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纳根 我写作的野心 是理解善恶 记忆与爱

理查德·弗兰纳根（Richard Flanagan，1961-），澳大利亚作家、记者、制片人。小说代表作有《河流领路人之死》《一个巴掌能拍响》《古尔德的钓鱼书》等。其中《一个巴掌能拍响》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入围第48届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2014年，他凭借《深入北方的小路》摘得布克奖。

《深入北方的小路》作者：理查德·弗兰纳根 译者：金莉 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在泰、缅交界的他念他翁山脉与比劳山脉的原始森林里，泰缅铁路沿山势蜿蜒而卧。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之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遭遇重创，为运送作战物资，日军胁迫6万多名盟军战俘和约30万名东南亚劳工，在一年多时间内修建了这条铁路。在高温高热的热带雨林中，悬崖峭壁之上，战俘与劳工仅靠锤子等简易工具开凿。疾病、饥饿、过度疲劳、奴役、虐待、体罚、屈辱，1.6万战俘和9万劳工在此殒命。全线415公里的路，平均每修筑1公里，就有约600人丧命，因此这条铁路也被称作“死亡铁路”。

理查德·弗兰纳根的父亲阿奇·弗兰纳根，一名普通澳大利亚士兵，二战期间在爪哇岛被日军俘获，后作为盟军战俘被运往泰缅，参与修建死亡铁路。他从这场劫难中侥幸活了下来。

差不多70年后，他的儿子凭借长篇《深入北方的小路》(以下简称《深入》）摘得2014年布克奖。小说以死亡铁路为背景，以父亲的经历为原型，双线讲述身为俘虏的澳大利亚医生多里戈·埃文斯，一面竭力营救手下的士兵，一面追忆生命中唯一一次爱情。逃出生死线后，他却再也不会与人分享，不懂如何去爱。

书的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献给第三百三十五号俘虏。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被我父亲的军官搧了三巴掌

战争的邪恶和残暴并不在我俩之间

十二年了，理查德·弗兰纳根还在写。他不想让《深入北方的小路》和市面上有关“死亡铁路”的书一个样。可是，太难了。刚开始，他劝自己“别碰”这个厚重的题材，“可能会毁了它”。随时间推移，他却发觉，父亲太老了，如果不趁他在世写完，就永远完不成了。于是写书的想法“不停膨胀着”：“我不写这本书，就再也写不了别的书了。”为此他试过很多办法，用第一人称讲述，增减人物，尝试更柔和的叙事语言，都不行，烧掉手稿，重新开始，“就连写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句子都难”。

“为什么万物之始总有光？”小说伊始，读者被带入如梦似幻的往事回忆，主人公多里戈·埃文斯的人生就此展开。“快乐的人没有过去，不快乐的人除了过去一无所有。”作为战争幸存者回到澳大利亚的埃文斯得到了英雄般的褒奖，却失去了爱情，他陷入漩涡，爱，战争，人性，“要活下去就必须有一个荒唐的信念，那就是你能活下去，这信念高于一切”。阿奇·弗兰纳根也是这样，为穿过一生中的惨烈绝境、荒诞的记忆之谷，他不在意功名利禄，向往自由胜过权力。弗兰纳根成年后，才意识到，“父亲一生都被这个创伤改写了”。

写作《深入》接近尾声时，理查德·弗兰纳根决定亲自去趟日本。当他站在这片曾给父辈带去苦痛记忆的国土时，却发现日本人“友好、善意、慷慨”，这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悲伤”。东京郊区，一家出租车公司的办公室里，他见到了当年父亲所在战俘营中的韩国守卫，书中“巨蜥”崔胜民的原型。战后，“巨蜥”因战争罪行被判处死刑，后获减刑，并在1956年针对战犯的大赦中被释放。这位93岁的老人透过浑浊的眼睛告诉弗兰纳根，他不记得了。

“请你搧我三个耳光。”弗兰纳根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日军战俘营，搧耳光是战俘受到的日常体罚方式之一。“巨蜥”难以置信地盯了他两秒，然后缓慢起身，扭过上半身，带动肩膀、手肘、手臂，搧在弗兰纳根脸上。一，二，三。“他本人或许真的不记得了，但他的身体记得。”弗兰纳根回忆说，被搧到第三巴掌时，整个房间的物件从墙上倾倒下来，周遭闪着诡异的光，有那么几秒钟，他似乎失去了意识，“好像东京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他望着老人，老人茫然望向他，“我走了那么远的路，只为了亲自体会战争的邪恶，但邪恶和残暴不在那里，不在我俩之间”。

日本之行使弗兰纳根明白：“我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评判任何人，因为我不想让它成为反驳别人的武器，事情发生了，已经在那里了，你必须了解为什么人们会这么做。而如果你指责、做道德批判，就相当于是接续了这种邪恶，将它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是更大的灾难。”

从日本回到澳大利亚之后的一个星期三早上，弗兰纳根写完了全书的最后一行。他将书稿发给出版社，出门，到医院重症加护病房看望父亲。父亲见了他，问：书写得怎么样了？他答：写完了。当天中午，父亲过世。他没能等到这本书拿奖，在43个国家出版，也没能读到日军战俘营其他幸存者读到这本书后，给儿子寄来的信：你说出了基本事实。

要记住，也要警惕仇恨

我见证过丧失记忆的族群陷入慌乱

1961年，理查德·弗兰纳根生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在这座被称为“世界的尽头”的岛上，人们世代在森林里生活，砍树，挖洞，没人写作。弗兰纳根的祖父母不识字，全家唯独父亲“对写下来的文字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三四岁时，小弗兰纳根就想当个作家，只因这在父亲看来是件“了不得的事”。

小说处女作《河流领路人之死》问世前，弗兰纳根做了差不多十年工人，平时在建筑物上做工，夏天替人家的花园浇水种树。上世纪九十年代，远在北半球的中国经济崛起，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丰富，成为中国钢铁制造的主要原材料产地。远离城市的荒地大多矿产富足，报酬不菲，一些塔斯马尼亚人专门乘飞机去打工。写《深入》的过程太过漫长，花光了弗兰纳根所有的钱，虽不情愿，他还是考虑去矿上打工赚钱，好继续写作。好在布克奖的5万英镑奖金救了他，得奖后，媒体问他用5万块做什么，他说：“生活。”

在弗兰纳根生于斯长于斯的塔斯马尼亚岛，坐落着有“澳洲的古拉格”之称的阿瑟港监狱。1830年至1977年间，这里曾关押超过1.2万英国重刑流放犯人，“整座岛都是英国王室的囚牢，英国人把罪犯押送过去，他们一辈子在那里劳作，定居”。世代沿袭，无论是曾经的王室罪犯，还是原住民，以及他们的后代，都能隐约感受到某种与历史有关的“记忆的压迫”，“他们终其一生都试图去了解这创伤究竟是什么”。或许正与此有关，从《河流领路人之死》到《一个巴掌能拍响》再到《深入》，弗兰纳根都在探索关于“记忆”的秘密，“我见证过丧失记忆的族群是如何陷入慌乱的”，他说。

弗兰纳根耗时十二年写《深入》，“野心就是理解善恶、记忆与爱”，然而，“最终一无所获，什么都没弄明白，真的”，他呷一口桌上的咖啡，自嘲般苦笑着。

因为父亲深知被仇恨吞噬的滋味，也明白日后消化、舍弃仇恨的艰难，弗兰纳根反复提醒自己：“警惕仇恨。”他从小说中的细枝末节中一点点剔除道德审判的蛛丝马迹。唯有同情，方能了解；唯有了解，方能同情。他因而爱上日本文学闪耀的哲思和诗意隽永的美，写作方式也受到日本作家注重细节的影响，就连《深入》的每个章节开头都是一行俳句。

不独日本文学，弗兰纳根同样欣赏威廉·福克纳、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跃跃欲试，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尽管他自知同这些标准还有距离，“不过写作本身的意义，是能够为这个世界增添一点与美、与意义有关的事，它不会伤害别人，而对于爱它的人，它会回馈他以歌”。

“岁月为百代之过客，逝去之年亦为旅人也。于舟楫上过生涯，或执马辔而终其一生之人，日日生活皆为行旅。”元禄二年三月下旬，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由松户北上，行程两千四百公里，写下这首《奥之细道》，此为开篇。《奥之细道》，译成英文便是——《深入北方的小路》——回馈给弗兰纳根的歌。