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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非虚构写作大赛作品选登(七) 女作家之死

2020-11-24 0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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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人性觉醒的著名女作家戴厚英最后丧生于丧失人性的刀刃之下,此案当时震惊全国

■作者简介

李动,祖籍山东,1958年5月出生于上海,上海公安书刊社原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散文分会副主席。

李动

1996年8月25日晚上7时多,戴厚泉夫妇逛完街高兴地满载而归,但门却久敲不开。

戴厚泉是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的胞弟。这天,为了让姐姐好好在家休息,他和妻子决定出门逛街,女儿戴惠则留在家中。

好在前楼的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家中有备用钥匙,戴厚泉夫妇于是从吴教授家取来钥匙。打开门一看,他们立时惊呆了——戴厚英倒在血泊中。

夫妻俩顿时慌了手脚,戴厚泉惊慌失措地跑到吴教授家告急。吴教授听罢大吃一惊,立即让妻子拨打110报警,自己则匆匆赶至戴家。他冷静地搭着戴厚英的脉搏,看是否还有救。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的心脏已经永远停止了跳动。

忙乱中,门外有人提醒道:“快出来,保护好观场。”于是,房内的人都退至门外等候刑警的到来。

吴教授蓦地想起小戴惠,便急切地问戴厚泉:“你的女儿呢?”

戴厚泉哭着说:“也在里面啊。”

“那还不赶快进去啊,看是否还有救?”

“现在不让进去啊!”老实巴交的戴厚泉无奈地说。

“那你快去叫公安局的人进去看看。”吴教授催促道。

此刻,派出所的民警及时赶到。他们看后说:“血都从房间流到外面了,没有了呼吸。”

戴厚泉夫妇得知唯一的女儿也被害后,更是悲伤,痛哭不止。

【一】

戴厚英遇害的消息,迅疾见诸全国各家报纸,震惊了社会各界人士,甚至连美、英、法等诸多国家的新闻机构也争相报道了这起凶案。

戴厚英出生于安徽颖上县南照镇的戴氏家庭,排行老二。虽家境贫寒,但戴厚英却有幸读了几年私塾,并考上了临泉一中。她刻苦好读,加上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56年,这个戴氏家族中的首位读书人考上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她分配在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戴厚英与中学时代的同学结了婚,丈夫在芜湖工作,两人育有一女。戴厚英视爱情神圣如生命,当她偶然发现分居的丈夫有外遇后,断然决定离婚,带着4岁的女儿过起了孤儿寡母的艰难日子。

婚姻的失败,使戴厚英一度消沉失落,但性格犟强的她全身心地投人到文学事业中,很快走出了失落的阴影。在连续发表几篇见解独到、文笔犀利的文艺评论后,她在上海文坛初露头角,成为当年上海“四大青年文艺评论家”之一。

“文革”时期,戴厚英与上海诗人闻捷曾有过一段爱情。此前,闻捷的妻子杜梅芳受迫害自杀,闻捷也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作为“革命小将”的戴厚英,却被他的才情和童真所吸引,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诗人坠人情网。当时,戴厚英才32岁。

这样的爱情遭到了猛烈的反对。单纯而执著的闻捷一次次被挂牌批判,他为自己的爱情受挫悲痛万分,最终毅然选择了自尽。

戴厚英为此受到了强烈的震憾。她突然感觉到了良心的颤动,听到了灵魂的呻吟。

粉碎“四人帮”后,戴厚英冷静地反思出现这场灾难的缘由,她想到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常常盘桓于她的脑际,挥之不散。

她拿起了笔,开始写小说,来发泻积压于心中的苦闷和爱憎。她坦露无余地将自己与闻捷之恋中大喜大悲的情感历程一气呵成地倾泻出来。她说,自己对闻捷的爱至今无悔,认为真正的爱情即使再痛苦,也会令人感到幸福。然而,这部取名为《诗人之死》的长篇处女作在出版社付梓时,受到了干扰而“难产”。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得知后,支持戴厚英的出版计划。1980年,《诗人之死》终于呱呱坠地。

此刻,戴厚英以更加冷静的思考和全新的表现手法,写出了她的代表作《人啊,人!》。1979年“老二”在花城出版社先于“老大”而“顺产”,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1979年,戴厚英调至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一年后,她又调至复旦分校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文艺理论。戴厚英戴一副银丝边眼镜,梳一头短发。看起来瘦削文弱,可个性却刚强执著、豪爽坦诚,从不向厄运低头。在辛苦的教学之余,每天坚持“扒格子”。在热衷于教学、写作事业的同时,她还要抚养教育女儿戴醒。

好在戴醒颇为争气,她在复旦大学读完了研究生,又赴美读完了博士后,并在美结婚定居。在女儿的劝说下,戴厚英也去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虽然美国的物质生活是一流的,但戴厚英终因留恋生她养她的故土、思念风烛残年的老母和一帮文学知己平静地返回了上海。

蛰居上海滩,孤身一人埋头写作,戴厚英常常会感到莫名的孤独和些微的感伤惆怅。面对孤独和清贫,许多文人或出国,或下海,或炒股,热衷于繁华似锦的富贵,而她却潜心研读起老庄哲学,信奉佛教,悟道怡情,手上戴着一串念珠,虔诚地独守着一份悟透人生后的宁静和淡泊。

她的心,似乎已进入一尘不染的禅境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女作家,何以引来杀身之祸?

【二】

8月25日晚7时35分,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刑侦支队的技侦人员接报后,迅即赶至现场。勘查现场后,他们在客厅的橱门上和被害人戴惠的眼镜镜片上分别取到了清晰的指纹,在柜子的抽屉内找到了一双带血的白纱袜和4l码的“力度”牌鞋子的鞋印。此外,客厅内的小桌子上有只带灰尘的杯子,里面有半杯白开水,房门没有撬、蹬的痕迹。

戴厚泉向侦查员哭诉:下午3时半,曾打电话告知女儿,晚上不回家吃饭了,桌子上的杯子是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

邻居也向警方提供了线索:案发当天下午3时50分,曾见戴厚英从超市出来。

侦查员们综合寻觅到的痕迹和各种信息后作出初步的结论:一是作案人是“软”进门,他与被害人相识,可以排除流窜作案的可能;二是作案人到处翻动,窃走存折、首饰、手镯、手表、随身听,甚至连邮票、小挂件等也不放过,证明作案人目的是窃财,且属低层次案犯。

基于以上线索,警方内部出现了三种侦破思路:一种观点认为重点在戴厚英亲属身上寻找,她刚从老家捐款回家,嫌疑人知道她很有钱;第二种观点认为重点是戴厚英在上海的熟人,尤其是她的学生;第三种观点认为重点应是戴厚英侄女戴惠的同学,尤其是男同学。

慎重起见,公安局投入了大量警力,兵分四路,以期广种“博”收。

8月26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的刘道铭队长和虹口刑侦支队的杨璐副支队长率十多名技侦人员直奔戴厚英老家安徽颖上县南照镇。十多名侦查员分头扎进23个行政村、4个居委会,对戴厚英和戴惠的亲友、同学上百人进行摸底,凡是外出打工者一一登记在册。最终,共登记了980多人,其中去上海打工的330人,经过16天艰苦的筛选,全部被排除作案嫌疑。

另一路人马到戴惠所在的卢湾区职校调查,了解到戴惠正派检点,学习成绩优异,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戴厚英对侄女管教甚严,戴惠有点惧怕姑姑,平时从不敢带同学来家中,也排除了其同学作案的可能。

还有一路人马在戴厚英的人际关系中大海捞针。戴厚英的信件有一麻袋,来往人员多是报刊主编、诗人作家和所教的学生及慕名而来的人。对380人逐一摸排后,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第四路人马在戴厚英居住的虹口区凉城新村蹲点摸排,对新村586户居民像梳篦子般逐一走访。

终于,重要的线索浮出了水面。

一位邻居反映:案发当日下午3时45分许,曾两次听到屋内有男女吵架声和女子的惨叫声。另一位12岁的小女孩在花园里溜旱冰时,曾看见一位圆脸、谢顶、络腮胡子、身着红衬衣的中年男子进入戴厚英家所在的17号单元门,大约是当天下午4时许。

然而,茫茫人海,何处觅踪?

侦破陷入了僵局,案件犹如被云雾笼罩的山谷,朦胧不清。

【三】

16天过去了,案件还是没有进展。此案全社会瞩目,上级天天晚上听汇报,侦查员们压力巨大、一筹莫展。

从美国匆匆赶回的戴厚英的女儿戴醒,在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了3本日记。她逐字逐句细读,摘出54个名字写在纸上,于9月13日交给了警方。

侦查员提出要细看日记本,然而戴醒认为日记本记载着母亲的个人隐私,不愿对外公开。警方作了耐心的说服工作,晓以利害,保证只许专人看,绝不外传。她终于顾全大局地交出了3本日记。

陈申东副支队长与老侦探徐一中对日记字斟句酌,终于在第三天——这注定是作案者倒霉的日子,他们在日记本里发现了这样的内容:1996年4月25日,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的孙子陶锋,带来其爷爷的一封信,要我多多关心。陶锋本人是厨师,要求帮助在上海找个宾馆打工。

老侦查员徐一中读着日记,蓦地想起在查阅戴厚英的来信中曾见到过有张便条,便立刻翻出信件。果然,他看到便条上写着:我的孙子小锋在五角场工作,望多关照。署名为李文杰。便条上还附有“陶锋,住宝山区呼玛一村”的文字。

侦查员迅速跟踪追击赶往便条中的住址寻找线索。很快有了发现:陶锋系安徽临泉人,1974年1月27日生,1996年春节至8月中旬一直在上海南京路、山西路路口的政通饭店打工,现已回老家。有人说,见陶锋身上曾挂过一只“爱华”随身听,案发当晚11时坐去安徽阜阳的火车走了。

政通饭店老板反映:陶锋圆脸、秃顶、络腮胡子、穿红衬衣,这些特征与戴厚英住处那个小女孩的描述完全吻合。

案件终于有了转机。

【四】

9月24日上午7时半,刑侦总队重案支队陈申东副支队长、虹口分局刑侦支队杨璐副支队长和两位侦查员开着警车,如离弦之箭,直奔安徽。深夜12时20分,一行人员风尘仆仆地赶到安徽界首。

临泉厨师职校的老师在上海向警方提供一条线索:有一个叫陶锋的学生,回安徽后,曾打来传呼,告知与同学张玉飞一起在界首找到了工作,不回上海来了。

疲惫不堪的侦查员们顾不上旅途劳顿,一大早就去查找电话号码,原来这个电话是从界首邮局打出的。线索又中断了。

陶锋的爷爷李文杰住在界首,为防止走漏风声,打草惊蛇,侦查员决定让安徽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警探张晓东冒充陶锋的同学找他。李文杰见孙子的同学前来,热情有加,告知陶锋不在家,现正在昌盛宾馆打工。

警方为防止陶锋逃跑、行凶、自杀,决定冒充食客来到宾馆用餐。侦查员们点完海货后,以海货是否新鲜为由,4人来到昌盛宾馆厨房寻找陶锋。只见一个圆脸秃顶、身着白衣的青年正在烧菜,特征与对象吻合,两名侦查员交换了一下眼色后,如饿虎扑食猛地一下扑上去,紧紧抱住了他。

秃顶青年第一句就问:“你们是什么地方的?”

“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对方一听,一切都明白了,吓得脸色惨白,浑身瘫软。

侦查员让其按下指纹,陶锋有气无力地说:“不用了,戴老师是我杀的。”

侦查员当即在陶锋的裤兜里搜出了戴厚英的2000元现金和500美元存折,并在其宾馆的住处搜到戴惠的“爱华”随身听,又在其爷爷李文杰住处的黑包内,搜出了金银细软和所盗的零碎物品及一双“力度”牌黑色皮鞋。铁证如山,至此,震惊全国的著名女作家戴厚英被害案,经过21个日日夜夜的艰苦侦查,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搜查完陶锋爷爷家的住所,侦查员押解陶锋至楼道口时,正巧遇上了李文杰回来,陶锋立刻跪下来说:“爷爷,我出事了。”

“出什么事?”李文杰急切地问。

“我杀了人。”

“杀了谁?”

“杀了戴老师。”

李文杰听罢顿时如五雷轰顶,两手握拳放于腰间,惊讶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愣怔片刻,他对孙子说道:“好好向政府交代。”说罢,自己又突然跪下,向侦查员恳求道:“希望不要将我的名字公开,否则,我就无脸活下去了。”侦查员回答说:“我们尽量保密,但是新闻记者追得那么紧,恐怕难以保住。”侦查员走后,老人一开始还愣在那里,没多久,他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将案犯押上警车,陈副支队长一看手表,指针正巧指在12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刻掏出手机拨通了王军副总队长的电话,王军听后似乎不敢相信,因为两小时前,他在接到陈副支队长的电话时,对方还是茫然无绪的。转眼,人被抓住了。他再一次大声问:“凶手抓住了?”

“抓住了。”陈副支队长坚定地说。

凶手落网的消息迅即传开。上海的警察们听到擒获凶手后,无不欢腾雀跃。

这天正是戴厚英女儿奔丧后飞赴美国的日子。上海警方上门通知戴醒凶手已被抓获的消息时,邻居告知她刚离开去虹桥国际机场,准备回美国。

为了让戴醒及时得知破案的消息,侦查员拉响警报,直奔机场。以最快的速度赶至机场候机楼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戴醒。

当戴醒得知案件侦破的消息后,顿时泫然泪下。之后,带着母亲死于非命的悲痛和案件迅速告破的欣慰,她飞回了美国。

【五】

在大量的证据和科学的鉴定面前,陶锋深知无法抵赖,便一股脑儿地交代了作案的动机和全过程。

1996年春节期间,陶锋听说上海到处都是宾馆,到处可以淘金,他自认厨艺不错,有赚钱的本事,便兴致勃勃地来到上海。

没过多久,陶锋感到收入不理想。回家探亲后,爷爷告知陶锋,自己有个学生在上海很有作为,随手写了张便条让陶锋去找她。

1996年4月25日,陶锋揣着爷爷的纸条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很有作为”的戴厚英,却没想到她的家如此简陋。

戴厚英对于帮助陶锋找工作的事感到为难——她平时很少与人打交道,又不熟悉宾馆、饭店的老总。不过,她没有扫对方的兴,还是口头答应去问问,只是婉言自己是个不出门的读书人,恐怕难以如愿。

离开戴厚英家后,陶锋大失所望。他没想到,爷爷口中“很有作为”的人其实“没有什么能耐”。在上海,他好不容易找了份工作,明明干得好好的,没想到餐厅的老板为了招本地厨师,随便打个招呼就解雇了他。陶锋愤愤地离开餐厅后,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开始仇视上海人。心态极为不平衡的他,想筹一笔钱偷渡到台湾去打工,但他向老乡借1万多元却被婉拒。

走投无路之际,他蓦地想到了戴厚英曾答应给自己找工作的承诺。

8月25日下午3时20分,陶锋敲开戴厚英家的门,发现戴惠一人在家。戴惠见是认识的老家人,就泡了一杯水,与之聊了起来。

其间,戴惠的妈妈来过电话,告知去外婆家吃饭,不回家吃饭了。戴惠返回客厅调电视机之际,陶锋见其着短裙,遂起歹念,从背后掐其脖子,致其昏迷后将她抬至北面小间内,又返回客厅翻箱倒柜。

4时许,戴厚英从超市买东西回来,见房间零乱,发现陶锋在屋内,戴厚英惊讶地问:“你干啥?”陶锋一时慌了手脚,惊慌中突然随手抓起一只香水瓶砸向戴厚英。戴厚英与之对抗,但毕竟年老体弱,不是陶锋的对手。陶锋猛掐戴厚英的脖子,致其昏迷后,又到厨房间抓起菜刀狠命地砍向戴厚英。

此时,戴厚英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告诫他:“你这样做会后悔的。”

然而,失去了理智的陶锋根本听不进去。一阵猛砍之后,一位著名女作家的宝贵生命在一个野蛮无知的厨师手下永远地结束了。

在北间床上昏迷的戴惠被客厅里的响声惊醒。她来到客厅后,见陶锋举着血淋淋的菜刀砍来,便用拖把柄拼命反抗。但19岁的文弱少女也难敌强壮的陶锋,最终惨死在凶手的刀刃下。

陶锋失去理智地一口气杀害两条鲜活的生命后,脱下带血的衣服和袜子,清洗了身上的血迹。更换衣服后,他卷起劫掠的钱物,慌忙逃逸。

9月17日下午3时半,嫌疑人陶锋被押回上海,虹口公安分局门口早已是人头涌动,群情激愤。当嫌疑人陶锋从警车上被押下来的一瞬,四周的镁光灯闪亮不止,人们争相一睹这个可恶的凶手。

1997年10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杀人罪和抢劫罪一审判处陶锋死刑。

几天后,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这个恶魔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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