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岭之南 岭南思想家 梁启超（2）

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我来继续介绍岭南思想家——梁启超。

梁启超

1915年8月，杨度等遵从袁氏旨意，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梁启超大为失望，曾写信袁氏，劝他悬崖勒马，又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强烈地反对更变国体.随即南下上海，筹划武装起事，与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抵制袁氏称帝。1916年6月，袁世凯羞愤病死。梁启超在段祺瑞政府中出任财政总长，后又参与冯国璋、段祺瑞的讨伐张勋复辟之役。1917年11月，梁氏辞去财政总长职务。自此退出政坛，专意著述。

袁世凯银元

1918年春、夏间.专治碑刻之学，并撰写通史10余万言，积劳成疾.12月，同蒋方震、丁文江、张君肋等启程赴欧洲.游历了英、法、比、荷、瑞、愈、德等国，写成《欧游心影录》。1920年3月自欧洲归国.决心要“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致伯强亮济等诸兄书》)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以后几年间，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教.并在各地巡回讲演，到过济南、南京、武昌、长沙等地.在这期间著作甚丰，写成了《清代学术概论》及《墨经校释》、《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1925年9月，正式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写成《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学哲学》等著述。1929年1月19日，因肾病卒于北平协和医院。

到这里就介绍完毕梁启超先生的思想与生平。接下去的文章，我就来为大家介绍梁启超先生的散文。

梁启超在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等文学创作上都曾作过尝试，而以散文的成就为最高，尤其是他所创制的“新文体”，更开一代散文的风气，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

梁启超书斋

梁启超少年时受过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曾诵习过桐城派的古文，他自言，“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清代学术概论》)。可见他是接受过传统作文技法训练的，但在《饮冰室文集》中，这类“矜炼”的古文没有留下来，只能在某些短文和文章个别段落中见到一些端倪。梁氏认为，自己的文章应该是“觉世之文”，求其“辞达”、“条理细备”、“词笔锐达”，而“不必求工”。

这类文章可以《变法通议》为代表，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步趋康有为，并没有自己的特色，如其中的《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就像是康有为上清帝诸书的翻版，甚至有些词句与康氏完全一样.康有为说《春秋》“讥世卿”，梁启超也跟着说“讥世卿”;康有为说“三世之义”，梁启超也跟着说“三世之义”，直到去国流亡之时，梁启超才想到要搞“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

康有为

1902年《新民丛报》在日本出版，梁氏主笔政论，这时他才致力于“新文体”的创造。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理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孤。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这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概括。梁启超是带着感情去写作的。作为一位热诚的爱国者，他“惋愤时局”，大声疾呼，故能强烈地撼动读者。梁启超才气横溢，下笔不能自休，文章动辄万言，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让中下层读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接受，所以他为文力避典雅古奥，追求平易畅达。

他的“新文体”在当时的确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功自不可没。可惜的是，梁启超缺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深厚的传统学养，思想也庞杂多变，所以他的“新文体”政论便不免显得幼稚或偏颇，反对桐城文派的空疏，自己却不自觉地流于浅薄;反对八股文的呆板格局，自己却不自觉地流于撒漫杂乱。除了个别篇章外，梁氏这类文章的艺术格调是不高的。他应时之作。往往“只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失去了水恒的美学价值，就只能是一堆历史文献了。

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他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