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者逝去后的30年抚痛之路

从1990年至今，广州有92名见义勇为伤亡人员被记录在册，他们的家庭后来怎样了？政府、社会都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不少人关注着——

9年过去，悲痛化成了唐国华心底的疤。

时间回拨到2011年1月23日。清晨时分，熹微的日光渐渐照亮了天际。接到公安电话的那一刻，唐国华却感觉回到了黑夜里。

在深圳做保姆的她，被警方接到了广州。走进太平间，看到儿子温文武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她才恍过神来，抑制不住哭出了声。

16岁的揭西少年温文武为了救人勇斗凶徒，在广州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对于儿子的善举，唐国华并不意外，“从小到大，他就是一个热心的孩子。”

2020年7月20日南方日报A11版深周刊|南方特稿。

据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下称“基金会”）统计，从1990年至今，广州有92名见义勇为伤亡人员被记录在册，温文武是年龄最小的一位。除他之外，30年间还有80人牺牲，11人因重伤致残。这群勇敢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使得社会不断向善。

92个人背后，是92个家庭。

亲人们所感受的痛，直插心扉。这些牺牲的人们里，很多都还是青壮年，是家中的顶梁柱。

儿子的照片一张都没有留

4月17日10时，记者跟随见义勇为基金会来到位于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镇的陈光桂家中。

这是一座典型的潮汕地区乡村宅屋，40多年楼龄，屋顶很高，弥散着淡淡香火气，木沙发旁的茶几上摆放着茶具。阳光从顶棚透下来，照亮了门堂，洒落了一地的光辉。陈光桂每天晨练用的木头吊杆，正孤零零地悬空挂着。

“现在看到这张纸，还是想流泪。”拐进光线昏暗的卧室，陈光桂从储物柜的最底层拿出了一张见义勇为证书的复印件。

陈光桂在卧室抽屉里找儿子见义勇为的证书。

他小心翼翼地攥着纸张边缘，这双年近80岁的手，早已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陈光桂拿出陈潮雄的见义勇为证书复印件。

陈潮雄是陈光桂的大儿子。15年前，陈潮雄在广州务工，路过黄埔区南苑南街1号时，看到一名凶徒手持水果刀胁迫一女子，便冲上去制止，不料被凶徒捅死，而女子因此获救。那一年，陈潮雄只有38岁。

15年过去了。害怕忆起往事伤痛，陈光桂家中一张儿子的照片都没有留。

陈光桂患有糖尿病和腰椎间盘突出，每天要吃药，经常要打胰岛素；他的老伴有尿毒症，每周要做2次肾透析。因他们参加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不报销门诊费用，二老每个月要花上近4000元医药费。

老人家没有收入来源，他们的生活全靠在工地打工的小儿子负担。“他每月大概有1万元收入，但还有4个孩子在念书，开销很大。”陈光桂垂下了眼帘。

陈潮雄牺牲后，被广州市评为见义勇为人员。对于年迈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份慰藉。

肩负着抚恤、慰问伤亡人员直系亲属职责的见义勇为基金会，每年过年过节都会给予陈光桂夫妇1万元的慰问金。2019年，见义勇为基金会因走访得知陈家日渐贫困，又为他们送上了4万元特困资助金。今年这次探访，他们再次将3万元送到了陈光桂手中。

基金会一行慰问陈光桂夫妇。

经济赔偿能补贴生活开支，但遗属们受到的心理伤害，却难以估量。

有人十几年仍无法摆脱悲痛

丈夫刘宏光牺牲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伍娟芳的床底下一直放着一瓶农药。

“无数次想自杀，想着实在想不开的时候就喝。每个月起码有20个晚上，做梦会梦到他，我根本干不了活，整天就是昏昏沉沉的。”她说。

2007年1月24日，刘宏光入住广州市荔湾区的一间旅店，得知有人入店抢劫，便冲出房间去帮忙抓抢劫犯。在街上，他抓到了一名劫匪，却被歹徒的同伙用铁棍猛击头部，致当场昏迷。送去医院时，他被诊断为植物人。次年10月，刘宏光去世。

刘宏光见义勇为的新闻截图。

从那时起，伍娟芳便天天以泪洗面。“眼睛都哭坏了，现在看远点的东西都看不清。”伍娟芳说。

新生命的降临，治愈了她部分的伤痛。2019年7月18日，基金会黄庆等人来到广西北流市探望伍娟芳，她的眼里已经有了光芒。现在她住在小女儿家中，有外孙陪伴，注意力能分散不少。

她说，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同志从广州跑这么远来看她，很高兴，“广东省、广州市都把他评为了见义勇为人员，每年都给我发慰问金，我没有什么其他要求。”

唐国华捧着家庭成员合照。

这次走访辗转全国6个省份，持续了7个月。

当见义勇为基金会一行在来到揭西县灰寨镇时，唐国华正抱着牺牲儿子温文武的照片在村口等待。见到我们，她露出了淳朴又带着些许歉意的笑容：“真的太麻烦你们了，辛苦了。”走访的两个小时里，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唐国华至今仍清楚记得，2014年春节前夕，见义勇为基金会来慰问时，给她带来的油和米：“非常温暖，感觉还被惦记着。”

2011年儿子因与歹徒搏斗牺牲后，去年，唐国华的丈夫也因胃病去世了。2017年，她又被揭西县中医院确诊为肝癌，花了8万元治疗。这其中的一部分，是邻居张霞（化名）借给她的。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见义勇为基金会便送来了4万元特困资助金。还完债，唐国华觉得自己心内的重担，终于又卸下了一些。

唐国华把钱还给邻居张霞（化名）。

儿子的牺牲，她很心痛，但并不意外他有这样的举动。从小到大，唐国华便教育他要多帮助他人。“乡里乡亲都很喜欢温文武，懂事、热心。我也经常做助人为乐的事情，村里修路修寺庙，我没有钱，就会捐点米。”

能如常聊起儿子的事情，在黄庆看来，唐国华算恢复得较好了。有的遗属，最终没能迈过心里那道坎。

比如，湖南籍人士万祖红，2007年在番禺区因见义勇为牺牲。他的父亲知悉此事，4个小时后便突发心脏病去世，母亲也因精神失常，于2013年上吊自尽。

根据见义勇为基金会的统计，广州92位见义勇为伤亡者中，男性90人，女性2人，大多数是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地的来穗务工者，家境贫寒者居多，职业多为辅警、保安员，还有工人，他们往往性格淳朴。

他们的骤然离世、重伤致残往往会使家庭遭遇重创。

见义勇为是向善、是美德，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义。但对于遗属们来说，亲人因此而伤亡，代价又是沉重的。

“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

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对于见义勇为者，人人都会道一句：好样的！而好人，也理应要有“好报”。

因此，自1998年起，广东便开始了对见义勇为人员保障制度的探索。

彼时，《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规定》发布，明确指出要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嘉奖与慰问。

2013年，《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因见义勇为而牺牲的人员可获得100万元的抚恤奖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颁发80万元；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为60万元；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能获40万元。

省条例出台后，广州市于2015年颁布了《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奖励金额与省级规定基本相同，但又有一定增量，如构成重伤者，也能获20万—40万元不等的补助。

对于牺牲人员，黄庆补充道：“2015年起，如果一个人在广州牺牲了，被评上了市里的见义勇为人员，那么他能获得100万元的保障，继续被评上了省级的话，又能再有100万元，加上见义勇为基金会这边的10万元抚恤金，总共有210万元。”

而2020年最新版的《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还进一步规定了因见义勇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者，应从区级人民政府见义勇为专项经费中，逐月发给其不低于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标准的基本生活费。同时，因见义勇为误工也可以被视同出勤。

可见，保障力度再次加大。

广州印发最新版的《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

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成立，则给予了见义勇为人士们更多的温暖。

自1990年成立以来，见义勇为基金会便借助社会力量筹募资金，用于对广州市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慰问、宣传和表彰。对于伤亡人员的直系亲属，见义勇为基金会会一次性给予其1万—10万元不等的抚恤金；每年春节前，还会为他们送上1万元的慰问金。

2019年4月5日，在广州市委政法委的部署下，见义勇为基金会再度开启了对每家每户的深度探访慰问，以了解牺牲人员亲属们的诉求，送去更人性化的帮扶。

走访中，黄庆发现，有些家庭家徒四壁，连煤气都用不起。“所以我们新成立了‘特困资助金’项目，给予这些家庭长期的资助，直至他们能够解决困难，在生活上好转。2019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资助了45户，共给予金额82万元。”

从今年起，见义勇为基金会还建立起了每季度与见义勇为人员家庭联系一次的工作制度，只要他们有困难，都会及时伸出援手。

4月3日，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慰问见义勇为牺牲者家属姚翠容（右1）。

不仅广州，当前全国不少省市都已出台见义勇为专项法规条例，备受关注的民法典，也保障“救人免责”——见义勇为者在助人过程中导致自己受伤的，受益人可给予其适当补偿；导致受助人有所损害的，该名见义勇为人员则不用承担民事责任。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好人网创始人谈方认为，中国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正在逐步完善，释放出鼓励人们见义勇为的明确信号。

如在北京市的有关条例中，见义勇为人员可以享受医疗、就业、教育等多项优待，京籍、非京籍见义勇为人员都适用统一的奖励标准。在6月5日举办的第二届北京市见义勇为宣传月活动中，一市民便因见义勇为获得积分落户加20分的奖励，并成功获得落户资格。

但在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理事廖建勋看来，广州、北京的这些举措都属于地方性法规，“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出台关于见义勇为的专门立法，如果能在更高层面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利，将能更好地弘扬助人精神。 ”

作为公益领域的资深专家，谈方则提倡见义勇为的保障模式应由政府主导、政府主体、政府主力，社会和民间补充——

见义勇为是以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受国家保护的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为目的，是与违反国家法律的犯罪作斗争或者参与国家的抢险救灾的行为，是国家倡导的公民道德中最具危险性的行为，“我认为，国家是见义勇为的主要受益者，应负起责任，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

此外，黄庆在走访过程中还发现，遗属精神失常问题时有发生，“有的长达10多年仍然无法摆脱悲痛。”因此，他建议在法规明确物质保障的同时，还应建立起一套对见义勇为人员遗属的心理辅导机制——

由政府部门牵头组织，心理干预辅导、诊疗机构与基金会一同合作，对见义勇为人员亲属进行全面评估摸查，进而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治疗。

见义勇伤亡数字明显下降

《广州市见义勇为优抚对象走访调查报告》显示，近10年来，广州市因见义勇为造成的伤亡数字明显下降。

30年间伤亡的92人中，1990年—1999年有26人，2000年—2009年有40人，2010年—2019年有26人。其中，2015年之后仅有7人牺牲，2019年的牺牲数为0。

牺牲人数下降的同时，见义勇为行为却在广州不断上升。近日，徒手“托举”掉出防盗网孩童的快递小哥李佳峻、在广州火车站跪地救人的女护士等人的事迹，便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托举哥”李佳峻救人视频截图。

2019年10月9日下午，东方航空员工萧涛（化名）乘坐广州地铁3号线转2号线出门办事，在换乘等车时，他发现一同候车的一名男子在偷拍女乘客裙底。怕直接“擒色狼”引起地铁骚乱，萧涛迅速编辑好了一条手机信息，隔着车厢外玻璃门向司机陈佳洪“求助”。

陈佳洪瞬间明白了萧涛的意思，朝他点了点头——而后，在站务员陈鸿斌的协助配合下，民警和辅警迅速赶来现场，成功将该名企图逃跑的偷拍男子制服。

“如果萧涛和陈佳洪没有选择报警而是直接上手去‘擒’，万一对方心生歹意，或许会引起争斗和损伤。”马国俊说道。

可以说，寻求他人力量共同实施救助，已成为市民见义智为的一个重要体现。

6月21日，重庆有一名小学生落水，另外7名同学跳水相救，令人心痛的是，他们全部溺亡。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呼吁，儿童如果发现同伴或者其他人溺水，应及时呼叫援助，如果情况允许，可以从岸上找一些可能有助漂浮的物品抛掷给溺水者，但一定不要自行下水救助。

“自己跳进水里救人这种，真的非常危险！尤其像小朋友、老人这类群体，首先要考虑的是能否先寻求他人力量帮助。”廖建勋说，在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见义勇为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仍建议大家在救人前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火遍网络的“托举哥”李佳峻便称，自己常年有健身习惯，攀上楼救孩子前他快速评估了自己的身体：“我相信我能撑得住。”

“要充分利用周边环境、人群和其它现成的救助设施和手段，更安全、更专业、更高效地救人就灾，市民们也应增强见义勇为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不打无准备之仗，不做自己不能做、甚至是造成更大危险和牺牲的行动。救人后要尽可能保护现场、保留人证物证，以便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谈方建议。

政府力量引导着见义智为

法治精神与时代精神往往相呼应。

，2020版的《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已在行文里去掉了“不顾个人安危”“作出突出贡献”的要求。

该修订建议，由广东商学院法学院教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张晋红提出。张晋红认为，条例中提出的“实施抢险等行为”已经能够体现见义勇为的内核，“不顾个人安危”这类表述仅是能体现出“勇”的程度差异，但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见义勇为”行为。

法规语言调整的背后，是“见义勇为”精神内核在变化——“勇”的程度不再是“为”的标准，见义“勇”为也要顾及个人安危。切实发生的案例也说明“见义勇为”之风，正悄然在向着“见义智为”转变。

当前，政府力量也引导着见义智为。

自2019年起，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便开始收集日常出现并且社会影响较大的助人事迹，每月公开进行1—2次的表彰活动，并邀请媒体进行传播报道。记者注意到，2019年见义勇为基金会慰问奖励的163人中，过半人员都属于见义智为。

正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马国俊所呼吁的：“公开表彰，是希望这些善良的人们能够被社会看到，也希望媒体可以把这些勇者、智举多多传播出去，倡导大家在救人的时候也保护好自身安全。”

“我希望能设立一个见义智为奖，奖励这些机智、勇敢、好样的公民，并侧重对这块进行宣传。”杨勤认为，在提倡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不断现代化的当今，我们要追求个人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既能救别人，也能保护自己。

来源丨南方+

编辑丨小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