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沃赛斯特：如何编写一部属于耶稣会的百科全书
2017年末新出版的《剑桥耶稣会百科全书》是一部历时数年的宏大巨制，涵盖了自依纳爵创立耶稣会以来直至2016年近五个多世纪的重要事件、先驱人物、法令文件、地区使命、艺术成就、教育机构、修会制度等，将其归纳为词条形式，由各领域顶尖专家撰写，并缀上文献，以资拓展研究。该书共收入词条600余则，纵横经纬，勾连古今中西，为耶稣会研究提供了广阔视野。序言由本书主编托马斯·沃赛斯特神父所撰，介绍了词条选择权衡的标准，从中也体现了耶稣会对历史和对现实的态度观念。序言中屡屡提及第一代来华耶稣会士，作为探讨，也作为印证，折射出西方耶稣会学语境中对于“中国使命”的解读。序言对于耶稣会教育、艺术事业的倚重一以贯之，更创新融入“前1773”和“后1814”之间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思考，将为更好地理解中西交通的历史作出积极贡献。
托马斯·沃赛斯特（Thomas Worcester S.J）是《剑桥耶稣会百科全书》主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十七世纪意大利、法国教会史专家（长期致力于教会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耶稣会士。经授权，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莫为翻译，以飨读者。
若以印刷出版业的历史来看，百科全书这样体量的出版物最常是和18世纪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也正是在18世纪，耶稣会在多个国度中遭遇驱逐，甚至遭到教宗下令镇压。这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这个时代中不少出版物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尤以狄德罗的（Denis Diderot，1713-1784）《百科全书——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词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为重。也因此，启蒙时代被唤作了百科全书时代。狄德罗的著作共有17卷，最早于1751年至1772年期间问世，共有二万四千则词条，由众多不同的作者贡献完成。这部百科全书的副标题昭示着这部著作涵盖了科学、艺术以及诸多其他专业领域。在这些卷落中，理性得到伸张，传统宗教被边缘化。人们想象着时代大步向前跨越，以此向那个宗教色彩笼罩着的过往时代告别，而这过往时代也正包括了耶稣会的历史。
狄德罗体量庞大的《百科全书》推动了世界的变革，不论是否出于善意的初衷，这种改变以激越的方式进行着。这股强大的推动力至今能够使人们每每提及百科全书，便联想起他的这部巨制。一部关于耶稣会的百科全书，或许会让狄德罗也感到惊诧，除非是一部数落历史上耶稣会士诸多不善之举的作品。
这本《耶稣会百科全书》(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Jesuits
)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最初发起并最终出版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坐落在伊丽莎白女王的英格兰领地上，那里一度对耶稣会士没有任何好感，这也许也帮助了修会多次尝试并切实进行改变。《耶稣会百科全书》中的词条，都是在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2013-至今)时期写成，他是第一位出任教宗的耶稣会士。我和我的团队以及助理编辑们都非常荣幸能够将这本《耶稣会百科全书》献给我们的教宗。
《耶稣会百科全书》的封面
因此，问题也相应产生。关于哪些会被纳入这本百科全书里，又有哪些没有被采纳呢？哪些重要到成为“必要”的范畴呢？这本《耶稣会百科全书》只有一卷的体量，总字数需控制在五十万左右，有600余个词条，且要以硬面精装的装订形式和配套的电子版共同问世。这就需要在内容上（关于人物、事件等）作出诸多重要的取舍。这个甄选的过程费时很长，倘若借用耶稣会的术语，这需要“属灵的辨别力”。我认为那些对于耶稣会最重要的内容应当要放入其中，无疑，还有一些必须要和其他内容竞争入选。事实上，这些决定是由许多人共同做出的，其中有本书的编撰者们，也感谢来自全球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人士（从在读研究生到荣休教授都积极参与其中）。在600 余则词条中，大约有230则是人物生平的介绍，他们是部分耶稣会士以及同耶稣会历史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另有约370则是关于概念、术语、地点、机构以及重要事件的阐释。根据不同的话题，有些词条的解释简洁明了仅需要300个词，但同时最长的也有3000多词，绝大多数控制在800词左右。几乎所有的词条结束之后，都会附上一些参考文献，词条的作者会在末尾加以注明。词条的作者大致有110余位，他们是一群杰出的学者，来自世界各地，从教会史、文化史专家到神学家、艺术史家，有的是耶稣会士，有些来自天主教其他修会，也有信仰其他宗教或是无宗教信仰人士。关于一则词条的解释谨代表着词条作者的观点，并不等同于本书编辑者们的观点。书中大约有70余幅图像，通过视觉的方式来解释耶稣会士的体验。
研究耶稣会历史的方法之一，是对理念的关注，以及关于该理念奠定者在作品中对之的描述，以及/或者在耶稣会官方文件中的阐述。因而，若此为了解耶稣会士最为关心的话题的一条途径，那么读者应重点阅读依纳爵·罗耀拉的生平传记，他写作的《神操》，以及同他来往的成千上万的书信札记，甚至是他作为主要制定者所订立的《耶稣会宪》。最近已有不少重要的研究完成，在本书中，读者可以找到从耶稣会最早创立到最近一次修会会议上发布的敕令，从第一任的耶稣会总会长依纳爵到截止本书编写时的总会长阿尔道夫·尼古拉（Adolfo Nicolás，任期2008-2016）期间的书信和文章，这之中的不少话题都已经纳入本书视域范畴。
然而尽管许多这些作品、敕令等影响重大，但是我不认为这些对于修会是最为重要的。有多少理念真正留存下来，事实上，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些甚至越来越糟糕，有些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但我想倘若这个人本身的言行足以有公信力来阐述耶稣会的历史，耶稣会士们真实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切实的作为才应当是关键的话题。我并不预设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沟壑，但至少人性使然，必会存有重大差异。耶稣会士是自然人群体中的一部分，有过人之处也有不足和缺点，他们有思想并乐于付诸行动，这也包括从英雄般的崇高到深埋人性的邪恶一面。绝大多数的耶稣会士徘徊于两极之间。
尽管耶稣会曾在诸多国家中遭到驱逐，尽管在1773年到1814年期间被迫解散，尽管世事变迁沧桑难料，但是研究耶稣会士在过往几个世纪里履行使命的相关资料，其数量却非常可观——大量的手稿、印刷资料，以及有关耶稣会建筑、绘画等其他视觉艺术的资料都有幸保存了下来。关于耶稣会士资料的丰富文献和藏书，使庞大的整理参考工作成为可能。
耶稣会遭遇的多次镇压和解散的史实，总是警醒着我们耶稣会士并未得到应有的欣赏和尊重这样的历史事实。耶稣会所遭遇到截然不同的待遇，显然也成为修会的特征之一：耶稣会曾经被当作多种文化与社会不相容的替罪羊，一些耶稣会士被粗暴杀害，仅仅因为他们是耶稣会士这个简单的理由；同时在另一极，有些耶稣会士能在有生之年得到册封，成为圣人或是英雄。耶稣会作为一个机构，也得到多重的评价，从恶语相向并将其妖魔化，到一大波令人尴尬的、名过其实的赞誉。耶稣会的敌人和朋友们在这本《耶稣会百科全书》中也占到了相当的篇幅。
2014年是耶稣会恢复建制两百周年的纪念，这是一个盛大的仪式。耶稣会的重要性在教宗庇护七世（Pius VII，在位1800-1823）决定耶稣会的牧函中充分彰显。1814年8月7日的这则恢复令，没有它，就没有耶稣会的今天，就没有遍布全球的耶稣会教育机构，就不会有众多救人于水火的避难场所，什么都没有。在耶稣会的历史上，教宗庇护七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是拿破仑统治时代教会自由的见证者。
留给历史学家的问题是关于1814年之后的修会。对于这一时段耶稣会历史研究所得到的关注略逊于1773年遭到解散之前的修会研究。这之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后1814”时代重新恢复的耶稣会是否为前者的接续？又或者新耶稣会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旧耶稣会的启发，再确切些来说，新耶稣会“新”在哪里？关于“前1773”和“后1814”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问题，也在不少词条中展现出思考与探讨。
但是不可否认，更多人接触耶稣会的历史是通过一系列伟大的个人，如依纳爵和其他第一代的耶稣会士们，这包括了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和彼得·法贝尔(Peter Faber, 1506-1546)，然后随着编年的顺序，到历任的总会长以及修会的管理者。又或者人们的关注集中在那些赫赫有名的圣人们、有福者以及殉教者们，从依纳爵到沙勿略，从彼得·卡尼西乌斯（Peter Canisius，1521- 1597）到罗伯特·贝拉明（Robert Bellarmine, 1542- 1621）又或是阿洛伊修斯·公撒格（Aloysius de Gonzaga，1568- 1591）再到北美和萨尔瓦多的诸多殉教士，又或是耶稣会士中的学者、神学家、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如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1537-1612）、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再到波佐（Andrea Pozzo，1642-1709）、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等这些人拥有属于他们的词条。
罗列人名的词条可能会将关注力集中到那些成就卓著的个别人物上，但是这样的名单本身难免显得冗长乏味，同时也会为全面衡量耶稣会士的生活设置障碍。绝大多数时间中，大多耶稣会士并非单纯是孤独的战士，他们兼怀一种使命感，不论是作为个体或集体。耶稣会士们会形成团体，随后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将和这个团体在共度。换言之，耶稣会作为一支修会组织，最需要的并非是列举出一长串的杰出个体，而是每他一位耶稣会士身上集结的多重属性和多种文化。随后他们会形成共享价值观念、对事物的态度趋近、形成共同的经验，他们一起参与项目，有着共同的目标并共享资源。渐渐地，这样的变化愈加显著，于是每一代耶稣会士就因此带有只属于他们的特定标记。
耶稣会士发誓“安于贫穷、葆有贞洁、永远顺从”，这样的誓言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形成相接近的价值观念，作出共有的承诺。关于耶稣会士所发“安于贫穷”之愿，在过去和当下的时代背景下，都是为了驱赶扭曲的个人主义和所谓的“独立”，提倡一种相互扶持、彼此依赖的共同体。就这则发愿已然违背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初衷，很大程度上说是“反文化”的。当听闻所有耶稣会士将收入悉数捐给修会时，我的学生们很惊讶，甚至可以说是震惊。同样，耶稣会士的“顺从”之愿，意味着将对于工作和生活的选择放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个人好恶。耶稣会士们的生活将会把主观喜好让位于其他更重要考量。当一个人不由自主去选择力所能及的工作，常常是耶稣会士顺从誓言和身份的某种重要特点。尽全力为他人服务，满足其所需所求，而不是单纯主观个体的需求和喜好，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耶稣会的“贞洁”誓言也是同样的，为了能够去执行使命，为了更好地为更多人服务，为了能够以最快地速度前往最亟需的地方。
当然，经过这样的表述之后，我也需谨慎不可陷入缺乏历史支撑的泛泛空谈之中。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地点，对耶稣会实践中特殊性的关注是一贯强调的。《耶稣会百科全书》中涉及到学校的词条，或是任何其他耶稣会必须要考虑到的并不是一个永恒固定的含义，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词条也具有应对变动的张力。历史意味着变革，自16世纪耶稣会所经历的变革是空前绝后的。从欧默里教授（John O`Malley）所提及的“第一代耶稣会士”直至今天的会士，一切的变革都是漫长曲折，不存在一蹴而就的捷径。然而，在谋求变化和变革的前进方向上，复杂曲折蜿蜒往复的道路时周而复始地出现着。
能否通过仔细观察某些耶稣会发展过程中的特定阶段，来断定对于耶稣会士来说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吗？我本人的研究领域是十七世纪的历史，特别是十七世纪法国和意大利的宗教史。在那样时代背景下，耶稣会在欧洲等到了扩张发展的最佳年代，修会在欧洲蓬勃而起，更拓展到全球。1640年是耶稣会建立的第一个百年，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包括了在安特卫普出版一部纪念册（Imago primi saeculi Societatis Iesu）；在法国，由于耶稣会士得到法王的鼎力支持，耶稣会的教育机构、教堂、出版物等数量惊人，耶稣会士担任国王的忏悔神父，也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担任管理者们，从巴黎凡尔赛的宫廷到穷困工人和农夫的身旁，都有他们的身影。当然耶稣会也经历过遭到强烈抵制的阶段。
另一个关键问题，谁是在特定时间段和指定地点真正领导耶稣会士生活和工作的领导者呢？许多耶稣会士或许会说，1965年到1982年出任耶稣会总会长的佩德罗·阿鲁普神父（Fr. Pedro Arrupe, 1907-1991）是一位很好的领导者，若他是的话，那么是作为一位管理者、一个有魅力的、充满预言性的形象吗？可能由于他成为圣洁生活的鲜活力证，而不是他作为管理者所作出的诸多决定？又如果领导人并不是实际的管理者呢？他们还是灵修活动的指导者和忏悔神父吗？是布道者？教师？作家？学者？捍卫社会正义的机构，还是代言人？医院或监狱里的神父吗？毋庸置疑，场景和时间的变换都会得到不尽相同的答案。有人会提及1981年建立起的耶稣会难民服务体系，或许在这样的体系里为最需要的人服务的耶稣会士，才是耶稣会领导者，这只是一例，还可以换成许多不同的地方，因地制宜。
当有人认为领导者应当是革新者时，我们不禁要问，革新真的是最重要的吗？虽然在依纳爵时代，“革新”常常带有负面的意义——或多或少带有些异端的意味——对于今天的众人来说，显然积极性要更大些。在我看来，耶稣会士们常常认为修会在建立之始，就是一支具有革新精神的修会。例如，不同于许多隐修院中隐修士或是托钵修会士（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耶稣会士并不一味地附和圣座。耶稣会的精神修炼主要是围绕《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展开，时间也不按照礼拜活动的历表，甚至不和圣座通用的相一致，但是圣餐是耶稣会灵修活动的核心。耶稣会至今没有附属的女修会，这算是一种革新方式，但时至今日，这也会让耶稣会遇上一些尴尬。但该领域的空白，也反过来成为耶稣会有别于隐修院修会和托钵修会的重要特征，这两类修会都有男性和女性各自的分工。但需要说明的是，16世纪女性的宗教生活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仅仅限于隐修院的高墙之下。这一点在17世纪得到改善，耶稣会也尽力为创建类似于耶稣会的女性团体，比如让·保罗·梅代尔（Jean Paul Médaille，1618-1689，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也是天主教宗教姐妹的创始人）在17世纪的法国帮助建立起圣约翰姐妹女修会。
作为一支活跃的宗教修会，甚至可以说是最优秀的活跃修会，耶稣会常常因为会士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被下了定论。那么对于耶稣会士来说他们做什么是最重要的？在相似的血脉中，耶稣会士是否被视作冠以“神父”之名并与其他结合的复合属性呢？神父-教师，神父-学者等？
但或许分析耶稣会士如何去做的方式，能够更好的解释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依纳爵倾向于通过掌握耶稣会士处理事情的方法，来预防贪婪的产生。耶稣会中任何形式的管理都是免费的，不论神父施洗或是圣事仪式，还包括了提供免费的教育。直到1773年遭遇解散，耶稣会在教育上从未收取过一分一厘。每当我和我的学生提及这点时，他们都会感叹过往的时间是多么地美好，而这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了。今天的美国，私立学校高昂的学费已是司空见惯，教会中学渐渐淡去了提供免费教育的古老传统。但，慷慨是依纳爵理念的核心，今天的耶稣会则在各个方面展现着这种慷慨之意，范围要超脱出提供免费得中学教育。
不禁有人会问，对于耶稣会士来说他们是怎样定义自己的呢？耶稣会士常常将自己视作耶稣基督的同伴或是耶稣连队。这种同伴关系是最重要的吗？耶稣会士以满怀希望和乐观著称，就像是生活在人世，依旧能时刻感受到上帝存在的那群人。耶稣会士对于人类的天性持积极的态度，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以及人类是如何创造出神的形象。耶稣会士对于发现上帝的踪迹总是乐观的，因为在他们眼中上帝无处不在，不仅在教堂、在虔敬者中、在善人中，也不单单在出现在值得尊敬的人物身上，也许更有可能在那些被抛弃的人、局外人、被厌恶的人、遭到流放的人、挣扎于边缘的人，他们在世界的角角落落，他们或许是基督徒又或怀有其他信仰。耶稣会士是基督的追随者和同行人，耶稣支持遭到蔑视的人们，认为他们被错误地纳入不必考量的或是次等的范畴。教宗方济各致力于帮助被边缘化的人群获得更多的关注，推动神父们（包含了耶稣会士在内的神职人员）为他们的所需所求提供优待。
关注到圣依纳爵《神操》中揭示的精神修炼活动是基于对上帝富泽的、无以为报的恩典的依赖，但这也强调人类对于做出选择来迎接这份恩典的自由和能力。有这样一种平衡存在于《神操》中，两端分别是努力的工作和对恩典的仰赖。事实上，《神操》书名中的“操练”指的是作为主体的人自身主观努力和勤加练习重要作用，而不单单是被动地接受或者是上升到全然外部与人类本身的活动。因此，耶稣会士要拥抱的的不是天性或者是恩典，而是同时拥抱这两者。耶稣会的灵修以耶稣为中心，他的生平、职事、死、复活。耶稣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但同时他们也追随依纳爵，他们在万物中发现上帝，这让他们被谴责为似无神论者。耶稣会眼中的上帝，用特别的方式以耶稣基督的形象展示。但是上帝总是以令人称奇的方式，出现在不同人物形象上、不同地点中、不同的情况下，所以人类很难发现上帝的存在。兼容两者是耶稣会士的思考方式。《神操》是完完全全的基督中心，但是耶稣会士要更高于此。
同《神操》相关，以及在许多其他地方，包括每天的日常生活，要是用怎样的词汇谈论生活？耶稣会士使用专用术语。这是耶稣会士的语言吗？通过这种术语能够成为找到他们最关切话题的钥匙或者是入口吗？《耶稣会百科全书》中的不少词条包含了耶稣会诸多术语。这些术语是基于《神操》的，包含了其中的一些准则、依据、属灵的判断力等等，也有沉思和奉献侍主等。耶稣会的术语大于《神操》囹圄，包括了耶稣会的见习制度、耶稣会专属神学体系、耶稣会的管理方式、作为世俗的与属灵的人类的帮手们、发过愿的神父，以及省会长。耶稣会士们对于拯救灵魂充满热情。词条里有耶稣会的住院、教区、会省，以及帮助穷人的法令，还有耶稣会的“愈显主荣”的信条，和其他公正的信念等。
耶稣会士通常属于某个特定的耶稣会团体中，并来自同一耶稣会的会省。但是他们更多地是属于完整的、国际性的修会——耶稣会。修会国际性的属性要追溯到他们创建之始。第一代耶稣会士，包括了圣依纳爵，就是在巴黎大学求学的一群外国留学生。这样的史实道出了耶稣会的两个重要特点：其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其的关注点在教育。依纳爵将自己视作为一位行进在朝圣路上的朝圣者。而朝圣也是多阶段的，就像耶稣会士的修行（formation）。耶稣会士应是可以被派往世界尽头的勇士，在人们最需要的地方，可以看见耶稣会士的身影。耶稣会士所前往的地方多种多样，在《耶稣会百科全书》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关于这些使命地的介绍。赋予耶稣会的使命是超越国别、种族、文化界限的。一位称职的耶稣会士应当足以靠其自身能力，来解除因为排外主义而产生的恐惧。对于耶稣会士来说，教宗是普世的神父，他足以超越任何国家屏障。当耶稣会士们向上帝发誓顺从于教宗，他们意味着将顺从于一位为全人类的需求提供帮助的对象。
最近历史文献考证活动，展示了记载着诸多欧洲耶稣会士在耶稣会建立起来的最初两个世纪里写给会省和会长神父的书信，他们主动请缨要求得到派遣前往遥远的海外传教。一些人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而另一些则未能得偿所愿。他们在边缘也在中心，“耶稣会士在中国”近年来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大量的学者前赴后继地投入这个话题的研究中去。这或许是起因于2010年正逢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60）过世的四百周年，因为纪念活动而激发出一股热潮。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耶稣会在华的事业并非是16到18世纪同期使命的典型代表。其中有一方面原因是，来华耶稣会士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所学校。且就诸多其他的标准来看，他们在中国的使命也称不上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又是用怎样的标准来衡量耶稣会是否成功呢？今天的标准是不是和过往的一样吗？
再回到教育的主题上来看，多年前，当我在圣十字学院（Holy Cross College）授课，需要就耶稣会教育的内容作一份简要的总结，旨在帮助学院委员会在战略规划上能够得到明确，我这样写道：
“对于人类潜能的评估，耶稣会始终是乐观的，耶稣会士将每一个个体视作是上帝的形象。耶稣会教育强化这一形象的美感和尊严，同时也珍惜人类能够以多样的方式，来呈现出上帝的荣耀。为了让这份荣耀更为璀璨，优秀的学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耶稣会教育重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间勾连，这在耶稣会教育的体制结构中就体现出了这种跨学科性。耶稣会教育在尊重和强调各个学科特有方法论的同时，也将关于终极意义和目标这类广阔的问题引入进来，这类的问题将跨越学科界限并在各学科的关联性这点上得到强调。
耶稣会教育将不遗余力地发展每个学生的特殊潜质，既增长知识又具有智慧。”
有人或许会问，耶稣会使命是否成功就取决于是不是有耶稣会学校建立吗？尽管耶稣会在建立之初并非以教育为立会之本，但作为一支全心全意地奉献在教育事业上的修会，耶稣会的学校能在圣依纳爵有生之年建立起来，并开始以多种方式在诸多事务上抢占先机。越来越多的耶稣会士被派前往学校任职。会士们来到成百上千所学校，教学的对象从最年轻的孩子到为研究生上探究性课程，《耶稣会百科全书》中选取了其中的部分教育机构，这些机构代表着在多个国家、多种文化下建立起来的耶稣会教育机构。
需要谨记的是，附属于耶稣会学校团体中的成员往往会包括有任其他职务的会士，有些是四处游历的布道者或是医院教堂的神父。那么对于耶稣会士来说，教育是最为关切的吗？耶稣会士他们自己往往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经过长时期的哲学和更高级的神学训练才得以晋铎。常常可以听到耶稣会士之间相互打趣道自己已经是二十年级或者是更高年级的学生了。一些耶稣会士也许会认为教育对于整个修会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耶稣会学校强调艺术教育，从视觉艺术到表演艺术，尤其对戏剧表演总是格外强调。事实上，耶稣会已经意识到了形象的巨大力量。苍白单调的隐修院传统式样或是不少新教教堂的风格都不是适合耶稣会的艺术样式。耶稣会士们已经掌握了如何用形象来施教，来宣传他们的信仰。耶稣会的灵修是道成肉身的——他们强调诉诸视觉和其他感官，作为信仰和用生命践行信仰的途径。视觉想象在《神操》中起到了极大作用，耶稣会的精神修炼集中于将血肉鲜活的耶稣当作上帝，关注至上的天主选择成为一个能见的普通人类。《耶稣会百科全书》中大约有70余幅图像，这并不是简单的“解释”之用。实际上对于文本来说，图像本身其实是耶稣会历史和耶稣会士身份象征的内在组成部分，对于耶稣会士来说图像正是非常重要的中心成分。
通过耶稣会士的努力，他们向亚洲人民传输上帝的教诲，在美洲、在世界的角角落落，耶稣会士们通过图像，也通过苦学当地的语言，来完成这一使命。耶稣会传教士在世界上的不少地方，将建立学校作为重中之重，这是为来自欧洲殖民者的后代谋福祉，也是为了当地人民考量。在北美，第一所耶稣会学校建立于建立在魁北克城。从16世纪开始，耶稣会士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良好的声誉，因为他们的布道和教学的方法能够适应当地的文化。不同于其他修会的传教士那样往往采取比较消极的方式来对待异质文化，耶稣会士尝试将基督信仰从欧洲文化中剥离出来，并设法去融入当地的文化中去。这种适应政策在欧洲使得耶稣会士陷入麻烦，让他们成为多任教宗和国王眼中带有轻微异端性质的修会，“中国礼仪之争”就是很好的例子。最近的几十年中，研究相关内容的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将耶稣会的努力视作是积极的尝试，即使在1945年之后耶稣会的这方面尝试带上了后殖民的色彩，实质上耶稣会也经常挣扎于欧洲方面傲慢的态度、种族歧视和自我尊大的心态。
但总是选择积极应对、适应不总是一件好事，耶稣会士尊重印度的种姓制度，也不喜欢那些低等的种姓，认为这些人少接触为妙，这是一件好事吗？又或是，当耶稣会士发现自己正处在纳粹德国时，难道也应当取适应这种纳粹文化吗？一度，耶稣会在美国南部有自己的农奴群体，这是适应当地文化的一个案例，但是这很难成为福音书认同的作为。
在耶稣会士数量减少的年代里，有不少地方更需要耶稣会士和他人结伴，今天也有一部分地区是如此。事实上，耶稣会士的确需要一起工作的人，需要支持者和同伴。这也是耶稣会历史的一部分。耶稣会的历史离不开众多恩善者，包括那些面对教会势力和国家权力倾轧时，依旧默默支持耶稣会的教育机构以及其他方面工作的人，虽然有些是平信徒，但是他们是耶稣会建立最初重要的支撑。在早期现代化时代中，不少帮会以及女性团体曾帮助耶稣会的运作，这些不少都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只有耶稣会士。
至于说耶稣会学校，依纳爵坚持认为耶稣会士不会实行体罚，尽管会有一定的惩罚措施，但惩罚是来自力图纠正错误的一方，而不是耶稣会士。这群列举出来配合耶稣会工作的人们，或许显得古板甚至有些糟糕，但是要强调的是自16世纪以来，耶稣会士的工作正是一直同这些帮助者一起完成的。这并非直到最近才出现，尽管到1995年耶稣会各省会长第三十四次会议才发布了关于非教人士和女性配合传教的两道敕令。这两道敕令强调了他们对于耶稣会的附属性质，并将他们做出的贡献归于个人而非耶稣会。
2008年，耶稣会各省会长第三十五次会议，教宗本笃十五世（Pope Benedict XVI，2005-2013）呼吁耶稣会为普世的教会服务，为了理性与科学统一的信仰，为了帮助穷困和边缘的人们伸张正义的信仰，耶稣会士应当前往边陲地区，不仅是是地理上的与遥远之地，也是文化和知识上那些远离中心的地方。2010年，在墨西哥城的一场讨论中，时任耶稣会总会长尼古拉斯指出“这个世界满是粗浅的想法”并呼吁耶稣会士和他们的同伴“一起用新颖的方式和深度的思想以及充分的想象力，来点亮依纳爵的传统”（该演讲的名字是《深度、普世和有经验的职事》Depth，Universality，and Learned Ministry）。
这部百科全书不仅包括1540年耶稣会时代初建立的历史，也将近代的耶稣会历史纳入其中。但宣称这部百科全书是无所不含的，似乎有些难以自圆其说。就试图包含一切的角度上来说，单单一册是远无法涵盖耶稣会的一切。怕是十卷甚至二十卷都不足以做到。一些读者难免会对缺此少彼感到遗憾。为了能够在额定字数内完成这个浩大的项目，我们做了艰难的选择，但是我们始终秉持着将与耶稣会密切相关的词条，以更广阔的视野（这包括了宗教、文化、教育和意识）来容纳更多。目的是为了将强调耶稣会自16世纪建立以来，他们的重要性，以及为能够接触到并觉得此书将会对他们有用的诸多受众带去一本体量合宜的参考书目。这些潜在的读者包括了各个学习层次的学生、受过教育的公众、学者、耶稣会士、其他神职人员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士。许多读者已经关注到《耶稣会历史词典》(Diccionario historico de la Compania de Jesus）一书，虽然几经拖延，但最终于2001年以西班牙语问世。这本书一个明显不足就是缺乏足够的解释和图像来说明一则词条。该书的词条已经注明日期，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都早已是二三十年之前的陈述了。但不可否认，它仍然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特别是对于一些情况记载模糊的耶稣会士有基本的生平介绍。
《剑桥耶稣会百科全书》的词条都是在2013年之后才完成的。这是一本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支持的英语辞书出版项目，且远比西班牙语的那本要简洁晓畅，词条是由知名的专家和年轻的学者共同以一种崭新的的途径来切入耶稣会研究。这是基于当下21世纪生动的研究领域，也因为在一位来自耶稣会的教宗启发下，更多鲜活力量注入的这个领域。这本《耶稣会百科全书》试图涵盖了从依纳爵建立耶稣会的1540年直到第一位耶稣会士教宗的第一年，即2013年。一些话题在书中的探讨正如同他们本身一样是灵动而富有生命力的。就像耶稣会会省不断变更的辖地和名字就为这些变动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关于会省的话题本身是很快会失效的。且最为当下的一些探讨并不在此书的范围内，晚于2016年中段的耶稣会事件和发展都未纳入这本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