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日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文｜鲍君恩 南戈
“今天买东西的时候，阿姨多找了我两毛钱，当我低下头看到了胸前飘荡的红领巾时，我又把钱退了回去，之后低头看看，发觉红领巾更鲜艳了……”
生于 1970-80 年代的中国人，多半会在小学生时代的日记本中留下这样的文字。学生日记=好人好事，是不少语文教师至今仍在坚持的教学信条。雷锋每次做完好事被问及姓名时，以“我是解放军”作答，而整整一代中国人在日记里把老太太扶过马路后，都会回答“我是红领巾”。
据《1966-1976 中国百姓生活实录》，文革期间中国人对日记的认识就是“雷锋日记”，初三到高二的学生有 70%记日记，知青一代的日记基本都是模仿雷锋。
雷锋更影响了其他英雄，后来的张海迪、赖宁、孔繁森等著名典型，都留下厚厚的日记本供后来者学习，时至今日，“乡村女教师日记”、“消防战士日记”、“基层干部日记”仍让主旋律媒体乐此不疲。
▍北京雷锋小学每周都会诞生一篇“雷锋日记”，据称已坚持了 40 多年
树榜样、推典型，是来自苏联的宣传法宝，苏联人的成功经验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例如堵枪眼的黄继光最早就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但是，英模人物喜欢写日记这件事，却不是苏联人传过来的经验。
前苏联树立过多种类型的著名典型，如告发父亲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第一个堵抢眼的马特洛索夫，劳动模范斯达汉诺夫、英勇牺牲的女英雄卓娅等，但这些人没有一个留下写满记录其政治成长历程的日记。
▍卓娅虽有日记，但多为读书学习笔记，与中国的英模日记完全不同
苏联宣传英模的主要手段是新闻宣传报道、小说、叙事诗等传统体裁。英模不写日记，自然苏联少年儿童也不会在日记里挖空心思做好事，它或许会导致苏联少年儿童做了好事后，不能及时让老师知道。
为什么中国英雄喜欢写日记？
日记标准看雷锋
中国的英模人物并非个个都写日记。中共早期的英模典型，很少留下日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军队英雄均无日记传世。完整出版日记的只有 1954 年牺牲的抗洪英雄严中良，虽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作序，但影响不大，严也没有成为全国熟知的英雄人物。
不过，日记作为舆论宣传中常常用到的手段，其实从 1949 年就开始了，1950 年代的《人民日报》经常会刊载各类日记。只是这些日记作者多非英模人物，也很少带有作者个人思想观念改造的色彩。
此阶段的日记，要么像《沙漠考察队员日记》、《亚非会议日记》，只是一种通讯文体，要么就像《书记员的烦恼》、《公社党委书记日记》、《明明日记》一样，主要用于反映行业问题、工作作风和教育方式。
即便是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致也只是像电影《护士日记》那样，以讲述新社会平凡人的新人、新事的方式展开，与那种时时处处自我教育的日记相去甚远。
一切始自雷锋的横空出世。
雷锋最初成名，靠的并不是做好事，而是学习毛主席著作。
——1959 年庐山会议后，林副统帅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1960 年 12 月，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到全军。
▍《雷锋日记》：“……敬爱的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天天想，月月盼，总想见到您。您老人家的像（相）片我每天要看好几次，您老慈祥的面孔，我在梦中经常见到……”
刚刚入伍的雷锋因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暂露头角，但在众多学习毛著的先进个人中，雷锋的表现并不突出。同在沈阳军区的积极分子廖初江，才是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一人”。廖不但通读了毛选，部分章节还能倒背如流，他读了 150 多本与毛思想相关的书籍，写下心得笔记 53 万多字，还在 20 多种报刊选发表学习体会 40 多篇。
与廖初江相比，雷锋打着电筒读毛选的事迹显然还有相当差距，所以，雷锋当时只能在宣传干部的陪同下，登门拜访湖南老乡廖初江交流经验。当时，两人开始都用日记记录学毛心得，雷锋在日记中以粉丝的心情记录了这次见面：“他（廖初江）给我签了字，同时，张助理员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此时廖初江在毛著研究的圈内地位极高，雷锋也需向其讨教
不过，当时学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仅限于解放军。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后，伟大领袖的声望大受影响，非正式退居二线，这一年，毛甚至罕见地没有一次题词（见大象往期文章《字在人在——题词的政治学》）。
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不幸因公牺牲，这一意外对全民学毛选运动的贡献不可估量——光靠学领袖著作而无突出事迹，树为英模难以令人信服，当然也不利于推广学习毛著，而因公牺牲成为英模，自然在全国学英模时可借势推广学毛选热潮。
1963 年 2 月，毛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同时要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等一并题词，雷锋日记这时被及时挖掘，借助官方大力宣传学雷锋，学毛选运动开始走出军营。
文革爆发，迎来全民学毛选的热潮。如何学习主席的思想，林副统帅早已给出方法：“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光背语录不行，关键是怎样用主席的思想指导自己的一举一动，每天对照最高指示自我审查。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雷锋日记是现成的榜样，它为广大中国人民提供了一套从内容到文本的标准格式。
▍同时期还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在牺牲后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与赞扬，《王杰日记》被印成字帖大量发行
雷锋式日记，与延安时期形成的检讨文化同属思想改造利器，效果甚至更好——检讨多为一次性，即便是无数次返工才过关，也无法像日记一样让你日日自我对照检查。
苏联时代缺少自我剖析灵魂的政治文化，没有发展出这种用检讨，日记改造人心的政治艺术，苏联无论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不太善于写检讨，英雄们也懒得写日记。
这或许与斯大林率真、直接的性格有关，他很难对检讨、日记这种繁琐的人心改造艺术感兴趣，斯大林是个注重效率的人，不老实或不听话的人，无论政治局委员还是老百姓，直接肉体消灭或扔进古拉格。
▍古拉格日常
但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差别。苏联与西方一样，灵魂的剖白和忏悔只在面对神父的特定场合，从不公开，并且说出来就完，不需要当众表态、表决心。至于日记，始终被看作个人私密。
苏德战争时期，为防止泄密，苏联参战官兵一度禁止写日记，而解放军的日记一开始就与隐私绝缘——日记是部队识字教育的手段之一，红军时期就有七人共用一个日记本的动人故事，到了八路军时期，已形成了营长检查连排长日记、团长检查营长日记的制度。
精神源头曾国藩
自我检讨、剖析灵魂的日记，其实并非中共发明，晚清时已是知识阶层的共同习惯。
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典型，他在日记中天天对照义理自我检讨，任何一个小念头都会严厉自责——对同僚的小妾言语有些轻薄，会谴责自己“真禽兽也”；梦见别人发财“甚觉艳羡”，醒来便痛骂“何以卑鄙若此”。
▍清末理学名臣
中国早在西汉就有写日记的记录，宋、元、明三朝也有大量日记流传，但内容大都是读书笔记、游记，曾国藩式的对个人生活细节的检讨，道光朝之前极少，之后却极为流行。著名的晚清四大日记，均带有自我检讨意味。
检讨日记是程朱理学复兴的产物。清朝虽把理学树为官方意识形态，但自康熙兴文字狱，知识阶层却因不敢谈论时事，只能转向偏重考据训诂、政治风险较小的汉学，形成了乾嘉学派。只在湖南、河南、汉中、安徽等少数地方，程朱理学才有市场。
清朝晚期的社会动荡为理学带来转机——内有太平天国、捻军，外有列强压力，从儒家正统的“德治教化”观点出发，很容易把这一危机归结于社会道德沦丧，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由此被重用。
▍描绘清军与太平天国军大战的剿灭粤匪图
理学家原本都有迂腐、空谈的坏名声，但弹压太平天国崛起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均出自湖南，理学背景深厚，一举扭转了朝廷对理学家的偏见。尤其曾国藩因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
理学家强调“内省”、“修身”，对曾国藩影响极大的理学名臣倭仁，每日一言一行，坐作饮食，皆有札记，心中的欲望，行为上的不检点，全都记入日记。执掌翰林院后，倭仁不但要求所有翰林必须记日记，还要定时聚会、交流日记，直接影响了士林风气。
咸同时代理学昌盛，日记修身法也成为中国南方各书院普遍的教学手段。如执掌龙门书院的理学大家刘熙载，就各准备行事日记、读书日记各一册，要求弟子每日记载，并亲自批阅。
▍左为读书日记，右为行事日记。行事日记又分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个时段记录
清朝覆亡后，理学与检讨式日记并未消亡，它依然深刻地影响了民国时代的知识阶层，尤其是国、共两党各取所需地继承了其精神衣钵。
国共两党领袖蒋、毛都崇拜曾国藩，前者效法得更加彻底，从 28 岁至临终一直坚持日记，对自己好色易怒等毛病从不避讳。论日记的坦诚，蒋介石或许还要超过曾国藩，曾国藩在日记中偶尔称赞自己，蒋介石则只给自己记过。
蒋介石模仿理学家的修身之道，会在日记中详细记录动“邪念”的次数，嫖妓后还会在日记中悲愤呼号：“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 当时在日记中为自己堕落呼号的名人很多，喝了洋墨水的胡适也是其中之一。
蒋介石自律之严，甚至连茶叶都戒，常年只喝白开水。其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把中国社会问题归结于民德低下，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口号，败走台湾后，又在 1967 年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提倡“修明伦理，发扬道德应从辅导国民的生活做起”，怎么看都是理学家的社会实验。
▍蒋介石自律极严，不喝酒，不抽烟，甚至连茶都不喝，开会时别人桌上都是茶杯，唯独他用玻璃杯
当然，理学家的日记记的虽是私心杂念，却并无隐私性质，如曾国藩就经常把日记给朋友传阅，朋友还会加上批语。蒋介石则是与儿子互看日记，互相监督。
但是，理学家们并不是什么都往日记里写。曾国藩与同僚之间的机谋权斗，手下人劝其上位谋反，这类事情在其日记中无任何记录。蒋介石也明确表示，“有些事是不能记的”，例如 1927 年的“四一二事变”，日记中就没有留下一个字。
与理学造就的检讨式日记相比，西方的个人日记从未上升成为自我修炼的工具，始终带有强烈的隐私性质，著名作家、政治家的日记大都在其死后才被发现、出版，生前绝不示人，更不会互相传阅。
领导干部也要写日记
早期中共领袖其实亦多为深受理学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何在革命后却普遍没有养成用日记修身的习惯？
最直接的答案就是，不需要。
与当时所有政党都不同，中共是一个由信奉马列主义、愿意为之献身的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共同体，它有一套极为严格组织纪律——列宁缔造的组织纪律系统，形成于严酷的战时，对个人的要求和约束力，有时甚至比军队还要严格。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组织纪律非常羡慕，他曾在黄埔军校训话中夸赞布尔什维克：“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组织又严密，他的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丝毫不能自由。”
另外，中共长期实行军事化的公有制，一切生活用度皆由组织分配，党员无论地位高低，几乎没有私人财产，尤其是物资极为匮乏的时代。大家的日常生活无限趋近标准和一致。
严格的组织纪律加上军事化的公有制，极大地压缩了共同体成员在私人生活上还有其他选择的可能，它会自动形成一种强制性的清教徒文化，这使得曾国藩们修身、内省的自律功夫显得迂腐而可笑。
▍1942 年以后，中共供给制真正制度化，如陕甘宁边区发布了每人每月菜金实物定量标准。（来源：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
不过，中共领导人虽无用日记修身的习惯，其意识形态也一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树一帜的检讨文化和英模日记，明显带有理学痕迹。
建立在高度强制性纪律上的清教徒文化，推向全社会时试图要求普通人也像共产主义战士一样生活、战斗，但又不能用党和军队的纪律来严格约束惩罚，只能让全民都像曾国藩一样，时时反省、自我检讨，向国家树立的标准看齐。
于是，自雷锋之后，当中国社会需要提倡什么，就会适时出现什么样英雄，并且这个英雄一定是喜欢写日记的。
雷锋是最好的英雄。
学毛著时，雷锋是榜样，阶级斗争时，雷锋是榜样，不讲阶级斗争讲乐于助人时，雷锋是榜样，提倡节俭时，雷锋有打了补丁的袜子，年轻人也要穿着时尚时，雷锋有皮夹克，年轻人可以适当超前消费时，雷锋还有块瑞士产的英纳格手表——除了面目模糊缺乏个性，套用今天流行的 IP（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财产），雷锋是拥有无穷生命力的超级大 IP。
▍微电影《雷锋侠》讲述了一名清洁工在雷锋精神感召下，打扮成一个着旧军装、戴墨镜、披红斗篷形象的超级英雄
雷锋精神的与时俱进，背后是中国社会悄然的巨大变化：中国从极端贫困的计划体制国家，变成一个中等水平的半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高官还是普通百姓，个人生活方式都有了极大的可选择性空间。
官方媒体报道中，今天还写雷锋式日记的英模人物已经很少见到，而且新时代的雷锋虽然转战微博，日记的读者不再是指导员而是网民，但数千万的粉丝往往只能收到个位数的评论。
▍“雷锋传人”郭明义的微博
体制松绑，使得成为好官或好百姓，越来越多只能依赖个人道德自觉，于是，有了“精神文明建设”、“八荣八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说它们是西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不如说是理学传统的遗产。
在雷锋日记逐渐隐退时，展现修身、内省的自律功夫的日记在官方媒体中悄然多了起来，作者当然是领导干部，效法对象也是曾国藩而不是雷锋，从讨论文章看，曾国藩已成为党政官员自我道德约束的典范。倭仁当年在翰林院倡导写自省日记的经验正在重新发扬光大——部分地区开始尝试建立将官员的工作日记纳入考评的制度。
《人民日报》2015 年 11 月 26 日刊载了题为《严以修身，可从日志始》的评论文章，对这种制度化的“吾日三省吾身”大加赞赏，并特别强调学习曾国藩自我修炼的功夫，但没提到雷锋。
现在，开始轮到领导干部写日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