立起了他的形象。
捧得越高，当然要摔得越惨，让高尚的人身败名裂似乎也是作家的职分之一。但是，康拉德并不想摔任何人，即便诺斯特罗莫确实违背了人们的期许，把银锭昧为私有，而后，他爱上了一位灯塔看守人的女儿，便希望能够把银锭的秘密与她分享。他的自私中难道没有高贵的影子吗?萨义德写道：“他笔下的所有英雄都藏匿着某个耻辱的秘密，而几乎每个人都梦想着能在最爱的人面前袒露内心的一天。”
这里的关键词不是耻辱，而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