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专家水既生的研学之路

介绍山西陶瓷专家水既生。水既生先生半生致力践行山西陶瓷的田野考察、文献检索与研学创新，在挖掘历史、填补空白的同时，推动了山西陶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兴盛。同时，其于守拙自娱的治印书写之道，亦深耕出典而不古、变而不乱的独特风貌。（徐翎）

水既生，1928年生，山西省朔州市朔县（今朔城区）人。曾任山西省轻工业厅科技处总工程师、山西省玻璃陶瓷科学研究所总工程师，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理事。1962年为山西省书法研究会筹备小组常委之一，此后曾任山西书法家协会顾问、山西省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政协山西省委员会第六届委员。

一、实践中走出的求学之路

水既生先生出生于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治学之路充满了坎坷。先生于1946年离开家乡朔州前往太原谋生，在此之前，曾先后就读于朔州旧城南门附近的小学和城隍庙小学。1943年就读于朔州一所中专学校农业中学，后改成师范。1945年后因局势动乱，家境不堪负担学费，便再无上学。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我只有勉强的三年中等学历”。

到太原之后，先生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前往阎锡山的晋军203团输送连做后勤工作。那时候当兵的领饷都得用手章，他开始刻印章维持生计，不久便因局势不稳而中断。1945年后，先生拿起刻刀在太原海子边设摊名声渐起，求印者络绎。当时，海子边设摊刻字约有十余人，先生被选为组长，后又被选为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在先生的管理下市场井然有序，全赖先生心头有杆“公平”秤。1958年推行“合作化”时，海子边市场用石膏做雕塑复制品的工艺品玩具社因为管理不善，“大干大赔钱，小干小赔钱”，先生主动请缨调往玩具社，重新设计产品，生产效率提高十多倍，成了“大干大挣钱，小干小赚钱”。

1959年，山西省召开工艺美术老艺人座谈会，年仅31岁的水先生也位列其中。座谈会之后，先生被调往轻工厅研究所管理工艺美术组。水先生考虑到山西虽然有漆器、牙雕、玉雕等工艺美术品，但都不适合普通老百姓消费，陶瓷物美价廉，比较亲民；此外，中国的瓷器有着优良传统，发展空间很大，市场前景广阔。于是，先生提议发展山西的陶瓷业。

他一方面翻阅古籍，查找文献，夯实理论基础，同时带领其他同志走出书斋，实地调查全省古代窑址，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经济刚刚起步，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不便，先生克服种种困难，在1962年至1978年间先后考察了全省各地古窑址79处，采集各类陶瓷标本三万余片。1985年日本陶瓷访华团上门拜访水既生，亦为先生收藏的丰富多彩的标本震惊。为了弄明白陶瓷制作的工艺流程，先生于1960年下到阳城后则腰陶瓷厂蹲点了一个冬天，观察工人如何操作。烧造陶瓷最关键的步骤是开窑，尤其是开窑时间必须准确把握。每次开窑，窑工师傅都逐一讨论烧造情况，水先生把这些一一记录下来，日积月累，成为日后自己烧瓷实践的宝贵材料。1961年，在北京团城举办的全国手工业陶瓷展会上，先生拿出自己在阳城烧的一批试制品参展，得到与会者的好评。之后数月，他继续与烧瓷师傅一道努力，试制出失传己久的茄皮紫色釉配方。同时，在遵循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他创新出用途广泛的棕紫釉配方，被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广泛采用。

1963年，水先生前往介休洪山陶瓷厂工作了一段时间。闲暇时他常去各窑址考察。同年，先生奉命联合山西省美协等单位组织全省黑釉陶瓷展览。这个展览轰动一时，时任省长的王谦同志连续三次莅临，对展览予以充分肯定。从1964年起，水先生先后在太原郝庄举办了两次全省陶瓷短期培训班，为全省各地瓷厂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陶瓷技术人才，其中多人后来成为各自所在瓷厂的负责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山西民间陶瓷研究所，先生担任该所的负责人，与其他同志一起对山西古代陶瓷技法进行研究总结、创新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1964年3月8号，先生来到平定县冠庄陶瓷厂抓出口陶瓷试点，他在帮助该厂发掘传统工艺的同时，大胆采用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5月便向广交会提交了样品，为山西陶瓷引来外商的3000件订单。当时考虑欠周，工厂缺乏熟手，其中一部分黑釉刻花梅瓶是水先生带着两个工人亲自动手才按时完成交货。这是山西手工业陶瓷产品第一次走出国门，消息很快传遍全省陶瓷厂家，极大地鼓舞了大家地干劲，灵石、长治等陶瓷厂纷纷奋起直追，踊跃争先。1972年返回太原后，先生在山西省第二轻工业厅负责陶瓷组工作。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山西省陶瓷出口点增加到浑源、怀仁、朔县（今朔城区）、平定、灵石、阳泉、孝义、临县、长治、襄垣等十个；而他在临县陶瓷厂主抓的“油滴釉”工艺，当时在全国仅为两家陶瓷厂掌握，另一家在山东。在全省陶瓷事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山西陶瓷公司应运而生，水先生被任命为副经理。在他大力倡导的“力戒模仿，创出自已特色”的思想指导下，山西的陶瓷产品在广州交易会上的出口量逐年增加。直到退休，先生一直都在关心和支持着山西的陶瓷事业，对陶瓷的研究工作也未停止。

关注陶瓷的同时，水先生也未荒废他的篆刻和书法。1962年郑林副省长遵照陈毅副总理的意见大力推广中国书法，成立了“山西省书法研究会筹备小组”并推选出八位常委，水先生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员。因为篆刻的缘故，先生先后修习隶书、篆书，在金文大小篆方面下苦功夫。先生勤勉不辍，书法、篆刻相得益彰，佳作涌现。1965年，先生的篆刻作品首次远赴日本参加“中国现代书道展览”，并收入《中国现代书道展览》一书（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编，每日新闻社1966年出版，第106号作品）。之后，他的书法、篆刻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重大展览并发表，收入作品专集，也多次受邀担当书法篆刻比赛的评委。《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当代篆刻家大辞典》《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大辞典》《中国当代篆刻家辞典》等十余种辞典收录了“水既生”辞条，出版有《水既生书法篆刻选》。

▲《中国陶瓷全集28-山西陶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日] 美乃美1984年版，水既生参与组织编写，并收入他撰写的论文《山西陶瓷之历史》(日文版)

二、与实践结合的治学之“道”

20世纪50年代末，水既生先生因工作需要开始接触工艺美术，转入陶瓷研究水先生在陶瓷领域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对山西现代陶瓷工艺的技术研发和产品革新；二是对山西境内古代瓷窑遗址进行了较全面的系统的调查及研究。

如前文所述，水先生对山西现代陶瓷的实业振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百废待兴之时，先生复原了传统兔毫、油滴、茄皮紫、珐华等名瓷品种，还推陈出新开发新的陶瓷品种，扩大陶瓷出口量。20世纪80年代，山西全省生产出口陶瓷的企业发展到近二十家；至1989年，出口货值已达五百多万美元〔1〕。与此同时，先生也清醒地认识到山西陶瓷的发展仍面临着落后的窘境。先生在《应深刻反思我省陶瓷业的发展》〔2〕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山西陶瓷发展滞后的关键原因，是“没有培养起一支强有力的专业技术和管理队伍，又没有制定出明确的发展方向”，并且“花色品种上不去也是一个相关的致命问题”。他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建议，分别从培训人员、减免税收、投资贷款优先、增加花色品种、展览评比新产品等方面抓起，多措并举，推动山西陶瓷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水先生退休后数年内，山西陶瓷依旧维持着平稳的发展；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很多企业倒闭，山西陶瓷实业遭受严重打击，出口值跌至不足一百万美元的历史低谷。〔3〕

水先生关注陶瓷实业，是从调查研究山西陶瓷历史起步。我国古籍文献卷帙浩繁，其中关于陶瓷的记载并不多，《格古要论》《陶说》《饮流斋说瓷》等陶瓷文献上对于山西周边河南、河北等省陶瓷史料都有相对详实的记录，关于山西陶瓷只有片纸只字。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考古事业的兴起，其他省市对各自陶瓷史的研究有很大进展，山西只调查了介休洪山〔4〕、太原孟家井〔5〕等两三处，甚而山西一度被称为“中国北方陶瓷研究的空白地带”。因为没有窑址标本比对，许多山西瓷器被错误地纳入外省诸窑。为此，水先生决心“向实际调查，填补起这个空白”！

1962年起，水先生便零星地开始了山西瓷窑遗址的调查工作。1975年，他随机关干部到交城“五七”干校割麦子，无意中在地图上看到一处叫“磁窑头”的地方，便步行十几里，一路寻访，在该村磁窑河两岸发现了一处晚唐北宋时期的窑址，即山西唯一一处生产花釉的交城窑。1977年、1978年，为了给编写《中国陶瓷史》中山西陶瓷史部分打好基础，担任山西省陶瓷史编辑小组副组长的水既生先生带领小组同志调查了省内26个县、市的64个古窑遗址，采集古陶瓷标本三万余片（件），抄录并槌拓了有关陶瓷的碑文19件，走访省、地、市、县的博物、文管等馆所二十余处。在山西省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他们查阅了一百五十余部地方志，积累三十多万字笔记资料，取得了许多重要的陶瓷历史实物和文献资料，还发现唐代窑址四处，宋(辽、金)元窑址25处，明清窑址35处〔6〕，基本厘清了古代山西陶瓷的窑口分布、烧造年代、产品特征以及文献记载等情况，可以说是首开全面考古调查山西陶瓷的先河。这些调查所获，也为先生今后的陶瓷工艺复原和创新提供了实物资料，开启了先生关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之路，此后成果不断涌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先生先后撰写和发表各类陶瓷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专著1部，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十余场，在业内影响广泛。

综合来看，先生关于陶瓷的论著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某一陶瓷品种或某类器物的研究。水先生这部分作品，写就时间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间，发表的时间有早晚，是先生陶瓷学术研究从发轫到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些作品以调查材料以及专题研究为主，约十余篇，涉及油滴、兔毫、黑釉剔划花、珐华、琉璃、印花陶瓷、浑源窑青地嵌白和白花褐地陶瓷以及瓷蒺藜、擂钵与茶臼、瓷铃铛、民间陶瓷（车油壶、省油灯、砚水缸、温酒壶）的设计等内容，材料丰富，涉猎广泛，文章大多小而精。如未刊印的《油滴和兔毫》〔7〕一文，发布于浙江金华召开的中国古陶瓷学术会议。文章对太原孟家井、临汾龙子祠和尖草坪、长治八义和南泉庄、怀仁小峪六处古窑址中采集的“油滴”“兔毫”标本进行了专业考察，分析其釉料选择、釉料制备、坯料、釉层、窑位、烧成温度、窑炉气氛等，认为“油滴”和“兔毫”所用的釉料就是普通黑釉，同时指出“油滴”的形成是二次上釉的结果，提高温度烧制时油点向下垂流形成兔毫，揭示了烧制“油滴”和“兔毫”形态的技术方法。经过进一步分析，水先生发现“油滴”的烧成温度和普通黑釉的烧成温度基本相同，而“兔毫”的烧制，“除前述的烧‘油滴’温度过高时铁结晶和釉都向下流动，由于流速的不同形成了不同呈色的条纹成为‘兔毫’外，用前述的第一种釉上再施第二种釉，或者第二种釉上再施第一种釉，在窑炉中的高温地带或适当地提高烧成温度，都可以烧出各种美丽的‘兔毫’纹”。这个从遗存实物中挖掘出来的历史经验，弥足珍贵。

《试论法花的命名》〔8〕见刊于1986年，水先生首先从音韵学上否定因晋南口音“粉”“法”二音相近而讹传“法华”一词出于“粉花”的谬论，提出“可能最初是根据作为寺庙中的法器而得的称呼，后来引申为对同类釉料制品的称呼”的观点。他从文献和工艺两个角度着手论证，指出法花釉是孔雀蓝、孔雀绿、茄皮紫，琥珀黄等以硝酸钾为助熔剂的中温色釉的一类釉色的总称，是我国陶瓷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熔块釉，应归入琉璃的范畴，区别于低温铅釉。依据所用釉色和装饰方法不同区分出法紫、法翠、三彩法花、起线法花等品种，法华（珐华）的来龙去脉至此清晰起来。

《水既生书法篆刻选》，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

第二，对陶瓷生产技术层面的研究。这主要涉及古代陶瓷的装饰技法和装烧工艺，将陶瓷的研究视角上升至技术层面。这批文章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篇幅长，质量高，可看出水先生对陶瓷的敏感以及视角的独特。其中论述山西古代陶瓷装饰技法、山西窑址遗物同唐代北方制瓷工艺、山西古代窑具和装烧方法及煤烧馒头窑诸篇颇具影响。

《山西古代陶瓷装饰技法及其应用》〔9〕，最初是水先生为陶瓷美术短训班编写的教材，之后修改发表。水先生通过对古窑址标本的研究，整理了山西古代陶瓷的坯胎装饰、釉面装饰和彩绘装饰三个方面的装饰技法及其在陶瓷制作中实际的运用技巧，不仅复原了古代陶瓷装饰的技艺，也为现代陶瓷的创作提供了详实的素材和实用的方法。

唐代北方地区在我国陶瓷生产中占有半壁江山，但相关研究不多。《就山西古窑址遗物略谈唐代北方的制瓷工艺》〔10〕一文，水先生实际考证出山西古代烧瓷多用青坩或五花坩，或单独使用，或配以其他。泥料的处理上大体有两类：胎质较粗者是把粘土碾压成粉末，而后再加水和泥；胎质细致者，则是经过水中淘洗，把悬浮液沉淀后来使用。唐代瓷器的成形方法，主要是在快轮上手工拉坯，也有用模型脱坯的，施釉方式也多样。他考证出唐代山西烧瓷窑炉为馒头窑，使用薪柴做燃料。素坯不经单烧。唐代已出现对口烧。

《山西古代窑具及装烧方法》〔11〕一文结合窑址出土的窑具，就其形制及使用和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并综合研究了山西古代瓷器的装烧方法。这也是学术界对瓷器装烧工艺方面的最早论著之一。文章详细解读了九类窑具及其反映的装烧方法，之后分析了这些窑具相互发展的关系，并就装烧方法对陶瓷器造型、质量、窑炉构造、降低烧瓷费用的影响和意义提出了看法。肯定了双面三脚架、对口烧、测温具在陶瓷烧造史上的重要意义。最后指出通过窑具可以识别烧窑的燃料。同时还可通过窑具判断各窑场之间技术上的流传关系。

《煤烧馒头窑的烧成特点》〔12〕是根据山西延用至今的传统馒头窑窑炉太原孟家井碗窑和治峪缸窑，结合古代窑炉情况，阐述由以薪柴为燃料到以煤炭为燃料以及窑具的改革对窑炉发展的影响，尤其是考证出古人懂得长时间低温的效果等于短时间高温的效果的道理，巧妙地采取了在较低温度下延长保温时间的烧成方法。他详细阐述这一装烧方法在瓷器烧造中的积极效果，对了解古代陶瓷烧造以及现代工艺复原、改造窑炉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对中国陶瓷史的宏观研究。水先生研究陶瓷的视野十分宽广，秉承求真的态度，将中国陶瓷研究推向新的高度。1978年6月20日至29日，中国硅酸盐学会在浙江金华召开第一届中国古陶瓷学术会议，水既生先生应邀出席。这是他首次参加陶瓷专业学术会议。此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中国陶瓷史》的编写，涉及到瓷器起源诸多问题，争议较大，一时无法定稿。水先生提交了论文《对瓷器起源问题的管见》〔13〕。关于陶瓷同源异源的问题，先生分别从陶器自身的烧造情况和釉的产生因素两个方面分析，认为高质量陶器（白陶）的产生是量变的结果，瓷器的出现则是陶器从量变到质变的产物，瓷器脱胎于陶器而高于陶器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瓷器的产生并不能完全取代陶器的生产，形成了陶、瓷并行的局面。陶和瓷是同源而异流。之后他对陶和瓷的区分进行了界定，将陶瓷发展的全过程分为若干层级，肯定了商周青釉器为瓷器的初级阶段。他认为“原始青瓷”这一称谓不科学，引入“粗瓷”的概念，将我国陶瓷的发展脉络概括为：史前陶器—商周粗瓷—东汉成熟瓷—细瓷。这一理论基本被《中国陶瓷史》所采用，只是为了考虑到使用习惯，依旧将商周时期生产的瓷器称为“原始瓷器”。

《对古陶瓷研究中窑系问题的浅见》〔14〕一文发表于1994年。该文条分缕析阐述了窑系说的不科学处，予以彻底否定。文章指出一切产品的生产，互相模仿和借鉴常有之，且各窑场的发展皆有其自身的基础，不能“一味着眼于名窑，甚至倒因为果，违反了历史的客观规律，造成一种只有名窑才有创造性其余都是模仿的错觉”。很多窑场都是综合性生产，花色品种丰富，若强行划分窑系，则会将一窑肢解，导致一窑被划分在若干窑系下，造成混乱。文章还以《中国陶瓷史》的编写以及磁州窑为例，论证窑系说理论的弊端。他认为窑系说提出之初，对于那些没有明确出土窑址产品的大致归属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窑系说的狭隘性日趋明显，给陶瓷史研究带来诸多麻烦。近年来，部分陶瓷学者逐渐弃用这一称谓，而以“类型”“系统”等代之，虽然依旧模糊，但已经是一种有益的改变。其实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陶瓷研究如果引入“考古学文化”以及“类型”的定义，以类似“磁州窑文化”“越窑文化”“白釉黑褐彩类型”“青瓷类型”“黑釉类型”的命名方式，未尝不是一个解决的途径。

《山西陶瓷考古中存在的几个问题》〔15〕也是水先生于1994年发表的论文。该文从攀拉关系、硬套文献、误定窑口、含糊断代几个方面，提出山西陶瓷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指明了未来山西陶瓷考古工作应该努力改进的方向。

1984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日本美乃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陶瓷》第28分册《山西陶瓷》〔16〕一书出版，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山西陶瓷发展的缩影。书后全文收录了水既生先生的《山西陶瓷之历史》一文（日文版）。文章以时间纵线为轴，分别从唐代以前的山西陶瓷、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及现代山西陶瓷若干发展阶段展开，按陶瓷品种分门别类一一论述，洋洋洒洒两万余字将山西陶瓷的发展概要清晰地展示于世人面前。《山西陶瓷》的出版，填补了山西陶瓷专著的空白；水先生的《山西陶瓷之历史》则是全面论述山西陶瓷史的第一文，意义重大。

水先生的陶瓷研学之路是一个逐渐累积、厚积薄发的过程，这也是大多数学人的必经之路，做学问需静心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去走，不可能一蹴而就，才能完成从量变到质变，出现飞跃。

先生研究陶瓷，讲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实事求是，他所有的论著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就。尽管学术上没有完美之作，但瑕不掩瑜，先生的陶瓷学术论文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时至今日一些观点依旧熠熠发光，指引后辈前行的方向。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撰写的《丰富无比的山西陶瓷》〔17〕一文，称赞水既生先生为“翻拣瓷片著文章”的“地元的研究派”。在日语中，“地元”即从根本上研究古陶瓷的人。这里的“根本”，也就是指陶瓷从原料、配方、成型、上釉到烧造的一系列工序。这些工序先生都曾亲力亲为，是真正意义的理论来自实践。

水先生半路识陶，却爱陶一生，书房命名“乐陶斋”，自号“乐陶斋主人”，以陶为乐，乐在陶中。

2006年1月，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组织的“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评审中，水先生与同期41位参评者获奖，也是山西省工艺美术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老子》有云“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水先生一生治印、抟埴，漫漫研学路上未曾懈怠过，书品、人品皆若朴、若谷，借用先生的一件篆书墨品概括即谓“养成大拙方是巧，学到如愚才是贤”。

注：笔者因陶瓷而与水既生先生结缘逾十年，学习、工作中每有疑惑，皆求教于先生，受益匪浅；闲暇时亦常登门拜望，谈笑畅言。水先生已届92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回忆起过往，历历在目，恍如昨昔。受水老委托，撰写此文。怀惴惴不安之情提笔简就，亦只是管窥蠡测，希冀以一得之见抛砖引玉，重温先生研学路，传承发扬老学者勤奋踏实的学风。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水先生的陶瓷论文集初稿已经完成，正在商谈出版事宜；论文集中收录了数篇水老未及发表的文章，值得期待。

注释：〔1〕葛玉生、陈正虎《关于山西省煤炭、芦笋、陶瓷出口调查与思考》，《财金贸易》1999年第10期。〔2〕〔3〕见《山西经济报》1991年3月14日。〔4〕宋连成《山西介休洪山镇宋代瓷窑址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0月。〔5〕杨芝荣《孟家井瓷窑遣址》，《文物》1964年第9期。〔6〕李广智、杨伯珠撰文，《山西日报》1978年3月17日，第3版。〔7〕中国古陶瓷学术会议论文，浙江金华，1978年6月，未出版。〔8〕《陶瓷》1986年第5期，第30—31+20页；另载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学会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217页。〔9〕《河北陶瓷》1980年第4期，第37—49+65页。〔10〕《河北陶瓷》1981年第4期，第30—34页。〔11〕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编《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12期，科学出版社，第334—342页。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sights on Ancient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Edited by Shanghai Institute of Ceramics, Academia sinica, Science Press, Beijing China 1986, P306-313.〔12〕李家治、陈显求主编《8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49—452页。〔13〕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139页。〔14〕叶文程主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现状及展望》（论文集），《中国陶瓷工业》1994年版，第117—123页。〔15〕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272页；另载孙进已、苏天钧等编《中国考古集成 华北卷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 综述（二） 》，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1352页。〔16〕《中国陶瓷全集28-山西陶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日本美乃美出版社1984年版。〔17〕同〔16〕，活页月报第14。

水既生主要著述目录：1. 《对瓷器起源问题的管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2.《山西古窑址中所见黑釉剔划花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等编《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一辑》（总第21期），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1983年出版，第110—112页，图版壹拾叁。3.《山西陶瓷简史》，日文版载《中国陶瓷全集28-山西陶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日本美乃美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国古陶瓷学会山西陶瓷研讨会会议论文，山西太原，2012年。4.《试论法花的命名》，《陶瓷》1986年第5期，第30—31+20页。5.《山西古代的印花陶瓷》，《中国工艺美术》1987年第2期，第36—39页。6.《山西古代窑具及装烧方法》，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编《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12期。7.《山西古窑址所见油滴和兔毫》，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二辑，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9—13页。8.《司马金龙墓的釉陶加彩俑在陶瓷技术发展中之意义》，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学会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14—217页。9.《浑源窑的青地嵌白和白花褐地陶瓷》，山西省考古所、山西省考古学会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18—219页。10.《对古陶瓷研究中窑系问题的浅见》，叶文程主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现状及展望》（论文集），《中国陶瓷工业》杂志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